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情中与差生一起品读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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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生恶死,人之常情,可生是一个过程,死是一种必然,虽然谁都不想面对死亡,但谁都无法逃避,还是淡然一点,超脱一点。
——题记
如果不是这次因故和这些差生们走得这么近,我想我是很难和这些九零年后出生的孩子达成情感上沟通的。因为他们是差生,我一直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是差生,我一直不想太多地了解他们。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何涛父亲给我打来电话,说何涛的母亲因病去世了,要何涛赶紧回家。我给何涛写好放行单,吩咐他赶紧回去,其时并没有告诉他噩耗。送走学生,我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啊!
何涛是我这期新接手的一位新生,成绩很差,行为习惯也很差,按照学校的说法就是双差生。上学期有他在学校政教处记录有三次参与打架事件,本学期第一次晚上外出上网就被我在网吧逮个正着,被我狠狠批了一顿,后又几次违纪,的确是一个令我头痛的学生。就在上网事件挨批后不久,他晚上又在寝室大声讲痞话,被学校查寝的老师抓获扣了班上的常规管理分1分。事后,我找他谈话,他的认错态度很不好。也许是该生的行为太过放肆,也许是因为1分的常规管理分太惹人嫌,也许是老师的脾气也过急,盛怒之下我抽了他一个嘴巴。虽然后来他向我作了深刻检讨,但我内心深处总很难接受他。现在看来,学生情绪的变化应该有很多原因,而身为他班主任的我确有粗心的地方。
我觉得很有必要去悼念一下死者及慰问一下这位学生及其家里人了,为着要让该生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为着要培养其他同学的爱心。晚自习时,我跟学生们说:“同学们,今天我班何涛家里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他母亲去世了。”教室里一阵骚动,尤其是女生,许多发出了吃惊的叫声。停了停我又说:“同学们,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同窗学友家的不幸就是我们自己的不幸,所以,我想以集体的名义去何涛家里悼念一下死者,慰问一下家属。”我掏出一百元钱放在班长那里,转身对同学们说:“我不是要同学们捐多少,略表一下寸心就可以了,一元两元都行,没有的捎句问候的话也行。”
晚上,廖乐平、敖超喜、李高海三人跑到我办公室,敖超喜说:“老师,我们三个和何涛感情很深,现在他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请您借点钱给我们好吗?”“你们要借多少呢?”“就借一百吧。”“多了点,你们是消费者,能表示一下心意就可以了,我借给你们五十吧。”“好的,谢谢老师,但明天您能让我们作为班上的代表去吗?”“好的,我答应你们。”三位学生在学校都很调皮捣蛋的,平时跟何涛比较要好,都是我头痛的对象。
第二天,班长来跟我说,同学们的捐款已经统计好了,一共是四百多元,单等老师安排时间和去的同学。于是,我带领着我这期所带的26班几位学生上路了。同去的还有25班的阳一平,他们25班的一些高一时与何涛同一个班的同学也自发的捐了百来元钱,推阳一平为代表去慰问。已是下午的太阳,依然火辣辣的,大家的心里却揣着忧伤,在路边的树阴下等3路公共汽车,好一阵才等到,接着大家在南岳庙乡的寨建村下了车,找到一家花圈店,购买了一个花圈和一些爆竹。花圈上的挽联让我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不知道何涛母亲叫什么,我于是只好写了一副通用联:“花落水流,玉折兰摧;悲歌动地,哀乐齐天”旁边的落款为“楚才中学26班同学泣挽”然后把剩下的钱用白纸封成两个包,一个是以26班的名义,记四百零九元,另一个是以阳一平率楚才原高一26班部分同学的名义,记九十九元。学生问:“老师,为什么要封这样的数呢?”“乡下人有很多忌讳的,办丧事不能封双数,尾数为九取九九归一的意思。”“哦,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学问的。”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对什么都好奇。
一路上,他们问这问那,其中有几个平日里我最厌恶的,经常违纪的学生话很多,跟老师走得最近,他们谈人生,谈对生死的理解,谈老师平日里对他们的苛罚言谈之中,我了解到这些学生其实也很想读书,很想争气,可是就是行为习惯养成得太差,以致有时就是管不了自己的手脚。
终于快到了目的地了,我给其中两位学生每人发了一支香烟,叫他俩负责燃放爆竹,班长和其他几位同学拿着花圈走在前面,我走在最后。到了家门口,很冷清,没有听到哀乐声,只听到有老妇女伤心的哭叫,这是明显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在乡下,如果死者高寿,儿孙满堂,前来悼念的人一定很多,死者的家属一般会大肆操办,有时一个院子甚至一个村子的人都可以来吃“流水席”通常称为办“白喜事”;可如果死者过于年轻,儿女还未成年,前来悼念的人就不会很多,前来白吃白喝的人就更少,人们称这是“割脚筋”的事情,谁也不想给死者家属增添太多的麻烦。
两位学生点燃了爆竹,随手扔掉了香烟。何涛和他的一位兄弟一身重孝,身穿麻衣,腰间系一根草绳,跪着迎接大家,眼里含满了泪水。扶起学生,我的眼里,也饱含着泪水。主事的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大叔——按照乡下的规矩,他应该是这个家庭直系亲属,且在家族中辈分较高,能力较好的一位——他走出来迎接我们。我和阳一平把礼包递上,对方说了很多感激的话。堂屋里,道士的道具已经摆好,正在准备为亡者超度灵魂,何涛母亲的棺具就摆在堂屋里,学生们自觉地到灵位前行礼作揖,双手合十,三鞠躬。何涛眼泪汪汪地走到我跟前说:“老师——谢谢您!谢谢大家!”停了停,他又问我:“老师,您和同学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呢?”“我们一共来了九人。”我知道,学生是想给老师和同学们安排吃饭的事情。在乡下,通常是锣鼓一响,孝子只能低着头做孝子,什么事情都不能管的,但学生应该是出于对老师和同学的关心,捎带着问了一声。
经历了太多死亡的变故,对生与死我已经有了自己平淡的理解。高中毕业那年,我的儿时的一位伙伴在远去新疆的上失踪,十多年了,至今依然杳无因讯;大二时,三嫂因癌症而去世时,侄儿才六岁;刚谈恋爱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初五,未来的岳父大人在走亲戚的路上突然瘁死;今年五月,我儿时的又一位伙伴邻居老七在他乡死于过劳死乐生恶死,人之常情,可生是一个过程,死是一种必然,虽然谁都不想面对死亡,但谁都无法逃避,还是淡然一点,超脱一点。
吃过晚饭,已经是晚上五点多了,临行前,学生们再一次到死者的灵位前行礼。主事者给我递上一个包,说是启发给大家的,我看包很重,执意不接,但对方执意要我们收下。我问道:“包里是些什么呢?”“每人一条毛巾,一块香皂,还有一包烟,这是必须收下的。”我知道,不收下还真的不行,否则主人家肯定会不高兴,因为迷信说如果拒绝对主人会不吉利的,于是我对身边一位学生说:“我们收下吧。”走时,主人家燃放了爆竹,我知道,这也是主人送别客的一种浓重的礼节。
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了,太阳已经落山,秋日的凉风吹在人身上,凉飕飕的,从老屋场村沿着沙子坪的村级公路向320国道走,我们必须在国道上才能搭上车。两旁的山峻峭而秀拔,然一行人很沉默,大家无心欣赏两旁的风景,似乎都还没有从刚才悲伤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好久,是刘琪打破了沉默,他问我说:“老师,您是不是不喜欢我们这些成绩差的学生?”“怎么会呢?你们虽然成绩差一点,但你们可以努力赶上去的,而其实你们都是那么的好。”“老师,我们都很敬佩您,您虽然平时对我们很苛刻,但从不歧视我们,我们一定听您的话。”“同学们,生命是珍贵而短暂的,我们没有理由挥霍,好好努力,善待人生吧。”学生们都低低地“嗯”着,我不知道他们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了没有,但我想他们应该明白了我的心。
乐生恶死,人之常情,可生是一个过程,死是一种必然,虽然谁都不想面对死亡,但谁都无法逃避,还是淡然一点,超脱一点。
——题记
如果不是这次因故和这些差生们走得这么近,我想我是很难和这些九零年后出生的孩子达成情感上沟通的。因为他们是差生,我一直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是差生,我一直不想太多地了解他们。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何涛父亲给我打来电话,说何涛的母亲因病去世了,要何涛赶紧回家。我给何涛写好放行单,吩咐他赶紧回去,其时并没有告诉他噩耗。送走学生,我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啊!
何涛是我这期新接手的一位新生,成绩很差,行为习惯也很差,按照学校的说法就是双差生。上学期有他在学校政教处记录有三次参与打架事件,本学期第一次晚上外出上网就被我在网吧逮个正着,被我狠狠批了一顿,后又几次违纪,的确是一个令我头痛的学生。就在上网事件挨批后不久,他晚上又在寝室大声讲痞话,被学校查寝的老师抓获扣了班上的常规管理分1分。事后,我找他谈话,他的认错态度很不好。也许是该生的行为太过放肆,也许是因为1分的常规管理分太惹人嫌,也许是老师的脾气也过急,盛怒之下我抽了他一个嘴巴。虽然后来他向我作了深刻检讨,但我内心深处总很难接受他。现在看来,学生情绪的变化应该有很多原因,而身为他班主任的我确有粗心的地方。
我觉得很有必要去悼念一下死者及慰问一下这位学生及其家里人了,为着要让该生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为着要培养其他同学的爱心。晚自习时,我跟学生们说:“同学们,今天我班何涛家里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他母亲去世了。”教室里一阵骚动,尤其是女生,许多发出了吃惊的叫声。停了停我又说:“同学们,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同窗学友家的不幸就是我们自己的不幸,所以,我想以集体的名义去何涛家里悼念一下死者,慰问一下家属。”我掏出一百元钱放在班长那里,转身对同学们说:“我不是要同学们捐多少,略表一下寸心就可以了,一元两元都行,没有的捎句问候的话也行。”
晚上,廖乐平、敖超喜、李高海三人跑到我办公室,敖超喜说:“老师,我们三个和何涛感情很深,现在他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请您借点钱给我们好吗?”“你们要借多少呢?”“就借一百吧。”“多了点,你们是消费者,能表示一下心意就可以了,我借给你们五十吧。”“好的,谢谢老师,但明天您能让我们作为班上的代表去吗?”“好的,我答应你们。”三位学生在学校都很调皮捣蛋的,平时跟何涛比较要好,都是我头痛的对象。
第二天,班长来跟我说,同学们的捐款已经统计好了,一共是四百多元,单等老师安排时间和去的同学。于是,我带领着我这期所带的26班几位学生上路了。同去的还有25班的阳一平,他们25班的一些高一时与何涛同一个班的同学也自发的捐了百来元钱,推阳一平为代表去慰问。已是下午的太阳,依然火辣辣的,大家的心里却揣着忧伤,在路边的树阴下等3路公共汽车,好一阵才等到,接着大家在南岳庙乡的寨建村下了车,找到一家花圈店,购买了一个花圈和一些爆竹。花圈上的挽联让我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不知道何涛母亲叫什么,我于是只好写了一副通用联:“花落水流,玉折兰摧;悲歌动地,哀乐齐天”旁边的落款为“楚才中学26班同学泣挽”然后把剩下的钱用白纸封成两个包,一个是以26班的名义,记四百零九元,另一个是以阳一平率楚才原高一26班部分同学的名义,记九十九元。学生问:“老师,为什么要封这样的数呢?”“乡下人有很多忌讳的,办丧事不能封双数,尾数为九取九九归一的意思。”“哦,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学问的。”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对什么都好奇。
一路上,他们问这问那,其中有几个平日里我最厌恶的,经常违纪的学生话很多,跟老师走得最近,他们谈人生,谈对生死的理解,谈老师平日里对他们的苛罚言谈之中,我了解到这些学生其实也很想读书,很想争气,可是就是行为习惯养成得太差,以致有时就是管不了自己的手脚。
终于快到了目的地了,我给其中两位学生每人发了一支香烟,叫他俩负责燃放爆竹,班长和其他几位同学拿着花圈走在前面,我走在最后。到了家门口,很冷清,没有听到哀乐声,只听到有老妇女伤心的哭叫,这是明显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在乡下,如果死者高寿,儿孙满堂,前来悼念的人一定很多,死者的家属一般会大肆操办,有时一个院子甚至一个村子的人都可以来吃“流水席”通常称为办“白喜事”;可如果死者过于年轻,儿女还未成年,前来悼念的人就不会很多,前来白吃白喝的人就更少,人们称这是“割脚筋”的事情,谁也不想给死者家属增添太多的麻烦。
两位学生点燃了爆竹,随手扔掉了香烟。何涛和他的一位兄弟一身重孝,身穿麻衣,腰间系一根草绳,跪着迎接大家,眼里含满了泪水。扶起学生,我的眼里,也饱含着泪水。主事的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大叔——按照乡下的规矩,他应该是这个家庭直系亲属,且在家族中辈分较高,能力较好的一位——他走出来迎接我们。我和阳一平把礼包递上,对方说了很多感激的话。堂屋里,道士的道具已经摆好,正在准备为亡者超度灵魂,何涛母亲的棺具就摆在堂屋里,学生们自觉地到灵位前行礼作揖,双手合十,三鞠躬。何涛眼泪汪汪地走到我跟前说:“老师——谢谢您!谢谢大家!”停了停,他又问我:“老师,您和同学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呢?”“我们一共来了九人。”我知道,学生是想给老师和同学们安排吃饭的事情。在乡下,通常是锣鼓一响,孝子只能低着头做孝子,什么事情都不能管的,但学生应该是出于对老师和同学的关心,捎带着问了一声。
经历了太多死亡的变故,对生与死我已经有了自己平淡的理解。高中毕业那年,我的儿时的一位伙伴在远去新疆的上失踪,十多年了,至今依然杳无因讯;大二时,三嫂因癌症而去世时,侄儿才六岁;刚谈恋爱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初五,未来的岳父大人在走亲戚的路上突然瘁死;今年五月,我儿时的又一位伙伴邻居老七在他乡死于过劳死乐生恶死,人之常情,可生是一个过程,死是一种必然,虽然谁都不想面对死亡,但谁都无法逃避,还是淡然一点,超脱一点。
吃过晚饭,已经是晚上五点多了,临行前,学生们再一次到死者的灵位前行礼。主事者给我递上一个包,说是启发给大家的,我看包很重,执意不接,但对方执意要我们收下。我问道:“包里是些什么呢?”“每人一条毛巾,一块香皂,还有一包烟,这是必须收下的。”我知道,不收下还真的不行,否则主人家肯定会不高兴,因为迷信说如果拒绝对主人会不吉利的,于是我对身边一位学生说:“我们收下吧。”走时,主人家燃放了爆竹,我知道,这也是主人送别客的一种浓重的礼节。
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了,太阳已经落山,秋日的凉风吹在人身上,凉飕飕的,从老屋场村沿着沙子坪的村级公路向320国道走,我们必须在国道上才能搭上车。两旁的山峻峭而秀拔,然一行人很沉默,大家无心欣赏两旁的风景,似乎都还没有从刚才悲伤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好久,是刘琪打破了沉默,他问我说:“老师,您是不是不喜欢我们这些成绩差的学生?”“怎么会呢?你们虽然成绩差一点,但你们可以努力赶上去的,而其实你们都是那么的好。”“老师,我们都很敬佩您,您虽然平时对我们很苛刻,但从不歧视我们,我们一定听您的话。”“同学们,生命是珍贵而短暂的,我们没有理由挥霍,好好努力,善待人生吧。”学生们都低低地“嗯”着,我不知道他们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了没有,但我想他们应该明白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