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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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国十月是全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上，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欢笑。就说是在那有五花季节美誉的深山老林中吧，也不时飞出打柴人的歌声，或登山人的笑语。如果再仰望那蓝蓝的高天，以及在碧海长空中飘浮的白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说道：
“啊！多美的秋天……”
但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北国却是十分凄戚惨然。大地荒芜，满目疮痍，再看看那遍野的饿殍以及那累累的白骨，再听听那“左手拿着瓢，右手孩儿抱，离乡背井把饭要……”的歌声，大有不寒而栗之感！不知情的人们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
“啊！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怎么了？……”
十月中旬末的一天，铅似的浓云重重地压迫着大地，淅淅沥沥的秋雨就像是潸然而下的泪水，又给昏暗的大地蒙上了一层雾似的白纱，也给逃难人们的心上罩上了一层难以消散的愁云。就在这时，远天隐隐传来隆隆的响声，四处流浪的人们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几尽本能地循声眺望长空，遗憾的是低垂的浓云遮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见。隆隆作响的马达声越来越近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日本飞机又要下蛋了！”雨中的难民有的卧在泥泞的庄稼地里，有的不要命地四下逃散，再听听那男人喊、女人叫、孩子哭……真是惨不忍睹，悲不忍听！读者看后一定会愤然地骂道：
“可恨的日本侵略者！……”
但是，今天在长空中翱翔的飞机不是日本人的轰炸机，而是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专机。为此，读者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
“蒋介石不在南昌组织实施第五次‘围剿’计划，他坐着专机到华北来干什么？……”
蒋介石为完成一统天下，安坐九五之尊的宝座，首先实行了“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计划。为此，他相继发动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内战，终于打垮了诸地方实力派，使得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等这些拥兵自重的封疆大吏称臣。接着，他置日本侵略于不顾，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下，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尤其对江西朱毛红军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军事“围剿”。但是，出蒋所料的是，自一九三○年冬到一九三三年夏，对江西朱毛红军发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损兵折将达三十万以上。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因第一次失败被撤换；继任者何应钦，因二、三、四次“围剿”的失败，怯蒋谴责而惴惴不安，遂被蒋介石发往北平，去办理对日妥协、出卖华北的卖国外交去了。因此，红军成了蒋介石的心头之患！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围剿”红军的屡次失败，并从这些教训中醒悟出一些道理，遂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一面调整部署，一面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和大批军火。为实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战略，特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指挥蔡廷锴所部；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指挥九个师又三个旅的军队；用重金收买南天王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这样一来，就把红军困在了赣北、湘赣、粤赣、闽赣之间，再“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进而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天有不测风云。是年冬，陈铭枢、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在“围剿”红军的东方打开了一条缺口。如果当时中央苏区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第五次反“围剿”很快就能被粉碎。但是，博古等人顽固地坚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致使福建事变很快失败。同时，蒋介石重新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转头进攻中央苏区，使得蒋介石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战略得逞。加之，刚刚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与博古等人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实施短促突击”以保证“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左”倾路线，使得中央苏区日趋渐小，红军将士伤亡逾万。待到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被陈诚所部攻陷之后，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等到红六军团奉命自湘赣突围西去之后，蒋介石认定江西“围剿”红军的大势业已完成。是年九月，蒋氏在庐山曾得意洋洋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湘赣边红六军团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
也就是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召来了他的重臣、策士杨永泰，考试似的问道：
“你看我的下一步棋应当如何走？”
杨永泰，广东茂名人，生于一八八○年，考取秀才。一九○一年入广东高等学堂，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遂入政坛角逐，并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政学会”（即老政学系）的成员。随着曹锟贿选后的国会的消灭，政学会也寿终正寝。十年之后，杨永泰挤进了蒋家王朝的大门，并沿袭古代权奸的衣钵——“结纳近臣，察帝动静，故奏对皆称旨”，着手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同时还向蒋介石身边的人打听蒋氏的“起居注”，故向蒋氏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结果，他逐渐取得了蒋氏的信任。正当蒋介石准备实施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且又忧心忡忡地感到没有把握之际，杨永泰抓住这个时机上了一篇万言书。据说它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主张“安内”（即“剿共”）必须用七分政治，并提出了所谓“政治剿匪”的纲领与方案。蒋介石看后“龙颜大悦”，立即擢用杨永泰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秘书长，着即“随驾亲征”。待到南昌行营成立不久，蒋氏完全接受了杨永泰的所谓“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并把行营庞大的组织机构简化为两个厅：即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的军事厅，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从此，杨永泰得了一个“七分厅长”的绰号。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紧密勾结起来，在国民党内又逐渐形成了“新政学系”，公然与其他派系争宠夺势。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得以成功，除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执行“左”倾路线外，杨永泰等人搞的这一套反动方案，并同“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政策相配合”，也是重要的原因。
杨永泰作为一名策士，不仅会审时度势，既知道“围剿”红军的态势发展，而且还能准确地揣度此时此刻蒋介石的心路轨迹的变化，因此，当他听到蒋介石的问话之后，即断然地答说：
“委座，我看您应当把江西剿共的事放一放，到华北等地做一些安抚工作。”
蒋介石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一听杨永泰的口气，就知道这个策士已经猜出了自己的心事。他为了进一步摸清杨永泰的全部想法，又有意地问道：
“你是怕国人骂我不抗日吧？”
“也是，也不完全是。”
“你是不是为了回应**提出的抗日口号？”
杨永泰微笑着摇摇头。
“就是嘛，**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从困境中逃遁。”
杨永泰信服地点点头。
“这也证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杨永泰的表情，复又加重口气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杨永泰自然清楚蒋介石如此讲话的本意，并不是测试自己对下一步“围剿”红军的战略设想，而是有意考察谁能猜透蒋氏下一步棋的动向。对此，聪明的策士明知不答，或巧妙地顾左右而言他，由蒋氏道出——有意满足蒋氏作为最高主宰者所特有的虚荣心——进而达到自保的目的。但是，杨永泰或许是过分的聪明，也或许是刚愎自用的性格使然，他不仅没有向当年刘备学习“青梅煮酒论英雄”之道，反而大讲特讲华北自“塘沽协定”签订一年多以来，长城内外与黄河上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当他分析了日本侵华企图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有可能利用人民的抗日情绪，再次举起反对中央的大旗之后，遂又直言道：
“华北百姓的心需要委座去抚慰，日本步步进逼的行为也需要委座去做个姿态，至于那些有反叛之心的实力派，委座也应该当面晓以利害，给以颜色。”
对此，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杨永泰并没猜透蒋介石的心思，他再次认为自己献策有功，遂暗自欣喜，告辞离去。这就是杨永泰的悲剧所在。自然，这也就是杨永泰两年后被蒋介石免职，并被政治对手暗杀的原因所在。此乃后话。
蒋介石为了防止被围困的红军发生变故，在粤赣和湘赣交界处派重兵布防了三道封锁线之后，遂在十月初偕宋美龄下庐山，乘专机去华北各地视察，同行者有杨永泰和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蒋氏先后“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首脑”。“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邹致权（张学良之办事处主任）等，在察哈尔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不是不抵抗，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可”的理论，借以“争取大家同情他**，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正当蒋介石向诸实力派起劲地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之际，突然于十月中旬“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奉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炸得蒋介石险些不辨东西。他稍许镇定一下情绪，遂下令：
“晏主任，请准备好专机，立即赶回南昌！”
这个被蒋氏称为晏主任的随行人员即晏道刚。晏氏为湖北汉川人，早年投在赵恒惕的湘军中供职，历任下级军官和参谋长。北伐军兴，他又改任湘军唐生智第八军参谋长和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一九二九年冬，唐生智于豫南反蒋失败之后，晏遂离开军队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一九三三年，由何应钦推荐出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负责处理作战业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初创侍从室，晏出任侍从室主任。从此，他随侍蒋介石身边，从旁相助蒋氏“围剿”红军。
晏道刚作为一个称职的高级参谋官佐，自然懂得红军突围的结果——意味着蒋氏一年“围剿”红军将功亏一篑，因此，他迅速安排好了专机，不顾浓云重压所造成的能见度很低的天气，请蒋介石、宋美龄，以及杨永泰和其他随行人员登机南返。有意思的是，蒋氏北来的时候兴意极浓，一路上侃侃而谈，似无倦意；但此次南返却蹙眉凝思，连一句话也不曾说过，使得专机中的空气分外的沉闷。
蒋介石回到南昌行营之后，连备好的白开水都不曾喝一口，就下达命令：
“晏主任，杨厅长，请分头通知有关人员：立即赶到作战室，参加军事会议！”
晏道刚与杨永泰非常清楚这次军事会议的内容，是研究红军突围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应该采取的防堵措施。为此，他们分头通知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熊式辉、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参谋本部高级幕僚林蔚等人赶往作战室，参加蒋介石亲自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熊式辉、贺国光、林蔚三人在本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笔者有必要向读者做一扼要的介绍：
熊式辉，字天翼，于一**三年出生在江西省安义县万家埠鸭嘴垅村。他早年思想上趋向维新，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后弃文习武，相继入江西陆军小学、南京陆军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一九二一年，又被广东军政府参谋部保送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并于一九二四年学成回国，遂晋见蒋介石，被蒋氏委任为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从此，他依靠蒋介石在军中混迹，青云直上。第二次“围剿”红军惨遭失败之后，蒋氏在南昌设立行营，熊式辉被蒋氏委任为行营参谋长。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杨永泰一见如故，不仅成为“新政学系”的领袖人物，而且为了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以宣扬“四维八德”来鼓吹**理论的“新生活运动”，并组成了以蒋介石为会长、宋美龄为指导员、熊式辉为主任干事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于他乘坐飞机出事摔成瘸子，遂主动请辞军职，又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毫不夸张地说，上述杨永泰的所谓功劳，都有熊式辉的一半。而今，蒋介石召开研究红军突围动向的军事会议，熊式辉无论是作为江西省的父母官，还是作为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无疑都应出席会议。
贺国光，字元靖，于一**五年生于湖北省蒲圻县赵李桥一个耕读世家。后随父入川，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校，与刘湘、杨森等川中名将同窗。辛亥革命之后考入陆军大学深造，遂又参与鄂军角逐功名。北伐军兴，改投蒋介石门下，参与军机。“征战中，贺上书建议，对于军事、敌情、地形、民俗等等，都有所重要条陈，并有颇多卓越见解，多被蒋采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之后，他建议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碉堡战”。其法为：“每收复一地，迅即以克难方式，广修公路，密建碉堡，堡与堡间的距离，以目及弹及为度。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务使纵横参错，列罗成网，目力火力皆能交叉，一堡有警，四方响应，逐步前进，逐步围剿，使包围圈逐渐缩小，然后聚歼”。一九三四年一月，“贺策定东、北两路军合围计划，得到了蒋的同意，立令实施”。东路军在福建相继攻陷建宁、永安、连城，北路军按计划于四月下旬占领广昌。此次蒋介石北巡，贺国光留守行营，待到他获悉红军有突围的迹象后，立即电请蒋介石南返。当他接到出席军事会议的通知之后，立刻赶到作战室，把有关的电文、材料备好，置于蒋介石的座位前。恰在此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走进作战室，他笑着问道：
“林厅长，你看今天的军事会议……委座会有什么高见？”
林蔚跟随蒋介石多年，积有一套丰富的“伴帅”经验。他曾向贺国光等人谈起当参谋长的要诀：“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住重点，要任劳任怨”。还多次说作为蒋介石的幕僚，“最主要的是能揣摩蒋介石的心意，能明了蒋介石重大决策之意图”。为此，他胸有成竹地答说：
“唯委座之意旨是从。”
贺国光似乎懂了这句答话的内在含义，遂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久，晏道刚、杨永泰、熊式辉相继走进了作战室，大家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分别在各自应坐的位置上落座。
蒋介石终于迈着军人的步伐走了进来，与会者整齐划一地起立，肃然目送蒋氏走到他的宝座前，双手习惯地取下军帽，放在右前方的桌面上，待到蒋氏点头落座后，大家才又像小学生那样坐下，等候着这位“教员提问”或“授课”。
首先，蒋介石拿起面前备好的电文，一页一页地用心翻阅，他那严厉的目光偶尔会停在一页电文上，就像将要发现“新大陆”那样，蹙着眉宇在思索着什么。每到这种时候，与会者的表情就会发生变化，似乎都在暗暗自问：“他又在做什么文章？……”蒋介石那如同电影定格后的表情和目光终于又开始变化，全体与会者随之又下意识地轻轻吐了一口气，等着蒋氏看完全部的电文，发表被他们称之为伟大的宏论。
但是，今天的蒋介石却一改旧习，不仅没有对部属进行庭训，反而微微合上了他那永远射出领袖威严目光的双眼，似陷入了更加深沉的凝思。这时，刚刚有所放松的与会者的心猝然又绷紧了弦，暗自猜度蒋氏的葫芦里将卖什么药。突然，蒋介石站起身来，走到挂着作战地图的大墙下边，仰首看着那张标有各种军用符号的地图。与会者未弄清这是为什么，都机械地仰起头，但目光却停留在蒋介石的表情上。一厅厅长贺国光慌忙拿起那根长长的指看军事地图的教鞭，诚惶诚恐地说：
“委座，给您。”
蒋介石无声地接过教鞭，继续沉吟良久，方才缓缓地转过身来，用双目的余光扫了一下与会者的表情，操着领袖的口气考问道：
“诸位，尤其是贺厅长、熊主席，先于我等获悉**突围的消息，对未来战局有什么想法尽可畅所欲言。”
或许是与会者不想再捱度这无言的痛苦时光，也或许都猜透了蒋介石这盘棋的走法，遂就红军突围的形势和所谓的对策议论纷纷，但他们的发言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谁也不谈最本质的东西，留给蒋氏一展雄才大略。蒋介石听了片时，也听出了这其中的奥妙，遂举起手中的教鞭，指着赣粤边界的信丰一带，低沉地说道：
“从目前得到的军事情报看，**突围已成定局。但是，**突围后的行动方向却不知。因此，我们在商讨对策之前，必须搞清，或者说猜测、判断他们将去什么地方。”
蒋介石已经出了考题，与会者就遵命应答。经过严肃的讨论，对红军行动方向做了如下判断：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根据是：赣粤交界大山雄立，交通不便，加之粤系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有二心，在历次“围剿”红军的战斗中取守势，与东面的蒋鼎文所部、北面的顾祝同所部、西面的何键所部相比较，赣粤交界是最为薄弱的一面。而红军选择弱者突围是情理中事。另外，广东尤其是潮汕一带，历来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加之粤地有着长长的海岸线，中共容易打通海上的国际交通，得到必需的军火物资。对此，蒋介石认为有其可能。但他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质疑：
“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也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根据是：红军自赣南突围，南天王陈济棠坚拒红军入粤，那红军突围之后唯有沿着粤湘边界入湘南。再者，湘南有着良好的革命传统，红军中的主力有不少是来自湘南，在此重建革命根据地是可能的。对此，蒋介石是赞同的，也是蒋介石最为担心的。尤其当他再想到红六军团突围沿此路线西去，与湘西的贺龙所部会合的现实之后，这种担心愈加严重了。因此，当他听完与会者的议论之后，忧心忡忡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三、红军沿粤湘边界进入湘南之后，一不在此地重建根据地，二也不沿着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去，与贺龙所部会师，而是像当年太平天国北征路线出鄂皖苏区再北进，利用抗日做诱饵，与退入关内的东北军、虽败而不服的西北军，以及阎锡山的晋军等结为一体，转战黄河上下和长城内外。对此，蒋介石在北巡中就感到了这种威胁。因此，他蹙着眉头讲了这样一句话：
“我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红军突围进入湘南之后，一不在湘南重建根据地，二不与湘西贺龙所部会师，三也不沿着当年太平天国北征路线出鄂皖北进，而是经湘西入黔、川北进，与徐向前所部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陕、甘等地重建苏区。讲到此处，一向爱表现才干的杨永泰再也按捺不住，他大讲特讲了一番孔明图川的历史之后，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委座，我们还要考虑**入黔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对此，蒋介石很不以为然。加之，他对杨永泰的发言不满，当即说：
“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杨永泰一听蒋介石的口气，遂收住了自己的话语。其他与会者也聪明地收口不语。因此，一个议论风生的军事讨论会猝然变得死气沉沉了！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威严所在，有意停顿片刻，操着请教的口气，点名指问一直没有表态的熊式辉：
“天翼兄，谈谈你的看法吧？”
熊式辉清楚蒋介石请自己发言的用意，遂很有分寸地说道：
“该讲的委座都讲了，我均表赞成。再说，我身为江西省主席，更应多考虑**突围之后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如何在江西替委座分忧。”
蒋介石听后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他看了看与会者的表情，又说道：
“不论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头之患。”
“是的，是的……”杨永泰为挽回面子，忙敲边鼓似的说道。
但是，蒋介石似乎不给杨永泰面子，他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说：
“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蒋介石匆匆回到南昌行营立即召开的商讨红军突围后的对策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作为军事家的蒋介石非常清楚，时下当务之急是摸清红军突围的真实动机和方向，因此，他又对负责作战的厅长贺国光命令道：
“立即派出飞机搜查，以最快的速度搞清**突围的真相！”
贺国光为落实蒋氏的指示，与自己的副手兼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忙碌起来。晏氏作为行文的高手，天天在撰写向进剿红军各部下达的命令，贺氏则时时都在接收来自各部的有关消息，并交由晏氏转呈蒋介石。对此，晏道刚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红军西移前锋迅速达到赣粤湘边。从国民党东路军占领瑞金所得资料中已明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蒋介石在南昌于是日下午七时召集我和贺国光谈，拟定初步追堵的计划要旨，限九时以前发出电令。当时我正患偏头痛，勉力支持草拟计划电文，每隔十几分钟蒋即以电话催问贺国光是否拟就。贺对我说，蒋似迫不及待，持电话听筒之声甚重，要我迅速草拟让他去看算了。依计划要旨发出的电令大意有：（1）西路军何键部除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部总部移驻衡阳；（）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军总部推进至韶关；（）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4）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清楚的：那就是把突围的红军团团包围在赣、粤、湘、桂四省交界处，把所谓的“久困之师”——突围的红军再次困而歼灭。但是，蒋介石作为一方的战略统帅十分重视红军统帅部的变化，其中尤其关注毛泽东在此次突围中的作用。因为前后五次“围剿”，国军有过四次惨败的教训，他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概因毛泽东指挥高明；而第五次“围剿”始有今日，也是因为毛泽东被剥夺指挥大权所致。因此，他又向贺国光和晏道刚下达命令：
“随时掌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动向！”
……
二
虽说时令已经进入十月上旬，但是，赣南腹地军事重镇于都依然是非常炎热的。就连那令人讨嫌的苍蝇、小咬等蚊虫也照旧与人为敌，搞得人们处处设防，不得安宁。
夜幕笼罩着大地，于都已进入了梦乡，一家祠堂偏房中的茶油灯还亮着灯光。一位体格魁伟、身着红军灰色干部服装，但风纪扣未系的中年人驻步屋中，他蹙眉凝视，似陷入深沉的对往事的回忆中。他右手拿着的那把破旧的芭蕉扇不停地摇着，机械地驱赶着大小不一的蚊虫。他就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毛泽东生于湖南韶山，但他被蒋介石骂作山大王却是在江西的井冈山。如果说三湘的江河是孕育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乳，那么赣南的大地则是成就当代大军事家毛泽东的第一摇篮。事后追论：湖南留给毛泽东的是文化的沉思和追求，赣南则是把这种文化的沉思和追求化为行动的实验地——坚信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毛泽东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从江西突围长征的七年时间中，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屡遭打击的年月。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敢于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挑战，他不仅带头批判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第一个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是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真可谓是官居要职，但是当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和国民党决裂，抛弃高官厚禄，带着手拿梭镖、鸟铳的泥脚杆子上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蒋介石军事集团争天下，这都显示了毛泽东那非凡的革命家的胆识！
正当毛泽东与朱德等共产党人顺利地粉碎蒋介石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并不断扩大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留居上海的党中央却经历了李立三、王明等“左”倾路线的统治，逐渐把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殆尽，不得不相继转移到中央苏区，靠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还公然指责毛泽东是“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等。结果，他们拱手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一位既不会说中国话，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实行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实行“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等“左”倾军事路线，使得中央苏区一点一点地被国民党军队蚕食，最后不得不丢掉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这对一手创建中央苏区的毛泽东而言是何等的痛心啊！（未完待续）
一
北国十月是全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上，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欢笑。就说是在那有五花季节美誉的深山老林中吧，也不时飞出打柴人的歌声，或登山人的笑语。如果再仰望那蓝蓝的高天，以及在碧海长空中飘浮的白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说道：
“啊！多美的秋天……”
但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北国却是十分凄戚惨然。大地荒芜，满目疮痍，再看看那遍野的饿殍以及那累累的白骨，再听听那“左手拿着瓢，右手孩儿抱，离乡背井把饭要……”的歌声，大有不寒而栗之感！不知情的人们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
“啊！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怎么了？……”
十月中旬末的一天，铅似的浓云重重地压迫着大地，淅淅沥沥的秋雨就像是潸然而下的泪水，又给昏暗的大地蒙上了一层雾似的白纱，也给逃难人们的心上罩上了一层难以消散的愁云。就在这时，远天隐隐传来隆隆的响声，四处流浪的人们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几尽本能地循声眺望长空，遗憾的是低垂的浓云遮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见。隆隆作响的马达声越来越近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日本飞机又要下蛋了！”雨中的难民有的卧在泥泞的庄稼地里，有的不要命地四下逃散，再听听那男人喊、女人叫、孩子哭……真是惨不忍睹，悲不忍听！读者看后一定会愤然地骂道：
“可恨的日本侵略者！……”
但是，今天在长空中翱翔的飞机不是日本人的轰炸机，而是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专机。为此，读者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
“蒋介石不在南昌组织实施第五次‘围剿’计划，他坐着专机到华北来干什么？……”
蒋介石为完成一统天下，安坐九五之尊的宝座，首先实行了“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计划。为此，他相继发动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内战，终于打垮了诸地方实力派，使得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等这些拥兵自重的封疆大吏称臣。接着，他置日本侵略于不顾，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下，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尤其对江西朱毛红军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军事“围剿”。但是，出蒋所料的是，自一九三○年冬到一九三三年夏，对江西朱毛红军发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损兵折将达三十万以上。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因第一次失败被撤换；继任者何应钦，因二、三、四次“围剿”的失败，怯蒋谴责而惴惴不安，遂被蒋介石发往北平，去办理对日妥协、出卖华北的卖国外交去了。因此，红军成了蒋介石的心头之患！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围剿”红军的屡次失败，并从这些教训中醒悟出一些道理，遂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一面调整部署，一面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和大批军火。为实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战略，特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指挥蔡廷锴所部；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指挥九个师又三个旅的军队；用重金收买南天王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这样一来，就把红军困在了赣北、湘赣、粤赣、闽赣之间，再“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进而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天有不测风云。是年冬，陈铭枢、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在“围剿”红军的东方打开了一条缺口。如果当时中央苏区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第五次反“围剿”很快就能被粉碎。但是，博古等人顽固地坚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致使福建事变很快失败。同时，蒋介石重新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转头进攻中央苏区，使得蒋介石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战略得逞。加之，刚刚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与博古等人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实施短促突击”以保证“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左”倾路线，使得中央苏区日趋渐小，红军将士伤亡逾万。待到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被陈诚所部攻陷之后，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等到红六军团奉命自湘赣突围西去之后，蒋介石认定江西“围剿”红军的大势业已完成。是年九月，蒋氏在庐山曾得意洋洋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湘赣边红六军团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
也就是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召来了他的重臣、策士杨永泰，考试似的问道：
“你看我的下一步棋应当如何走？”
杨永泰，广东茂名人，生于一八八○年，考取秀才。一九○一年入广东高等学堂，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遂入政坛角逐，并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政学会”（即老政学系）的成员。随着曹锟贿选后的国会的消灭，政学会也寿终正寝。十年之后，杨永泰挤进了蒋家王朝的大门，并沿袭古代权奸的衣钵——“结纳近臣，察帝动静，故奏对皆称旨”，着手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同时还向蒋介石身边的人打听蒋氏的“起居注”，故向蒋氏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结果，他逐渐取得了蒋氏的信任。正当蒋介石准备实施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且又忧心忡忡地感到没有把握之际，杨永泰抓住这个时机上了一篇万言书。据说它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主张“安内”（即“剿共”）必须用七分政治，并提出了所谓“政治剿匪”的纲领与方案。蒋介石看后“龙颜大悦”，立即擢用杨永泰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秘书长，着即“随驾亲征”。待到南昌行营成立不久，蒋氏完全接受了杨永泰的所谓“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并把行营庞大的组织机构简化为两个厅：即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的军事厅，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从此，杨永泰得了一个“七分厅长”的绰号。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紧密勾结起来，在国民党内又逐渐形成了“新政学系”，公然与其他派系争宠夺势。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得以成功，除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执行“左”倾路线外，杨永泰等人搞的这一套反动方案，并同“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政策相配合”，也是重要的原因。
杨永泰作为一名策士，不仅会审时度势，既知道“围剿”红军的态势发展，而且还能准确地揣度此时此刻蒋介石的心路轨迹的变化，因此，当他听到蒋介石的问话之后，即断然地答说：
“委座，我看您应当把江西剿共的事放一放，到华北等地做一些安抚工作。”
蒋介石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一听杨永泰的口气，就知道这个策士已经猜出了自己的心事。他为了进一步摸清杨永泰的全部想法，又有意地问道：
“你是怕国人骂我不抗日吧？”
“也是，也不完全是。”
“你是不是为了回应**提出的抗日口号？”
杨永泰微笑着摇摇头。
“就是嘛，**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从困境中逃遁。”
杨永泰信服地点点头。
“这也证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杨永泰的表情，复又加重口气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杨永泰自然清楚蒋介石如此讲话的本意，并不是测试自己对下一步“围剿”红军的战略设想，而是有意考察谁能猜透蒋氏下一步棋的动向。对此，聪明的策士明知不答，或巧妙地顾左右而言他，由蒋氏道出——有意满足蒋氏作为最高主宰者所特有的虚荣心——进而达到自保的目的。但是，杨永泰或许是过分的聪明，也或许是刚愎自用的性格使然，他不仅没有向当年刘备学习“青梅煮酒论英雄”之道，反而大讲特讲华北自“塘沽协定”签订一年多以来，长城内外与黄河上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当他分析了日本侵华企图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有可能利用人民的抗日情绪，再次举起反对中央的大旗之后，遂又直言道：
“华北百姓的心需要委座去抚慰，日本步步进逼的行为也需要委座去做个姿态，至于那些有反叛之心的实力派，委座也应该当面晓以利害，给以颜色。”
对此，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杨永泰并没猜透蒋介石的心思，他再次认为自己献策有功，遂暗自欣喜，告辞离去。这就是杨永泰的悲剧所在。自然，这也就是杨永泰两年后被蒋介石免职，并被政治对手暗杀的原因所在。此乃后话。
蒋介石为了防止被围困的红军发生变故，在粤赣和湘赣交界处派重兵布防了三道封锁线之后，遂在十月初偕宋美龄下庐山，乘专机去华北各地视察，同行者有杨永泰和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蒋氏先后“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首脑”。“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邹致权（张学良之办事处主任）等，在察哈尔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不是不抵抗，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可”的理论，借以“争取大家同情他**，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正当蒋介石向诸实力派起劲地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之际，突然于十月中旬“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奉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炸得蒋介石险些不辨东西。他稍许镇定一下情绪，遂下令：
“晏主任，请准备好专机，立即赶回南昌！”
这个被蒋氏称为晏主任的随行人员即晏道刚。晏氏为湖北汉川人，早年投在赵恒惕的湘军中供职，历任下级军官和参谋长。北伐军兴，他又改任湘军唐生智第八军参谋长和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一九二九年冬，唐生智于豫南反蒋失败之后，晏遂离开军队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一九三三年，由何应钦推荐出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负责处理作战业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初创侍从室，晏出任侍从室主任。从此，他随侍蒋介石身边，从旁相助蒋氏“围剿”红军。
晏道刚作为一个称职的高级参谋官佐，自然懂得红军突围的结果——意味着蒋氏一年“围剿”红军将功亏一篑，因此，他迅速安排好了专机，不顾浓云重压所造成的能见度很低的天气，请蒋介石、宋美龄，以及杨永泰和其他随行人员登机南返。有意思的是，蒋氏北来的时候兴意极浓，一路上侃侃而谈，似无倦意；但此次南返却蹙眉凝思，连一句话也不曾说过，使得专机中的空气分外的沉闷。
蒋介石回到南昌行营之后，连备好的白开水都不曾喝一口，就下达命令：
“晏主任，杨厅长，请分头通知有关人员：立即赶到作战室，参加军事会议！”
晏道刚与杨永泰非常清楚这次军事会议的内容，是研究红军突围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应该采取的防堵措施。为此，他们分头通知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熊式辉、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参谋本部高级幕僚林蔚等人赶往作战室，参加蒋介石亲自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熊式辉、贺国光、林蔚三人在本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笔者有必要向读者做一扼要的介绍：
熊式辉，字天翼，于一**三年出生在江西省安义县万家埠鸭嘴垅村。他早年思想上趋向维新，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后弃文习武，相继入江西陆军小学、南京陆军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一九二一年，又被广东军政府参谋部保送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并于一九二四年学成回国，遂晋见蒋介石，被蒋氏委任为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从此，他依靠蒋介石在军中混迹，青云直上。第二次“围剿”红军惨遭失败之后，蒋氏在南昌设立行营，熊式辉被蒋氏委任为行营参谋长。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杨永泰一见如故，不仅成为“新政学系”的领袖人物，而且为了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以宣扬“四维八德”来鼓吹**理论的“新生活运动”，并组成了以蒋介石为会长、宋美龄为指导员、熊式辉为主任干事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于他乘坐飞机出事摔成瘸子，遂主动请辞军职，又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毫不夸张地说，上述杨永泰的所谓功劳，都有熊式辉的一半。而今，蒋介石召开研究红军突围动向的军事会议，熊式辉无论是作为江西省的父母官，还是作为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无疑都应出席会议。
贺国光，字元靖，于一**五年生于湖北省蒲圻县赵李桥一个耕读世家。后随父入川，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校，与刘湘、杨森等川中名将同窗。辛亥革命之后考入陆军大学深造，遂又参与鄂军角逐功名。北伐军兴，改投蒋介石门下，参与军机。“征战中，贺上书建议，对于军事、敌情、地形、民俗等等，都有所重要条陈，并有颇多卓越见解，多被蒋采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之后，他建议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碉堡战”。其法为：“每收复一地，迅即以克难方式，广修公路，密建碉堡，堡与堡间的距离，以目及弹及为度。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务使纵横参错，列罗成网，目力火力皆能交叉，一堡有警，四方响应，逐步前进，逐步围剿，使包围圈逐渐缩小，然后聚歼”。一九三四年一月，“贺策定东、北两路军合围计划，得到了蒋的同意，立令实施”。东路军在福建相继攻陷建宁、永安、连城，北路军按计划于四月下旬占领广昌。此次蒋介石北巡，贺国光留守行营，待到他获悉红军有突围的迹象后，立即电请蒋介石南返。当他接到出席军事会议的通知之后，立刻赶到作战室，把有关的电文、材料备好，置于蒋介石的座位前。恰在此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走进作战室，他笑着问道：
“林厅长，你看今天的军事会议……委座会有什么高见？”
林蔚跟随蒋介石多年，积有一套丰富的“伴帅”经验。他曾向贺国光等人谈起当参谋长的要诀：“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住重点，要任劳任怨”。还多次说作为蒋介石的幕僚，“最主要的是能揣摩蒋介石的心意，能明了蒋介石重大决策之意图”。为此，他胸有成竹地答说：
“唯委座之意旨是从。”
贺国光似乎懂了这句答话的内在含义，遂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久，晏道刚、杨永泰、熊式辉相继走进了作战室，大家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分别在各自应坐的位置上落座。
蒋介石终于迈着军人的步伐走了进来，与会者整齐划一地起立，肃然目送蒋氏走到他的宝座前，双手习惯地取下军帽，放在右前方的桌面上，待到蒋氏点头落座后，大家才又像小学生那样坐下，等候着这位“教员提问”或“授课”。
首先，蒋介石拿起面前备好的电文，一页一页地用心翻阅，他那严厉的目光偶尔会停在一页电文上，就像将要发现“新大陆”那样，蹙着眉宇在思索着什么。每到这种时候，与会者的表情就会发生变化，似乎都在暗暗自问：“他又在做什么文章？……”蒋介石那如同电影定格后的表情和目光终于又开始变化，全体与会者随之又下意识地轻轻吐了一口气，等着蒋氏看完全部的电文，发表被他们称之为伟大的宏论。
但是，今天的蒋介石却一改旧习，不仅没有对部属进行庭训，反而微微合上了他那永远射出领袖威严目光的双眼，似陷入了更加深沉的凝思。这时，刚刚有所放松的与会者的心猝然又绷紧了弦，暗自猜度蒋氏的葫芦里将卖什么药。突然，蒋介石站起身来，走到挂着作战地图的大墙下边，仰首看着那张标有各种军用符号的地图。与会者未弄清这是为什么，都机械地仰起头，但目光却停留在蒋介石的表情上。一厅厅长贺国光慌忙拿起那根长长的指看军事地图的教鞭，诚惶诚恐地说：
“委座，给您。”
蒋介石无声地接过教鞭，继续沉吟良久，方才缓缓地转过身来，用双目的余光扫了一下与会者的表情，操着领袖的口气考问道：
“诸位，尤其是贺厅长、熊主席，先于我等获悉**突围的消息，对未来战局有什么想法尽可畅所欲言。”
或许是与会者不想再捱度这无言的痛苦时光，也或许都猜透了蒋介石这盘棋的走法，遂就红军突围的形势和所谓的对策议论纷纷，但他们的发言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谁也不谈最本质的东西，留给蒋氏一展雄才大略。蒋介石听了片时，也听出了这其中的奥妙，遂举起手中的教鞭，指着赣粤边界的信丰一带，低沉地说道：
“从目前得到的军事情报看，**突围已成定局。但是，**突围后的行动方向却不知。因此，我们在商讨对策之前，必须搞清，或者说猜测、判断他们将去什么地方。”
蒋介石已经出了考题，与会者就遵命应答。经过严肃的讨论，对红军行动方向做了如下判断：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根据是：赣粤交界大山雄立，交通不便，加之粤系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有二心，在历次“围剿”红军的战斗中取守势，与东面的蒋鼎文所部、北面的顾祝同所部、西面的何键所部相比较，赣粤交界是最为薄弱的一面。而红军选择弱者突围是情理中事。另外，广东尤其是潮汕一带，历来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加之粤地有着长长的海岸线，中共容易打通海上的国际交通，得到必需的军火物资。对此，蒋介石认为有其可能。但他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质疑：
“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也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根据是：红军自赣南突围，南天王陈济棠坚拒红军入粤，那红军突围之后唯有沿着粤湘边界入湘南。再者，湘南有着良好的革命传统，红军中的主力有不少是来自湘南，在此重建革命根据地是可能的。对此，蒋介石是赞同的，也是蒋介石最为担心的。尤其当他再想到红六军团突围沿此路线西去，与湘西的贺龙所部会合的现实之后，这种担心愈加严重了。因此，当他听完与会者的议论之后，忧心忡忡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三、红军沿粤湘边界进入湘南之后，一不在此地重建根据地，二也不沿着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去，与贺龙所部会师，而是像当年太平天国北征路线出鄂皖苏区再北进，利用抗日做诱饵，与退入关内的东北军、虽败而不服的西北军，以及阎锡山的晋军等结为一体，转战黄河上下和长城内外。对此，蒋介石在北巡中就感到了这种威胁。因此，他蹙着眉头讲了这样一句话：
“我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红军突围进入湘南之后，一不在湘南重建根据地，二不与湘西贺龙所部会师，三也不沿着当年太平天国北征路线出鄂皖北进，而是经湘西入黔、川北进，与徐向前所部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陕、甘等地重建苏区。讲到此处，一向爱表现才干的杨永泰再也按捺不住，他大讲特讲了一番孔明图川的历史之后，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委座，我们还要考虑**入黔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对此，蒋介石很不以为然。加之，他对杨永泰的发言不满，当即说：
“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杨永泰一听蒋介石的口气，遂收住了自己的话语。其他与会者也聪明地收口不语。因此，一个议论风生的军事讨论会猝然变得死气沉沉了！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威严所在，有意停顿片刻，操着请教的口气，点名指问一直没有表态的熊式辉：
“天翼兄，谈谈你的看法吧？”
熊式辉清楚蒋介石请自己发言的用意，遂很有分寸地说道：
“该讲的委座都讲了，我均表赞成。再说，我身为江西省主席，更应多考虑**突围之后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如何在江西替委座分忧。”
蒋介石听后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他看了看与会者的表情，又说道：
“不论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头之患。”
“是的，是的……”杨永泰为挽回面子，忙敲边鼓似的说道。
但是，蒋介石似乎不给杨永泰面子，他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说：
“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蒋介石匆匆回到南昌行营立即召开的商讨红军突围后的对策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作为军事家的蒋介石非常清楚，时下当务之急是摸清红军突围的真实动机和方向，因此，他又对负责作战的厅长贺国光命令道：
“立即派出飞机搜查，以最快的速度搞清**突围的真相！”
贺国光为落实蒋氏的指示，与自己的副手兼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忙碌起来。晏氏作为行文的高手，天天在撰写向进剿红军各部下达的命令，贺氏则时时都在接收来自各部的有关消息，并交由晏氏转呈蒋介石。对此，晏道刚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红军西移前锋迅速达到赣粤湘边。从国民党东路军占领瑞金所得资料中已明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蒋介石在南昌于是日下午七时召集我和贺国光谈，拟定初步追堵的计划要旨，限九时以前发出电令。当时我正患偏头痛，勉力支持草拟计划电文，每隔十几分钟蒋即以电话催问贺国光是否拟就。贺对我说，蒋似迫不及待，持电话听筒之声甚重，要我迅速草拟让他去看算了。依计划要旨发出的电令大意有：（1）西路军何键部除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部总部移驻衡阳；（）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军总部推进至韶关；（）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4）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清楚的：那就是把突围的红军团团包围在赣、粤、湘、桂四省交界处，把所谓的“久困之师”——突围的红军再次困而歼灭。但是，蒋介石作为一方的战略统帅十分重视红军统帅部的变化，其中尤其关注毛泽东在此次突围中的作用。因为前后五次“围剿”，国军有过四次惨败的教训，他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概因毛泽东指挥高明；而第五次“围剿”始有今日，也是因为毛泽东被剥夺指挥大权所致。因此，他又向贺国光和晏道刚下达命令：
“随时掌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动向！”
……
二
虽说时令已经进入十月上旬，但是，赣南腹地军事重镇于都依然是非常炎热的。就连那令人讨嫌的苍蝇、小咬等蚊虫也照旧与人为敌，搞得人们处处设防，不得安宁。
夜幕笼罩着大地，于都已进入了梦乡，一家祠堂偏房中的茶油灯还亮着灯光。一位体格魁伟、身着红军灰色干部服装，但风纪扣未系的中年人驻步屋中，他蹙眉凝视，似陷入深沉的对往事的回忆中。他右手拿着的那把破旧的芭蕉扇不停地摇着，机械地驱赶着大小不一的蚊虫。他就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毛泽东生于湖南韶山，但他被蒋介石骂作山大王却是在江西的井冈山。如果说三湘的江河是孕育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乳，那么赣南的大地则是成就当代大军事家毛泽东的第一摇篮。事后追论：湖南留给毛泽东的是文化的沉思和追求，赣南则是把这种文化的沉思和追求化为行动的实验地——坚信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毛泽东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从江西突围长征的七年时间中，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屡遭打击的年月。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敢于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挑战，他不仅带头批判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第一个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是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真可谓是官居要职，但是当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和国民党决裂，抛弃高官厚禄，带着手拿梭镖、鸟铳的泥脚杆子上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蒋介石军事集团争天下，这都显示了毛泽东那非凡的革命家的胆识！
正当毛泽东与朱德等共产党人顺利地粉碎蒋介石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并不断扩大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留居上海的党中央却经历了李立三、王明等“左”倾路线的统治，逐渐把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殆尽，不得不相继转移到中央苏区，靠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还公然指责毛泽东是“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等。结果，他们拱手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一位既不会说中国话，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实行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实行“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等“左”倾军事路线，使得中央苏区一点一点地被国民党军队蚕食，最后不得不丢掉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这对一手创建中央苏区的毛泽东而言是何等的痛心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