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小说自选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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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年”但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转一转”：原来曾风行一时的小说过了若干年，又会引起人们注意。尽皆哀叹“严肃文学衰退”的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学复兴期”的小说再找来读，也还过瘾。据说书店里现在很难买到我的书，于是一下子有好几种选集出版，既然市场有这种需求，出版社只要觉得不会亏本，我自然也不想矫情藏拙。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选集，稍稍与别的选集不同。我要求这本集子囊括我小说的不同风格和所描写的社会各个侧面。我个人命运经过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阴影也有过明丽的亮色，既然文学创作纯然是个人行为，创作出的作品也当然是作者个人人格和经历的表现。我从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开始写小说，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中我可说是扶摇直上，固然凭借了改革开放的好风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积累深厚的优势。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陨石雨时，我还在离银川市六十里之遥的贺兰山下“监督劳动”曾以陨石为题口占打油诗一首：“流光似火落蛮荒，铁魄铜魂体藏；历遍三界方悟道，空间未必是天堂。”这里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无间地狱。那时我当然还不能说“历遍三界”“平反”后“三界”虽仍未“历遍”离“悟道”更差得远，却也多少尝到个中滋味。回顾大半生：要过饭，讨过钱，戴过铐子关过监；也曾失恋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过红地毯也曾赴过国王宴。这话也许有人听来俗气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没有仙风道骨，是个大俗人。罗曼罗兰说“性格就是命运”反过来，命运何尝不能再塑性格。我有这样的命运，于是就有这样的性格，于是就化为风格反映在所写的每部作品中。坎坷蹇滞也是一种丰富，起落上下给我提供了广泛接触人的机会。所以我的作品就决不会是单一的、一种类型的。
我所有的作品，不过表现了我对生命的贪婪，总想利用机缘做多种的尝试，即使是小说，我也不愿仅用一种笔法书写。
有权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做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说是“主题先行”也好，说是“文以载道”也罢，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能给人以什么这个问题放在首位。个人的作为和个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视前者。我不愿做一个除了会写写文章之外别无它能的人。今天看来，事实证明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说是生存方式是对的。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任务倒好像越来越近切，可见得文学功能的微弱。大师数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这个民族的皮肤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实他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所补益。鲁迅要是现在看到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被砍头的电影，大约也不会再以为文学即能救这个民族，还是医生有点实际的用处。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忧文学”听说张承志要告别文学，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对当今“文学的堕落”表示激愤，也有一种整个文学的无力感。而我，我早已看惯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对作家见“意义”就躲、“纯文学”变成了高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没有激愤，我采取的方式是干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尽量减弱它的文学性。
然而，不但我几种版本的选集都能卖得出去，竟还有人盗版，证明读者还没有忘记我，或新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仍对我的作品有一定兴趣。这又说明我的“政治小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一点文学性。我想，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我把文学创作当做参与社会活动，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具做有意义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语言以逃避现实的猜谜游戏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而政治对于人最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肉、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就一下子触到了文学的根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即使蜷缩在西北一隅，弹丸之地，我自认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晚我五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一九九四）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做ài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历史阶段。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自从迷恋语言，我最多地便是对死亡的触摸。你那些关于死亡的议论，已成为我追求生命的经典。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门，每敲它几下，听听它的回声，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难。你说你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极左路线在中国复活’，以亲身经历和感受写的是‘政治读物’，是这样的么？我读过一些类似你经历的报告文学，如果单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的证明已足使我们切齿、阻止极左路线的重演，这一使命基本完成。我从你的作品里所汲取的更多的还是文学的质。语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阳雨，你的语言穿透岁月，岁月的断壁纷纷坍圯。你的语言犀利、敏感，牵动着读者的每根神经。从你的语言中，我看到你灵魂煎熬的全过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视来自生存与死亡全部内容的所有恫吓，让人捧着你的语言如同捧着你的五脏六腑，让人辛酸痛彻却不让人懈怠、萎靡、绝望。
1994。12。11。
有道是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年”但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转一转”：原来曾风行一时的小说过了若干年，又会引起人们注意。尽皆哀叹“严肃文学衰退”的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学复兴期”的小说再找来读，也还过瘾。据说书店里现在很难买到我的书，于是一下子有好几种选集出版，既然市场有这种需求，出版社只要觉得不会亏本，我自然也不想矫情藏拙。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选集，稍稍与别的选集不同。我要求这本集子囊括我小说的不同风格和所描写的社会各个侧面。我个人命运经过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阴影也有过明丽的亮色，既然文学创作纯然是个人行为，创作出的作品也当然是作者个人人格和经历的表现。我从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开始写小说，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中我可说是扶摇直上，固然凭借了改革开放的好风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积累深厚的优势。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陨石雨时，我还在离银川市六十里之遥的贺兰山下“监督劳动”曾以陨石为题口占打油诗一首：“流光似火落蛮荒，铁魄铜魂体藏；历遍三界方悟道，空间未必是天堂。”这里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无间地狱。那时我当然还不能说“历遍三界”“平反”后“三界”虽仍未“历遍”离“悟道”更差得远，却也多少尝到个中滋味。回顾大半生：要过饭，讨过钱，戴过铐子关过监；也曾失恋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过红地毯也曾赴过国王宴。这话也许有人听来俗气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没有仙风道骨，是个大俗人。罗曼罗兰说“性格就是命运”反过来，命运何尝不能再塑性格。我有这样的命运，于是就有这样的性格，于是就化为风格反映在所写的每部作品中。坎坷蹇滞也是一种丰富，起落上下给我提供了广泛接触人的机会。所以我的作品就决不会是单一的、一种类型的。
我所有的作品，不过表现了我对生命的贪婪，总想利用机缘做多种的尝试，即使是小说，我也不愿仅用一种笔法书写。
有权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做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说是“主题先行”也好，说是“文以载道”也罢，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能给人以什么这个问题放在首位。个人的作为和个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视前者。我不愿做一个除了会写写文章之外别无它能的人。今天看来，事实证明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说是生存方式是对的。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任务倒好像越来越近切，可见得文学功能的微弱。大师数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这个民族的皮肤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实他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所补益。鲁迅要是现在看到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被砍头的电影，大约也不会再以为文学即能救这个民族，还是医生有点实际的用处。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忧文学”听说张承志要告别文学，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对当今“文学的堕落”表示激愤，也有一种整个文学的无力感。而我，我早已看惯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对作家见“意义”就躲、“纯文学”变成了高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没有激愤，我采取的方式是干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尽量减弱它的文学性。
然而，不但我几种版本的选集都能卖得出去，竟还有人盗版，证明读者还没有忘记我，或新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仍对我的作品有一定兴趣。这又说明我的“政治小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一点文学性。我想，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我把文学创作当做参与社会活动，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具做有意义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语言以逃避现实的猜谜游戏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而政治对于人最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肉、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就一下子触到了文学的根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即使蜷缩在西北一隅，弹丸之地，我自认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晚我五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一九九四）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做ài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历史阶段。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自从迷恋语言，我最多地便是对死亡的触摸。你那些关于死亡的议论，已成为我追求生命的经典。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门，每敲它几下，听听它的回声，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难。你说你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极左路线在中国复活’，以亲身经历和感受写的是‘政治读物’，是这样的么？我读过一些类似你经历的报告文学，如果单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的证明已足使我们切齿、阻止极左路线的重演，这一使命基本完成。我从你的作品里所汲取的更多的还是文学的质。语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阳雨，你的语言穿透岁月，岁月的断壁纷纷坍圯。你的语言犀利、敏感，牵动着读者的每根神经。从你的语言中，我看到你灵魂煎熬的全过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视来自生存与死亡全部内容的所有恫吓，让人捧着你的语言如同捧着你的五脏六腑，让人辛酸痛彻却不让人懈怠、萎靡、绝望。
1994。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