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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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结束了七年多的幼儿生活，母亲满怀希望地步行千米，以无比幸福的心情背我首次入本村小学。直到1974年5月高中毕业，在校十年，尽管其中八年经历了“文革”动乱，却也一鼓作气，顺利完成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业。
1978年10月，结束了四年半的农民生活，父亲充满自豪地单骑百里，以无比兴奋的心情陪我第二次入学去省城。这次是“文革”结束，国家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年。当年在全社三百多名考生中，我以排名第四的成绩被山东省商业学校录取。从此，脱离了朝夕相伴的父母乡亲、兄弟姐妹及故乡那片熟悉的红土地。
说起二次入学，可以说是感触颇多。作为一个已加入农民行列近五年的我来说，能够通过二次入学来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从充满土气的农村走进繁华的城市，从一个普通农民将转为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用当时父老乡亲们的话来形容就是：“鲤鱼跳龙门”、“鸡窝里出凤凰”等等，当然我们全家人的激动和幸福就更不言而喻了。
入学那天，父亲因晕车，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为送我到省城求学，竟然天刚蒙蒙亮，就提前骑自行车出发，行程七十多公里去平原火车站等我。随后，我带着母亲早就准备好的行李和入学通知书、户口及粮油转移关系等，由两个姐夫把我送到十多公里的老城汽车站上了汽车。那时的公路又窄又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平原，而父亲已等立在汽车站的门口。此情此景不由我两眼湿润，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父亲把自行车放到了平原一个老乡家里，我们爷俩背着行李又登上了去省城的火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车，却没有享受到第一次乘坐火车的快乐和兴奋。因为当时铁路客运还比较紧张，车少人多，车厢内拥挤不堪，真是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牢，而且又是慢车，大小站都要停，九十公里的路程竟然耗时三个多。
中午时分，火车终于到达省城济南。来到出站口，已看到站外人头攒动，林立的接站牌，高高举过人群的头顶，特别醒目。挤出站口，我环视了一下，山东商校的接站牌立刻映入我的眼底。和接站的姚老师老师取得联系后，由前来接站的同学们帮着拿行李，把我送上了学校的接站车。这时父亲也算放下了心，他乘坐公交车去了在省城的一个姑奶奶家。到校后的第二天中午，姑奶奶领着父亲到学校看了看，而后又带我去与省府为邻的她家吃了第一顿饭。
我被分到七八届卫检班，全班共四十五名同学，其中九名女生，三十六名男生。分别来自本省九个地市，三十八个县、区的农村。入学后的前三天，学校统一对新生进行了入学教育，而后便纳入正式教学日程。生活上由国家按标准供应，每月十二元伙食费，三十斤粮食，粗细按标准搭配。作为从农村来的男生，粮食定量是不够吃的，每月还要用从家里带来的粮票补充欠缺部分。我每学期从家带五十元作为书费、生活补充费和零花钱，两年四个学期共花了二百元，相比在班里同学中，我还算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起码穿戴还算整齐。因此，没有被评上过助学金，虽然每年才三到十元不等。
我被分到卫检班学习，即肉品卫生检疫检验专业。基本课程是：家畜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检疫检验学及药理学、微生物学，还有普通化学、生物化学、政治哲学等。入学初期，我们对本专业的实际情况还不甚了解，一个月后才恍然大悟，说穿了也就是“杀猪宰牛”专业。
我们入学当初，正好上一届本专业的同学去外地实习了，一个多月后才完成了实习返回学校，校领导和本专业的老师组织举办了上届同学的实习报告会，同时让我们班列席参加。老师的本意是让我们通过听实习报告先熟悉一下卫检工作情况，然而却适得其反。实习的同学代表把实习环境和工作流程汇报的有声有色，我们听后却大吃一惊，原来就是在血雨腥风的屠宰场与屠宰工配合，进行家畜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美其名曰：保障人们食用肉品的卫生，确保人身健康安全。
在同一所学校学习，与屠宰工为伍的所谓技术专业，和物价、财会、统计等管理专业相比真是有天地之别。再说，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社会青年考入的，我们班仅做过教师工作的就有十一个，还有做过大小队干部的，从中学直接考入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象这样的学生成分，而且还不是自己所选专业，如果不闹，除非是一群白痴。自从听过上届的实习报告以后，我们班的教学秩序顿时乱作一团，同学们都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展望前景，不寒而栗。
1979年春节后，第二学期一开始，我们班同学们闹火更旺，由班干部组织选出学生代表，找学校领导给我们调换专业，同时联名向学校的主管部门----省商业厅写信反映情况。当时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是主要负责人，我作为班长，当然也是其中积极组织、参与者，并主笔整理有关情况报告。
卫检专业虽然分配后的工作岗位苦，环境条件差，但毕竟也是国家统一设置的新兴专业，全国就本校和浙江商校设有，取消这个专业也是不现实的。后来学校领导和老师共同到我们班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稳定学生的不满情绪。同时对老师和班干部也进行了调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同学们也只好认可了这个专业。可这个专业毕竟为我们的人生打下了一个不良的基础。毕业分配就是明显的佐证。管理专业的同学仅省城机关部门就留了三分之一，而我们却都回到了本县市，而绝大部分都进了食品加工企业，后来各自的的发展变化当为别论。
1979年12月，根据课程安排我们班也到了第一次实习时间。实习期为一个月，全班分成两个实习小组，第一组由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带领去了益都肉联厂，我带领第二组来到德州肉联厂。这两个厂当年在全省属规模较大的肉类食品加工企业，拥有万吨冷藏库和日宰生猪数千头的机械化加工车间。
我们来到德州肉联厂那天，一进加工生产区就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扑鼻而来，当时也分不清是个啥味道，后来熟悉了情况才明白，是集香、臭、腥、臊、煳等味为一体的混合气味。香，来自熟肉加工；臭，来自猪粪污水；腥，来自屠宰车间；臊，来自生猪屎尿；煳，来自松香拔毛，当然还有许多分辨不清的气体混合在里面。
德州肉联厂的生猪屠宰加工都是机械化流水生产线。从生猪入厂到肉品加工冷藏，每个环节都要由卫检人员把关，我们实习也就轮流穿插到各个环节，每个环节实习一到两天。不论哪个环节，只要发现有疫病的生猪或肉体，都要根据不同情况及时按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卫检工作按术语分，对活体而言，称检疫；对肉体而言，称检验。所以一般叫宰前检疫，宰后检验。
宰前检疫主要就是看动物的外表皮肤、精神状态、测量体温等。确诊有病的进行隔离、急宰或销毁，检疫正常的则进入屠宰车间进行屠宰加工。
屠宰加工车间的情景那就有点惨不忍睹了，生猪进入待宰圈首先要进行全身冲洗，一是干净卫生，二是有利电麻。而后把猪逐一赶入麻电环节电击致晕，趁猪晕厥时套住两条后腿，倒挂在自动加工轨道上。转到放血环节猪已苏醒，再由工人用空心刀割断猪的颈动脉进行放血，只见倒挂的生猪血流如注、嚎叫凄惨、头摆蹄挠，但已无济于事，转眼已是奄奄一息，任人宰割了。这里有宰后第一道检验，就是颌下淋巴结的检验。下面的工序就是烫毛打毛、砍头开胸、割取内脏、劈半冷藏，这是白条肉的加工流程。如果搞肉的分割加工，那当然要增加好多程序了。在整个加工流程中，当然还有好多环节需要进行检验，以控制病虫肉，确保肉品质量。
对屠宰加工车间来说，我感觉最残忍的是电击、放血；最脏臭的是清理胃容物和肠道粪便；最难闻的是对猪头的松香拔毛；最难忍得是在冷藏库里的低温作业。
第二次实习是1980年6月的毕业前夕，这次我带的小组去了潍坊肉联厂，另一组去了青岛肉联厂。实习情况与第一次实习基本相同，不过进一步扩展了我的视野，利用星期天游览了潍坊市区及郑板桥住过的“筮笏园”还有潍坊军用机场等。
第二次实习结束后，就是毕业前的一些有关工作了。学校原打算把我留校在化验室工作，可在此期间正好赶上省商业厅取消了厅属中心化验室，人员、设备一起转到了省商校。我和另一名同学留校的计划因此也泡了汤。
回顾在校两年，其烦有一乐有三：烦的是：进对了校门，入错了专业。乐得是：一、结识了许多老师和全省各地的同学。二、在学校每年组织的书法和作文比赛中，每次拿得都是一等奖，而且作文还被学校编入“学生优秀作文选”的小册子。书法得到了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们的赏识。校团委张书记（现省档案局长）让我给他用版纸写了四个条幅并郑重其事的贴到了他的床头上；教研室的杨老师拿出了他珍藏的家传线装古代名人草字汇字帖供我欣赏研习；我们班虽没设书法课，但同学们受我的感染纷纷练起了书法。每当想起这些也足以聊以自慰了。三、利用星期天和同学们结伴游遍了省城济南的山山水水，大街小巷，了解了济南的风土人情。我们每次出游都是步行，首先可以尽情的游玩观赏，再就是可以节省出游车费。我们一转就是几十里。游大明湖，赏楼台亭榭，绿藕画船；登千佛山，俯看“一城山色半城湖”遥望“齐州九点”伴云烟；串街巷，探古城地理人文；观泉水，看名泉悠悠水趵突也只有此刻才心情豁朗，把所学专业带来的惆怅一扫而光。
1980年7月，结束了我在济南的的二次求学，别了泉城，别了两年的校园、教室、宿舍，还有可敬的老师，可爱的同学。学校安排我带队，带着本地区同级不同专业的三十多名同学和三十多份学生档案踏上了返回故里的火车，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1964年6月，结束了七年多的幼儿生活，母亲满怀希望地步行千米，以无比幸福的心情背我首次入本村小学。直到1974年5月高中毕业，在校十年，尽管其中八年经历了“文革”动乱，却也一鼓作气，顺利完成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业。
1978年10月，结束了四年半的农民生活，父亲充满自豪地单骑百里，以无比兴奋的心情陪我第二次入学去省城。这次是“文革”结束，国家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年。当年在全社三百多名考生中，我以排名第四的成绩被山东省商业学校录取。从此，脱离了朝夕相伴的父母乡亲、兄弟姐妹及故乡那片熟悉的红土地。
说起二次入学，可以说是感触颇多。作为一个已加入农民行列近五年的我来说，能够通过二次入学来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从充满土气的农村走进繁华的城市，从一个普通农民将转为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用当时父老乡亲们的话来形容就是：“鲤鱼跳龙门”、“鸡窝里出凤凰”等等，当然我们全家人的激动和幸福就更不言而喻了。
入学那天，父亲因晕车，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为送我到省城求学，竟然天刚蒙蒙亮，就提前骑自行车出发，行程七十多公里去平原火车站等我。随后，我带着母亲早就准备好的行李和入学通知书、户口及粮油转移关系等，由两个姐夫把我送到十多公里的老城汽车站上了汽车。那时的公路又窄又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平原，而父亲已等立在汽车站的门口。此情此景不由我两眼湿润，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父亲把自行车放到了平原一个老乡家里，我们爷俩背着行李又登上了去省城的火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车，却没有享受到第一次乘坐火车的快乐和兴奋。因为当时铁路客运还比较紧张，车少人多，车厢内拥挤不堪，真是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牢，而且又是慢车，大小站都要停，九十公里的路程竟然耗时三个多。
中午时分，火车终于到达省城济南。来到出站口，已看到站外人头攒动，林立的接站牌，高高举过人群的头顶，特别醒目。挤出站口，我环视了一下，山东商校的接站牌立刻映入我的眼底。和接站的姚老师老师取得联系后，由前来接站的同学们帮着拿行李，把我送上了学校的接站车。这时父亲也算放下了心，他乘坐公交车去了在省城的一个姑奶奶家。到校后的第二天中午，姑奶奶领着父亲到学校看了看，而后又带我去与省府为邻的她家吃了第一顿饭。
我被分到七八届卫检班，全班共四十五名同学，其中九名女生，三十六名男生。分别来自本省九个地市，三十八个县、区的农村。入学后的前三天，学校统一对新生进行了入学教育，而后便纳入正式教学日程。生活上由国家按标准供应，每月十二元伙食费，三十斤粮食，粗细按标准搭配。作为从农村来的男生，粮食定量是不够吃的，每月还要用从家里带来的粮票补充欠缺部分。我每学期从家带五十元作为书费、生活补充费和零花钱，两年四个学期共花了二百元，相比在班里同学中，我还算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起码穿戴还算整齐。因此，没有被评上过助学金，虽然每年才三到十元不等。
我被分到卫检班学习，即肉品卫生检疫检验专业。基本课程是：家畜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检疫检验学及药理学、微生物学，还有普通化学、生物化学、政治哲学等。入学初期，我们对本专业的实际情况还不甚了解，一个月后才恍然大悟，说穿了也就是“杀猪宰牛”专业。
我们入学当初，正好上一届本专业的同学去外地实习了，一个多月后才完成了实习返回学校，校领导和本专业的老师组织举办了上届同学的实习报告会，同时让我们班列席参加。老师的本意是让我们通过听实习报告先熟悉一下卫检工作情况，然而却适得其反。实习的同学代表把实习环境和工作流程汇报的有声有色，我们听后却大吃一惊，原来就是在血雨腥风的屠宰场与屠宰工配合，进行家畜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美其名曰：保障人们食用肉品的卫生，确保人身健康安全。
在同一所学校学习，与屠宰工为伍的所谓技术专业，和物价、财会、统计等管理专业相比真是有天地之别。再说，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社会青年考入的，我们班仅做过教师工作的就有十一个，还有做过大小队干部的，从中学直接考入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象这样的学生成分，而且还不是自己所选专业，如果不闹，除非是一群白痴。自从听过上届的实习报告以后，我们班的教学秩序顿时乱作一团，同学们都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展望前景，不寒而栗。
1979年春节后，第二学期一开始，我们班同学们闹火更旺，由班干部组织选出学生代表，找学校领导给我们调换专业，同时联名向学校的主管部门----省商业厅写信反映情况。当时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是主要负责人，我作为班长，当然也是其中积极组织、参与者，并主笔整理有关情况报告。
卫检专业虽然分配后的工作岗位苦，环境条件差，但毕竟也是国家统一设置的新兴专业，全国就本校和浙江商校设有，取消这个专业也是不现实的。后来学校领导和老师共同到我们班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稳定学生的不满情绪。同时对老师和班干部也进行了调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同学们也只好认可了这个专业。可这个专业毕竟为我们的人生打下了一个不良的基础。毕业分配就是明显的佐证。管理专业的同学仅省城机关部门就留了三分之一，而我们却都回到了本县市，而绝大部分都进了食品加工企业，后来各自的的发展变化当为别论。
1979年12月，根据课程安排我们班也到了第一次实习时间。实习期为一个月，全班分成两个实习小组，第一组由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带领去了益都肉联厂，我带领第二组来到德州肉联厂。这两个厂当年在全省属规模较大的肉类食品加工企业，拥有万吨冷藏库和日宰生猪数千头的机械化加工车间。
我们来到德州肉联厂那天，一进加工生产区就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扑鼻而来，当时也分不清是个啥味道，后来熟悉了情况才明白，是集香、臭、腥、臊、煳等味为一体的混合气味。香，来自熟肉加工；臭，来自猪粪污水；腥，来自屠宰车间；臊，来自生猪屎尿；煳，来自松香拔毛，当然还有许多分辨不清的气体混合在里面。
德州肉联厂的生猪屠宰加工都是机械化流水生产线。从生猪入厂到肉品加工冷藏，每个环节都要由卫检人员把关，我们实习也就轮流穿插到各个环节，每个环节实习一到两天。不论哪个环节，只要发现有疫病的生猪或肉体，都要根据不同情况及时按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卫检工作按术语分，对活体而言，称检疫；对肉体而言，称检验。所以一般叫宰前检疫，宰后检验。
宰前检疫主要就是看动物的外表皮肤、精神状态、测量体温等。确诊有病的进行隔离、急宰或销毁，检疫正常的则进入屠宰车间进行屠宰加工。
屠宰加工车间的情景那就有点惨不忍睹了，生猪进入待宰圈首先要进行全身冲洗，一是干净卫生，二是有利电麻。而后把猪逐一赶入麻电环节电击致晕，趁猪晕厥时套住两条后腿，倒挂在自动加工轨道上。转到放血环节猪已苏醒，再由工人用空心刀割断猪的颈动脉进行放血，只见倒挂的生猪血流如注、嚎叫凄惨、头摆蹄挠，但已无济于事，转眼已是奄奄一息，任人宰割了。这里有宰后第一道检验，就是颌下淋巴结的检验。下面的工序就是烫毛打毛、砍头开胸、割取内脏、劈半冷藏，这是白条肉的加工流程。如果搞肉的分割加工，那当然要增加好多程序了。在整个加工流程中，当然还有好多环节需要进行检验，以控制病虫肉，确保肉品质量。
对屠宰加工车间来说，我感觉最残忍的是电击、放血；最脏臭的是清理胃容物和肠道粪便；最难闻的是对猪头的松香拔毛；最难忍得是在冷藏库里的低温作业。
第二次实习是1980年6月的毕业前夕，这次我带的小组去了潍坊肉联厂，另一组去了青岛肉联厂。实习情况与第一次实习基本相同，不过进一步扩展了我的视野，利用星期天游览了潍坊市区及郑板桥住过的“筮笏园”还有潍坊军用机场等。
第二次实习结束后，就是毕业前的一些有关工作了。学校原打算把我留校在化验室工作，可在此期间正好赶上省商业厅取消了厅属中心化验室，人员、设备一起转到了省商校。我和另一名同学留校的计划因此也泡了汤。
回顾在校两年，其烦有一乐有三：烦的是：进对了校门，入错了专业。乐得是：一、结识了许多老师和全省各地的同学。二、在学校每年组织的书法和作文比赛中，每次拿得都是一等奖，而且作文还被学校编入“学生优秀作文选”的小册子。书法得到了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们的赏识。校团委张书记（现省档案局长）让我给他用版纸写了四个条幅并郑重其事的贴到了他的床头上；教研室的杨老师拿出了他珍藏的家传线装古代名人草字汇字帖供我欣赏研习；我们班虽没设书法课，但同学们受我的感染纷纷练起了书法。每当想起这些也足以聊以自慰了。三、利用星期天和同学们结伴游遍了省城济南的山山水水，大街小巷，了解了济南的风土人情。我们每次出游都是步行，首先可以尽情的游玩观赏，再就是可以节省出游车费。我们一转就是几十里。游大明湖，赏楼台亭榭，绿藕画船；登千佛山，俯看“一城山色半城湖”遥望“齐州九点”伴云烟；串街巷，探古城地理人文；观泉水，看名泉悠悠水趵突也只有此刻才心情豁朗，把所学专业带来的惆怅一扫而光。
1980年7月，结束了我在济南的的二次求学，别了泉城，别了两年的校园、教室、宿舍，还有可敬的老师，可爱的同学。学校安排我带队，带着本地区同级不同专业的三十多名同学和三十多份学生档案踏上了返回故里的火车，等待着命运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