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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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第一个感到战争的空虚。作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他跟奥雷连诺上校在电话上每周联系两次。起初,他们在交谈中还能断定战争的进展情况,根据战争的轮廓,能够明了战争处在什么阶段,预先见到战争会往什么方向发展。尽管奥雷连诺上校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也不吐露胸怀,然而当时他的口吻还是亲切随和的,在线路另一头马上就能听出是他。他经常毫无必要地延长谈话,扯一些家庭琐享。但是,由于战争日益激烈和扩大,他的形象就越来越暗淡和虚幻了。每一次,他说起话来总是越来越含糊,他那断断续续的字眼儿连接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样的情况,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只能难受地倾听,觉得自己是在电话上跟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说话。
“全明白啦,奥雷连诺,”他按了按电键,结束谈话。“自由党万岁!”
最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完全脱离了战争。从前,战争是他青年时代理想的行动和难以遏制的嗜好,现在却变成了一种遥远的、陌生的东西——空虚。他逃避现实的唯一处所是阿玛兰塔的缝纫室。他每天下午都去那儿。悄姑娘雷麦黛丝转动缝纫机把手的时候,他喜欢欣赏阿玛兰塔如何给雪白的衬裙布打褶子。女主人和客人满足于彼此作伴,默不吭声地度过许多个小时,阿玛兰塔心里高兴的是他那忠贞的火焰没有熄灭。但他却仍不明白她那难以理解的心究竟有什么秘密打算。知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回到马孔多之后,阿玛兰塔几乎激动死了。然而,当他左手吊着挎带走进来的时候(他只是奥雷连诺上校许多闹嘈嘈的随从人员中间的一个),阿玛兰塔看见离乡背井的艰苦生活把他折磨得多么厉害,荏苒的光阴使他变得多么苍老,看见他肮里肮脏、满脸是汗、浑身尘土、发出马厩气味,看见他样子丑陋,她失望得差点儿昏厥过去。“我的上帝,”她想。“这可不是我等候的那个人呀!”然而,他第二天来的时候,刮了脸,浑身整洁,没有血迹斑斑的绷带,胡子里还发出花露水的味儿。他送给阿玛兰塔一本用珠母钉装钉起来的祈祷书。
“你真是个怪人,”她说,因为她想不出别的话来。“一辈子反对教士,却拿祈祷书送人。”
从这时起,即使在战争的危急关头,他每天下午都来看她。有许多次,俏姑娘雷麦黛丝不在的时候,转动缝纫机把手的就是他。他的坚贞不渝和恭顺态度使她受到感动,因为这个拥有大权的人竟在她的面前俯首帖耳,甚至还把自己的军刀和手枪留在客厅里,空手走进她的房间。然而,在这四年中,每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向她表白爱情时,她总是想法拒绝他,尽管她也没有伤他的面子,因为,她虽还没爱上他,但她没有他已经过不了日子。俏姑娘雷麦黛丝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坚贞颇为感动,突然为他辩护,而以前她对周围的一切完全是无动丁衷的——许多人甚至认为她脑了迟钝。阿玛兰塔忽然发现,她养大的姑娘刚刚进入青春期,却已成了马孔多从未见过的美女。阿玛兰塔觉得自己心里产生了从前对雷贝卡的那种怨恨。她希望这种怨恨不要让她走向极端,而把俏姑娘,雷麦黛丝弄死。接着,她就把这姑娘赶出了自己的房间。正好这个时候,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开始厌恶战争。他准备为阿玛兰塔牺牲自己的荣誉(这种荣誉使他耗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说尽了好话,表露了长期压抑的无限温情。但他未能说服阿玛兰塔。八月里的一天下午,阿玛兰塔由于自己的顽固而感到十分痛苦,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打算至死都孤身过活了,因为她刚才给坚定的术婚者作了最后的回答。
“咱们彼此永远忘记吧,”她说“现在干这种事儿,咱们都太老啦。”
就在这天下午,奥雷连诺上校叫他去听电话。这是一次通常的交谈,对于停滞不前的战争毫无一点作用。一切都已说完以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朝荒凉的街道扫了一眼,看见杏树枝上悬着的水珠,他就感到自己孤独得要死。
“奥雷连诺,”他在电话上悲切地说“马孔多正在下雨呵。”
线路上沉寂了很久。然后,电话机里突然发出奥雷连诺上校生硬的话语。
“别大惊小怪,格林列尔多,”对方说“八月间下雨是正常的。”
很久没有看见朋友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对异常生硬的回答感到不安。可是过了两个月,奥雷连诺上校回到马孔多的时候,这种模糊的不安变成了惊异,几乎变成了恐惧。对于儿子的变化,乌苏娜也觉得吃惊。他是不声不响回来的,没有侍从,尽管天气很热,还用斗篷裹着身子;随同他来的是三个情妇,他让她们一块儿住在一间屋子里,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一个吊床上。他难得抽出时间来看战情电报和报告。有一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前来向他请示一个边境城镇的撤退问题,因为起义部队继续留在那里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别拿鸡毛蒜皮的事来打扰我啦,”奥雷连诺上校回答他。“你去请教上帝吧。”
这大概是战争的紧要关头。最初支持革命的自由派地主,为了阻挠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审查,跟保守派地主签订了秘密协议。在国外为战争提供经费的那些政客,公开谴责奥雷连诺上校采取的激烈措施,然而这种作法似乎也没有使他担心。他再也不读自己的诗了,这些诗约有五卷,现在放在箱子底儿给忘记了。夜晚或者午休时,他都把一个情妇叫到他的吊床上来,从她身上得到一点儿快乐,然后就睡得象石头一样,没有一点忧虑的迹象。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心烦意乱,永远失去了信心。最初,他陶醉于凯旋回国和辉煌的胜利,俯临“伟大”的深渊。他喜欢坐在马博罗1公爵的肖像右方——这是他在战争艺术上的伟大导师,此人的虎皮衣服曾引起成年人的赞赏和孩子们的惊讶。正是那时,他决定不让任何人(甚至乌苏娜)接近他三米远。不管他到了哪儿,他的副官都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圆圈,他站在圆圈中心(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站进圆圈),用简短而果断的命令决定世界的命运。枪决蒙卡达将军之后,他刚一到达马诺尔,就赶忙去满足受害者的最后愿望。寡妇收下了眼镜、手表、戒指和女神像,可是不许他跨进门槛。
“你不能进来,上校,”她说。“你可以指挥你的战争,可是我的家是由我指挥的。”
1马博罗(1650一1722),英国将军,1704年在德国西南多瑙河畔的布伦亨村击溃法国军队。
奥雷连诺上校丝毫没有表示自己的恼怒,但在他的随身卫队抢劫和烧毁了寡妇的房子之后,他的心才平静下来。“提防你的心吧,奥雷连诺,”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当时警告他。“你在活活地烂掉。”大约这个时候,奥雷连诺上校召开了第二次起义部队指挥官会议。到场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空想家、野心家、冒险家、社会渣滓、甚至一般罪犯。其中有一个保守党官员是由于逃避盗用公款的惩罚才参加革命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战斗,在这群形形色色的人中间,不同的信念将会引起内部爆炸,但最惹人注目的却是一个阴沉沉的权势人物——泰菲罗。瓦加斯将军。这是一个纯血统的印第安人,粗野、无知,具有诡谲伎俩和预见才能,善于把他的部下变成极端的宗教狂。奥雷连诺上校打算在会议上把起义部队的指挥统一起来,反对政客们的鬼把戏。可是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优秀指挥官的联合,攫取了总指挥权这是一头值得注意的野兽,”奥雷连诺上校向自己的军官们说。“对咱们来说,这样的人比政府的陆军部长还危险。”于是,平常以胆怯著称的一个上尉小心地举起了食指。
“这很简单,上校,”他说。”应当把他杀死。”
刹那间,这个建议超过了他自己的想法,他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这个建议多么残忍,而是实现这个建议的方式。
“别指望我会发出这样的命令,”他回答。
他确实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然而两个星期之后,泰菲罗将军中了埋伏,被大砍刀剁成内酱,于是奥雷连诺上校担任了总指挥。就在那天夜里,他的权力得到起义部队所有的指挥官承认以后,他突然惊恐地醒来,大叫大嚷地要人给他一条毛毯。身体内部彻骨的寒冷,在灼热的太阳下也折磨着他,在许多肩里都使他睡不着觉,终于变成一种病症,他原来醉心于权力,现在一阵一阵地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了。为了治好寒热病,他下令枪毙劝他杀死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的年轻军官。但他还没发出命令,甚至还没想到这种命令,他的部下就那么干了,他们经常超过他自己敢于达到的界线。他虽有无限的权力,可是陷入孤独,开始迷失方向。现在,在他占领的城镇里,群众的欢呼也惹他生气,他觉得这些人也是这样欢迎他的敌人的。在每一个地方,他都遇见一些年轻人,他们用他那样的眼睛看他。用他那样的腔调跟他说话,对他采取他对他们的那种怀疑态度,而且把自己叫做他的儿子。他觉得奇怪——他仿佛变成了许多人,但是更加孤独了。他怀疑自己的军官都在骗他,他对马博罗公爵也冷淡了。“最好的朋友是已经死了的,”当时他喜欢这么说。由于经常多疑,由于连年战争的恶性循环,他已困乏不堪;他绕来绕去,实际上是原地踏步,但却越来越衰老,越来越精疲力尽,越来越不明白:为什么?怎么办?到何时为止?在粉笔划的圆圈外面,经常都站着什么人:有的缺钱;有的儿子患了百日咳;有的希望长眠,因为对肮脏的战争已经感到厌恶;但是有的却鼓起余力,采取“立正,,姿势,报告说:“一切正常,上校。”然而,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正常”恰恰是最可怕的:表示毫无进展。奥雷连诺上校陷入孤独,不再产生什么预感,为了摆脱寒热病(这种病一直陪他到死).他打算在马孔多找到最后的栖身之所,在住事的回忆中得到温暖。他的消极情绪是那么严重,有人报告他自由党代表团前来跟他讨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时.他只是在吊床上翻了个身,甚至没让自己睁开眼睛。
“带他们去找妓女吧,”他嘟哝着说。
代表团成员是六个穿着礼服,戴着高筒帽的律师,以罕见的斯多葛精神忍受了+一月里灼热的太阳。乌苏娜让他们住在她家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呆在卧室内秘密商量,晚上则要求给他们一个卫队和一个手风琴合奏队,并且包下了整个卡塔林诺游艺场。“别打搅他们,”奥雷连诺上校命令说。“我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十二月初举行的期待已久的谈判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虽然许多人都以为这次谈判会变成没完没了的争论。
在闷热的客厅里,幽灵似的自动钢琴是用裹尸布一样的白罩单遮住的,奥雷连诺上校的副官们在钢琴旁边用粉笔划了个圈子;可是上校这一次没有走进圈子。他坐在他那些政治顾问之间的椅子上,用毛毯裹着身子,默不作声地倾听代表团简短的建议。他们要求他:第一,不再重新审核土地所有权,以便恢复自由派地主对自由党的支持;第二,不再反对教会势力,以便取得信徒们的支持,第三,不再要求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以便维护家庭的圣洁和牢固关系。
“这就是说,”在建议念完之后,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咱们战斗只是为了权力罗。”
“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对自己的纲领作了这些修改,”其中一个代表回答。“目前最主要的是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奥雷连诺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连忙插活。
“这是跟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他说。“如果你们的修改是好的,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是好的。如果我们凭借你们的修改能够扩大你们所谓的群众基础,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我们就得承认,将近二十年来我们是在反对民族利益。”
他打算继续说下去,可是奥雷连诺上校用字势阻止了他。“别浪费时间了,教授,”他说。“最主要的是,从现在起,我们战斗就只是为了权力啦。”他仍然面带微笑,拿起代表团给他的文件,准备签字。
“既然如此,”他最后说“我们就无异议了。”
他的军官们极度惊愕,面面相觑。
“原谅我,上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柔和地说。”这是背叛。”
奥雷连诺上校把蘸了墨水的笔拿在空中,在这个大胆的人身上使出了自己的威风。
“把你的武器交给我,”他下了命令。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站起身来,把武器放在桌上。
“到兵营去吧,”奥雷连诺上校命令他。“让军事法庭来处置你。”
然后,他在声明上签了字,把它交还代表团,说:
“先生们,这是你们的纸儿。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中捞到一些好处。”
过了两天,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被控叛国,判处死刑。重新躺上吊床的奥雷连诺上校,根本就不理睬赦免的要求。他命令不让任何人打扰他。行刑的前一天,乌苏娜不顾他的命令,跨进他的卧室。她穿着黑衣服,显得异常庄严,在三分钟的会见中始终没有坐下。“我知道你要枪毙格林列尔多,”她平静地说,”我没有法子阻止你。可我要给你一个警告:只要我看见他的尸体,我就要凭我父母的骸骨发誓,凭霍阿布恩蒂亚死后的名声发誓,对天发誓:不管你藏在哪儿,我都要拖你出来,亲手把你打死。”在离开房间之前,她不等口答就下了断语:“你那么干,就象是长了一条猪尾巴出世的。”
在漫长的黑夜里,正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想起自己在阿玛兰塔房间里度过的那些黄昏时,奥雷连诺上校却挣扎了许多个小时,企图凿穿孤独的硬壳。自从那个遥远的下午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以后,命运给他的唯一愉快的时刻是在制作小全鱼的首饰作坊里度过的。他发动过三十二次战争,破坏过自己跟死神的一切协议,象猪一样在“光荣”的粪堆里打滚,然而几乎迟了四十年寸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是可贵的。
他就这样一夜未睡,弄得精疲力尽;黎明,距离行刑只有一个小时,他走进了回室。“滑稽戏收场啦,老朋友,”他向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说。“趁咱们那些酒鬼还没枪毙你,咱们离开这儿吧。”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无法掩饰这种行为使他产生的蔑视。
“不,奥雷连诺,”他回答。“我宁肯死,也不愿看见你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君。”
“你不会看见的,”奥雷连诺上校说。“穿上你的鞋子,帮助我结束这种讨厌的战争吧。”
他这么说的时候,还不知道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困难得多。为了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他需要进行一年血腥、残酷的战斗;而让自己的人相信接受这些条件的必要性,又需要一年的工夫。他的军官们不愿出卖胜利,发动了起义;他镇压这些起义,残酷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不惜依靠敌人的力量坚决粉碎这些抵抗。
他决不是当时一个比较出色的军人。他相信他终归是为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和口号进行战斗(政客们善于根据情况不断变换这些口号),所以充满了热情。就象以前为了胜利而坚定不移地作战一样,为失败作战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指责了奥雷连诺上校不必要的蛮勇。“不用担心,”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死亡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对他来说,确实如此。他相信自己的死期是预先注定了的,这种信心给了他一种神秘的免疫力——在预定的期限之前不死;这种免疫力使他在战争的危险中不受伤害,使他最终能够赢得失败——赢得失败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连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卫队簇拥的神气样儿,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坏也不能漠然视之),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为三个情妇租了一间房子,只抽空应邀回家吃过两三次饭)跟家里的人相见。俏姑娘雷麦黛丝和战争中期出生的孪生子几乎不认得他。阿玛兰塔怎么也无怯使哥哥的形象和传奇勇士的形象一致起来;前者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后者却在自己和其他的人之间设置了三米的距离。然而,停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以为奥雷连诺上校很快就会回到家里,重新变成一个得到亲人喜爱的普通人,长久蛰伏的亲“人感情也就复苏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
“咱们家里终于又有一个男人啦,”乌苏娜说。
阿玛兰塔第一个认为她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之前一个星期,他回到了家里:没有侍从,只有两个赤足的勤务兵走在前头,把骡子的鞍俸和翰具以及一小箱诗篇放在廊上——这是奥雷连诺上校往日那种堂皇的行装中唯一剩下的东西;他走过阿玛兰塔房间旁边的时候,她叫了他一声。奥雷连诺上校仿佛想不起在他面前的是谁。
“我是阿玛兰塔,”她看见哥哥归来感到高兴,亲热地说,并且让他看看缠着黑绷带的手。“瞧吧。”
奥雷连诺上校就象那个遥远的早晨一样微微一笑,当时他被判处死刑以后回到了马孔多,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绷带。
“可怕,”他说“时间过得多快啊!”政府军不得不在宅子前面设置警卫。奥雷连诺上校是在讥笑和唾骂声中口到马孔多的,有人指责他为了较高的售价故意拖延战争。寒热病使他不住地发抖,腋下的脓疮又发作了,六个月以前,乌苏娜听到停战消息的时候,就打开和收拾了儿子的卧室,在各个角落里烧起了没药,以为儿子回来之后就会在雷麦黛丝破旧的玩具中间安度晚年了。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经算清了一生的账,甚至谈不上什么晚年了。他经过乌苏娜拾掇得特别仔细的首饰作坊时,没有发现钥匙是留在锁孔里的。而且在这房子里,时光造成的细微而令人难过的破坏,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任何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在长久离开之后,看见这些破坏都是会震惊的,可是任何东西都没引起他心中的痛苦:墙上剥落的灰泥,角落里凌乱的蛛网,弃置不顾的秋海棠,白蚁蛀坏的木梁,长了青苔的门框,一怀旧之情给他设置的这些诡谲的陷阶都没使他掉进去。他坐在长廊上,用毛毯裹着身子,也没脱掉靴子,仿佛是顺便到房子里来躲雨的,整个儿下午都瞧着雨水落到秋海棠上。乌苏娜终于明白。她无法长久把他留在家里。“也许还要去打仗。”她想“如果不是打仗,那就是死。”这种想法是那么明确、可信,乌苏娜认为它是一种预兆。
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右芋拿面包,左手握汤匙。他的孪生兄弟霍阿卡蒂奥第二呢,左手拿面包,右手握汤匙。两人动作起来是那么协调,仿佛不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而是一种巧妙的镜子装置。孪生兄弟知道他们两人完全相似,就在那天想出这种表演来欢迎奥雷连诺上校。可是奥雷连诺上校什么也没看见。他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疏远,甚至没有注意到赤身露体经过饭厅的俏姑娘雷麦黛丝。只有乌苏娜一人敢于把他从沉思状态中唤醒过来。
“假如你又要走,”她在晚餐时说。“你起码应当记住今儿晚上我们是什么样子。”
奥雷连诺上校这时明白,乌苏娜是唯一识破他精神空虚的人,但他并不觉得奇怪。他多年来第一次直勾勾地盯地她的面孔。她的皮肤布满了皱纹,牙齿已经磨损,头发枯萎、稀疏,眼神显得惊恐。他拿她跟老早以前那天下午的乌苏娜比较了一下,当时他曾预言热汤锅将要掉到地上,结果真的掉下去粉碎了。片刻间,他发现了半个多世纪日常的操劳在她身上留下的擦伤、茧子、疮痪和伤疤,这些可悲的痕迹甚至没有引起他一般的怜悯。于是他作了最后的努力,在自己心中寻找善良的感情已经发霉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它。从前,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娜的气味时,起码还有一点羞涩之类的感觉,而且经常觉得他的思想和母亲的思想息息相通,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消灭了。甚至他的妻子雷麦黛丝,在他心中也只剩下一个陌生姑娘模糊的形象,这姑娘在年龄上是相当于他的女儿的他在爱情的沙漠上邂逅过许多女人,他和她们在沿海地带撒下了不少种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没留下她们的任何痕迹。通常,她们都在黑夜里来找他,黎明前就离去,第二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想起她们,剩下的只是整个身体上某种困乏的感觉。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唯一的感情,是他童年时代对哥哥霍阿卡蒂奥的感情,但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串通。
“对不起,”他抱歉地回答乌苏娜的要求。“战争把一切都葬送啦。”
次日,他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世的一切痕迹。在首饰作坊里,他没碰的只是没有他个人烙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悔悟的心情就象他父亲把杀死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他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麦黛丝的相片时,乌苏娜才阻止他。“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啦,”乌苏娜说。“这是家中的圣物。”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连诺上校时,他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吃了一块饼干(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他在那儿脱掉了衬衫,坐在床边,下午三点十五分拿起手枪,对准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上用碘酒画的圈子砰地开了一枪。就在这个时刻,在马孔多,乌苏娜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啦!”她叫了一声。
然后,她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他在雨下淋得透湿,显得愁眉不展,比死的时候老多了。“他是被暗杀的,”她更准确地说。“谁也没有发发慈悲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她透过眼泪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仿佛流星一样迅捷地掠过天空,她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她仍在粟树下面,伏在丈夫的膝上哭泣。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抬来了,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他睁开的眼里燃着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穿伤是那么清晰、笔直,医生毫不费劲就把一根浸过碘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然后从脊背拉出。“这是我的杰作,”医生满意地说。“这是子弹能够穿过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奥雷连诺上校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她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正在唱绝望的圣歌,因此他感到遗憾,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借以嘲笑皮拉苔列娜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他向医生说“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宣布他为殉道者。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重新发动战争。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但他也受到感动,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相反地,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热中于重新发动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甚至以为: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借口真的找到了,那就是共和国总统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除非他们每人的事情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这是蛮不讲理,”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啦。”他第一次离开乌苏娜买给他养息用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扬言说,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他就要誓死宣战。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为了预防万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有力、成功,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康复的时候,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不是死了,就是流放了,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现在他们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她看见儿子已经康复的那一天,说道。“全世界不会有一座比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房子了。”她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更换了家具,收拾了花园,栽种了新的花卉,敞开了所有的门窗,让夏天耀眼的阳光也射进卧室。然后,她向大家宣布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家里重新响起了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又想起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栀子花和薰衣草的芳香,她那懊丧的心里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有一天下午,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帮她的忙。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乌苏娜一天一天地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后来,政府撤走警卫队时,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为她服务了多年。而年轻的军官呢,因为遭到俏姑娘雷麦黛丝的藐视,变得疯疯癫癫,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她的窗下了。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第一个感到战争的空虚。作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他跟奥雷连诺上校在电话上每周联系两次。起初,他们在交谈中还能断定战争的进展情况,根据战争的轮廓,能够明了战争处在什么阶段,预先见到战争会往什么方向发展。尽管奥雷连诺上校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也不吐露胸怀,然而当时他的口吻还是亲切随和的,在线路另一头马上就能听出是他。他经常毫无必要地延长谈话,扯一些家庭琐享。但是,由于战争日益激烈和扩大,他的形象就越来越暗淡和虚幻了。每一次,他说起话来总是越来越含糊,他那断断续续的字眼儿连接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样的情况,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只能难受地倾听,觉得自己是在电话上跟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说话。
“全明白啦,奥雷连诺,”他按了按电键,结束谈话。“自由党万岁!”
最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完全脱离了战争。从前,战争是他青年时代理想的行动和难以遏制的嗜好,现在却变成了一种遥远的、陌生的东西——空虚。他逃避现实的唯一处所是阿玛兰塔的缝纫室。他每天下午都去那儿。悄姑娘雷麦黛丝转动缝纫机把手的时候,他喜欢欣赏阿玛兰塔如何给雪白的衬裙布打褶子。女主人和客人满足于彼此作伴,默不吭声地度过许多个小时,阿玛兰塔心里高兴的是他那忠贞的火焰没有熄灭。但他却仍不明白她那难以理解的心究竟有什么秘密打算。知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回到马孔多之后,阿玛兰塔几乎激动死了。然而,当他左手吊着挎带走进来的时候(他只是奥雷连诺上校许多闹嘈嘈的随从人员中间的一个),阿玛兰塔看见离乡背井的艰苦生活把他折磨得多么厉害,荏苒的光阴使他变得多么苍老,看见他肮里肮脏、满脸是汗、浑身尘土、发出马厩气味,看见他样子丑陋,她失望得差点儿昏厥过去。“我的上帝,”她想。“这可不是我等候的那个人呀!”然而,他第二天来的时候,刮了脸,浑身整洁,没有血迹斑斑的绷带,胡子里还发出花露水的味儿。他送给阿玛兰塔一本用珠母钉装钉起来的祈祷书。
“你真是个怪人,”她说,因为她想不出别的话来。“一辈子反对教士,却拿祈祷书送人。”
从这时起,即使在战争的危急关头,他每天下午都来看她。有许多次,俏姑娘雷麦黛丝不在的时候,转动缝纫机把手的就是他。他的坚贞不渝和恭顺态度使她受到感动,因为这个拥有大权的人竟在她的面前俯首帖耳,甚至还把自己的军刀和手枪留在客厅里,空手走进她的房间。然而,在这四年中,每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向她表白爱情时,她总是想法拒绝他,尽管她也没有伤他的面子,因为,她虽还没爱上他,但她没有他已经过不了日子。俏姑娘雷麦黛丝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坚贞颇为感动,突然为他辩护,而以前她对周围的一切完全是无动丁衷的——许多人甚至认为她脑了迟钝。阿玛兰塔忽然发现,她养大的姑娘刚刚进入青春期,却已成了马孔多从未见过的美女。阿玛兰塔觉得自己心里产生了从前对雷贝卡的那种怨恨。她希望这种怨恨不要让她走向极端,而把俏姑娘,雷麦黛丝弄死。接着,她就把这姑娘赶出了自己的房间。正好这个时候,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开始厌恶战争。他准备为阿玛兰塔牺牲自己的荣誉(这种荣誉使他耗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说尽了好话,表露了长期压抑的无限温情。但他未能说服阿玛兰塔。八月里的一天下午,阿玛兰塔由于自己的顽固而感到十分痛苦,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打算至死都孤身过活了,因为她刚才给坚定的术婚者作了最后的回答。
“咱们彼此永远忘记吧,”她说“现在干这种事儿,咱们都太老啦。”
就在这天下午,奥雷连诺上校叫他去听电话。这是一次通常的交谈,对于停滞不前的战争毫无一点作用。一切都已说完以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朝荒凉的街道扫了一眼,看见杏树枝上悬着的水珠,他就感到自己孤独得要死。
“奥雷连诺,”他在电话上悲切地说“马孔多正在下雨呵。”
线路上沉寂了很久。然后,电话机里突然发出奥雷连诺上校生硬的话语。
“别大惊小怪,格林列尔多,”对方说“八月间下雨是正常的。”
很久没有看见朋友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对异常生硬的回答感到不安。可是过了两个月,奥雷连诺上校回到马孔多的时候,这种模糊的不安变成了惊异,几乎变成了恐惧。对于儿子的变化,乌苏娜也觉得吃惊。他是不声不响回来的,没有侍从,尽管天气很热,还用斗篷裹着身子;随同他来的是三个情妇,他让她们一块儿住在一间屋子里,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一个吊床上。他难得抽出时间来看战情电报和报告。有一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前来向他请示一个边境城镇的撤退问题,因为起义部队继续留在那里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别拿鸡毛蒜皮的事来打扰我啦,”奥雷连诺上校回答他。“你去请教上帝吧。”
这大概是战争的紧要关头。最初支持革命的自由派地主,为了阻挠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审查,跟保守派地主签订了秘密协议。在国外为战争提供经费的那些政客,公开谴责奥雷连诺上校采取的激烈措施,然而这种作法似乎也没有使他担心。他再也不读自己的诗了,这些诗约有五卷,现在放在箱子底儿给忘记了。夜晚或者午休时,他都把一个情妇叫到他的吊床上来,从她身上得到一点儿快乐,然后就睡得象石头一样,没有一点忧虑的迹象。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心烦意乱,永远失去了信心。最初,他陶醉于凯旋回国和辉煌的胜利,俯临“伟大”的深渊。他喜欢坐在马博罗1公爵的肖像右方——这是他在战争艺术上的伟大导师,此人的虎皮衣服曾引起成年人的赞赏和孩子们的惊讶。正是那时,他决定不让任何人(甚至乌苏娜)接近他三米远。不管他到了哪儿,他的副官都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圆圈,他站在圆圈中心(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站进圆圈),用简短而果断的命令决定世界的命运。枪决蒙卡达将军之后,他刚一到达马诺尔,就赶忙去满足受害者的最后愿望。寡妇收下了眼镜、手表、戒指和女神像,可是不许他跨进门槛。
“你不能进来,上校,”她说。“你可以指挥你的战争,可是我的家是由我指挥的。”
1马博罗(1650一1722),英国将军,1704年在德国西南多瑙河畔的布伦亨村击溃法国军队。
奥雷连诺上校丝毫没有表示自己的恼怒,但在他的随身卫队抢劫和烧毁了寡妇的房子之后,他的心才平静下来。“提防你的心吧,奥雷连诺,”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当时警告他。“你在活活地烂掉。”大约这个时候,奥雷连诺上校召开了第二次起义部队指挥官会议。到场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空想家、野心家、冒险家、社会渣滓、甚至一般罪犯。其中有一个保守党官员是由于逃避盗用公款的惩罚才参加革命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战斗,在这群形形色色的人中间,不同的信念将会引起内部爆炸,但最惹人注目的却是一个阴沉沉的权势人物——泰菲罗。瓦加斯将军。这是一个纯血统的印第安人,粗野、无知,具有诡谲伎俩和预见才能,善于把他的部下变成极端的宗教狂。奥雷连诺上校打算在会议上把起义部队的指挥统一起来,反对政客们的鬼把戏。可是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优秀指挥官的联合,攫取了总指挥权这是一头值得注意的野兽,”奥雷连诺上校向自己的军官们说。“对咱们来说,这样的人比政府的陆军部长还危险。”于是,平常以胆怯著称的一个上尉小心地举起了食指。
“这很简单,上校,”他说。”应当把他杀死。”
刹那间,这个建议超过了他自己的想法,他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这个建议多么残忍,而是实现这个建议的方式。
“别指望我会发出这样的命令,”他回答。
他确实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然而两个星期之后,泰菲罗将军中了埋伏,被大砍刀剁成内酱,于是奥雷连诺上校担任了总指挥。就在那天夜里,他的权力得到起义部队所有的指挥官承认以后,他突然惊恐地醒来,大叫大嚷地要人给他一条毛毯。身体内部彻骨的寒冷,在灼热的太阳下也折磨着他,在许多肩里都使他睡不着觉,终于变成一种病症,他原来醉心于权力,现在一阵一阵地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了。为了治好寒热病,他下令枪毙劝他杀死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的年轻军官。但他还没发出命令,甚至还没想到这种命令,他的部下就那么干了,他们经常超过他自己敢于达到的界线。他虽有无限的权力,可是陷入孤独,开始迷失方向。现在,在他占领的城镇里,群众的欢呼也惹他生气,他觉得这些人也是这样欢迎他的敌人的。在每一个地方,他都遇见一些年轻人,他们用他那样的眼睛看他。用他那样的腔调跟他说话,对他采取他对他们的那种怀疑态度,而且把自己叫做他的儿子。他觉得奇怪——他仿佛变成了许多人,但是更加孤独了。他怀疑自己的军官都在骗他,他对马博罗公爵也冷淡了。“最好的朋友是已经死了的,”当时他喜欢这么说。由于经常多疑,由于连年战争的恶性循环,他已困乏不堪;他绕来绕去,实际上是原地踏步,但却越来越衰老,越来越精疲力尽,越来越不明白:为什么?怎么办?到何时为止?在粉笔划的圆圈外面,经常都站着什么人:有的缺钱;有的儿子患了百日咳;有的希望长眠,因为对肮脏的战争已经感到厌恶;但是有的却鼓起余力,采取“立正,,姿势,报告说:“一切正常,上校。”然而,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正常”恰恰是最可怕的:表示毫无进展。奥雷连诺上校陷入孤独,不再产生什么预感,为了摆脱寒热病(这种病一直陪他到死).他打算在马孔多找到最后的栖身之所,在住事的回忆中得到温暖。他的消极情绪是那么严重,有人报告他自由党代表团前来跟他讨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时.他只是在吊床上翻了个身,甚至没让自己睁开眼睛。
“带他们去找妓女吧,”他嘟哝着说。
代表团成员是六个穿着礼服,戴着高筒帽的律师,以罕见的斯多葛精神忍受了+一月里灼热的太阳。乌苏娜让他们住在她家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呆在卧室内秘密商量,晚上则要求给他们一个卫队和一个手风琴合奏队,并且包下了整个卡塔林诺游艺场。“别打搅他们,”奥雷连诺上校命令说。“我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十二月初举行的期待已久的谈判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虽然许多人都以为这次谈判会变成没完没了的争论。
在闷热的客厅里,幽灵似的自动钢琴是用裹尸布一样的白罩单遮住的,奥雷连诺上校的副官们在钢琴旁边用粉笔划了个圈子;可是上校这一次没有走进圈子。他坐在他那些政治顾问之间的椅子上,用毛毯裹着身子,默不作声地倾听代表团简短的建议。他们要求他:第一,不再重新审核土地所有权,以便恢复自由派地主对自由党的支持;第二,不再反对教会势力,以便取得信徒们的支持,第三,不再要求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以便维护家庭的圣洁和牢固关系。
“这就是说,”在建议念完之后,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咱们战斗只是为了权力罗。”
“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对自己的纲领作了这些修改,”其中一个代表回答。“目前最主要的是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奥雷连诺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连忙插活。
“这是跟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他说。“如果你们的修改是好的,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是好的。如果我们凭借你们的修改能够扩大你们所谓的群众基础,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我们就得承认,将近二十年来我们是在反对民族利益。”
他打算继续说下去,可是奥雷连诺上校用字势阻止了他。“别浪费时间了,教授,”他说。“最主要的是,从现在起,我们战斗就只是为了权力啦。”他仍然面带微笑,拿起代表团给他的文件,准备签字。
“既然如此,”他最后说“我们就无异议了。”
他的军官们极度惊愕,面面相觑。
“原谅我,上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柔和地说。”这是背叛。”
奥雷连诺上校把蘸了墨水的笔拿在空中,在这个大胆的人身上使出了自己的威风。
“把你的武器交给我,”他下了命令。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站起身来,把武器放在桌上。
“到兵营去吧,”奥雷连诺上校命令他。“让军事法庭来处置你。”
然后,他在声明上签了字,把它交还代表团,说:
“先生们,这是你们的纸儿。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中捞到一些好处。”
过了两天,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被控叛国,判处死刑。重新躺上吊床的奥雷连诺上校,根本就不理睬赦免的要求。他命令不让任何人打扰他。行刑的前一天,乌苏娜不顾他的命令,跨进他的卧室。她穿着黑衣服,显得异常庄严,在三分钟的会见中始终没有坐下。“我知道你要枪毙格林列尔多,”她平静地说,”我没有法子阻止你。可我要给你一个警告:只要我看见他的尸体,我就要凭我父母的骸骨发誓,凭霍阿布恩蒂亚死后的名声发誓,对天发誓:不管你藏在哪儿,我都要拖你出来,亲手把你打死。”在离开房间之前,她不等口答就下了断语:“你那么干,就象是长了一条猪尾巴出世的。”
在漫长的黑夜里,正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想起自己在阿玛兰塔房间里度过的那些黄昏时,奥雷连诺上校却挣扎了许多个小时,企图凿穿孤独的硬壳。自从那个遥远的下午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以后,命运给他的唯一愉快的时刻是在制作小全鱼的首饰作坊里度过的。他发动过三十二次战争,破坏过自己跟死神的一切协议,象猪一样在“光荣”的粪堆里打滚,然而几乎迟了四十年寸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是可贵的。
他就这样一夜未睡,弄得精疲力尽;黎明,距离行刑只有一个小时,他走进了回室。“滑稽戏收场啦,老朋友,”他向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说。“趁咱们那些酒鬼还没枪毙你,咱们离开这儿吧。”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无法掩饰这种行为使他产生的蔑视。
“不,奥雷连诺,”他回答。“我宁肯死,也不愿看见你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君。”
“你不会看见的,”奥雷连诺上校说。“穿上你的鞋子,帮助我结束这种讨厌的战争吧。”
他这么说的时候,还不知道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困难得多。为了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他需要进行一年血腥、残酷的战斗;而让自己的人相信接受这些条件的必要性,又需要一年的工夫。他的军官们不愿出卖胜利,发动了起义;他镇压这些起义,残酷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不惜依靠敌人的力量坚决粉碎这些抵抗。
他决不是当时一个比较出色的军人。他相信他终归是为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和口号进行战斗(政客们善于根据情况不断变换这些口号),所以充满了热情。就象以前为了胜利而坚定不移地作战一样,为失败作战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指责了奥雷连诺上校不必要的蛮勇。“不用担心,”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死亡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对他来说,确实如此。他相信自己的死期是预先注定了的,这种信心给了他一种神秘的免疫力——在预定的期限之前不死;这种免疫力使他在战争的危险中不受伤害,使他最终能够赢得失败——赢得失败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连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卫队簇拥的神气样儿,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坏也不能漠然视之),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为三个情妇租了一间房子,只抽空应邀回家吃过两三次饭)跟家里的人相见。俏姑娘雷麦黛丝和战争中期出生的孪生子几乎不认得他。阿玛兰塔怎么也无怯使哥哥的形象和传奇勇士的形象一致起来;前者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后者却在自己和其他的人之间设置了三米的距离。然而,停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以为奥雷连诺上校很快就会回到家里,重新变成一个得到亲人喜爱的普通人,长久蛰伏的亲“人感情也就复苏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
“咱们家里终于又有一个男人啦,”乌苏娜说。
阿玛兰塔第一个认为她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之前一个星期,他回到了家里:没有侍从,只有两个赤足的勤务兵走在前头,把骡子的鞍俸和翰具以及一小箱诗篇放在廊上——这是奥雷连诺上校往日那种堂皇的行装中唯一剩下的东西;他走过阿玛兰塔房间旁边的时候,她叫了他一声。奥雷连诺上校仿佛想不起在他面前的是谁。
“我是阿玛兰塔,”她看见哥哥归来感到高兴,亲热地说,并且让他看看缠着黑绷带的手。“瞧吧。”
奥雷连诺上校就象那个遥远的早晨一样微微一笑,当时他被判处死刑以后回到了马孔多,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绷带。
“可怕,”他说“时间过得多快啊!”政府军不得不在宅子前面设置警卫。奥雷连诺上校是在讥笑和唾骂声中口到马孔多的,有人指责他为了较高的售价故意拖延战争。寒热病使他不住地发抖,腋下的脓疮又发作了,六个月以前,乌苏娜听到停战消息的时候,就打开和收拾了儿子的卧室,在各个角落里烧起了没药,以为儿子回来之后就会在雷麦黛丝破旧的玩具中间安度晚年了。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经算清了一生的账,甚至谈不上什么晚年了。他经过乌苏娜拾掇得特别仔细的首饰作坊时,没有发现钥匙是留在锁孔里的。而且在这房子里,时光造成的细微而令人难过的破坏,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任何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在长久离开之后,看见这些破坏都是会震惊的,可是任何东西都没引起他心中的痛苦:墙上剥落的灰泥,角落里凌乱的蛛网,弃置不顾的秋海棠,白蚁蛀坏的木梁,长了青苔的门框,一怀旧之情给他设置的这些诡谲的陷阶都没使他掉进去。他坐在长廊上,用毛毯裹着身子,也没脱掉靴子,仿佛是顺便到房子里来躲雨的,整个儿下午都瞧着雨水落到秋海棠上。乌苏娜终于明白。她无法长久把他留在家里。“也许还要去打仗。”她想“如果不是打仗,那就是死。”这种想法是那么明确、可信,乌苏娜认为它是一种预兆。
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右芋拿面包,左手握汤匙。他的孪生兄弟霍阿卡蒂奥第二呢,左手拿面包,右手握汤匙。两人动作起来是那么协调,仿佛不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而是一种巧妙的镜子装置。孪生兄弟知道他们两人完全相似,就在那天想出这种表演来欢迎奥雷连诺上校。可是奥雷连诺上校什么也没看见。他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疏远,甚至没有注意到赤身露体经过饭厅的俏姑娘雷麦黛丝。只有乌苏娜一人敢于把他从沉思状态中唤醒过来。
“假如你又要走,”她在晚餐时说。“你起码应当记住今儿晚上我们是什么样子。”
奥雷连诺上校这时明白,乌苏娜是唯一识破他精神空虚的人,但他并不觉得奇怪。他多年来第一次直勾勾地盯地她的面孔。她的皮肤布满了皱纹,牙齿已经磨损,头发枯萎、稀疏,眼神显得惊恐。他拿她跟老早以前那天下午的乌苏娜比较了一下,当时他曾预言热汤锅将要掉到地上,结果真的掉下去粉碎了。片刻间,他发现了半个多世纪日常的操劳在她身上留下的擦伤、茧子、疮痪和伤疤,这些可悲的痕迹甚至没有引起他一般的怜悯。于是他作了最后的努力,在自己心中寻找善良的感情已经发霉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它。从前,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娜的气味时,起码还有一点羞涩之类的感觉,而且经常觉得他的思想和母亲的思想息息相通,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消灭了。甚至他的妻子雷麦黛丝,在他心中也只剩下一个陌生姑娘模糊的形象,这姑娘在年龄上是相当于他的女儿的他在爱情的沙漠上邂逅过许多女人,他和她们在沿海地带撒下了不少种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没留下她们的任何痕迹。通常,她们都在黑夜里来找他,黎明前就离去,第二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想起她们,剩下的只是整个身体上某种困乏的感觉。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唯一的感情,是他童年时代对哥哥霍阿卡蒂奥的感情,但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串通。
“对不起,”他抱歉地回答乌苏娜的要求。“战争把一切都葬送啦。”
次日,他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世的一切痕迹。在首饰作坊里,他没碰的只是没有他个人烙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悔悟的心情就象他父亲把杀死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他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麦黛丝的相片时,乌苏娜才阻止他。“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啦,”乌苏娜说。“这是家中的圣物。”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连诺上校时,他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吃了一块饼干(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他在那儿脱掉了衬衫,坐在床边,下午三点十五分拿起手枪,对准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上用碘酒画的圈子砰地开了一枪。就在这个时刻,在马孔多,乌苏娜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啦!”她叫了一声。
然后,她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他在雨下淋得透湿,显得愁眉不展,比死的时候老多了。“他是被暗杀的,”她更准确地说。“谁也没有发发慈悲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她透过眼泪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仿佛流星一样迅捷地掠过天空,她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她仍在粟树下面,伏在丈夫的膝上哭泣。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抬来了,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他睁开的眼里燃着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穿伤是那么清晰、笔直,医生毫不费劲就把一根浸过碘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然后从脊背拉出。“这是我的杰作,”医生满意地说。“这是子弹能够穿过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奥雷连诺上校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她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正在唱绝望的圣歌,因此他感到遗憾,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借以嘲笑皮拉苔列娜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他向医生说“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宣布他为殉道者。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重新发动战争。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但他也受到感动,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相反地,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热中于重新发动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甚至以为: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借口真的找到了,那就是共和国总统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除非他们每人的事情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这是蛮不讲理,”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啦。”他第一次离开乌苏娜买给他养息用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扬言说,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他就要誓死宣战。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为了预防万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有力、成功,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康复的时候,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不是死了,就是流放了,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现在他们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她看见儿子已经康复的那一天,说道。“全世界不会有一座比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房子了。”她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更换了家具,收拾了花园,栽种了新的花卉,敞开了所有的门窗,让夏天耀眼的阳光也射进卧室。然后,她向大家宣布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家里重新响起了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又想起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栀子花和薰衣草的芳香,她那懊丧的心里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有一天下午,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帮她的忙。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乌苏娜一天一天地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后来,政府撤走警卫队时,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为她服务了多年。而年轻的军官呢,因为遭到俏姑娘雷麦黛丝的藐视,变得疯疯癫癫,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她的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