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仇富是中国老百姓对个人尊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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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两条言论：
其一、张艺谋在谈论市场和观众对大片的排斥时，愤愤的说：现在“砸大片”跟仇富一样，只要拍大的，就先挑毛病。
其二、社科院研究生院有位周姓先生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现在如果大力推进民主选举，毫无疑问会将仇富仇官的民粹主义者选上去，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这俩哥们就眼下流行的仇富仇官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诠释，透露出来的言外之意就是大凡仇富仇官者多是没有理智且跟着瞎起哄的，颇有不屑一顾的的神态。张艺谋和周姓先生应该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想必都是从社会底层一步步奋斗起来的成功人士，尤其是张艺谋导演，其电影作品以精美的画面、深沉的思考和宏大的制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特别是其秋菊打官司一片，真实的反映了平民的生活场景，我们一直觉得他就是邻家的那个有了出息的小子，感觉蛮亲切的。但是，他俩在这里引用仇富仇官的口气，一下子就把他们跟普通老百姓之间划了一条深深的界限。
仇富仇官是眼下社会学家和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词汇，这两个词汇乍一听来就好像老百姓们带有嫉妒的心态，不论对错，见官必仇、见富必恨，不乏贬义和不安分的意味。“仇富仇官”这两个词汇由谁最先引用的，一时无法论证，只是用个“仇”字来表述中国老百姓的心态是否恰当，确实值得讨论一番。至少我认为这种用法和表述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是相悖的，是不符合中国老百姓处世哲学的。中国文人一贯提倡“穷者独善其身，达着兼善天下”的信条，这样一个理念，维系着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穷富之间、官民之间的和谐共存，就连普通老百姓也知道“各自且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严格的说，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得以建立，就是基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富有了发达了，我不眼气不嫉恨，我会暗暗的努力，想办法超过你，就像茅盾笔下的老通宝一样，看见别人地里的庄稼长的好，就浑身发热，暗自较劲赶上去。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见贤思齐”的美德，才创造了汉唐以来曾经的世界强国。然而，不晓得从何时开始，中国的“达者”们不仅不能兼善天下，连起自身也不能独善了，于是“穷者”就不能视而不见，开始反攻了。
举个小例子：
我有个熟人，早先是做木匠的，就是背着工具挨家挨户给人打家具的那种，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转了行，开始做槽罐之类的大型储存设备，生意做的蛮大，手下的队伍有千百人之多，年销售收入好几个亿。木匠有了钱就一改从前给人打家具时那种唯唯诺诺的卑恭模样，昂头挺胸还有些张扬，每年要换一部新车，才开始的时候回村里还能保持那种农家子弟的朴素和憨厚，时间久了就忍不住想摆摆谱了，开车进村喇叭按的整天价响，就有人不服气，挡在路中间不给让路，木匠就急了，跳下车质问对方，就争执起来，乡民就围着看热闹，精神上都偏向挡路者那方，挡路者颇有底气，当着众人的面说：“你显摆个？你以为就你有钱啊？老子今天就想灭灭你的面子。”不由分说搬起一块石头，朝木匠车子的挡风玻璃砸去。
就听见“咣当”一声，车玻璃应声而碎。木匠就急了，指着砸烂的玻璃说：“你晓得这块玻璃值多少钱吗？你赔的起吗？”恼羞成怒掏出手机道：“我不跟你说，我报警，该赔多少钱一分都少不了的。”
那位挡路的兄弟就拦住说：“兄弟，稍安勿躁，我劝你也别发毛，也别报警，说个数吧，多少钱？一千我赔你两千，一万我赔你两万。”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还有村里的乡亲们早就看不惯你那个张扬的样子，今天，老子就是想破点财，杀杀你的威风，不要以为就你有钱，这个村里说不定那个比你还有钱呢？。”
木匠在外面闯荡了半辈子，算是阅人无数，晓得自己犯了众怒，再也不敢提赔偿的事情，灰溜溜的走掉了。
咱们中国人，一旦在外面发达了，首先想到的是衣锦还乡外，项羽就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但大家多会遵循“兼善天下”这么一个准则，想办法造福乡里，做些捐资助学、修桥补路、兴建祠堂的善举，尽量保持着没发达以前那时的谦卑。就是这种传统维系着“达者”与乡民之间和谐的关系，因此在中国许多村庄进口处，遗留有下马石和落轿台之类的遗迹，就是为那些在外面发了财做了官的子弟们准备的，以避免张扬炫耀而引起乡人的众怒。前面我们提到的木匠显然就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那种大事张扬的样子，显然是对乡民尊严的蔑视，砸他的汽车就在所难免了。
如今“达者”们显摆炫富是最叫人反感的事情，说是有个叫郭美美的九零后小姑娘，在网络上晒自己如何的有钱，开洋车、背洋包，还打着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旗号，一下子就惹来了全国人民反感，就有人推断肯定滥用了公众的善心捐款，大家就认为公平公正遭到了破坏，便群起而攻之，谩骂者有之、挖苦者有之，最厉害的一句话是台湾的一位李姓作家说的：像郭美美这样的小小年纪如此有钱，不过有两种原因：或是郭美美被有钱的男人睡了；或是郭美美妈妈被有钱的男人睡了。
纵观郭美美事件全过程，公众的情绪是稳定的、理智的，大家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个透明公正公平，不希望自己表达爱心的钱财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给糟蹋掉了，仅此而已。至于说有没有起哄之辈，我想肯定是有的，但是，大的方向公众还是希望弄个明白，不愿意看到社会利益和公正公平遭到破坏。
对富人如此，对官员同样也是这个态度，再举个例子：
某回我去某行政中心办理一张剧毒化学品入库回执，剧毒化学品这玩意是永久记录在案的，所以我格外的小心，办事人员看了看我提供的文件，说缺少一个签字，我就赶紧回去找有关人员签好，第二天又赶了过去，还是昨天那个人，看样子好像在电脑上玩游戏，拿过我的东西看了一眼，顺手就扔了过来，说道：“还差个签字。”就继续他的游戏不再理我。
我看出他的轻慢态度，压住火问：“你昨天为什么不一次说完呢？”
他慢悠悠的抬起眼睛，问：“昨天？什么昨天？今天说不行吗？”
我就加重语气说：“你昨天为什么不一次说完？”
他就懒的理我，不耐烦道：“莫啰嗦啊，赶紧回去签字去。”
我看着那个样子，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就决定教训一下他，抬手啪的拍了面前的台面，骂道：“你扯淡！你是想叫老子跑趟趟咋的？”
他显然被我吓住了，本能的站了起来，指着我说：“你，你，你想干啥子？”
我说：“你混蛋，老子还想揍你，王八蛋。”没等我继续说下去，旁边的几个办事员就冲了上来，不由分说把我给抱住了。
那哥们也怕事情闹大，就坡下驴道：“咋就脾气恁大呢？说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就三下五去二给我办好了。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没得什么了不起的，那哥们可能是那会正玩在兴头上想把我打发走以后在办，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他的推诿和轻慢完全是无视我的存在、是对我尊严的蔑视。每当我跟朋友聊起这件事情，他们除了对我的英雄壮举表示敬意外，多会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大家会议论纷纷，对这些芝麻绿豆的小官吏在民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以致破坏了政府的形象而忧心忡忡，所谓一个老鼠坏一锅汤就是这个道理。前不久陕西一个大型国企的老总家里被盗，自己报案失窃三百万，破案后却有五千万之巨，这事在民间引起不小的震动，民众议论纷纷，认为老百姓辛苦一年才能挣多少？你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咋就那么富有呢？大家所表示出来的义愤就是因为社会的公平公正遭到破坏而感觉无奈。
严格的说，目下能和普通老百姓接触的都是些小官小富们，他们多都是出身贫寒，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位子，就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就想感受当年别人高高在上高人一等欺负过他的那种优越感。记得前些年，浙江有个富豪嫁女，把保姆给陪嫁了过去，一时间舆论大哗。说到底这种富人不过是暴发户而已，想玩点花样吸引别人眼球，却不晓得顾及他人尊严，就召来千夫所指。
其实，老百姓对于富人和做官的表达出来的愤慨，顶多也就是议论而已，用个“仇富仇官”来描述实在不够妥当，一个“仇”字一下子就在穷人和富人、百姓和官员之间挖了一道鸿沟，想必是当初媒体发文时少有斟酌，用了个仇字显得抢眼罢了。实事求是的说，老百姓对官员和富人的某些做派的议论，也是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担忧，他们不希望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就这样断送在这帮人手里，不可避免的是，在表现这种担忧和义愤的同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情绪化的语言，但绝对不是对官员和富人的仇视，民众不过是在维护的个人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公正，用个仇字就把官民、穷富对立了起来，就有些煽动的色彩了，我认为倒不如用个议字来的准确，议官、议富、议国、议政，从文革时代起，中国人就养成了议论时政的习惯，毛泽东说过：“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他是很喜欢老百姓议论国事的。
说到底，中国人善于议论，应该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民族的进步，如果中国人都闷着头不说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这个国家就有问题了，所以千万不要把民众议论国事议论社会现象理解为仇恨，那样将会扼杀人民关心国家的热情的。
2012。1。10
引用两条言论：
其一、张艺谋在谈论市场和观众对大片的排斥时，愤愤的说：现在“砸大片”跟仇富一样，只要拍大的，就先挑毛病。
其二、社科院研究生院有位周姓先生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现在如果大力推进民主选举，毫无疑问会将仇富仇官的民粹主义者选上去，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这俩哥们就眼下流行的仇富仇官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诠释，透露出来的言外之意就是大凡仇富仇官者多是没有理智且跟着瞎起哄的，颇有不屑一顾的的神态。张艺谋和周姓先生应该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想必都是从社会底层一步步奋斗起来的成功人士，尤其是张艺谋导演，其电影作品以精美的画面、深沉的思考和宏大的制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特别是其秋菊打官司一片，真实的反映了平民的生活场景，我们一直觉得他就是邻家的那个有了出息的小子，感觉蛮亲切的。但是，他俩在这里引用仇富仇官的口气，一下子就把他们跟普通老百姓之间划了一条深深的界限。
仇富仇官是眼下社会学家和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词汇，这两个词汇乍一听来就好像老百姓们带有嫉妒的心态，不论对错，见官必仇、见富必恨，不乏贬义和不安分的意味。“仇富仇官”这两个词汇由谁最先引用的，一时无法论证，只是用个“仇”字来表述中国老百姓的心态是否恰当，确实值得讨论一番。至少我认为这种用法和表述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是相悖的，是不符合中国老百姓处世哲学的。中国文人一贯提倡“穷者独善其身，达着兼善天下”的信条，这样一个理念，维系着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穷富之间、官民之间的和谐共存，就连普通老百姓也知道“各自且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严格的说，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得以建立，就是基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富有了发达了，我不眼气不嫉恨，我会暗暗的努力，想办法超过你，就像茅盾笔下的老通宝一样，看见别人地里的庄稼长的好，就浑身发热，暗自较劲赶上去。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见贤思齐”的美德，才创造了汉唐以来曾经的世界强国。然而，不晓得从何时开始，中国的“达者”们不仅不能兼善天下，连起自身也不能独善了，于是“穷者”就不能视而不见，开始反攻了。
举个小例子：
我有个熟人，早先是做木匠的，就是背着工具挨家挨户给人打家具的那种，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转了行，开始做槽罐之类的大型储存设备，生意做的蛮大，手下的队伍有千百人之多，年销售收入好几个亿。木匠有了钱就一改从前给人打家具时那种唯唯诺诺的卑恭模样，昂头挺胸还有些张扬，每年要换一部新车，才开始的时候回村里还能保持那种农家子弟的朴素和憨厚，时间久了就忍不住想摆摆谱了，开车进村喇叭按的整天价响，就有人不服气，挡在路中间不给让路，木匠就急了，跳下车质问对方，就争执起来，乡民就围着看热闹，精神上都偏向挡路者那方，挡路者颇有底气，当着众人的面说：“你显摆个？你以为就你有钱啊？老子今天就想灭灭你的面子。”不由分说搬起一块石头，朝木匠车子的挡风玻璃砸去。
就听见“咣当”一声，车玻璃应声而碎。木匠就急了，指着砸烂的玻璃说：“你晓得这块玻璃值多少钱吗？你赔的起吗？”恼羞成怒掏出手机道：“我不跟你说，我报警，该赔多少钱一分都少不了的。”
那位挡路的兄弟就拦住说：“兄弟，稍安勿躁，我劝你也别发毛，也别报警，说个数吧，多少钱？一千我赔你两千，一万我赔你两万。”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还有村里的乡亲们早就看不惯你那个张扬的样子，今天，老子就是想破点财，杀杀你的威风，不要以为就你有钱，这个村里说不定那个比你还有钱呢？。”
木匠在外面闯荡了半辈子，算是阅人无数，晓得自己犯了众怒，再也不敢提赔偿的事情，灰溜溜的走掉了。
咱们中国人，一旦在外面发达了，首先想到的是衣锦还乡外，项羽就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但大家多会遵循“兼善天下”这么一个准则，想办法造福乡里，做些捐资助学、修桥补路、兴建祠堂的善举，尽量保持着没发达以前那时的谦卑。就是这种传统维系着“达者”与乡民之间和谐的关系，因此在中国许多村庄进口处，遗留有下马石和落轿台之类的遗迹，就是为那些在外面发了财做了官的子弟们准备的，以避免张扬炫耀而引起乡人的众怒。前面我们提到的木匠显然就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那种大事张扬的样子，显然是对乡民尊严的蔑视，砸他的汽车就在所难免了。
如今“达者”们显摆炫富是最叫人反感的事情，说是有个叫郭美美的九零后小姑娘，在网络上晒自己如何的有钱，开洋车、背洋包，还打着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旗号，一下子就惹来了全国人民反感，就有人推断肯定滥用了公众的善心捐款，大家就认为公平公正遭到了破坏，便群起而攻之，谩骂者有之、挖苦者有之，最厉害的一句话是台湾的一位李姓作家说的：像郭美美这样的小小年纪如此有钱，不过有两种原因：或是郭美美被有钱的男人睡了；或是郭美美妈妈被有钱的男人睡了。
纵观郭美美事件全过程，公众的情绪是稳定的、理智的，大家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个透明公正公平，不希望自己表达爱心的钱财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给糟蹋掉了，仅此而已。至于说有没有起哄之辈，我想肯定是有的，但是，大的方向公众还是希望弄个明白，不愿意看到社会利益和公正公平遭到破坏。
对富人如此，对官员同样也是这个态度，再举个例子：
某回我去某行政中心办理一张剧毒化学品入库回执，剧毒化学品这玩意是永久记录在案的，所以我格外的小心，办事人员看了看我提供的文件，说缺少一个签字，我就赶紧回去找有关人员签好，第二天又赶了过去，还是昨天那个人，看样子好像在电脑上玩游戏，拿过我的东西看了一眼，顺手就扔了过来，说道：“还差个签字。”就继续他的游戏不再理我。
我看出他的轻慢态度，压住火问：“你昨天为什么不一次说完呢？”
他慢悠悠的抬起眼睛，问：“昨天？什么昨天？今天说不行吗？”
我就加重语气说：“你昨天为什么不一次说完？”
他就懒的理我，不耐烦道：“莫啰嗦啊，赶紧回去签字去。”
我看着那个样子，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就决定教训一下他，抬手啪的拍了面前的台面，骂道：“你扯淡！你是想叫老子跑趟趟咋的？”
他显然被我吓住了，本能的站了起来，指着我说：“你，你，你想干啥子？”
我说：“你混蛋，老子还想揍你，王八蛋。”没等我继续说下去，旁边的几个办事员就冲了上来，不由分说把我给抱住了。
那哥们也怕事情闹大，就坡下驴道：“咋就脾气恁大呢？说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就三下五去二给我办好了。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没得什么了不起的，那哥们可能是那会正玩在兴头上想把我打发走以后在办，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他的推诿和轻慢完全是无视我的存在、是对我尊严的蔑视。每当我跟朋友聊起这件事情，他们除了对我的英雄壮举表示敬意外，多会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大家会议论纷纷，对这些芝麻绿豆的小官吏在民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以致破坏了政府的形象而忧心忡忡，所谓一个老鼠坏一锅汤就是这个道理。前不久陕西一个大型国企的老总家里被盗，自己报案失窃三百万，破案后却有五千万之巨，这事在民间引起不小的震动，民众议论纷纷，认为老百姓辛苦一年才能挣多少？你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咋就那么富有呢？大家所表示出来的义愤就是因为社会的公平公正遭到破坏而感觉无奈。
严格的说，目下能和普通老百姓接触的都是些小官小富们，他们多都是出身贫寒，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位子，就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就想感受当年别人高高在上高人一等欺负过他的那种优越感。记得前些年，浙江有个富豪嫁女，把保姆给陪嫁了过去，一时间舆论大哗。说到底这种富人不过是暴发户而已，想玩点花样吸引别人眼球，却不晓得顾及他人尊严，就召来千夫所指。
其实，老百姓对于富人和做官的表达出来的愤慨，顶多也就是议论而已，用个“仇富仇官”来描述实在不够妥当，一个“仇”字一下子就在穷人和富人、百姓和官员之间挖了一道鸿沟，想必是当初媒体发文时少有斟酌，用了个仇字显得抢眼罢了。实事求是的说，老百姓对官员和富人的某些做派的议论，也是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担忧，他们不希望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就这样断送在这帮人手里，不可避免的是，在表现这种担忧和义愤的同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情绪化的语言，但绝对不是对官员和富人的仇视，民众不过是在维护的个人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公正，用个仇字就把官民、穷富对立了起来，就有些煽动的色彩了，我认为倒不如用个议字来的准确，议官、议富、议国、议政，从文革时代起，中国人就养成了议论时政的习惯，毛泽东说过：“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他是很喜欢老百姓议论国事的。
说到底，中国人善于议论，应该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民族的进步，如果中国人都闷着头不说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这个国家就有问题了，所以千万不要把民众议论国事议论社会现象理解为仇恨，那样将会扼杀人民关心国家的热情的。
201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