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外的往事 第一三四章 建州症侯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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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被高压统治的人们——特别是被“有规矩地统治”的人们，心中会产生对于施暴者的一些复杂的情感。在被统治的初期，他们会感到痛苦、仇恨，以及试图推翻这种统治，为此他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付出一切必要的代价，只为了夺回自由，即生存的自由、不受恐惧和痛苦的自由。但是等到这样的统治持续了一段时间，在他们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依然无法得到成功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情感就会不知不觉地发生改变。
澳宋心理学家们在很多年前就意识到，被长期统治的人类，心中会涌现出对被统治状态的认可和接纳、对施暴者的感恩、认同和追随。他们会认为，自己能活着，能吃东西、喝水和睡觉，都是施暴者对自己的慈悲和宽仁。他们会感谢施暴者允许自己活着，即使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天然的权利，即使没有施暴者的话，他们能活得更好。
最开始发现这种心理状况的历史已不可考，有一种说法是在赵嘉仁皇帝全面废除家奴制度后，就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种心理状况。不过，由于那时我国的现代医学刚刚起步，对于心理疾病的重视更是几乎全无，这样的疾病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关注。直到前帝国军队在1517年冲突（注1）中攻破大城（注2），城中数以万计的暹罗奴隶被解救出来后，随军的心理医生才注意到这种奇特的心理疾病，并留下了数不胜数的专业论文和诊治资料。遗憾的是，由于那时的帝国医学界认为，只有下等的南洋人才会产生这种低贱的心理问题，华夏民族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因而他们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投入足够的精力和资源。
等到共和国的国防军全面进入辽东，开始大批量地解救被后金奴役的汉人包衣后，共和国的医学专家们才不得不承认，对施暴者的感恩不仅存在于那些当了上百年奴隶的南洋人奴隶家庭里，还存在于仅仅被奴役几年的辽东汉人心中。这种特异的心理疾病，最终被确定为“建州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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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年8月26日，风和日丽。小冰河时代的辽东十分寒冷，即便在本该是秋老虎肆虐的8月下旬，阳光下的旅顺也只有20度出头。从方海手中接过帽子，我将大盖帽扣在脑袋上，走入了由国民警卫队看守的海军422医院大门。
这次来医院这边，主要是要视察一下在这里集中接受救治和净化的前包衣们的状况。皇太极在大宋的支持下控制了后金政权后，开始向旅顺交付成千上万名包衣。为了避免接收包衣的工作被拖到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这个任务时间非常赶，因为气象部门认为最早在9月中旬就会出现0度左右的低温——这些包衣被大量安置在旅顺、大连、金州乃至于济州的各个医院，等待
处理完毕后转运。
医院大楼前的广场，光着脑袋的人们坐在地上。他们统一穿着蓝色的制服，脖子上挂着号码牌，脚上穿着黑色的胶鞋。这些人都是近期被运输船从娘娘宫运来的，纪律性还很差，周围都是戴着口罩，拿着软棍的警卫在管理，不时响起大声的呵斥声，让乱动的前包衣坐好。
检疫科的科长跟在我身边，向我介绍这些前包衣的情况。现在这些人刚刚完成清洗和消毒，身体里很可能还存在许多寄生虫和病菌，还需要进一步的集中消毒。他们会在护士的带领下被送进集中营，由日本劳工对他们进行牙齿、眼睛、耳朵、鼻腔、下体等等一系列的清理，再服用抗生素和打虫药。经过长达半个月的消毒和观察，他们就可以被送去港口等待转运。
我走进这些前包衣们，他们的头顶明显有正中央的一处地方肤色较浅，而周围的头皮都被阳光晒得有些黑色。科长指着其中一人的脑袋说：“这是以前留着猪尾巴鞭子留下的痕迹。”
我点点头。这些前包衣有些畏惧地低下头不敢和我对视，只有少数人还敢抬起脑袋看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一个抬起脑袋和我对视的人。
“报告大人，小的是彭四勇。”
那人脸上有几条鞭子打出的疤痕，从右耳一直延伸到鼻子，好险没把鼻子直接打烂。这些伤疤大约才好了不久，伤口长出的肉还是粉红色，看着十分吓人。我对着他笑一笑，“哪里人，在这里待着还好吗？”
“好，好。”彭四勇笑了笑，脸上的疤痕在笑容中显得十分不协调，就像一个被小孩子强行扯开嘴巴的木偶，“朝廷的骑兵把咱们接到娘娘宫，坐船来，一直都能吃饱饭。”
我点点头，又和他说了几句，感觉这些可怜人已经注意到我这个大军官对他们表达的关怀，就准备离开。
刚转过身，彭四勇忽然叫起来：“将军，将军，求求你帮帮小人找我的哥哥，他叫彭三勇，被鞑子抓来旅顺打仗！”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点头：“你且放心，我们大宋会对每个汉人同胞做鉴别，找到你的哥哥后，我们会联系你的。”
彭四勇从地上挣扎着站起，一下子跪在地上，光秃秃的脑袋重重磕在地上。一旁的警卫连忙过来拉起他。我摆摆手让警卫退后，自己向前一步拖住他的胳膊，一把把他从地上拽起来，掏出一张纸擦掉他额头上的灰土，耐心宽慰他几句，这才转身离去。
走出广场后，我看了一眼手表，便对科长道：“你先去忙吧，等一会会有军方的代表过来检查卫生，先不用陪我了。”
待科长走后，我和方海
一起走进医院住院部西大楼。这栋楼被临时改成心理疾病专门医院，内里满满当当装了数百名存在心理问题的前包衣们。倒不是说数万名包衣里只有几百个有心理问题，只是因为心理医生即使在本土也算不上多数，在中国总督区这里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只有病情特别严重或者身份比较特殊的前包衣才能得到专门的医生的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诊治，普通的病人就直接由政工干部来治病了。
此次来422医院这边，除了公事，还是想拜访一下我的一位老乡，毕业于东方省开业医科专门学校的王薇，我的初中师姐。她比我大一届，学的是心理医学专业，毕业后服从分配，来到了旅顺。在我几年前刚到中国总督区工作的时候，就常常和这位学姐打交道，那时候她负责给驻守旅顺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做心理辅导。
这次来到旅顺后，因为一下船就进入了紧张的战时状态，还没来得及来拜访一下这位学姐，这次就抓紧时间来看望一下。
王薇的办公室在4楼，到的时候，走道里的病人比楼下几层少了不少，但还是将走廊挤得密密麻麻。见到我来，这些穿着蓝衣服的病人便纷纷让开位置，倒是还没学会敬礼。
见到王师姐时，她正在给一个前包衣做疏导。办公室里放着轻柔的曲子，窗户完全打开，温暖的阳光驱散了室内的一些凉意，几个花盆放在窗前，不知名的小花在风中微微摇摆。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我一时想不起了的什么味道，后来王薇告诉我，这是薰衣草的香气，闻之可以放松心情。
王薇向我点头致意，我就和方海坐在靠近走廊的沙发上，静静地打量那个前包衣——从王薇和他的对话中，我听出这个人叫“张泰”。那人身材有些瘦，一米六出头的身高，体重肯定还不到100斤。和其他大部分前包衣一样，他的身体上没有一丝多余的重量，硕果仅存的体重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物质。至于“脂肪”这种人类身体的组成部分，在所有包衣的身上都是极为难以寻得的。
除了瘦，张泰最大的特征就是眼里的神色十分复杂。在少数几次和他的目光交错中，我感觉他心中有些恐惧、怀疑和仇恨。他的身体有些向窗户那边倾斜，双腿顶在地上并没有放松，仿佛他屁股下面的椅子长了刺一样。
我在国安局工作的时候——虽然浅海并不是真的要我当情报官员，但我毕竟也做过一点贡献——学习过肢体语言。张泰的动作表明他现在很不安，随时有逃跑的冲动，只是被主观意识按压下来。我有些疑惑，他潜意识中的逃跑方向是对着窗户，也就是远离我的方向。只是这里是4楼，铁人跳下窗户也得半身不遂，他在害怕什么呢？
长期被高压统治的人们——特别是被“有规矩地统治”的人们，心中会产生对于施暴者的一些复杂的情感。在被统治的初期，他们会感到痛苦、仇恨，以及试图推翻这种统治，为此他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付出一切必要的代价，只为了夺回自由，即生存的自由、不受恐惧和痛苦的自由。但是等到这样的统治持续了一段时间，在他们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依然无法得到成功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情感就会不知不觉地发生改变。
澳宋心理学家们在很多年前就意识到，被长期统治的人类，心中会涌现出对被统治状态的认可和接纳、对施暴者的感恩、认同和追随。他们会认为，自己能活着，能吃东西、喝水和睡觉，都是施暴者对自己的慈悲和宽仁。他们会感谢施暴者允许自己活着，即使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天然的权利，即使没有施暴者的话，他们能活得更好。
最开始发现这种心理状况的历史已不可考，有一种说法是在赵嘉仁皇帝全面废除家奴制度后，就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种心理状况。不过，由于那时我国的现代医学刚刚起步，对于心理疾病的重视更是几乎全无，这样的疾病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关注。直到前帝国军队在1517年冲突（注1）中攻破大城（注2），城中数以万计的暹罗奴隶被解救出来后，随军的心理医生才注意到这种奇特的心理疾病，并留下了数不胜数的专业论文和诊治资料。遗憾的是，由于那时的帝国医学界认为，只有下等的南洋人才会产生这种低贱的心理问题，华夏民族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因而他们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投入足够的精力和资源。
等到共和国的国防军全面进入辽东，开始大批量地解救被后金奴役的汉人包衣后，共和国的医学专家们才不得不承认，对施暴者的感恩不仅存在于那些当了上百年奴隶的南洋人奴隶家庭里，还存在于仅仅被奴役几年的辽东汉人心中。这种特异的心理疾病，最终被确定为“建州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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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年8月26日，风和日丽。小冰河时代的辽东十分寒冷，即便在本该是秋老虎肆虐的8月下旬，阳光下的旅顺也只有20度出头。从方海手中接过帽子，我将大盖帽扣在脑袋上，走入了由国民警卫队看守的海军422医院大门。
这次来医院这边，主要是要视察一下在这里集中接受救治和净化的前包衣们的状况。皇太极在大宋的支持下控制了后金政权后，开始向旅顺交付成千上万名包衣。为了避免接收包衣的工作被拖到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这个任务时间非常赶，因为气象部门认为最早在9月中旬就会出现0度左右的低温——这些包衣被大量安置在旅顺、大连、金州乃至于济州的各个医院，等待
处理完毕后转运。
医院大楼前的广场，光着脑袋的人们坐在地上。他们统一穿着蓝色的制服，脖子上挂着号码牌，脚上穿着黑色的胶鞋。这些人都是近期被运输船从娘娘宫运来的，纪律性还很差，周围都是戴着口罩，拿着软棍的警卫在管理，不时响起大声的呵斥声，让乱动的前包衣坐好。
检疫科的科长跟在我身边，向我介绍这些前包衣的情况。现在这些人刚刚完成清洗和消毒，身体里很可能还存在许多寄生虫和病菌，还需要进一步的集中消毒。他们会在护士的带领下被送进集中营，由日本劳工对他们进行牙齿、眼睛、耳朵、鼻腔、下体等等一系列的清理，再服用抗生素和打虫药。经过长达半个月的消毒和观察，他们就可以被送去港口等待转运。
我走进这些前包衣们，他们的头顶明显有正中央的一处地方肤色较浅，而周围的头皮都被阳光晒得有些黑色。科长指着其中一人的脑袋说：“这是以前留着猪尾巴鞭子留下的痕迹。”
我点点头。这些前包衣有些畏惧地低下头不敢和我对视，只有少数人还敢抬起脑袋看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一个抬起脑袋和我对视的人。
“报告大人，小的是彭四勇。”
那人脸上有几条鞭子打出的疤痕，从右耳一直延伸到鼻子，好险没把鼻子直接打烂。这些伤疤大约才好了不久，伤口长出的肉还是粉红色，看着十分吓人。我对着他笑一笑，“哪里人，在这里待着还好吗？”
“好，好。”彭四勇笑了笑，脸上的疤痕在笑容中显得十分不协调，就像一个被小孩子强行扯开嘴巴的木偶，“朝廷的骑兵把咱们接到娘娘宫，坐船来，一直都能吃饱饭。”
我点点头，又和他说了几句，感觉这些可怜人已经注意到我这个大军官对他们表达的关怀，就准备离开。
刚转过身，彭四勇忽然叫起来：“将军，将军，求求你帮帮小人找我的哥哥，他叫彭三勇，被鞑子抓来旅顺打仗！”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点头：“你且放心，我们大宋会对每个汉人同胞做鉴别，找到你的哥哥后，我们会联系你的。”
彭四勇从地上挣扎着站起，一下子跪在地上，光秃秃的脑袋重重磕在地上。一旁的警卫连忙过来拉起他。我摆摆手让警卫退后，自己向前一步拖住他的胳膊，一把把他从地上拽起来，掏出一张纸擦掉他额头上的灰土，耐心宽慰他几句，这才转身离去。
走出广场后，我看了一眼手表，便对科长道：“你先去忙吧，等一会会有军方的代表过来检查卫生，先不用陪我了。”
待科长走后，我和方海
一起走进医院住院部西大楼。这栋楼被临时改成心理疾病专门医院，内里满满当当装了数百名存在心理问题的前包衣们。倒不是说数万名包衣里只有几百个有心理问题，只是因为心理医生即使在本土也算不上多数，在中国总督区这里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只有病情特别严重或者身份比较特殊的前包衣才能得到专门的医生的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诊治，普通的病人就直接由政工干部来治病了。
此次来422医院这边，除了公事，还是想拜访一下我的一位老乡，毕业于东方省开业医科专门学校的王薇，我的初中师姐。她比我大一届，学的是心理医学专业，毕业后服从分配，来到了旅顺。在我几年前刚到中国总督区工作的时候，就常常和这位学姐打交道，那时候她负责给驻守旅顺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做心理辅导。
这次来到旅顺后，因为一下船就进入了紧张的战时状态，还没来得及来拜访一下这位学姐，这次就抓紧时间来看望一下。
王薇的办公室在4楼，到的时候，走道里的病人比楼下几层少了不少，但还是将走廊挤得密密麻麻。见到我来，这些穿着蓝衣服的病人便纷纷让开位置，倒是还没学会敬礼。
见到王师姐时，她正在给一个前包衣做疏导。办公室里放着轻柔的曲子，窗户完全打开，温暖的阳光驱散了室内的一些凉意，几个花盆放在窗前，不知名的小花在风中微微摇摆。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我一时想不起了的什么味道，后来王薇告诉我，这是薰衣草的香气，闻之可以放松心情。
王薇向我点头致意，我就和方海坐在靠近走廊的沙发上，静静地打量那个前包衣——从王薇和他的对话中，我听出这个人叫“张泰”。那人身材有些瘦，一米六出头的身高，体重肯定还不到100斤。和其他大部分前包衣一样，他的身体上没有一丝多余的重量，硕果仅存的体重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物质。至于“脂肪”这种人类身体的组成部分，在所有包衣的身上都是极为难以寻得的。
除了瘦，张泰最大的特征就是眼里的神色十分复杂。在少数几次和他的目光交错中，我感觉他心中有些恐惧、怀疑和仇恨。他的身体有些向窗户那边倾斜，双腿顶在地上并没有放松，仿佛他屁股下面的椅子长了刺一样。
我在国安局工作的时候——虽然浅海并不是真的要我当情报官员，但我毕竟也做过一点贡献——学习过肢体语言。张泰的动作表明他现在很不安，随时有逃跑的冲动，只是被主观意识按压下来。我有些疑惑，他潜意识中的逃跑方向是对着窗户，也就是远离我的方向。只是这里是4楼，铁人跳下窗户也得半身不遂，他在害怕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