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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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成年累月地忙，惟有正月里头有十天半个月的闲暇。于是就忙着走亲戚、看朋友，到祠堂里祭拜先人。最热闹、最享受的就算是看年戏了。
那种戏应该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社戏，社，意为土地神，在这里是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社戏的“社”除了土地庙，也泛指一般的庙宇，这些贫民化的庙宇，常常就成了草台班演出的场所。
请戏班得有人出钱，出钱的往往是有钱又有喜事的，比如喜得贵子的、老人大寿的，后来发展到儿女考上大学的。出钱请戏班是很体面的事，既讨了附近几村百姓的喜欢，又炫耀了自己的幸福和成就。
也有在大院子里现搭戏台的，看看谁家有现成的木头，扛它个十来根，立起来就是台柱子。戏台板是大宅院的大门，大宅院的主人往往成分偏高。这些大门被相中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拆了就走。
我就读的小学校，就常常成了戏场子。小学校本来是地主屋，场院大得要命，四乡八村的看客只管来，没有挤不下的时候。演戏的那一天，家家户户把四亲六眷都召了来。吃罢晚饭，大家争先恐后地往学校里赶。戏台上，两只煤油气灯已经挂起，有人卖力地往灯里打气，气灯发出耀眼的光，把戏台照得如同白昼。
我们那一带爱请绍兴戏班，因为绍兴戏班里没有男角。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前也曾请过有男角的剧种，演完戏后，就有小媳妇大姑娘跟着男角跑了，远不如清一色女角的绍兴戏班子安稳妥当。
演出的晚上，许多小贩应运而来，背着马口铁箱子卖饴糖的、挑着馄饨担煮馄饨的、把油锅烧得滚滚的炸“灯盏糕”的、举着半月形小刀卖甘蔗的更有精打细算的农民，在戏场角落里放上几只粪桶，第二天一早就能收获满满的几担。
讲究身份的女人是不屑于在戏台下乱挤的，怕的是让人揩了便宜去。她们会请人搭一个看台，再在看台上放些凳椅，女眷和孩子们就安安稳稳地高高在上，不必担心被挡着、挤着和踩着了
开演前，锵锣鼓钹打了一通又一通，为的是把看客们招得更多。戏台下已经人头攒动，演员们却迟迟不肯登场。
幕布终于拉开了，首先上来的是一番祭祀仪式，演员们扮成各路神仙，他们呼风唤雨，驱邪镇魔，据说能保佑一方五谷丰登，岁岁平安。随后才是真正的演出。其实当时我们还看不懂戏，我们只是被那份热闹兴奋着。大人们会给我们讲解些剧情，可我们没有心思去听，我们热衷的是台下的零嘴儿。舅妈、姨妈会掏出些零钱，招呼那些游走的小贩过来
到了十来岁，我能看懂戏了，并迷上了唱越剧的陆贞芳，这个娇小的女人当时也就二十出头，她唱腔优美，文武双全。她演渔家女，演双玉蝉，演双阳公主，我总是设法挤到最前面。每每演到悲情处，我清楚地看到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我也喜欢当时的小生丁绿云，家乡有句顺口溜：乐清人，看戏爱看丁绿云，丁绿云不上台，乐清人呆一呆。她扮相俊美，嗓音特别嘹亮，听她唱戏特别享受。
11岁那年的正月，我在长生宫看过她们演出的几场戏。一个寒冷的上午，我正在田里挑荠菜，同学郑月萍跑了过来，说陆贞芳她们正在招生，约我一起去考考看。那时候我已经被她们迷得不能自己，想都没想就扔了篮子，跟郑月萍一起奔长生宫去了。
于是我看到了和夜晚完全不同的戏台。那里有许多卷起来的稻草和卷起来的被子，显得零乱和寒酸，原来她们就是在这四面透风的台上过夜的！演员们见了我们，都很高兴，有一个独腿老头特别慈祥。对着我们问这问那的，又问我们演过什么吗？我们说，演过打猪草。打猪草是黄梅戏，是我们那很有才气的语文老师何定一教的，我们已经演了两年了。
于是她们给我们化妆，先是用一根细带子，把头发绾上去，然后往脸上涂油彩，扑粉，拍腮红，画眉毛和眼影，接着画唇线抹口红；然后是梳头，编辫，插簪、戴花，卡耳环，最后才是着装。我看看镜里的自己，根本认不得了。我们从头到尾表演了打猪草，考官们没说什么，却让我们席地而坐，往每人怀里塞一个搪瓷脸盆，然后给了我们一张很大的油印试卷。我们把试卷铺在脸盆底上，掏出钢笔就写了起来。对于刚刚小学毕业的我们来说，那张试卷并不难，笔尖在脸盆上啄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没多会儿就把那张试卷完成了。独腿老头看了看，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的文化真高！
很轻松的，我们就被录取了。然后剧团让我们去做一次体检。体检要三毛钱，这时候我才把这消息告诉了父母。母亲哼了一声，一脸不屑地说，戏子！干什么不好，想去当戏子！父亲认真地纠正说：周总理说了，现在不叫戏子，叫人民演员！可是母亲就是不允许她的女儿去当人民演员。郑月萍已经体检完毕去剧团报到了，我却因为三毛钱的体检费急得团团转。我无计可施，只能软磨硬泡来对付母亲，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连母亲上厕所，我也站在她身边，不断地磨蹭。
其实，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母亲打我一顿，说不定我就跟着剧团跑了。可是那一回母亲没有动怒。她掏出了三角钱来，用少有的温柔说：这钱就给你了，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是不要去体检，啊？
那时候我们家很穷，一年到头大人也没给过我一分零花钱。母亲破天荒的大方和宽容，让我不知所措。我热泪盈眶，心想，也许是我错了，就决定听话一次。就这样，我和演戏失之交臂了。
这以后，我还是爱看年戏，戏班子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只是感受不一样了，陆贞芳在台上掉眼泪，我也跟着掉眼泪，心里每每酸楚得发疼。
乡下人成年累月地忙，惟有正月里头有十天半个月的闲暇。于是就忙着走亲戚、看朋友，到祠堂里祭拜先人。最热闹、最享受的就算是看年戏了。
那种戏应该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社戏，社，意为土地神，在这里是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社戏的“社”除了土地庙，也泛指一般的庙宇，这些贫民化的庙宇，常常就成了草台班演出的场所。
请戏班得有人出钱，出钱的往往是有钱又有喜事的，比如喜得贵子的、老人大寿的，后来发展到儿女考上大学的。出钱请戏班是很体面的事，既讨了附近几村百姓的喜欢，又炫耀了自己的幸福和成就。
也有在大院子里现搭戏台的，看看谁家有现成的木头，扛它个十来根，立起来就是台柱子。戏台板是大宅院的大门，大宅院的主人往往成分偏高。这些大门被相中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拆了就走。
我就读的小学校，就常常成了戏场子。小学校本来是地主屋，场院大得要命，四乡八村的看客只管来，没有挤不下的时候。演戏的那一天，家家户户把四亲六眷都召了来。吃罢晚饭，大家争先恐后地往学校里赶。戏台上，两只煤油气灯已经挂起，有人卖力地往灯里打气，气灯发出耀眼的光，把戏台照得如同白昼。
我们那一带爱请绍兴戏班，因为绍兴戏班里没有男角。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前也曾请过有男角的剧种，演完戏后，就有小媳妇大姑娘跟着男角跑了，远不如清一色女角的绍兴戏班子安稳妥当。
演出的晚上，许多小贩应运而来，背着马口铁箱子卖饴糖的、挑着馄饨担煮馄饨的、把油锅烧得滚滚的炸“灯盏糕”的、举着半月形小刀卖甘蔗的更有精打细算的农民，在戏场角落里放上几只粪桶，第二天一早就能收获满满的几担。
讲究身份的女人是不屑于在戏台下乱挤的，怕的是让人揩了便宜去。她们会请人搭一个看台，再在看台上放些凳椅，女眷和孩子们就安安稳稳地高高在上，不必担心被挡着、挤着和踩着了
开演前，锵锣鼓钹打了一通又一通，为的是把看客们招得更多。戏台下已经人头攒动，演员们却迟迟不肯登场。
幕布终于拉开了，首先上来的是一番祭祀仪式，演员们扮成各路神仙，他们呼风唤雨，驱邪镇魔，据说能保佑一方五谷丰登，岁岁平安。随后才是真正的演出。其实当时我们还看不懂戏，我们只是被那份热闹兴奋着。大人们会给我们讲解些剧情，可我们没有心思去听，我们热衷的是台下的零嘴儿。舅妈、姨妈会掏出些零钱，招呼那些游走的小贩过来
到了十来岁，我能看懂戏了，并迷上了唱越剧的陆贞芳，这个娇小的女人当时也就二十出头，她唱腔优美，文武双全。她演渔家女，演双玉蝉，演双阳公主，我总是设法挤到最前面。每每演到悲情处，我清楚地看到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我也喜欢当时的小生丁绿云，家乡有句顺口溜：乐清人，看戏爱看丁绿云，丁绿云不上台，乐清人呆一呆。她扮相俊美，嗓音特别嘹亮，听她唱戏特别享受。
11岁那年的正月，我在长生宫看过她们演出的几场戏。一个寒冷的上午，我正在田里挑荠菜，同学郑月萍跑了过来，说陆贞芳她们正在招生，约我一起去考考看。那时候我已经被她们迷得不能自己，想都没想就扔了篮子，跟郑月萍一起奔长生宫去了。
于是我看到了和夜晚完全不同的戏台。那里有许多卷起来的稻草和卷起来的被子，显得零乱和寒酸，原来她们就是在这四面透风的台上过夜的！演员们见了我们，都很高兴，有一个独腿老头特别慈祥。对着我们问这问那的，又问我们演过什么吗？我们说，演过打猪草。打猪草是黄梅戏，是我们那很有才气的语文老师何定一教的，我们已经演了两年了。
于是她们给我们化妆，先是用一根细带子，把头发绾上去，然后往脸上涂油彩，扑粉，拍腮红，画眉毛和眼影，接着画唇线抹口红；然后是梳头，编辫，插簪、戴花，卡耳环，最后才是着装。我看看镜里的自己，根本认不得了。我们从头到尾表演了打猪草，考官们没说什么，却让我们席地而坐，往每人怀里塞一个搪瓷脸盆，然后给了我们一张很大的油印试卷。我们把试卷铺在脸盆底上，掏出钢笔就写了起来。对于刚刚小学毕业的我们来说，那张试卷并不难，笔尖在脸盆上啄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没多会儿就把那张试卷完成了。独腿老头看了看，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的文化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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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母亲打我一顿，说不定我就跟着剧团跑了。可是那一回母亲没有动怒。她掏出了三角钱来，用少有的温柔说：这钱就给你了，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是不要去体检，啊？
那时候我们家很穷，一年到头大人也没给过我一分零花钱。母亲破天荒的大方和宽容，让我不知所措。我热泪盈眶，心想，也许是我错了，就决定听话一次。就这样，我和演戏失之交臂了。
这以后，我还是爱看年戏，戏班子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只是感受不一样了，陆贞芳在台上掉眼泪，我也跟着掉眼泪，心里每每酸楚得发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