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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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北京三里河附近，有一片五六十年代修建的中央国家机关宿舍区。清一色的青砖楼房，黑瓦大屋顶，加上比楼层还要高大的梧桐树所构成的林xx道，再加上它的居民中中年以上的那部分人特有的简朴和稳重的气质，使这个表面看起来已显得比较陈旧的住宅区，依然保持着一种独特的风韵。苏大夫的一个亲戚在这儿已经住了快20年了。
“这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住宅呀？！咦！也挺普通嘛。”来北京都快3天了，廖莉莉还没从种种预先的想像中转过弯儿来。这时她注视着窗外，情不自禁地喃喃道。
苏大夫笑道：“你以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都住豪宅？
嗨，他们早晚照样出溜出溜提个菜篮子，骑一辆破自行车上菜市场去买菜。”
“部长们也住在这院里？”她问。她已经琢磨了好长时间了，想从楼前水泥而道上来来往往的那些人中间寻找出一两个“部长”来以一睹“尊容”
“他们可不住这儿，他们有他们的部长楼。”亲戚家的小保姆解释道。小保姆3个月前才从安徽老家来，虽然才只有3个月，但在这帮子“东北佬”跟前，已严然是个“北京通”了。
廖莉莉忙说：“改天你带我去瞧瞧。”
正在厨房里帮忙做下手的廖红宇忙喝斥：“莉莉！路上怎么跟你说的？你以为上北京旅游来了！”
廖莉莉噘起嘴说道：“瞧瞧又怎么了？”
这时，一个二十一二岁模样的小伙子走了进来。他是亲戚家的孩子。他有个同学是中纪委一个领导的孩子。他们设想，能不能通过这个同学的关系，把“状纸”递到那位中纪委领导手上。
“见着你那位同学了没有？”苏大夫忙问。
“玄，太玄了，就差一分钟。我再晚去一分钟人家就走了。”小伙子一边换拖鞋，一边说道。
廖红宇忙问：“他怎么说？愿意帮忙带我们会见他妈吗？”
小伙子说：“他说试试吧。他妈住院了，血压挺高，还老犯美尼尔症，犯起病来天旋地转的，睁不开眼睛。大夫不让她管这些闲事儿。秘书把她看得特严，轻易不让她见客。所以，他让我们别抱太大的希望，不行了，就再走走别的路子。”
廖红宇忙问：“还能找谁？”
小伙子只是说：“找找呗。”
苏大夫说：“最好还是要找这样的同学，他们的父母在中纪委监察部负一点责任的。正管！”
小伙子为难地说：“再没了。爹妈跟中纪委监察部沾点边儿的，就这一个。”
廖莉莉说：“就这一个，他妈还犯病了。怎么这么倒霉！”
苏大夫忙提议：“实在不行，或许，再去找找信访部门。”
廖红宇叹道：“走信访的路子，那就猴年马月了！”
廖莉莉忙问：“为什么？”
廖红宇觉得要说清这里包含的“为什么”就不是一句半句的事。就算花大力气把该说的都说了，像莉莉这个年纪，也不一定真明白了。所以她就没接这话茬儿，只是沉默了一会儿。苏大夫赶紧问：“你那个同学说什么时候给你答复？”小伙子说：“我把廖阿姨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还挺积极的。他说他这就去医院找他妈。他自己开车去，进医院，谈情况，定时间，再回来，怎么也得个把小时吧。”
廖红宇、苏大夫都不约而同地抬头去看墙上的石英钟。钟面上显示：10点。果不其然，大约快到11点时，里边房间的电话响了起来。电话是小伙子那个同学打来的。小伙子接完电话，极兴奋地告诉廖红宇：“快走，我同学他妈同意见您了，连我那同学都不敢相信。他妈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过问一起案子了，原先她经办的大案要案，也都交给下边的人去办了。可是一听廖阿姨因为举报让坏人砍了五刀，特别生气说怎么能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她马上就要见您。”
廖红宇不无有些担心地问道：“是是个女领导？”
小伙子扬起眉毛反问：“女领导又怎么了？中纪委的董琳副书记，您没听说过？嗨！赫赫有名的‘女包公’啊！”一走进北京医院住院部的高干病区，廖红宇的感觉好像是走进了一家特别实用、特别干净、又特别幽静的老式宾馆。窗外载着的那些马尾松一准都是几十年的“老家伙”了。楼道里很少见到人，只有一些护士们在悄悄地来回走动着。也许是心理的作用吧，她觉得这里的护士也特别不一般。瞧她们那水灵的小模样，既稳重，又机灵，穿着的白大褂也比别的医院里的护士们穿的要白许多。是啊，中央部以上干部都在这儿住院治病，它给人的感觉是应该不一般嘛。
302病房。
董琳，个头不高，一头花发，穿着一件很厚的深色毛衣，指着随廖红宇一起进病房来的那几位，问：“她们是你什么人？”
廖红宇说：“这两位是陪我来北京的。这位是省红十字医院外科的苏大夫。这个是我女儿。这个是您儿子的同学。他嘛”
董琳笑道：“他，你就不用介绍了。我这个儿子呀，就爱管闲事。”
董琳的儿子也笑道：“那还不是跟您学的。您不是说，有些闲事是不能不管的吗！”
董琳笑道：“是，这闲事让你管得我住院都不得清闲。好了，你们出去，上外头等着。”
秘书忙对苏大夫等做了个手势，把他们都请出了病房。
一走出病房，廖莉莉极感慨地对董琳的儿子说：“你这位妈妈真厉害，没让我们待几分钟，就把我们赶了出来。”
董琳的儿子煞有介事地解释道：“她管的那些烂事儿，总要牵扯一些领导，甭管大小吧，总还在位，当然不能让我们知道。在家里，她的书房轻易不让我们进，她的书桌都不让我们靠近，抽屉里的东西那更是不能碰。”
廖莉莉好奇地问：“那你爸爸呢？她对你爸爸也那么厉害？”
董琳的儿子笑道：“我老爸呀，早让我妈训练入门了！”
“他们说你因为举报单位领导的问题，被人砍了好多刀。
有二十来刀？“待病房里只剩下她们两个人时，董琳问道。
“没那么多，一共是五刀。”廖红宇答道。
“五刀还少？都砍哪儿了？”
“头上两刀，胳膊上一刀，还有两刀砍这儿了”廖红宇指指自己的屁股，说道。
董琳仔细察看了她头上和胳膊上的伤，然后让她把裤子脱了，又验看了她臀部上的伤。查琳想知道实情，特别想当场验证一下眼前这个泼辣的东北女人有没有那种“夸大其词”的毛病。泼辣的女人敢作敢当，但往往也好夸大其词，看问题往往也只计其一，不及其余。办案的时候，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有它有利的一面，但也有必须警惕的一面。她问她有没有二十来刀，一般的受害人都喜欢把自己受的伤害多说一点，争取更多的同情。但廖红宇居然没有顺着杆子爬，相反还主动把自己所受的伤害“减少”到五刀，这第一印象不错。但即便是这“五刀”董琳也得亲自验过。看过五处伤疤，果然处处属实，而且都是新疤痕，也都是利器砍杀所致。董琳让廖红宇赶紧系上裤子，自己则气愤地说道：“这些人真下得了手，砍一个女人五刀！材料带来了吗？”
廖红宇说：“材料是带来了，但写得不太好”董琳说：“什么好不好的，事情写清楚了没有？”
廖红宇忙把随身带来的那份书面材料递了过去，说道：“我相信有许多事情还没揭出来。”董琳往那个宽大的罩着浅黄色的咋叽市套子的单人沙发里一坐，转身去找老花镜，摸索了两下，没找着。廖红宇赶紧从她的床头柜上取来镜子递了过去。这时，秘书轻轻推门进来说：“董副书记，差不多了吧？
一会儿专家组要来给您会诊，大夫请您提前停止会客。“董琳连头都没抬一下，说道：“请专家们等我一下。“秘书犹豫着，还想说什么。董琳却对他做了个手势，让他别再说了。秘书偷偷瞟了一眼廖红宇。廖红宇挺知趣，忙趋前说道：“董副书记，您先瞧病，我过一会儿再来。“董琳依然连头都没抬一下，对她也做了个同样的手势，让她别再”罗唆“。
董琳只看了两页材料，就感到头又有些晕了，便摘下眼镜，稍稍闭目休息了一会儿“哗”他一下，把材料扔给廖红宇，说道：“你念。”
廖红字一愣：查琳说：“念啊！”廖红宇这才醒过味儿来，赶紧拿起材料，问：“从哪儿念起？”
查琳闭着眼睛，低声地说道：“从头念起！”廖红宇念完材料，等着她表态。她却一声不响，只是闷坐着，好像在回味刚才所听到的一切。过了一会儿，才说了声：“你可以走了。”廖红宇却老大的不满足，心想，材料您都听了，情况大致您也知道了，好歹给个话呀！这样，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聪明的廖红宇从种种细微末节中，已充分地感觉出，这位董副书记对她有好感。于是她倚仗着对方的这点“好感”怔怔地赖在那里，想求她发句话。却没料想，董琳又重复道：“你可以走了。”在一旁的秘书早就等着这句话了，便赶紧上前来催促廖红宇。廖红宇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面前这位，虽说也是个“柔弱女子”且又上了年纪，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毕竟是左手举着上方宝剑，右手掂着龙头铡刀的人啊，正经代表中南海对全国怀揣党票的领导干部，行使着监督检查权。一半个省长部长从她面前过，也得小心三分哩。而自己只不过是遥远黑土地上的一个小小科级干部，今天能直接向她报告情况，又倾吐了自己心里的委屈，应该知足了。想到这里，廖红宇便乖乖地留下一箱苹果和两支吉林野山参，赶紧走了。
但没等廖红宇下楼，秘书便追上来，把那箱苹果和两支野山参都还给了廖红宇。秘书非常认真地说道：“以后来看董副书记，别带东西。”“带几个苹果又怎么了？”廖红宇说道。
“照董副书记说的去做。明白吗？”秘书相当严肃地说道。还有两件事秘书没告诉廖红宇：刚才廖红宇一出门，董琳立即吩咐秘书，第一，记下廖红字的地址、电话号码，随时跟她保持联系；第二，马上给他们省纪委孙书记挂个电话，让他亲自过问此事。过问的情况，直接报告给她本人。
接到董琳的电话后，孙书记立即向省反腐领导小组的代理组长顾副书记做了汇报，再次提出请省反腐领导小组专门听橡树湾工作组汇报一次，重新研究一下橡树湾的问题，并希望在会上传达中纪委查琳副书记的有关电话指示精神。顾副书记问：“查琳同志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孙书记把一份完整的电话记录递给顾副书记。下面是这份电话记录的原文：孙立栋同志（以下称孙）：董琳同志，我是小孙。
董琳同志（以下称董）：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廖红宇的女同志？因为举报九天集团公司领导的经济问题，被砍了五刀，这情况你知道吗？
孙：廖红宇被砍的事情我听说了。但被砍的具体原因还没有查实。
董：你们查了没有？
孙：
董：这个廖红宇举报了九天集团公司领导的重大经济问题，是不是事实？
孙：她有举报。但九天集团公司的领导在经济上是不是真有重大问题，省里已经派了工作组在调查核实。
董：这个工作组的调查结论，上报前，你们纪委看了没有？
孙：这件事一直是省反腐领导小组直接抓的。
董：别管是谁在抓，你作为省纪委书记，知道不知道这个结论？
孙：这个结论是由省反腐领导小组审定后，报省委和中纪委的。
董：我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结论？
孙：知道
董：我已经看过这个工作组报来的这份汇报材料了。要我念一段你听听吗（说到这里，董琳同志十分激动）？孙立栋同志，你搞纪委工作多年，是个很有经验、党性也很强的同志5000万的国有资产，500万就卖掉了，你说这背后有没有不正当交易？举报人在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4天后，就被人砍了，差一点就送了命。这件事得重视啊这种歪风滋长起来，谁还敢站出来和我们一起反腐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反腐败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这个廖红宇现在就在我这儿，我马上让她回去。你要亲自接待，不能往下推，更不能随便找个人跟她敷衍一下了事。要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去搞清事实。不管涉及到哪一级干部哪一个部门，都要一追到底。然后把结果直接报到我这儿。
顾副书记看完这份电话记录，沉吟了一会儿，便同意了孙书记的建议，尽快召集反腐领导小组的同志来重新议一下橡树湾的问题。等孙书记走后，他让秘书通知橡树湾工作组的组长蒋兴丰，来参加这个会议时先单独见一下他，他有话要跟他谈。到开会那天，顾副书记匆匆地从一个外事活动场所脱身出来，赶回省委来主持这个会议。秘书告诉他，蒋兴丰已奉命在外头等着了。可他猛然间却记不起蒋兴丰是谁了。
“蒋兴丰？”他一边脱大衣，一边问。
“路南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橡树湾工作组的组长。”秘书提醒道。
“噢，是他呀！怎么了？”
“您说开会前，要跟他单独先谈一谈。”
“是的，要单独谈一谈。是的。”不过，刚才在酒会上，他结识了一个澳洲的华商，这个华商有个失散多年的姐姐，想托他派人找一找。他一口答应了此事。他急于要跟民政厅和公安厅的有关同志安排此事，已没有时间亲自跟这个蒋兴丰谈了。“我说几条意见，你给蒋兴丰转达一下。”他一边说，一边飞快地翻着办公桌上的台历，翻到有关的一页，上面记着当时他想对蒋兴丰交代的几件事：第一，工作组上报来的那个关于九天集团公司橡树湾基地的材料是要报中纪委看的，因此很重要。但目前写的还不行，还得再改一下。第二，汇报材料里一定要反复强调，省里对橡树湾问题一贯是很重视的。第三，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工作，要强调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应该加以肯定的。然后又说了一些，让秘书记下。
秘书传达完顾副书记的三条指示精神，拿出一份材料交给蒋兴丰：“这是你们报上来的那份材料。顾副书记在这上面作了不少批示，你看一下，回去就按顾副书记批示的精神去修改。”蒋兴丰说：“我能把这份材料带回去用一下吗？”秘书说：“不行。”蒋兴丰说：“可上面有顾副书记的重要批示。”秘书说：“正因为有顾副书记的亲笔批示，才不能给你。”蒋兴丰说：“那我复印一份带回去”秘书立即说：“不行，不能复印。”蒋兴丰为难地说：“你不给我原件，又不让我复印，我怎么在修改中贯彻顾副书记的批示精神呢？”
秘书说：“你就在这儿看一下。”蒋兴丰说：“那我也记不住这些呀！”秘书说：“你可以作一点简要的摘录。”蒋兴丰只得拿过那份原件，一边看，一边匆匆地作了些摘录。待摘完，秘书又仔细地把他所摘的审看了一遍，改正了一两处错漏字，最后指着那个摘录的标题，对蒋兴丰说：“你不能注明这是从顾副书记的批示里摘下来的。”
蒋兴丰一愣，想辩解什么，但又一想，这时候辩解也是没用的，便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拿起笔把标题画掉了。因为原稿上还留着秘书刚才修改的笔迹，他不想让蒋兴丰带走自己的这些笔迹，便又提出要蒋兴丰把原稿再抄一份。蒋兴丰二话没说，又重抄了一份。秘书把蒋兴丰重抄过的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这才放心地交还给蒋兴丰。最后他又关照道：“顾副书记这么多批示，我理解归纳起来就是两层意思（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底稿，一板一眼地念了起来）。第一，省委省政府，尤其是省反腐领导小组历来十分重视九天集团公司的问题。对于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都及时做出了必要的反应，进行了清查。
这是首先要写清楚的。第二，九天集团公司和冯祥龙在开放搞活中，有错误，但他们的问题是违纪的问题，不是违法的问题。这个界限要分清。九天集团公司和冯祥龙在我们省做出了突出成绩。像冯祥龙这样敢想敢于、有开拓精神的中青年企业家，在我们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也是我们省长期落后于沿海各兄弟省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对冯祥龙的问题，我们要慎重。这不光牵扯到一个冯祥龙，还牵扯到一大批这样的中青年企业家能不能和敢不敢在我们省放手大胆地继续干下去的问题”
蒋兴丰趣听越觉得这些话非常“要害”便赶紧提出：“这是顾副书记的原话吗？你能不能让我抄一下，把它们写进汇报材料里？”
秘书说：“是不是顾副书记的原话，你自己去领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能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写进这份汇报材料。你只能把这些意图体现在你们的修改稿里，对橡树湾的问题作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
蒋兴丰问：“这也是顾副书记的意思？”
秘书笑笑道：“蒋检察长，你也是个老同志了，有些话需要我说得那么明白吗？”
参加完省反腐领导小组的会，孙立栋回到省纪委让秘书立即把纪委的几位主要领导都找来。秘书说：“吴副书记今天好像要去望江地区处理那起干部走私案。”孙立栋忙说：“你先去通知其他几位领导。吴副书记那儿，我来给他打电话。”半个小时后，纪委的几位主要领导都来了。不一会儿，吴副书记也匆匆赶到。
“对不起呀！把你从半道儿上截了回来。”孙立栋说。
这时，秘书进来给各位领导沏茶。一位头发已花白的副书记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专用茶林，又取出三个旧信封，伸进三次手指，从每一个信封里细心地取出一小撮中草药似的东西，放进茶杯，又小心翼翼地摇动了几下，让它们在茶杯里和弄匀了，这才把茶杯递给秘书去续水。
孙立栋让到会的各位—一传阅了董琳副书记的那份电话记录。吴副书记看完了，一边折起身把电话记录递还给孙立栋，一边笑道：“董琳让您亲自接待这个廖红宇，您就接待呗，这还用得着开会决定？”另一位副书记则不无有些忧虑地说道：“孙书记亲自接待她，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马上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去九天集团公司查冯样龙的问题，不太好办”第三位副书记说：“是啊，省反腐领导小组已经派了一个工作组了。我们再派一个去，合适吗？这么干，把原先那个工作组放在什么位置上了？把省反腐领导小组放在什么位置上了？把顾副书记又放在什么位置上了？省委章书记去海南治病前，省委常委作出了决定，由顾副书记主管省反腐领导小组的工作。九天集团公司这两年干得非常红火，是顾副书记亲自树的一根标杆。正经查九天集团公司的问题，顾副书记这一关怎么过？这可是不能不慎重考虑的呀！”
五十四
北京三里河附近，有一片五六十年代修建的中央国家机关宿舍区。清一色的青砖楼房，黑瓦大屋顶，加上比楼层还要高大的梧桐树所构成的林xx道，再加上它的居民中中年以上的那部分人特有的简朴和稳重的气质，使这个表面看起来已显得比较陈旧的住宅区，依然保持着一种独特的风韵。苏大夫的一个亲戚在这儿已经住了快20年了。
“这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住宅呀？！咦！也挺普通嘛。”来北京都快3天了，廖莉莉还没从种种预先的想像中转过弯儿来。这时她注视着窗外，情不自禁地喃喃道。
苏大夫笑道：“你以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都住豪宅？
嗨，他们早晚照样出溜出溜提个菜篮子，骑一辆破自行车上菜市场去买菜。”
“部长们也住在这院里？”她问。她已经琢磨了好长时间了，想从楼前水泥而道上来来往往的那些人中间寻找出一两个“部长”来以一睹“尊容”
“他们可不住这儿，他们有他们的部长楼。”亲戚家的小保姆解释道。小保姆3个月前才从安徽老家来，虽然才只有3个月，但在这帮子“东北佬”跟前，已严然是个“北京通”了。
廖莉莉忙说：“改天你带我去瞧瞧。”
正在厨房里帮忙做下手的廖红宇忙喝斥：“莉莉！路上怎么跟你说的？你以为上北京旅游来了！”
廖莉莉噘起嘴说道：“瞧瞧又怎么了？”
这时，一个二十一二岁模样的小伙子走了进来。他是亲戚家的孩子。他有个同学是中纪委一个领导的孩子。他们设想，能不能通过这个同学的关系，把“状纸”递到那位中纪委领导手上。
“见着你那位同学了没有？”苏大夫忙问。
“玄，太玄了，就差一分钟。我再晚去一分钟人家就走了。”小伙子一边换拖鞋，一边说道。
廖红宇忙问：“他怎么说？愿意帮忙带我们会见他妈吗？”
小伙子说：“他说试试吧。他妈住院了，血压挺高，还老犯美尼尔症，犯起病来天旋地转的，睁不开眼睛。大夫不让她管这些闲事儿。秘书把她看得特严，轻易不让她见客。所以，他让我们别抱太大的希望，不行了，就再走走别的路子。”
廖红宇忙问：“还能找谁？”
小伙子只是说：“找找呗。”
苏大夫说：“最好还是要找这样的同学，他们的父母在中纪委监察部负一点责任的。正管！”
小伙子为难地说：“再没了。爹妈跟中纪委监察部沾点边儿的，就这一个。”
廖莉莉说：“就这一个，他妈还犯病了。怎么这么倒霉！”
苏大夫忙提议：“实在不行，或许，再去找找信访部门。”
廖红宇叹道：“走信访的路子，那就猴年马月了！”
廖莉莉忙问：“为什么？”
廖红宇觉得要说清这里包含的“为什么”就不是一句半句的事。就算花大力气把该说的都说了，像莉莉这个年纪，也不一定真明白了。所以她就没接这话茬儿，只是沉默了一会儿。苏大夫赶紧问：“你那个同学说什么时候给你答复？”小伙子说：“我把廖阿姨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还挺积极的。他说他这就去医院找他妈。他自己开车去，进医院，谈情况，定时间，再回来，怎么也得个把小时吧。”
廖红宇、苏大夫都不约而同地抬头去看墙上的石英钟。钟面上显示：10点。果不其然，大约快到11点时，里边房间的电话响了起来。电话是小伙子那个同学打来的。小伙子接完电话，极兴奋地告诉廖红宇：“快走，我同学他妈同意见您了，连我那同学都不敢相信。他妈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过问一起案子了，原先她经办的大案要案，也都交给下边的人去办了。可是一听廖阿姨因为举报让坏人砍了五刀，特别生气说怎么能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她马上就要见您。”
廖红宇不无有些担心地问道：“是是个女领导？”
小伙子扬起眉毛反问：“女领导又怎么了？中纪委的董琳副书记，您没听说过？嗨！赫赫有名的‘女包公’啊！”一走进北京医院住院部的高干病区，廖红宇的感觉好像是走进了一家特别实用、特别干净、又特别幽静的老式宾馆。窗外载着的那些马尾松一准都是几十年的“老家伙”了。楼道里很少见到人，只有一些护士们在悄悄地来回走动着。也许是心理的作用吧，她觉得这里的护士也特别不一般。瞧她们那水灵的小模样，既稳重，又机灵，穿着的白大褂也比别的医院里的护士们穿的要白许多。是啊，中央部以上干部都在这儿住院治病，它给人的感觉是应该不一般嘛。
302病房。
董琳，个头不高，一头花发，穿着一件很厚的深色毛衣，指着随廖红宇一起进病房来的那几位，问：“她们是你什么人？”
廖红宇说：“这两位是陪我来北京的。这位是省红十字医院外科的苏大夫。这个是我女儿。这个是您儿子的同学。他嘛”
董琳笑道：“他，你就不用介绍了。我这个儿子呀，就爱管闲事。”
董琳的儿子也笑道：“那还不是跟您学的。您不是说，有些闲事是不能不管的吗！”
董琳笑道：“是，这闲事让你管得我住院都不得清闲。好了，你们出去，上外头等着。”
秘书忙对苏大夫等做了个手势，把他们都请出了病房。
一走出病房，廖莉莉极感慨地对董琳的儿子说：“你这位妈妈真厉害，没让我们待几分钟，就把我们赶了出来。”
董琳的儿子煞有介事地解释道：“她管的那些烂事儿，总要牵扯一些领导，甭管大小吧，总还在位，当然不能让我们知道。在家里，她的书房轻易不让我们进，她的书桌都不让我们靠近，抽屉里的东西那更是不能碰。”
廖莉莉好奇地问：“那你爸爸呢？她对你爸爸也那么厉害？”
董琳的儿子笑道：“我老爸呀，早让我妈训练入门了！”
“他们说你因为举报单位领导的问题，被人砍了好多刀。
有二十来刀？“待病房里只剩下她们两个人时，董琳问道。
“没那么多，一共是五刀。”廖红宇答道。
“五刀还少？都砍哪儿了？”
“头上两刀，胳膊上一刀，还有两刀砍这儿了”廖红宇指指自己的屁股，说道。
董琳仔细察看了她头上和胳膊上的伤，然后让她把裤子脱了，又验看了她臀部上的伤。查琳想知道实情，特别想当场验证一下眼前这个泼辣的东北女人有没有那种“夸大其词”的毛病。泼辣的女人敢作敢当，但往往也好夸大其词，看问题往往也只计其一，不及其余。办案的时候，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有它有利的一面，但也有必须警惕的一面。她问她有没有二十来刀，一般的受害人都喜欢把自己受的伤害多说一点，争取更多的同情。但廖红宇居然没有顺着杆子爬，相反还主动把自己所受的伤害“减少”到五刀，这第一印象不错。但即便是这“五刀”董琳也得亲自验过。看过五处伤疤，果然处处属实，而且都是新疤痕，也都是利器砍杀所致。董琳让廖红宇赶紧系上裤子，自己则气愤地说道：“这些人真下得了手，砍一个女人五刀！材料带来了吗？”
廖红宇说：“材料是带来了，但写得不太好”董琳说：“什么好不好的，事情写清楚了没有？”
廖红宇忙把随身带来的那份书面材料递了过去，说道：“我相信有许多事情还没揭出来。”董琳往那个宽大的罩着浅黄色的咋叽市套子的单人沙发里一坐，转身去找老花镜，摸索了两下，没找着。廖红宇赶紧从她的床头柜上取来镜子递了过去。这时，秘书轻轻推门进来说：“董副书记，差不多了吧？
一会儿专家组要来给您会诊，大夫请您提前停止会客。“董琳连头都没抬一下，说道：“请专家们等我一下。“秘书犹豫着，还想说什么。董琳却对他做了个手势，让他别再说了。秘书偷偷瞟了一眼廖红宇。廖红宇挺知趣，忙趋前说道：“董副书记，您先瞧病，我过一会儿再来。“董琳依然连头都没抬一下，对她也做了个同样的手势，让她别再”罗唆“。
董琳只看了两页材料，就感到头又有些晕了，便摘下眼镜，稍稍闭目休息了一会儿“哗”他一下，把材料扔给廖红宇，说道：“你念。”
廖红字一愣：查琳说：“念啊！”廖红宇这才醒过味儿来，赶紧拿起材料，问：“从哪儿念起？”
查琳闭着眼睛，低声地说道：“从头念起！”廖红宇念完材料，等着她表态。她却一声不响，只是闷坐着，好像在回味刚才所听到的一切。过了一会儿，才说了声：“你可以走了。”廖红宇却老大的不满足，心想，材料您都听了，情况大致您也知道了，好歹给个话呀！这样，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聪明的廖红宇从种种细微末节中，已充分地感觉出，这位董副书记对她有好感。于是她倚仗着对方的这点“好感”怔怔地赖在那里，想求她发句话。却没料想，董琳又重复道：“你可以走了。”在一旁的秘书早就等着这句话了，便赶紧上前来催促廖红宇。廖红宇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面前这位，虽说也是个“柔弱女子”且又上了年纪，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毕竟是左手举着上方宝剑，右手掂着龙头铡刀的人啊，正经代表中南海对全国怀揣党票的领导干部，行使着监督检查权。一半个省长部长从她面前过，也得小心三分哩。而自己只不过是遥远黑土地上的一个小小科级干部，今天能直接向她报告情况，又倾吐了自己心里的委屈，应该知足了。想到这里，廖红宇便乖乖地留下一箱苹果和两支吉林野山参，赶紧走了。
但没等廖红宇下楼，秘书便追上来，把那箱苹果和两支野山参都还给了廖红宇。秘书非常认真地说道：“以后来看董副书记，别带东西。”“带几个苹果又怎么了？”廖红宇说道。
“照董副书记说的去做。明白吗？”秘书相当严肃地说道。还有两件事秘书没告诉廖红宇：刚才廖红宇一出门，董琳立即吩咐秘书，第一，记下廖红字的地址、电话号码，随时跟她保持联系；第二，马上给他们省纪委孙书记挂个电话，让他亲自过问此事。过问的情况，直接报告给她本人。
接到董琳的电话后，孙书记立即向省反腐领导小组的代理组长顾副书记做了汇报，再次提出请省反腐领导小组专门听橡树湾工作组汇报一次，重新研究一下橡树湾的问题，并希望在会上传达中纪委查琳副书记的有关电话指示精神。顾副书记问：“查琳同志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孙书记把一份完整的电话记录递给顾副书记。下面是这份电话记录的原文：孙立栋同志（以下称孙）：董琳同志，我是小孙。
董琳同志（以下称董）：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廖红宇的女同志？因为举报九天集团公司领导的经济问题，被砍了五刀，这情况你知道吗？
孙：廖红宇被砍的事情我听说了。但被砍的具体原因还没有查实。
董：你们查了没有？
孙：
董：这个廖红宇举报了九天集团公司领导的重大经济问题，是不是事实？
孙：她有举报。但九天集团公司的领导在经济上是不是真有重大问题，省里已经派了工作组在调查核实。
董：这个工作组的调查结论，上报前，你们纪委看了没有？
孙：这件事一直是省反腐领导小组直接抓的。
董：别管是谁在抓，你作为省纪委书记，知道不知道这个结论？
孙：这个结论是由省反腐领导小组审定后，报省委和中纪委的。
董：我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结论？
孙：知道
董：我已经看过这个工作组报来的这份汇报材料了。要我念一段你听听吗（说到这里，董琳同志十分激动）？孙立栋同志，你搞纪委工作多年，是个很有经验、党性也很强的同志5000万的国有资产，500万就卖掉了，你说这背后有没有不正当交易？举报人在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4天后，就被人砍了，差一点就送了命。这件事得重视啊这种歪风滋长起来，谁还敢站出来和我们一起反腐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反腐败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这个廖红宇现在就在我这儿，我马上让她回去。你要亲自接待，不能往下推，更不能随便找个人跟她敷衍一下了事。要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去搞清事实。不管涉及到哪一级干部哪一个部门，都要一追到底。然后把结果直接报到我这儿。
顾副书记看完这份电话记录，沉吟了一会儿，便同意了孙书记的建议，尽快召集反腐领导小组的同志来重新议一下橡树湾的问题。等孙书记走后，他让秘书通知橡树湾工作组的组长蒋兴丰，来参加这个会议时先单独见一下他，他有话要跟他谈。到开会那天，顾副书记匆匆地从一个外事活动场所脱身出来，赶回省委来主持这个会议。秘书告诉他，蒋兴丰已奉命在外头等着了。可他猛然间却记不起蒋兴丰是谁了。
“蒋兴丰？”他一边脱大衣，一边问。
“路南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橡树湾工作组的组长。”秘书提醒道。
“噢，是他呀！怎么了？”
“您说开会前，要跟他单独先谈一谈。”
“是的，要单独谈一谈。是的。”不过，刚才在酒会上，他结识了一个澳洲的华商，这个华商有个失散多年的姐姐，想托他派人找一找。他一口答应了此事。他急于要跟民政厅和公安厅的有关同志安排此事，已没有时间亲自跟这个蒋兴丰谈了。“我说几条意见，你给蒋兴丰转达一下。”他一边说，一边飞快地翻着办公桌上的台历，翻到有关的一页，上面记着当时他想对蒋兴丰交代的几件事：第一，工作组上报来的那个关于九天集团公司橡树湾基地的材料是要报中纪委看的，因此很重要。但目前写的还不行，还得再改一下。第二，汇报材料里一定要反复强调，省里对橡树湾问题一贯是很重视的。第三，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工作，要强调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应该加以肯定的。然后又说了一些，让秘书记下。
秘书传达完顾副书记的三条指示精神，拿出一份材料交给蒋兴丰：“这是你们报上来的那份材料。顾副书记在这上面作了不少批示，你看一下，回去就按顾副书记批示的精神去修改。”蒋兴丰说：“我能把这份材料带回去用一下吗？”秘书说：“不行。”蒋兴丰说：“可上面有顾副书记的重要批示。”秘书说：“正因为有顾副书记的亲笔批示，才不能给你。”蒋兴丰说：“那我复印一份带回去”秘书立即说：“不行，不能复印。”蒋兴丰为难地说：“你不给我原件，又不让我复印，我怎么在修改中贯彻顾副书记的批示精神呢？”
秘书说：“你就在这儿看一下。”蒋兴丰说：“那我也记不住这些呀！”秘书说：“你可以作一点简要的摘录。”蒋兴丰只得拿过那份原件，一边看，一边匆匆地作了些摘录。待摘完，秘书又仔细地把他所摘的审看了一遍，改正了一两处错漏字，最后指着那个摘录的标题，对蒋兴丰说：“你不能注明这是从顾副书记的批示里摘下来的。”
蒋兴丰一愣，想辩解什么，但又一想，这时候辩解也是没用的，便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拿起笔把标题画掉了。因为原稿上还留着秘书刚才修改的笔迹，他不想让蒋兴丰带走自己的这些笔迹，便又提出要蒋兴丰把原稿再抄一份。蒋兴丰二话没说，又重抄了一份。秘书把蒋兴丰重抄过的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这才放心地交还给蒋兴丰。最后他又关照道：“顾副书记这么多批示，我理解归纳起来就是两层意思（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底稿，一板一眼地念了起来）。第一，省委省政府，尤其是省反腐领导小组历来十分重视九天集团公司的问题。对于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都及时做出了必要的反应，进行了清查。
这是首先要写清楚的。第二，九天集团公司和冯祥龙在开放搞活中，有错误，但他们的问题是违纪的问题，不是违法的问题。这个界限要分清。九天集团公司和冯祥龙在我们省做出了突出成绩。像冯祥龙这样敢想敢于、有开拓精神的中青年企业家，在我们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也是我们省长期落后于沿海各兄弟省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对冯祥龙的问题，我们要慎重。这不光牵扯到一个冯祥龙，还牵扯到一大批这样的中青年企业家能不能和敢不敢在我们省放手大胆地继续干下去的问题”
蒋兴丰趣听越觉得这些话非常“要害”便赶紧提出：“这是顾副书记的原话吗？你能不能让我抄一下，把它们写进汇报材料里？”
秘书说：“是不是顾副书记的原话，你自己去领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能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写进这份汇报材料。你只能把这些意图体现在你们的修改稿里，对橡树湾的问题作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
蒋兴丰问：“这也是顾副书记的意思？”
秘书笑笑道：“蒋检察长，你也是个老同志了，有些话需要我说得那么明白吗？”
参加完省反腐领导小组的会，孙立栋回到省纪委让秘书立即把纪委的几位主要领导都找来。秘书说：“吴副书记今天好像要去望江地区处理那起干部走私案。”孙立栋忙说：“你先去通知其他几位领导。吴副书记那儿，我来给他打电话。”半个小时后，纪委的几位主要领导都来了。不一会儿，吴副书记也匆匆赶到。
“对不起呀！把你从半道儿上截了回来。”孙立栋说。
这时，秘书进来给各位领导沏茶。一位头发已花白的副书记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专用茶林，又取出三个旧信封，伸进三次手指，从每一个信封里细心地取出一小撮中草药似的东西，放进茶杯，又小心翼翼地摇动了几下，让它们在茶杯里和弄匀了，这才把茶杯递给秘书去续水。
孙立栋让到会的各位—一传阅了董琳副书记的那份电话记录。吴副书记看完了，一边折起身把电话记录递还给孙立栋，一边笑道：“董琳让您亲自接待这个廖红宇，您就接待呗，这还用得着开会决定？”另一位副书记则不无有些忧虑地说道：“孙书记亲自接待她，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马上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去九天集团公司查冯样龙的问题，不太好办”第三位副书记说：“是啊，省反腐领导小组已经派了一个工作组了。我们再派一个去，合适吗？这么干，把原先那个工作组放在什么位置上了？把省反腐领导小组放在什么位置上了？把顾副书记又放在什么位置上了？省委章书记去海南治病前，省委常委作出了决定，由顾副书记主管省反腐领导小组的工作。九天集团公司这两年干得非常红火，是顾副书记亲自树的一根标杆。正经查九天集团公司的问题，顾副书记这一关怎么过？这可是不能不慎重考虑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