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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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山城里说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下半天气候骤然转寒，冷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市空，赶走了摊头的顾客。电石灯的臭味随着风四处飘送，火光孤寂地打着寒颤。
一辆人力车经过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到了一所大楼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装束入时的女人。她夹着手提包走进弹簧门去。她用手电光照路，走过了黑洞似的过道，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在一间屋子的门前她站住了。她兴奋地敲着房门。
没有应声。她看见房内有亮，门上没有锁，心里想屋子里不会没有人，也许他们睡着了，她便用力再敲两下。
“哪个？”屋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这个声音似乎是她熟习的，但是她又说不出是谁的声音来。
“我，”她顺口答应了一个字。
门开了，射出一道微光。她瞥见方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开门的也是一个女人，脸背着光，她认不清楚是谁的脸孔。
“找哪个？”开门人惊讶地问。
“请问汪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叩门人更惊讶地问。
“这儿没有姓汪的，”开门人回答。
“以前不是汪家住在这儿吗？明明是这一间屋，家具也是，”叩门人说，她的惊奇更大了。
“啊，你是汪太太！请进来坐！今天停电，我没有看清楚，”开门人笑着说，她闪开身子，把叩门人让了进去。
“方太太，你们不是在二楼住吗？几时搬上来的？”叩门人想起开门人原来是住在二楼的方太太，毕竟遇到了一个熟人，她稍微心安一点。房间里的陈设没有多大的改变，就是四壁白了许多，看起来顺眼些。
“就是这个月月半，”方太大回答。“汪太太，啊，我不晓得现在要怎样叫你才好，你不是在兰州吗？几时回来的？”
“今天刚到的，方太太，我还是从前那样，”树生红了脸说。接着她声音发颤地问：“方太太，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说文宣他们。”
“你说汪先生吗？你还不晓得？”方太太惊问道。
“我的确不晓得。我两个月没有接到他们的信了，”树生不安地说。
“汪先生不在了，”方太太低声说。
“他不在了？什么时候？”树生身子一动，变了脸色，惊叫道。
“就在上个月庆祝胜利那一天，”方太太说。树生的身子猛然抖了一下。“老太太带小少爷走了。我们这间房子就是老太太让给我们的，家具也是她让的，我们出了一点钱。”
树生好象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她呆了半天才吐出一句问话：“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她连忙伸手擦揉眼睛，一面把脸掉开。
“我也不晓得。我问过老太太，她说是先搬到一个亲戚家去住几天，又说要去昆明，又好象听她说在托什么人买船票，”方太太一边想，一边答道，她的声音平淡，好象她对自己的话并没有把握似的。
“去昆明也用不着买船票，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亲戚，”树生怀疑地说“不晓得他们到哪儿去了？”
“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方太太说；“不过我想他们到昆明去的成份居多。他们搬走以前，差不多把东西都卖光了，就在这个门口摆地摊卖了的。啊，汪太太，你坐了半天，我还没有倒茶，”她抱歉似地说，就站起来，走向一个茶几，那里放着热水瓶、茶壶和茶杯。
“方太太，你不要客气，我不渴，”树生连忙欠身阻止道。“我请问你，你知道我们文宣临死的情形吗？他现在葬在哪里？”
“汪太太，你不要难过，你歇歇，先吃杯茶罢，”方太太温和地说，端了一杯茶放在树生的面前。
“谢谢你，请你告诉我他临死的情形。我在兰州还以为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每封信都说他身体不坏。请你告诉我，我不怕，你说真话罢。”
“其实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汪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只去看过老太太一次。我只晓得他声音哑了，睡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死了。我那次看见他睡在床上，说不出话，瘦得可怜——”方太太用了一种类似悒郁的声调说。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树生忘了一切地打岔道。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我不晓得。我听说汪先生临死身边并没有什么钱，尸首搁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也亏得老太太，她跑了两个整天，才弄到一点钱，买了棺材装好抬出去葬了。我不晓得汪先生葬在哪儿。我问过老太太，她也不说。老太太也真苦，这两个多月她瘦得多，头发全白了，”方太太一面说，一面用同情的眼光看她。
树生一边听，一边咬嘴唇。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还竭力控制自己。“那么隔壁邻总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罢？他不能够就这样失踪的。公司里一定有人知道，至少钟先生总晓得，”她象同谁争论般地说。她不知道钟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儿的人都不晓得。棺材是大清早抬出去的。没有人跟去送葬。老太太也没有通知我们。不过汪先生公司里总有人晓得，”方太太好心地说，她很愿意给这位客人帮忙，可是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
“我明天到公司去打听明自，”树生失望地说。她埋下头用手帕指泪痕。她又问：“老太太他们哪天搬出去的？”
“我记得是十二。她头天搬走，我们第二天粉刷墙壁，第四天就搬进来。楼下那一间，我们先生拿来做会客、办公、讲生意用。啊，汪太太，还没有问你住在哪儿？”方太太关心地问。
“我暂时住在朋友家里我过几天就要回去，”树生迟疑地说。
“那么你还去不去找老太太他们？”方太太继续问道。
婴孩的哭声突然从小屋里传来。方太太不等客人回答马上站起来，着急地说：“我女儿醒了，你请坐一下罢。”她忙忙慌慌地走进小屋里面去了。
树生免去了回答一个难题的痛苦。她仍旧坐着，一个人伴着一支蜡烛。她忽然起了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这是她自己住过的屋子，自己用过的家具：方桌，书桌，小书架，碗橱，床一切都是她熟习的，虽然破的修理好了，旧的弄干净了，墙壁刷得白白的。可是她坐在她坐了几年的凳子上，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生客。甚至在那一切熟习的东西上面她也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了。同样燃着一支蜡烛，可是现在却比从前亮了许多。不到一年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他死了，母亲和孩子走了。他葬在哪里？他们去到哪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她还有什么办法知道？别人的孩子在她的屋子里哭。多么新奇的声音！现在那个年轻的母亲在小屋里抱着小孩走来走去，唱催眠曲。她从前也这样做过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为了小宣。可是现在她的小宣又在哪儿呢？那个孩子，他并不依恋她，她也没有对他充分地表示过母爱。她忽略了他。现在她要永远失掉他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孩于啊！方太太还不出来，婴孩仍旧不时地哭叫，方太太有耐心地继续唱催眠曲，一面走一面拍拍孩子。那个女人似乎忘了她的存在，只顾着孩子，就忘记了客人，让她冷清清地坐在外屋里，被回忆包围、折磨。她忽然想起了楼梯口的一幕。他们在黑暗中握手。她含着眼泪扑到他的身上去吻他。“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到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她痛苦地想道。“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今天下飞机的时候，还这样想过。她可以坦白地对他说这种话。然而现在太迟了。她不敢想象他临死的情形。太迟了，太迟了。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想着，想着，她突然站起来，她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她再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叙说他和她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她甚至受不了那个年轻母亲的催眠歌。歌声使她想起她自己也曾经做过母亲，给她唤起她久已埋葬了的回忆。她应该走了。
“方太太，我走了，你不要出来，”她大声说，便拿起手提包朝房门外走。
方太太抱着婴孩赶出未，诚恳地叫道：
“汪太太，你再坐一会儿。还早嘛！”树生停了脚步回过头来。
“我走了，谢谢你，”树生说。
“慢走啊，”方太太柔声说，接着又加一句：“你还再来要罢。”
“谢谢你，我不来了，”树生摇摇头说。这次她不曾流泪，可是她觉得比流了泪还更痛苦。
“那么你等等，我拿蜡烛来送你，外面很黑，”方太太殷勤地说，她一只手抱婴孩，一只手拿起了烛台。
“方太太，你请留步。我有电筒，看得见，这个地方我住惯了的，”树生客气地说，就急急往门外廊上走去。
“汪太太！等等，等等啊！我送你到楼梯口，”方太太大声唤道。接着她又在抱怨：“真讨厌，现在还停电。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
树生已经走到了楼梯口。她回过头，朝着方太太打了一下手电，大声说：“方太太，请回去，我走罗！”她也不等回答，就急急走下楼去了。的确这是她走惯了的地方，走起来并不费力。
她刚走出大门，迎面一股寒风使她打了一个冷噤。“怎么才阳历十月底，夜里就这样冷！”她想道，她觉得身上那件秋大衣不够暖了。门前连一辆车子也看不见。她回头看了看大门和那盏闭着眼睛似的门灯，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她心里空虚得很。她只想找个地方关上门大哭一场。但是没有办法。她只好慢慢地在人行道上走着。
“小姐，我们是从桂林逃难来的，东西都丢光了”突然从黑暗里闪出一个黑影，一下子就跑到她的身边，一只枯瘦的手伸到她的面前，使她大吃一惊。她仔细一看，说话的原来是一个老太婆。
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钞票递到那只黑手上。
“小姐，谢谢啊，”老太婆说，又把身子缩进黑暗里去了。
她摇了摇头，又继续往前面走。于是她看见了亮光。
“相因卖，相因卖，五百块钱三百块钱两百块钱”
电石灯的臭味随着寒风扑上她的鼻端。从那些带笑的嘴唇里发出哀叫似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矮凳上，怀里抱个睡着的婴孩，正在用沉滞的目光望着面前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
她又打一个冷噤。“夜真冷啊！”她想道：“人家也是母亲啊，”她又想。她在那个地摊前站了片刻，她用同情的眼光看那个女人和怀里的孩子。“我总得要找到小宣，”她在心里说。她又看看眼前的母亲和孩子“他们也摆过这样的地摊，”她再想到，这个“他们”不用说是指老太太和小宣，她心里更加难受了。
“你哪天走？”旁边有人在讲话。
“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另一个人说。
“想办法罢，当黄鱼总行！”
“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我有个亲戚买不到票当黄鱼，上了船给人抓下来了。白出了船钱。”
“你还好，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几个月也不愁没饭吃。我下个月再走不了，就要饿饭了。东西快卖尽吃光了。原先以为一胜利就可以回家。”
“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桅。早知道，那天真不该参加胜利游行”
她又打了一个冷噤。她好象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她茫然回顾，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她好象在做梦。昨天这个时候她还在另一个城市的热闹酒楼上吃饭，听一个男人的奉承话。今天她却立在寒夜的地摊前，听这些陌生人的诉苦。她为着什么回来？现在又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那间屋子？以后又该怎样？她等待着明天。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就是到了明天，她至多也不过找到一个人的坟墓。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地角去作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她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她应该在这两个星期内决定自己的事情。至少她还有十二三天的功夫，而且事情又是不难决定的。为什么她必须站在地摊前忍受寒风的吹打呢？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1946年12月31日写完
将近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山城里说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下半天气候骤然转寒，冷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市空，赶走了摊头的顾客。电石灯的臭味随着风四处飘送，火光孤寂地打着寒颤。
一辆人力车经过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到了一所大楼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装束入时的女人。她夹着手提包走进弹簧门去。她用手电光照路，走过了黑洞似的过道，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在一间屋子的门前她站住了。她兴奋地敲着房门。
没有应声。她看见房内有亮，门上没有锁，心里想屋子里不会没有人，也许他们睡着了，她便用力再敲两下。
“哪个？”屋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这个声音似乎是她熟习的，但是她又说不出是谁的声音来。
“我，”她顺口答应了一个字。
门开了，射出一道微光。她瞥见方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开门的也是一个女人，脸背着光，她认不清楚是谁的脸孔。
“找哪个？”开门人惊讶地问。
“请问汪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叩门人更惊讶地问。
“这儿没有姓汪的，”开门人回答。
“以前不是汪家住在这儿吗？明明是这一间屋，家具也是，”叩门人说，她的惊奇更大了。
“啊，你是汪太太！请进来坐！今天停电，我没有看清楚，”开门人笑着说，她闪开身子，把叩门人让了进去。
“方太太，你们不是在二楼住吗？几时搬上来的？”叩门人想起开门人原来是住在二楼的方太太，毕竟遇到了一个熟人，她稍微心安一点。房间里的陈设没有多大的改变，就是四壁白了许多，看起来顺眼些。
“就是这个月月半，”方太大回答。“汪太太，啊，我不晓得现在要怎样叫你才好，你不是在兰州吗？几时回来的？”
“今天刚到的，方太太，我还是从前那样，”树生红了脸说。接着她声音发颤地问：“方太太，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说文宣他们。”
“你说汪先生吗？你还不晓得？”方太太惊问道。
“我的确不晓得。我两个月没有接到他们的信了，”树生不安地说。
“汪先生不在了，”方太太低声说。
“他不在了？什么时候？”树生身子一动，变了脸色，惊叫道。
“就在上个月庆祝胜利那一天，”方太太说。树生的身子猛然抖了一下。“老太太带小少爷走了。我们这间房子就是老太太让给我们的，家具也是她让的，我们出了一点钱。”
树生好象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她呆了半天才吐出一句问话：“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她连忙伸手擦揉眼睛，一面把脸掉开。
“我也不晓得。我问过老太太，她说是先搬到一个亲戚家去住几天，又说要去昆明，又好象听她说在托什么人买船票，”方太太一边想，一边答道，她的声音平淡，好象她对自己的话并没有把握似的。
“去昆明也用不着买船票，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亲戚，”树生怀疑地说“不晓得他们到哪儿去了？”
“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方太太说；“不过我想他们到昆明去的成份居多。他们搬走以前，差不多把东西都卖光了，就在这个门口摆地摊卖了的。啊，汪太太，你坐了半天，我还没有倒茶，”她抱歉似地说，就站起来，走向一个茶几，那里放着热水瓶、茶壶和茶杯。
“方太太，你不要客气，我不渴，”树生连忙欠身阻止道。“我请问你，你知道我们文宣临死的情形吗？他现在葬在哪里？”
“汪太太，你不要难过，你歇歇，先吃杯茶罢，”方太太温和地说，端了一杯茶放在树生的面前。
“谢谢你，请你告诉我他临死的情形。我在兰州还以为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每封信都说他身体不坏。请你告诉我，我不怕，你说真话罢。”
“其实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汪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只去看过老太太一次。我只晓得他声音哑了，睡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死了。我那次看见他睡在床上，说不出话，瘦得可怜——”方太太用了一种类似悒郁的声调说。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树生忘了一切地打岔道。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我不晓得。我听说汪先生临死身边并没有什么钱，尸首搁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也亏得老太太，她跑了两个整天，才弄到一点钱，买了棺材装好抬出去葬了。我不晓得汪先生葬在哪儿。我问过老太太，她也不说。老太太也真苦，这两个多月她瘦得多，头发全白了，”方太太一面说，一面用同情的眼光看她。
树生一边听，一边咬嘴唇。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还竭力控制自己。“那么隔壁邻总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罢？他不能够就这样失踪的。公司里一定有人知道，至少钟先生总晓得，”她象同谁争论般地说。她不知道钟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儿的人都不晓得。棺材是大清早抬出去的。没有人跟去送葬。老太太也没有通知我们。不过汪先生公司里总有人晓得，”方太太好心地说，她很愿意给这位客人帮忙，可是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
“我明天到公司去打听明自，”树生失望地说。她埋下头用手帕指泪痕。她又问：“老太太他们哪天搬出去的？”
“我记得是十二。她头天搬走，我们第二天粉刷墙壁，第四天就搬进来。楼下那一间，我们先生拿来做会客、办公、讲生意用。啊，汪太太，还没有问你住在哪儿？”方太太关心地问。
“我暂时住在朋友家里我过几天就要回去，”树生迟疑地说。
“那么你还去不去找老太太他们？”方太太继续问道。
婴孩的哭声突然从小屋里传来。方太太不等客人回答马上站起来，着急地说：“我女儿醒了，你请坐一下罢。”她忙忙慌慌地走进小屋里面去了。
树生免去了回答一个难题的痛苦。她仍旧坐着，一个人伴着一支蜡烛。她忽然起了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这是她自己住过的屋子，自己用过的家具：方桌，书桌，小书架，碗橱，床一切都是她熟习的，虽然破的修理好了，旧的弄干净了，墙壁刷得白白的。可是她坐在她坐了几年的凳子上，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生客。甚至在那一切熟习的东西上面她也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了。同样燃着一支蜡烛，可是现在却比从前亮了许多。不到一年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他死了，母亲和孩子走了。他葬在哪里？他们去到哪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她还有什么办法知道？别人的孩子在她的屋子里哭。多么新奇的声音！现在那个年轻的母亲在小屋里抱着小孩走来走去，唱催眠曲。她从前也这样做过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为了小宣。可是现在她的小宣又在哪儿呢？那个孩子，他并不依恋她，她也没有对他充分地表示过母爱。她忽略了他。现在她要永远失掉他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孩于啊！方太太还不出来，婴孩仍旧不时地哭叫，方太太有耐心地继续唱催眠曲，一面走一面拍拍孩子。那个女人似乎忘了她的存在，只顾着孩子，就忘记了客人，让她冷清清地坐在外屋里，被回忆包围、折磨。她忽然想起了楼梯口的一幕。他们在黑暗中握手。她含着眼泪扑到他的身上去吻他。“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到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她痛苦地想道。“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今天下飞机的时候，还这样想过。她可以坦白地对他说这种话。然而现在太迟了。她不敢想象他临死的情形。太迟了，太迟了。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想着，想着，她突然站起来，她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她再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叙说他和她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她甚至受不了那个年轻母亲的催眠歌。歌声使她想起她自己也曾经做过母亲，给她唤起她久已埋葬了的回忆。她应该走了。
“方太太，我走了，你不要出来，”她大声说，便拿起手提包朝房门外走。
方太太抱着婴孩赶出未，诚恳地叫道：
“汪太太，你再坐一会儿。还早嘛！”树生停了脚步回过头来。
“我走了，谢谢你，”树生说。
“慢走啊，”方太太柔声说，接着又加一句：“你还再来要罢。”
“谢谢你，我不来了，”树生摇摇头说。这次她不曾流泪，可是她觉得比流了泪还更痛苦。
“那么你等等，我拿蜡烛来送你，外面很黑，”方太太殷勤地说，她一只手抱婴孩，一只手拿起了烛台。
“方太太，你请留步。我有电筒，看得见，这个地方我住惯了的，”树生客气地说，就急急往门外廊上走去。
“汪太太！等等，等等啊！我送你到楼梯口，”方太太大声唤道。接着她又在抱怨：“真讨厌，现在还停电。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
树生已经走到了楼梯口。她回过头，朝着方太太打了一下手电，大声说：“方太太，请回去，我走罗！”她也不等回答，就急急走下楼去了。的确这是她走惯了的地方，走起来并不费力。
她刚走出大门，迎面一股寒风使她打了一个冷噤。“怎么才阳历十月底，夜里就这样冷！”她想道，她觉得身上那件秋大衣不够暖了。门前连一辆车子也看不见。她回头看了看大门和那盏闭着眼睛似的门灯，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她心里空虚得很。她只想找个地方关上门大哭一场。但是没有办法。她只好慢慢地在人行道上走着。
“小姐，我们是从桂林逃难来的，东西都丢光了”突然从黑暗里闪出一个黑影，一下子就跑到她的身边，一只枯瘦的手伸到她的面前，使她大吃一惊。她仔细一看，说话的原来是一个老太婆。
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钞票递到那只黑手上。
“小姐，谢谢啊，”老太婆说，又把身子缩进黑暗里去了。
她摇了摇头，又继续往前面走。于是她看见了亮光。
“相因卖，相因卖，五百块钱三百块钱两百块钱”
电石灯的臭味随着寒风扑上她的鼻端。从那些带笑的嘴唇里发出哀叫似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矮凳上，怀里抱个睡着的婴孩，正在用沉滞的目光望着面前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
她又打一个冷噤。“夜真冷啊！”她想道：“人家也是母亲啊，”她又想。她在那个地摊前站了片刻，她用同情的眼光看那个女人和怀里的孩子。“我总得要找到小宣，”她在心里说。她又看看眼前的母亲和孩子“他们也摆过这样的地摊，”她再想到，这个“他们”不用说是指老太太和小宣，她心里更加难受了。
“你哪天走？”旁边有人在讲话。
“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另一个人说。
“想办法罢，当黄鱼总行！”
“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我有个亲戚买不到票当黄鱼，上了船给人抓下来了。白出了船钱。”
“你还好，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几个月也不愁没饭吃。我下个月再走不了，就要饿饭了。东西快卖尽吃光了。原先以为一胜利就可以回家。”
“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桅。早知道，那天真不该参加胜利游行”
她又打了一个冷噤。她好象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她茫然回顾，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她好象在做梦。昨天这个时候她还在另一个城市的热闹酒楼上吃饭，听一个男人的奉承话。今天她却立在寒夜的地摊前，听这些陌生人的诉苦。她为着什么回来？现在又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那间屋子？以后又该怎样？她等待着明天。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就是到了明天，她至多也不过找到一个人的坟墓。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地角去作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她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她应该在这两个星期内决定自己的事情。至少她还有十二三天的功夫，而且事情又是不难决定的。为什么她必须站在地摊前忍受寒风的吹打呢？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1946年12月31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