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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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学会了她的口头禅：管牛叫该死的，管去游泳叫去玩呀，她还会说：嘿，真要命。或者干脆就说：要命。她的记性好极了，看书也很快。有时候她和我们讨论一些有关艺术哲学的问题。我发觉她想问题很深入，她的见解都很站得住。她爱艺术。她说：“有一天我会把我的见解整理出来的。”可惜她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她病了。
有一天中午，我们在屋里看书，看着看着她把书盖在脸上。我们以为她睡了，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出去。过了半个小时，上工哨响了，我们回来。她把书从脸上拿起来，我发现她脸色不好看，而且眼睛里一点睡意也没有。我问她：“小红，你怎么啦？你气色不好。”
她说：“我看着看着突然眼花起来，觉得脑后有点儿凉。大概是这几天睡得少了吧。”
我说：“那你不要去了，倒半天休吧。”她说：“好”就让我去和队长说。下午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她高高兴兴地坐在走廊上给我们洗衣服，还说：“你们到屋里去看看。”
我们进屋一看，她把屋里的布置改了，还把我们的一切破鞋烂袜子全找了出来，可以利用的全洗干净补好了。屋里也干净得出奇。她悄悄地跟了进来，像小孩子一样欢喜地说：“我干得棒吧？”
我说：“很棒！你睡了没有？”
她笑着说：“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起来干活。”
大许说：“你该多睡会儿，等我们回来一块动手那要快多啦！你好了没有？”
她说：“我全好啦，我要起来干活。我是劳动妇女。”
我们觉得“劳动妇女”这个词很好玩，就笑了半天，以后有时就叫她劳动妇女。可是当天晚上她又不好，说是“眼花，头痛”我一问她，原来这毛病早就有了，只是很少犯。于是我们叫她去看病。星期天我们陪她到医院去，医生看了半天也说不出个名堂来，给了她一瓶谷维素，还说：“这药可好啦，可以健脑，简直什么病都治！”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回来，走到大河边上，她看见河水就高兴了，她说：“我们膛过去！”我说：“你得了！好好养着吧！”她笑了。于是我们走桥过去。那座桥是竹板架在木桩上搭成的，走—亡去“吱啦吱啦”响，桥下边河水猛烈地冲击桥桩，溅起的水花有时能打上桥来。我走在前面，她在中间，她一边走一边笑嘻嘻地说：“我需要养着啦，都要我养着啦。水真急”忽然她站住了，说：“小王，你走慢一点！”我站住了。她橐橐地走了几步，一把抓住我肩头的衣服，抓得紧极了，我感觉她的手在抖。我觉得不妙，赶快转过身来扶住她。我看见她闭着眼睛，脸上的神情又痛苦又恐慌。我吓坏了，对她说：“你怎么啦！是不是晕水了？你睁开眼往远处看！”人走在急流的桥上或者蹚很急的水，如果你死盯住下面的浪花有时会晕水，这时你就会觉得你在慢慢地朝水里倒去。这个桥很窄，桥上也没有扶手，有时可以看见在桥头上的人晕水趴下爬过去。我才来时也晕过一次，所以我问她是不是晕水了。这时大许也从后边赶上来，我们俩扶住她，她像一片树叶一样嗦嗦地抖，她说：“我头疼，我一点也看不见了你们快带我离开这桥，我害怕呀！我怕”她流了眼泪。我们赶紧把她抬起来，她用双手抱住头哭起来。过了河，我们把她放下，她躺在草地上抱着头小声哭着说：“我头痛得凶。刚才过河的时候突然眼就花了，眼前成了一大片白茫茫的雾，接着就头痛你们快带我回家，我在这儿害怕，我心里慌。”
我赶快抱起她往家里跑，她一路上抱着头，有时她又紧抱住我，把头紧贴在我胸前，她不仅痛苦，而且恐惧。看见她跟痛苦与恐惧搏斗，我们都吓坏了。半路上大许替换了我，她一察觉换了人就恐慌地叫起来：“你是谁？你说一句话。”大许说：“是我，小红，是我。”她就放了心，又把头贴在大许胸前。
我们急如风火地奔回家，把她放在床上，我奔出去找卫生员。我一拉门她就恐慌地叫：“你们别都走了呀！”大许说：“我在呢，我在呢。”他握住她的手，她才安静下来。
我把卫生员找来，她根本就没问是什么病，就给她打了一针止痛针，小红一会儿就不太痛了。后来她睡了。我们给她打来了饭，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吃什么。天很快就黑了。我们给她把蚊帐放—f来，在窗上点起了煤油灯。我们又害怕空气太坏，把前后窗户全打开了。我和大许蜷坐在床上，谁也没有睡。这真是凄惨的一夜！我们谁也没说话。窗前经常有黑影晃动，我也没去管它。后来才知道和邢红住在一起的女生发现她没回去睡，就悄悄地叫起几个人准备捉奸。她们准备灯一灭就冲进来，可是灯一直没灭，她们也就没敢来。谢天谢地她们没来，她们要是闯进来，很难想像我和大许会做出什么举动。我们的窗台上放了一把平时用来杀鸡、切菜的杀猪刀，当时我们肯定会想起来用它。要是出了这种事，后果对大家都是不可想像的。
到天快亮的时候小红醒了。她在蚊帐里说“小王、大许，你们都没睡呀？”
我们走过去问她：“你好一点没有？”
她笑着说：“好一点？我简直是全好了。我要回去睡了。”
我们说：“你别走了，就在这儿好好睡吧，天马上就要亮了。你到底是怎么了？”
她说：“嘻，过河的时候头猛然疼起来了。我猜这是一种神经性的毛病。没什么大不了，你们别怕！”
我不信，说：“恐怕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说害怕，那是怎么啦？”
她好半天不说话，后来说：“头疼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慌，也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然后说：“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说啦，不说啦！”
我说：“为什么不说？你的病可能很重。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接下去说，说着说着声音忧郁起来：“我感到疼痛不是从外边来的，是从里边来的。也可能是遗传的吧？你别吓唬我了，人家自己就够害怕的啦！”
我们都不作声了。后来大许说：“你应该去看病，要争取到外边去看。一定要把病根弄明白，一定要。”
我们都学会了她的口头禅：管牛叫该死的，管去游泳叫去玩呀，她还会说：嘿，真要命。或者干脆就说：要命。她的记性好极了，看书也很快。有时候她和我们讨论一些有关艺术哲学的问题。我发觉她想问题很深入，她的见解都很站得住。她爱艺术。她说：“有一天我会把我的见解整理出来的。”可惜她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她病了。
有一天中午，我们在屋里看书，看着看着她把书盖在脸上。我们以为她睡了，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出去。过了半个小时，上工哨响了，我们回来。她把书从脸上拿起来，我发现她脸色不好看，而且眼睛里一点睡意也没有。我问她：“小红，你怎么啦？你气色不好。”
她说：“我看着看着突然眼花起来，觉得脑后有点儿凉。大概是这几天睡得少了吧。”
我说：“那你不要去了，倒半天休吧。”她说：“好”就让我去和队长说。下午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她高高兴兴地坐在走廊上给我们洗衣服，还说：“你们到屋里去看看。”
我们进屋一看，她把屋里的布置改了，还把我们的一切破鞋烂袜子全找了出来，可以利用的全洗干净补好了。屋里也干净得出奇。她悄悄地跟了进来，像小孩子一样欢喜地说：“我干得棒吧？”
我说：“很棒！你睡了没有？”
她笑着说：“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起来干活。”
大许说：“你该多睡会儿，等我们回来一块动手那要快多啦！你好了没有？”
她说：“我全好啦，我要起来干活。我是劳动妇女。”
我们觉得“劳动妇女”这个词很好玩，就笑了半天，以后有时就叫她劳动妇女。可是当天晚上她又不好，说是“眼花，头痛”我一问她，原来这毛病早就有了，只是很少犯。于是我们叫她去看病。星期天我们陪她到医院去，医生看了半天也说不出个名堂来，给了她一瓶谷维素，还说：“这药可好啦，可以健脑，简直什么病都治！”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回来，走到大河边上，她看见河水就高兴了，她说：“我们膛过去！”我说：“你得了！好好养着吧！”她笑了。于是我们走桥过去。那座桥是竹板架在木桩上搭成的，走—亡去“吱啦吱啦”响，桥下边河水猛烈地冲击桥桩，溅起的水花有时能打上桥来。我走在前面，她在中间，她一边走一边笑嘻嘻地说：“我需要养着啦，都要我养着啦。水真急”忽然她站住了，说：“小王，你走慢一点！”我站住了。她橐橐地走了几步，一把抓住我肩头的衣服，抓得紧极了，我感觉她的手在抖。我觉得不妙，赶快转过身来扶住她。我看见她闭着眼睛，脸上的神情又痛苦又恐慌。我吓坏了，对她说：“你怎么啦！是不是晕水了？你睁开眼往远处看！”人走在急流的桥上或者蹚很急的水，如果你死盯住下面的浪花有时会晕水，这时你就会觉得你在慢慢地朝水里倒去。这个桥很窄，桥上也没有扶手，有时可以看见在桥头上的人晕水趴下爬过去。我才来时也晕过一次，所以我问她是不是晕水了。这时大许也从后边赶上来，我们俩扶住她，她像一片树叶一样嗦嗦地抖，她说：“我头疼，我一点也看不见了你们快带我离开这桥，我害怕呀！我怕”她流了眼泪。我们赶紧把她抬起来，她用双手抱住头哭起来。过了河，我们把她放下，她躺在草地上抱着头小声哭着说：“我头痛得凶。刚才过河的时候突然眼就花了，眼前成了一大片白茫茫的雾，接着就头痛你们快带我回家，我在这儿害怕，我心里慌。”
我赶快抱起她往家里跑，她一路上抱着头，有时她又紧抱住我，把头紧贴在我胸前，她不仅痛苦，而且恐惧。看见她跟痛苦与恐惧搏斗，我们都吓坏了。半路上大许替换了我，她一察觉换了人就恐慌地叫起来：“你是谁？你说一句话。”大许说：“是我，小红，是我。”她就放了心，又把头贴在大许胸前。
我们急如风火地奔回家，把她放在床上，我奔出去找卫生员。我一拉门她就恐慌地叫：“你们别都走了呀！”大许说：“我在呢，我在呢。”他握住她的手，她才安静下来。
我把卫生员找来，她根本就没问是什么病，就给她打了一针止痛针，小红一会儿就不太痛了。后来她睡了。我们给她打来了饭，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吃什么。天很快就黑了。我们给她把蚊帐放—f来，在窗上点起了煤油灯。我们又害怕空气太坏，把前后窗户全打开了。我和大许蜷坐在床上，谁也没有睡。这真是凄惨的一夜！我们谁也没说话。窗前经常有黑影晃动，我也没去管它。后来才知道和邢红住在一起的女生发现她没回去睡，就悄悄地叫起几个人准备捉奸。她们准备灯一灭就冲进来，可是灯一直没灭，她们也就没敢来。谢天谢地她们没来，她们要是闯进来，很难想像我和大许会做出什么举动。我们的窗台上放了一把平时用来杀鸡、切菜的杀猪刀，当时我们肯定会想起来用它。要是出了这种事，后果对大家都是不可想像的。
到天快亮的时候小红醒了。她在蚊帐里说“小王、大许，你们都没睡呀？”
我们走过去问她：“你好一点没有？”
她笑着说：“好一点？我简直是全好了。我要回去睡了。”
我们说：“你别走了，就在这儿好好睡吧，天马上就要亮了。你到底是怎么了？”
她说：“嘻，过河的时候头猛然疼起来了。我猜这是一种神经性的毛病。没什么大不了，你们别怕！”
我不信，说：“恐怕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说害怕，那是怎么啦？”
她好半天不说话，后来说：“头疼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慌，也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然后说：“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说啦，不说啦！”
我说：“为什么不说？你的病可能很重。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接下去说，说着说着声音忧郁起来：“我感到疼痛不是从外边来的，是从里边来的。也可能是遗传的吧？你别吓唬我了，人家自己就够害怕的啦！”
我们都不作声了。后来大许说：“你应该去看病，要争取到外边去看。一定要把病根弄明白，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