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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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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魏晋士人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上一章我们说过，谈到魏晋南北朝，就不能不提到士族阶级。而谈到士族阶级，就会想起名士。名士这个词用到今天，已经有些揶揄的味道了，比如我们常常把穿着不修边幅与言行不大检点称为名士风度。其实这个词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响当当的，指的是士族阶级中的精英分子。一个人要得到名士这个称号是非常不容易的，光是名气大还不行，要学问、德行、才情都足以令人折服才行。东晋文人袁宏写了一本《名士传》，从魏初到他那个时代一百多年间，才选了十八个人。正始名士三个：夏侯玄、何晏、王弼；竹林名士七个：嵇康、阮籍、向秀、山涛、王戎、刘伶、阮咸；中朝（即西晋）名士八个：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这些都是大名鼎鼎、才华盖世、德足服人的时代精英。这十八个人中，又以竹林七贤最为有名，他们的故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
说起嵇康，我们很容易就想起《广陵散》。《广陵散》又叫《太平引》，“散”和“引”都是琴曲的类别，《广陵散》或《太平引》是一首琴曲的名字。嵇康是被司马氏杀的头，临刑之时从容不迫，从他哥哥嵇喜手里拿过一把琴，弹了一曲《广陵散》，弹完叹一口气说：“袁孝尼（嵇康的外甥）曾经让我教他弹这个曲子，我当时没教他。唉，从此以后没有人会弹这支曲子了！”原话是“《广陵散》于今绝矣”。所以“广陵散绝”就成了一个成语，后世诗文常常用到。今天汉语中还有两个词“绝唱”“绝响”，也是从这个故事中衍生出来的，美得不得了、从此再也听不到或没有能与之媲美的曲子，就叫绝唱、绝响，比如鲁迅就曾经称赞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
因为嵇康说了“广陵散于今绝矣”这句话，许多人就认为《广陵散》真的就此消失了，但是据学者考证，《广陵散》的古曲至今还在。绝的不是《广陵散》，而是嵇康弹奏《广陵散》的特殊技法。今天重点说的不是音乐，而是嵇康这个人。嵇康为什么会被杀？他犯了什么罪？他被杀头时为什么那么从容不迫，视死如归？
嵇康这个人，真正是可以称为名士的典范的。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人才。鲁迅就非常喜欢他，花了很多时间亲手搜集、校对，辑成了一本迄今还是最完备的《嵇康集》。说嵇康无论哪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人才，有什么证据吗？当然有。首先，嵇康是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在魏晋玄学上是王弼和郭象之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其次，嵇康是第一流的文学家，他的诗很好，散文更好，尤其说理散文几乎可以说是千古一人，韩愈、柳宗元都无法与他相比；嵇康又是一流的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琴弹得非常好，还写过一篇专论弹琴的《琴赋》，他的《声无哀乐论》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音乐理论的专文，直到今天还有影响；嵇康也是一流的书法家，书写的“五经”曾经刻在太学的石鼓上，作为当时太学生写字的范本；嵇康还是一流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说他：“身长七尺八寸（那时一尺约等于今天的二十三四厘米，七尺八寸大约等于现在的一米八五左右），风姿特秀。”他的朋友山涛形容他：“嵇叔夜（嵇康字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别传》形容他：“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就是说，他无论在哪里都是鹤立鸡群，一眼便可以看出来。他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听说朝廷要杀他，当时三千太学生上书朝廷，请求赦免他，留下来给他们做老师。一个三十九岁的人，居然得到全国知识精英的一致钦仰，这需要什么样的学问和德行？
太学生的请愿最后帮了倒忙，司马氏一看就吓到了—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如果不杀还得了？司马氏的一个爪牙钟会向他进谗言，说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这话说得很明白，嵇康就是司马氏篡夺曹家天下的绊脚石，司马氏要想当皇帝，就要先搬掉这块绊脚石，也就是所谓“清洁王道”（“清洁”在这里是动词，“王道”是宾语）。嵇康为什么会成为司马氏的绊脚石呢？不错，嵇康是娶了一位曹家的公主，做了魏国的官，官名是中散大夫，所以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卫护曹氏政权而反对司马氏篡位的，但这不是根本原因。他的太太其实只是曹家一个旁系的公主，并不显赫，中散大夫也只是一个中级文官，又没有任何兵权，不统率一兵一卒，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当时在曹家做官而倒向司马氏的人多得很，司马氏本身也是曹魏的大臣。许多明白人都知道曹家大势已去，以后必然是司马氏的天下。例如嵇康的好朋友，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就是这样一个明白人。他最终选择投靠司马氏，并且做了司马氏的大官—吏部尚书，就是专管提拔干部的官，有点像今天的组织部长。他替好朋友嵇康考虑，认为没必要为曹家白白送掉一条命，不如识时务些也做司马氏的官好了，于是向司马氏推荐嵇康来代替自己。不料嵇康不仅不领情，还特别写了一封绝交信，跟山涛划清界限，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巨源”是山涛的字。信中说到他拒绝做官的原因，今天读起来会觉得很滑稽，嵇康列举的九条原因（“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都像是开玩笑。比如他说，自己喜欢睡懒觉，每天早上要到小便快把尿脬胀破了才起床，如何能起早去上班呢？又说，自己很懒，不大洗澡，身上长虱子，老是要抓，因此不能穿官服，如此等等。这算什么理由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都是乱扯淡的话，真正的原因说穿了就是一句：老子就是不跟你司马氏合作！
嵇康为什么这么讨厌司马氏呢？
说起来，司马氏也是一个一流的门阀士族，在汉初大将司马卬之后，数百年来簪缨相继，标榜儒术，但是司马懿父子在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虚伪、残忍、不仁不义，是完全违背儒家教导的。可以说晋朝的政权完全是在谎言和杀人中建立起来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个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先后发动三次大屠杀（249年，司马懿诛曹爽、何晏共八族；254年，司马师杀夏侯玄、李丰共三族；262年，司马昭杀嵇康、吕安等人），杀灭了十几个大士族，只因为这些士族是自己的政敌，对自己篡位不利。许多士族被司马氏的血腥恐怖手段吓倒，不是顺服司马氏就是不敢作声。但是硬骨头总是有的，嵇康就是一个。嵇康痛恨司马氏的残忍，尤其痛恨司马氏的虚伪，痛恨他“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儒家的旗号，却干着与儒家宗旨相反的不仁不义的勾当。他愤激不已，便打出道家的旗帜来与司马氏对着干，并且写下一系列矛头直指司马氏的文章，如《释私论》《管蔡论》。当他的朋友山涛想推他出来做官的时候，他不仅不领情，反而以公开信的方式与山涛绝交。表面是与山涛绝交，本质是与司马氏决裂，《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就是一篇不合作主义的宣言。
这样一来，嵇康就成了司马氏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用什么罪名来杀掉嵇康呢？这是很为难的。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是曹家的，没办法把不忠的罪名加在嵇康的头上。这时刚好发生一件事，嵇康有一个好朋友叫吕安，吕安有一个哥哥叫吕巽，吕安跟嵇康一样讨厌司马氏，但吕巽却选择了倒向司马氏，做司马氏的爪牙。吕安的老婆很漂亮，吕巽是个好色之徒，奸污了弟媳。吕安当然很愤怒，嵇康为了吕家的名声，劝吕氏兄弟相互隐忍。吕安答应了，吕巽表面上也答应了，不料这家伙恶人先告状，向司马氏诬告吕安不孝，在家打母亲。司马氏本来就讨厌吕安，便以不孝的罪名将吕安抓了起来。嵇康看见好友被诬陷，又痛恨吕巽不讲信用，便挺身而出为吕安辩解。不料早就怀恨在心的司马氏居然借机把嵇康一起抓了起来，说嵇康为不孝的吕安辩护也是不孝，最后用完全莫须有的“不孝”罪名，把吕安和嵇康两个人都杀害了。
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不好理解，嵇康虽然聪明绝顶，毕竟只是一介书生，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也没有组织反对党，司马氏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如果说嵇康有力量，顶多也就是精神的力量。嵇康也很奇怪，如此聪明的一个人，难道看不出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气候早就形成了吗？为什么偏要螳臂当车呢？为什么就不能学自己的朋友山涛呢？如果他能接受山涛的推荐，司马氏一定会给他个不小的官做的，但嵇康偏不。这正是嵇康令司马氏害怕的精神力量之所在，他的独立意志和高尚人格就体现在这里。他无法扭曲自己的内心，无法屈从别人的意志，宁死也不屈服，绝不让自己的人格蒙羞。后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养生》里说嵇康注意养生，却因为恃才傲物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其实这是完全不理解嵇康。在嵇康看来生命是可贵的，所以要养生，但是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比生命更重要。如果丧失了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养生只是养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就算能够长寿又有什么意义？跟一棵树、一块石头有什么区别呢？刘宋时代的诗人颜延之写了一篇《五君咏》，第二篇就是咏嵇康的，最后两句说：“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这才抓住了嵇康从容就死的本质。“鸾翮”（“鸾”是凤凰之类的神鸟，“翮”是翅膀上的羽茎，这里指翅膀）是美丽的躯壳，“龙性”是高傲的灵魂。他的肉体可以被杀死，而他的精神、意志、人格是不会屈服的，其实这正是儒家的真精神。孔子就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礼记》上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嵇康表面是道家的信徒，其实是儒家思想的真正信奉者。而打着儒家旗号的司马氏倒是真正糟蹋儒家精神的。这一点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早就说过了。他说：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鲁迅说得太好了，嵇康这样的人其实是太相信礼教，是老老实实地视礼教为真理，不懂得变通，不懂得权术，太迂腐，太执着。在一个头脑灵活的人看来，嵇康的“迂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反正是当官，当曹家的官跟当司马家的官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历朝历代总有这样“迂执”的人。明朝出了一个方孝孺，比嵇康还迂执。明成祖朱棣篡了侄儿建文帝的位子，要方孝孺草诏告天下，方孝孺提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投笔于地，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说：“灭你九族！”方孝孺说：“莫说九族，十族又如何！”结果真的被灭十族（第十族是学生、朋友），八百多人被杀。嵇康总算还争个曹家、司马家，你方孝孺争个啥呢？都是朱家人当皇帝，是叔叔当还是侄儿当关你什么事？所以方孝孺的脾气简直比嵇康还要犟。但正是这犟脾气闪耀着人格的光辉，什么叫“威武不能屈”？这就叫“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历代死节之人大抵都有这样的犟脾气。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最终都有一死，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
当然，嵇康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也不是人人都必须做的。在重大的历史事变面前，基于种种原因，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竹林七贤是七个好朋友，都很有才华，经常一起喝酒、清谈，开始时志趣应该都差不多，但后来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阮籍跟嵇康差不多，但没有嵇康那么刚强，对司马氏只敢软拖不敢硬碰。刘伶和阮咸虽然满腹牢骚，但只能喝酒装疯。向秀最后还是选择出来做司马氏的官，至于山涛和王戎，就不仅当了司马氏的官，而且当了大官。很难说谁对谁不对，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也有各人的苦衷，有的人选择体制外的抗争，有的人选择体制内的改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仅仅是为了谋取权位而背叛原来的初衷，放弃独立的意志，甚至贬损自己的人格，恐怕总是不会被后人瞧得起的吧。前面说过的颜延之作《五君咏》，就是咏的竹林七贤中的五个人，而把山涛和王戎从七贤中除名了。颜延之距离七贤的时代才不过一百多年，七贤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都还记得嵇康、阮籍，而山涛和王戎尽管官做得很大，已经不大有人提起了。这就是历史做出的评判，而历史常常是不体谅人的。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魏晋士人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上一章我们说过，谈到魏晋南北朝，就不能不提到士族阶级。而谈到士族阶级，就会想起名士。名士这个词用到今天，已经有些揶揄的味道了，比如我们常常把穿着不修边幅与言行不大检点称为名士风度。其实这个词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响当当的，指的是士族阶级中的精英分子。一个人要得到名士这个称号是非常不容易的，光是名气大还不行，要学问、德行、才情都足以令人折服才行。东晋文人袁宏写了一本《名士传》，从魏初到他那个时代一百多年间，才选了十八个人。正始名士三个：夏侯玄、何晏、王弼；竹林名士七个：嵇康、阮籍、向秀、山涛、王戎、刘伶、阮咸；中朝（即西晋）名士八个：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这些都是大名鼎鼎、才华盖世、德足服人的时代精英。这十八个人中，又以竹林七贤最为有名，他们的故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
说起嵇康，我们很容易就想起《广陵散》。《广陵散》又叫《太平引》，“散”和“引”都是琴曲的类别，《广陵散》或《太平引》是一首琴曲的名字。嵇康是被司马氏杀的头，临刑之时从容不迫，从他哥哥嵇喜手里拿过一把琴，弹了一曲《广陵散》，弹完叹一口气说：“袁孝尼（嵇康的外甥）曾经让我教他弹这个曲子，我当时没教他。唉，从此以后没有人会弹这支曲子了！”原话是“《广陵散》于今绝矣”。所以“广陵散绝”就成了一个成语，后世诗文常常用到。今天汉语中还有两个词“绝唱”“绝响”，也是从这个故事中衍生出来的，美得不得了、从此再也听不到或没有能与之媲美的曲子，就叫绝唱、绝响，比如鲁迅就曾经称赞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
因为嵇康说了“广陵散于今绝矣”这句话，许多人就认为《广陵散》真的就此消失了，但是据学者考证，《广陵散》的古曲至今还在。绝的不是《广陵散》，而是嵇康弹奏《广陵散》的特殊技法。今天重点说的不是音乐，而是嵇康这个人。嵇康为什么会被杀？他犯了什么罪？他被杀头时为什么那么从容不迫，视死如归？
嵇康这个人，真正是可以称为名士的典范的。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人才。鲁迅就非常喜欢他，花了很多时间亲手搜集、校对，辑成了一本迄今还是最完备的《嵇康集》。说嵇康无论哪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人才，有什么证据吗？当然有。首先，嵇康是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在魏晋玄学上是王弼和郭象之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其次，嵇康是第一流的文学家，他的诗很好，散文更好，尤其说理散文几乎可以说是千古一人，韩愈、柳宗元都无法与他相比；嵇康又是一流的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琴弹得非常好，还写过一篇专论弹琴的《琴赋》，他的《声无哀乐论》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音乐理论的专文，直到今天还有影响；嵇康也是一流的书法家，书写的“五经”曾经刻在太学的石鼓上，作为当时太学生写字的范本；嵇康还是一流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说他：“身长七尺八寸（那时一尺约等于今天的二十三四厘米，七尺八寸大约等于现在的一米八五左右），风姿特秀。”他的朋友山涛形容他：“嵇叔夜（嵇康字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别传》形容他：“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就是说，他无论在哪里都是鹤立鸡群，一眼便可以看出来。他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听说朝廷要杀他，当时三千太学生上书朝廷，请求赦免他，留下来给他们做老师。一个三十九岁的人，居然得到全国知识精英的一致钦仰，这需要什么样的学问和德行？
太学生的请愿最后帮了倒忙，司马氏一看就吓到了—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如果不杀还得了？司马氏的一个爪牙钟会向他进谗言，说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这话说得很明白，嵇康就是司马氏篡夺曹家天下的绊脚石，司马氏要想当皇帝，就要先搬掉这块绊脚石，也就是所谓“清洁王道”（“清洁”在这里是动词，“王道”是宾语）。嵇康为什么会成为司马氏的绊脚石呢？不错，嵇康是娶了一位曹家的公主，做了魏国的官，官名是中散大夫，所以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卫护曹氏政权而反对司马氏篡位的，但这不是根本原因。他的太太其实只是曹家一个旁系的公主，并不显赫，中散大夫也只是一个中级文官，又没有任何兵权，不统率一兵一卒，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当时在曹家做官而倒向司马氏的人多得很，司马氏本身也是曹魏的大臣。许多明白人都知道曹家大势已去，以后必然是司马氏的天下。例如嵇康的好朋友，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就是这样一个明白人。他最终选择投靠司马氏，并且做了司马氏的大官—吏部尚书，就是专管提拔干部的官，有点像今天的组织部长。他替好朋友嵇康考虑，认为没必要为曹家白白送掉一条命，不如识时务些也做司马氏的官好了，于是向司马氏推荐嵇康来代替自己。不料嵇康不仅不领情，还特别写了一封绝交信，跟山涛划清界限，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巨源”是山涛的字。信中说到他拒绝做官的原因，今天读起来会觉得很滑稽，嵇康列举的九条原因（“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都像是开玩笑。比如他说，自己喜欢睡懒觉，每天早上要到小便快把尿脬胀破了才起床，如何能起早去上班呢？又说，自己很懒，不大洗澡，身上长虱子，老是要抓，因此不能穿官服，如此等等。这算什么理由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都是乱扯淡的话，真正的原因说穿了就是一句：老子就是不跟你司马氏合作！
嵇康为什么这么讨厌司马氏呢？
说起来，司马氏也是一个一流的门阀士族，在汉初大将司马卬之后，数百年来簪缨相继，标榜儒术，但是司马懿父子在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虚伪、残忍、不仁不义，是完全违背儒家教导的。可以说晋朝的政权完全是在谎言和杀人中建立起来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个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先后发动三次大屠杀（249年，司马懿诛曹爽、何晏共八族；254年，司马师杀夏侯玄、李丰共三族；262年，司马昭杀嵇康、吕安等人），杀灭了十几个大士族，只因为这些士族是自己的政敌，对自己篡位不利。许多士族被司马氏的血腥恐怖手段吓倒，不是顺服司马氏就是不敢作声。但是硬骨头总是有的，嵇康就是一个。嵇康痛恨司马氏的残忍，尤其痛恨司马氏的虚伪，痛恨他“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儒家的旗号，却干着与儒家宗旨相反的不仁不义的勾当。他愤激不已，便打出道家的旗帜来与司马氏对着干，并且写下一系列矛头直指司马氏的文章，如《释私论》《管蔡论》。当他的朋友山涛想推他出来做官的时候，他不仅不领情，反而以公开信的方式与山涛绝交。表面是与山涛绝交，本质是与司马氏决裂，《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就是一篇不合作主义的宣言。
这样一来，嵇康就成了司马氏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用什么罪名来杀掉嵇康呢？这是很为难的。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是曹家的，没办法把不忠的罪名加在嵇康的头上。这时刚好发生一件事，嵇康有一个好朋友叫吕安，吕安有一个哥哥叫吕巽，吕安跟嵇康一样讨厌司马氏，但吕巽却选择了倒向司马氏，做司马氏的爪牙。吕安的老婆很漂亮，吕巽是个好色之徒，奸污了弟媳。吕安当然很愤怒，嵇康为了吕家的名声，劝吕氏兄弟相互隐忍。吕安答应了，吕巽表面上也答应了，不料这家伙恶人先告状，向司马氏诬告吕安不孝，在家打母亲。司马氏本来就讨厌吕安，便以不孝的罪名将吕安抓了起来。嵇康看见好友被诬陷，又痛恨吕巽不讲信用，便挺身而出为吕安辩解。不料早就怀恨在心的司马氏居然借机把嵇康一起抓了起来，说嵇康为不孝的吕安辩护也是不孝，最后用完全莫须有的“不孝”罪名，把吕安和嵇康两个人都杀害了。
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不好理解，嵇康虽然聪明绝顶，毕竟只是一介书生，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也没有组织反对党，司马氏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如果说嵇康有力量，顶多也就是精神的力量。嵇康也很奇怪，如此聪明的一个人，难道看不出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气候早就形成了吗？为什么偏要螳臂当车呢？为什么就不能学自己的朋友山涛呢？如果他能接受山涛的推荐，司马氏一定会给他个不小的官做的，但嵇康偏不。这正是嵇康令司马氏害怕的精神力量之所在，他的独立意志和高尚人格就体现在这里。他无法扭曲自己的内心，无法屈从别人的意志，宁死也不屈服，绝不让自己的人格蒙羞。后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养生》里说嵇康注意养生，却因为恃才傲物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其实这是完全不理解嵇康。在嵇康看来生命是可贵的，所以要养生，但是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比生命更重要。如果丧失了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养生只是养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就算能够长寿又有什么意义？跟一棵树、一块石头有什么区别呢？刘宋时代的诗人颜延之写了一篇《五君咏》，第二篇就是咏嵇康的，最后两句说：“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这才抓住了嵇康从容就死的本质。“鸾翮”（“鸾”是凤凰之类的神鸟，“翮”是翅膀上的羽茎，这里指翅膀）是美丽的躯壳，“龙性”是高傲的灵魂。他的肉体可以被杀死，而他的精神、意志、人格是不会屈服的，其实这正是儒家的真精神。孔子就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礼记》上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嵇康表面是道家的信徒，其实是儒家思想的真正信奉者。而打着儒家旗号的司马氏倒是真正糟蹋儒家精神的。这一点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早就说过了。他说：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鲁迅说得太好了，嵇康这样的人其实是太相信礼教，是老老实实地视礼教为真理，不懂得变通，不懂得权术，太迂腐，太执着。在一个头脑灵活的人看来，嵇康的“迂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反正是当官，当曹家的官跟当司马家的官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历朝历代总有这样“迂执”的人。明朝出了一个方孝孺，比嵇康还迂执。明成祖朱棣篡了侄儿建文帝的位子，要方孝孺草诏告天下，方孝孺提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投笔于地，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说：“灭你九族！”方孝孺说：“莫说九族，十族又如何！”结果真的被灭十族（第十族是学生、朋友），八百多人被杀。嵇康总算还争个曹家、司马家，你方孝孺争个啥呢？都是朱家人当皇帝，是叔叔当还是侄儿当关你什么事？所以方孝孺的脾气简直比嵇康还要犟。但正是这犟脾气闪耀着人格的光辉，什么叫“威武不能屈”？这就叫“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历代死节之人大抵都有这样的犟脾气。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最终都有一死，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
当然，嵇康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也不是人人都必须做的。在重大的历史事变面前，基于种种原因，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竹林七贤是七个好朋友，都很有才华，经常一起喝酒、清谈，开始时志趣应该都差不多，但后来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阮籍跟嵇康差不多，但没有嵇康那么刚强，对司马氏只敢软拖不敢硬碰。刘伶和阮咸虽然满腹牢骚，但只能喝酒装疯。向秀最后还是选择出来做司马氏的官，至于山涛和王戎，就不仅当了司马氏的官，而且当了大官。很难说谁对谁不对，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也有各人的苦衷，有的人选择体制外的抗争，有的人选择体制内的改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仅仅是为了谋取权位而背叛原来的初衷，放弃独立的意志，甚至贬损自己的人格，恐怕总是不会被后人瞧得起的吧。前面说过的颜延之作《五君咏》，就是咏的竹林七贤中的五个人，而把山涛和王戎从七贤中除名了。颜延之距离七贤的时代才不过一百多年，七贤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都还记得嵇康、阮籍，而山涛和王戎尽管官做得很大，已经不大有人提起了。这就是历史做出的评判，而历史常常是不体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