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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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就像所有军事家那样，在制定作战计划，尤其是带有全局性的战略会战计划的时候，还是要再三权衡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在未来交战期间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当时在一般将领看来，红军一旦撤出遵义后的行动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出遵义北上，“通过赤水趁四川刘湘的兵力尚未集结之前，由赤水直趋长江边，从泸州、叙永地区，渡过长江，另辟川西南战场，策应川北红军，或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主力会师；一是渡过赤水向川滇边穿越凉山西上，绕道滇北经西康间道入松（潘）、懋（功），支持红四方面军，背靠康藏建立根据地，**四川，然后进图西北；一是进入川康不易，入滇另辟战场，而多民族地区也不易发展，最后仍是回转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东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此策就红军而言虽可暂安一时，但出路不大”。接着，蒋介石发电质询薛岳、陈诚、龙云、刘湘等有关的将领和封疆大吏，问其想法。不久，他得到如下回复：
“薛岳认为红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在贵州久居公算小；如再东下回湘，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贵州不比江西，遍地穷山恶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久居不宜。陈诚则认为红军图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回湘与贺龙会合，在战略上是必然的腹案；就目前而言，川滇地接边陲，蒋介石早有决策不足为虑，最应注意者是东行，因东行与贺、萧会合，‘追剿’比较困难，影响也较大。”
对此，蒋介石只是微微地点点头。不久，他又从薛岳处获悉云南王龙云的真实看法：
“龙云认为红军多江西客，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地方民情；云南民情较为悍且有组织，地接边陲，想在此生根不易；此次入滇，过路是上策，想久居是下策。”
蒋介石认为龙云说得在理。但是，作为军事家，尤其是从所谓歼灭红军的战略意图出发，不但要打破龙云的这种侥幸心理，而且还要从全局着想——绝不允许西边成为红军逃逸的缺口。由此，他又想到了湖南，也绝不允许何键存有这样的想法：“进剿”中央红军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对手是红二、六军团。为此，他于元月十四日给龙云、何键发了如下这通电文：
绥密。据甫澄（刘湘）真午电节称：现因陈蔡两师（实为陈万仞师）调移江津，酉（阳）、秀（山）防务空虚，请速令郭（汝栋）、罗（启疆）两部克日出动，接防酉、秀，并饬滇军兼程到毕节增援，用达歼灭该匪于黔北之目的。等语。钸志舟（龙云）兄饬所部兼程开赴毕节堵截。芸樵（何键）兄转催沅江流域部队迅速进至酉、秀为要。
与此同时，他从于元月十二日在重庆就任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处获悉：“当黔军师长侯之担，弃城不守，匪遂据而组织各级伪机关，加紧地方匪化。遵义当川、黔交通要冲，为黔北一大市场，其重要仅亚于贵阳，一旦失陷，重庆为之震动。刘湘前往南京，委员长曾谕其负责专以全力剿办徐匪，至朱毛西窜，则由中央处理；故于川南，未加部署，且无兵布防。”故刘湘等人惶恐不安。另，他又从薛岳处获悉：“刘湘认为红军必入川与张（国焘）、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再下川南渡江，公算最大；因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是四川人，对川军有关系，尤以刘伯承过去在泸州很熟，此次既入黔北，不会再回湘，如要与贺龙合股就不会入贵州。”因此，他急切盼望南京阻红军北上入川。
蒋介石感到刘湘的担心不无道理，遂电令贺国光拿出稳住川局办法的同时，立即组织川军，防堵红军北渡长江。
贺国光为稳住川局，首先通电严惩弃遵义逃至重庆的黔军师长侯之担：“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该部善后事宜，已由刘总司令湘负责处理，以俟复电到渝，再行奉闻。”接着，他又与刘湘分析所谓“敌情”，结论是：“当时判断匪之行动，以向泸县、宜宾西窜，是其上策；东窜酉、秀、黔、彭，图渡奉节、万县，与徐（向前）匪会合，是其中策；直犯重庆，是其下策，则为我军聚歼良机。”针对川南—长江两岸无兵布防，“国光乃与刘湘计划防堵，抽调三十个团兵力，以潘文华为川南剿匪军总指挥，驻泸县负责堵剿。”为防红军“东西突窜，并压迫于川江南岸聚歼之之目的”，当即发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堵剿”红军的方针大计。
蒋介石在摸清了西南诸地方实力派的心态之后，遂又暗自估算川、黔、滇三省参与“进剿”红军的实力；同时，他又暗自巧布并实施他早已定下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
首先，蒋认为黔军在经受红军初次打击之后，虽然心态上已成惊弓之鸟，但其实力并未遭到毁灭性的损伤。他们的内心都有一本账：待中央军尾随红军北入四川或东进湖南之后，他们再进行争夺贵州领地的内战。为此，他命令薛岳坐镇贵阳，借休整部队之机，严密控制贵州的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明令指示王家烈所部划归薛岳指挥的系列，为他日调黔军“进剿”红军打下伏笔。换言之，王家烈的黔军在未来与红军的作战中被削弱的同时，贵州军政大权就自然而然地上交南京中央政府了！
但是，这不到三万人枪的黔军，并在薛岳所部十多万中央军的“督战”之下，凭借乌江防线，毕竟是防止红军再渡乌江南下的一支力量。因此，蒋介石已暗定了黔军北上“进剿”红军的腹案。
接下来，蒋介石考虑的重点已经移到了“图川”方面。诚如前文所述，蒋氏久有图川之谋，但由于刘湘等四川地头蛇拒中央派军队入川，国民政府对四川只有礼仪上的领导。事实上，四川一直是川人争霸的天下。时下，红军有极大可能挥师北渡长江入川，刘湘等地头蛇慌了手脚，自乱了方寸，主动请求中央派部队支持。这对蒋介石而言，真是天赐图川的良机！他暗自说：“古时刘备图川，先有张松献图；而今我蒋某人图川，已派进贺国光为耳目，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他当即命令中央军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豫西入川参战，令鄂湘川边区“剿匪军”徐源泉部派兵在黔江、彭水一线堵防。当他再想到薛岳所部十余万人马尾随红军入川之后，他的心里禁不住地笑了。
与此同时，蒋审核了刘湘匆匆组建的川南“剿匪”总指挥部属下的部队，计有刘湘的教导师、模范师、第五师主力及三个独立旅、两个边防路司令（旅）等部队，共有近四十团约十余万人枪。再加上江南的黔军，足有十五万多军队。蒋暗自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即使不能把红军消灭在长江两岸，刘湘看家的本钱也会损失不少，到那时，我不入川，你也得像刘表请刘备那样请我入川了！……”
蒋介石清楚云南的情况，他更知道龙云这位云南王是位了不起的彝族军事家兼政治家。因此，滇军虽然只有六个旅又一个警卫团的兵力——比贵州少了一半，“但滇军兵精粮足，人员充实，龙云对内统御比较巩固，远非王家烈内部可比”。如何在今天重演一幕“七擒七纵孟获”的好戏呢？蒋介石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把话说白了，如何借“追剿”红军收复当今的孟获龙云呢？蒋氏还不知该从何下手！再加之他已清楚龙云参与“追剿”红军的真实目的是：滇军出师“虽是龙云帮助了蒋介石，但也是龙云想拒敌人于省外，保持云南统治，以免在红军入滇后，招致中央军前来的不良后果”。所以，蒋氏对龙云参与“追剿”红军只有一个想法：只要与红军打仗就行。结果，云南的问题一直拖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氏才密派爱将杜聿明发动昆明政变，囚龙云于山城重庆、南京。此乃后话。
正当蒋介石全部考虑成熟之时，他获悉红军于元月十九日主动撤离遵义，向着他所预计的黔北方向转移。因此，他于当天发布《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现摘抄如下：
甲、方针
一、我军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
乙、指导要领
二、追剿军除第一兵团以一部围剿萧、贺，并派一部开往酉（阳）、秀（山），固守乌江东岸，即与徐（源泉）部联络外，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并连合黔军，应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渡过乌江，先行扫除湄潭、遵义之匪，而占领德江、凤冈、湄潭、遵义、黔西之线，而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使匪无喘息余地户尤须控制重兵于兵团左翼，俾得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
三、堵截部队由川、滇军任之。川军对匪主力，如犯重庆，则由南川与龙门场部队夹击之。如犯泸县，则由龙门场与泸县、纳溪部队夹击之。如向西窜，则第一步，防堵于泸（县）、叙（永）、毕（节）线；第二步，防堵于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与宜（宾）泸（县）大江之线。滇军应守滩头、盐津、毕节之线，衔接川军。防堵各部，应带完成各地碉堡工事，及通信设备，严阵图守，以待追剿军赶到，联络川军机动部队夹击之；如被匪窜过其防地时，则立即蹑匪追剿。
四、徐源泉部，以一部协同湘军剿办萧、贺，一部如限速连接彭（水）、黔（阳）之线，联络友军防堵。上官云相部到达夔（州）、万（县）、涪陵，扼要布防，并备切应。
……
蒋介石审核下达这则在他看来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之后，再次走到悬挂军事地图的大墙下边，不动声色地看了好一阵子那标有不同符号的地图，他的结论是：“除湘、鄂军在川湘边布置战略封锁线的部队及归薛岳直接控制于贵阳的机动预备部队约十个师兵力不计外，实际参加在黔北追截堵击的兵力大约十五万人以上。这对红军来说，兵力是多出五倍的绝对优势。就地形而言，川、滇、黔边，南有乌江，北有长江，西有横江、金沙江重重地障，比在湘江战役的困难减轻有限。”因此，他有些得意地笑了。而他这笑却包含了两层意思：一、看你红军如何逃出重围，再获新生？二、看你西南诸省实力派是怎样拜倒在我蒋某人的面前，主动接受中央的领导。但笔者更关心的却是前者：
“新出山的毛泽东，是如何打破蒋介石在长江南岸布好的‘围剿’计划的？……”
二
中央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向黔北挺进中，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帮助者，与周等中央领导同志结伴北行，随时筹划与应对瞬息万变的军机大事。
读者一定还记得：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第一个提出请毛泽东出山，重新指挥红军的建议之后，朱德、聂荣臻、李富春等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其中“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然而，遵义会议的决定却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即使到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常委分工的会议上，结果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上帮助者”。形成这些决定的经过和原因，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当事人都未谈及，也没留下任何文字史料。
笔者认为：周恩来“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的行动”是出于公心的。这是因为周恩来从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中，看到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路线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同时，他不仅有勇气正视自己在此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执行错误路线的最高“三人团”决裂，大胆支持受到长期排挤的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促成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的召开，并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铺平了道路。另外，他从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步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并把“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身上。他作为一名“立党为公”、“相忍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主动“让贤”是很自然的。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在于：他光明磊落，绝不向所谓的强权、错误低头。在他的身上，不仅体现出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的高贵品质，而且还集纳着中国，尤其是楚文化孕育出的政治家重气节、文化人重名节的风范与传统。从他推崇屈子的赋到赞扬蹈海殉节的陈天华以及谭嗣同等，我们都会从中看出某些相承的脉系。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主导下，使他早期宁可受处分，也绝不当“八面美人”；使他晚年敢于与赫鲁晓夫决裂，表现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雄风。但是，当“他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的被孤立的痛苦的磨炼，使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正因如此，他与博古、李德等人的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看到了“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因而，采取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办法。就是到了湘江血战之后，面对失败的局面，最高“三人团”已经束手无策，他还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一步一步地“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对此，贺子珍曾这样说过：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不仅看到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所犯的错误，同时也看到了周恩来那种从不诿过于人、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更重要的是，毛还看到了周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以及周那种任劳任怨且有着他人所没有的组织能力。换言之，毛认识到周所具备的政治品格与道德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把存有不同歧见的领导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渡过中国革命最为困难的时期。因此，周恩来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工作能力。时下，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党中央的路线问题，而且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博古等同志，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仅对毛泽东有着难以消除的成见，而且还明确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斗争策略出发，还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是会同意自己做周恩来的助手的。
对此，周恩来作为政治家心里也是明白的。他曾经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过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错误……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另外，周恩来清楚博古、李德，当然也有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犯了路线错误，但他更清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提军事路线错误是一种高明的斗争策略。对此，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有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
因此，周恩来接受党中央的委托：“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赞成中央政治局的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也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对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是心照不宣的。也正因为毛泽东与周恩来有着这样博大的政治家的胸怀，在以后长征路上的合作，从军事指挥到政治方向都是十分默契的。
或许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吃够了所谓路线斗争的苦头，因此，遵义会议的新的中央，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包括博古、凯丰等拒不承认路线错误的代表人物，一律采取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的态度。同时，对于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毛泽东力主平反，且越快越彻底越好。因此，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一大批“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到了‘赦免’”。其中，曾和毛泽东一同工作过的罗明写下了如下这段话：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
博古等人把罗明打成“罗明路线”，实质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其根本目的是彻底把毛泽东打倒。因此，一大批毛泽东的拥护者被打成了“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受迫害最严重的莫过于邓小平、萧劲光等同志了。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已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立即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同志宣布道：“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这就是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的支持”。结果，“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是最负盛名的战略家，也是蒋介石军事集团最为害怕的军事家。但是，自从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了。因此，当他重新回到指挥岗位——虽然“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他的心情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深切地知道：红军中的绝大多数指战员把转危为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同时博古等少数同志还持冷眼相观的态度。其中，凯丰还公然地说道：“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如果说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分外重视初战必胜的话，毛泽东就更格外看重他出山后的“亮相”之战了！为此，他在行军中与周恩来等人于元月二十日草拟了《渡江作战计划》。该计划在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提出的作战方针为：
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
根据该作战方针，又较详细地规定了中央红军如下的作战任务：
一、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区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
二、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的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及脱离尾随与侧击之敌。
三、在尾随之敌紧逼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四、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能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州上游渡河。
为了确保作战方针的实施，并在给中央红军规定了具体的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又明确规定了如下的战术要点：
A渡江要夺取先机，各纵队均应迅速秘密的行动达到目的地域，每日行程约六十里左右，必要时则以急行军赶到目的地。
B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以迅速和包围手段，坚决消灭阻我之敌，当其溃退时，应乘胜急追，夺取前进的要隘及渡河点。
C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面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对侧击之敌应以少数部队掩护，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勿为敌人所抑留。
D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则应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E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首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速渡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渡船……
我们从以上《渡江作战计划》所确定的作战方针、作战任务以及战术要点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力争改变博古、李德等所倡行的正规战，使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完成北渡长江的战略行动。同时，我们还可从字里行间看出毛、周——主要是毛在用兵时的慎重态度。该计划不仅在作战任务中规定了红军的进退，而且在战术中对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还作了科学的评估，并预先设想出了应变措施。这的确反映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的一种特殊的心态。
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了确保北渡长江的成功，要求红二、六军团“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活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在电告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的详细战略措施之后，明令指示：“在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故要求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接着，我中央红军以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前进。我右路纵队红一军团于元月二十四日进抵土城，因黔敌刘翰吾部已成惊弓之鸟，闻风即弃城逃窜，我红一军团不战而占土城。同一天，红九军团进抵东皇殿。红一军团继续北进，为全军打开进军川南的通道，并很快形成对赤水县城的包围之势。而红九军团经太平场、长嵌沟前往官渡，意在占领合江县城；我左路纵队红三军团在完成殿后任务之后，以急行军的速度于元月二十七日进抵土城。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负责同志随军委纵队经桐梓，于元月二十五日进抵东皇殿。也就是在这期间获悉，刘湘为坚阻中央红军渡过长江派部南下，其先头部队已进至温水，与红军相距只有一天的路程。毛泽东在由东皇殿向土城行进之中，有意边走边察看地形，发现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敌人孤军深入，进到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我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合围歼灭敌人。
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进驻土城。这时，我有关情报部门截获的消息是：“从温水向我尾追之郭勋祺部三个团（一说四个团）约六千余人，正向土城方向前进”。且必经“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这时，如能利用有利的地形设伏，出奇兵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不仅对红军的士气是一个鼓舞，而且对阻我红军北上的川军也是一个下马威。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土城以东发起土城战役。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集了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并下达了作战指示：“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翌日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旺隆场之红一师相继夺取赤水城；以三军团之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之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以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岗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而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之白马庄作预备队。”或许是总部首长都看到了土城战役的重要性，“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总司令亲临三军团四师指挥，刘伯承总参谋长到五军团督战”。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发表了如下这段讲话：
“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
我中央红军就是在这种氛围中组织发起土城战役的。如果我们所截获的敌人情报是准确的，土城战役无疑会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我们所截获的情报与敌人的实力相距甚远，因此，土城战役敌我死伤人数相当，用毛泽东事后的话说是打了败仗的。另外，由于个人记述的文字与实际又有很大的差距，故笔者简述如下：
郭勋祺，原名郭祺，祖籍四川华阳永兴乡，于一**五年生于一个自耕农家庭。早年从军，投效潘文华部。因作战勇敢，又有谋略，深得潘的器重，至一九二一年升任潘任第四师师长的第七旅旅长。不久，他与由法国归来的陈毅结为好友，后又与川中名将刘伯承等相稔熟。接着，他又与四川早期党员吴玉章、杨阎公等为友，并参加其活动，为此被刘湘撤掉旅长之职。在这期间，他曾掩护陈毅等人出川，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刘湘再次起用郭勋祺，参与军阀角逐。迨至一九三五年一月，蒋介石令刘湘拒红军于长江之南，刘湘决定派郭勋祺等三旅人马南下黔北。他的用意是：“郭对自己很忠实；同时，郭同情共产党，让他去执行‘围剿’又‘存共’的任务，能相机行事，可以放心。于是，刘湘在重庆李子坝私邸召见郭，要他率全旅并指挥潘佐入黔。”郭于一月二十日率部到达贵州温水，尾随中央红军主力向良村前进。
此时，郭勋祺官至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旅长、川南“剿匪军”总预备队指挥。许多专著说他是模范师师长不确，这是在他打完土城战役之后，蒋介石下令“卒将顽敌击溃，忠勇可嘉，着晋升二十一军模范师中将师长，以资鼓励”。
土城之战，我方由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统一指挥，于元月二十八日晨五时在青岗坡打响。我红三、五军团虽从南北两侧高地夹攻敌人，“但敌后续部队源源涌进增援，在炮火猛烈支援下，抢占高地，向前推进”。至此，“军委领导同志察觉对敌情判断有误，原来以为只有郭（勋祺）部三个团，实际是还有潘佐的第四旅三个团，共计六个团一万余人，另有两个旅在后面跟进，其武器装备与战斗力均比黔军强得多”。由于敌军兵力比预计的多一倍以上，我军不但未能全歼敌人，而且随着战时的推移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五军团的北侧高地被敌郭勋祺攻占，我军遭受很大伤亡，敌军用炮火支持，向土城镇逼近，一直打到白马山中央军委指挥所的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若不能顶住敌人的进攻，背水作战，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面对这危厄的战局，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电令北上奔袭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停止前进，急速返回增援。
朱德总司令心如火焚，他见毛泽东蹙着眉头，大口地吸着纸烟，遂沉吟了片时，突然走到毛泽东的面前，以请战的口吻说道：
“老毛，在这紧急关头，唯有指挥员的决心才是稳定战局的精神力量。为此，我决定赶到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朱总司令的决定不仅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就是同在中革军委指挥所的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也闻之愕然。但是，他们心里似乎都清楚：朱德总司令能否披甲亲征，完全决定于毛泽东。因此，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一言不发，吸完一支纸烟又点着一支纸烟的毛泽东。
毛泽东听着这激战的枪炮声，他已经没有勇气看上一眼伫立在自己面前的老搭档——朱德总司令。因为他心里清楚：在这样不利的态势下，朱总司令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是凶多吉少，万一有个闪失，他怎么向三万多红军指战员交代啊！像他这样敢作敢为的战略家，此刻也只有一支接着一支吸纸烟了！
时间在无声地流逝着，等到毛泽东吸完第三支纸烟并准备再点燃新的纸烟的时候，朱德把军帽取下，急切地说道：
“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危。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我朱德的！”
毛泽东听后感动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听后也都感动了。当毛泽东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与朱德充满信心的眼神相遇时，他极力控制住自己那滚动欲出的泪水，沉重地点了点头。片刻后，他肃然说道：
“恩来，我们为朱老总上前线送行。”
“好！我赞成。”周恩来说罢看了看在场的同志们的表情，又补充说道，“为了给朱总司令一壮行色，我们列队送行！”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带动下，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领导同志以及军委纵队的部分同志二百多人，列队站在大路两边，为红军的总司令朱德上前线送行。朱德一看这阵势，分外激动且又不安地说道：“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毛泽东一听朱德这憨厚的话，顿时又想起了他和朱德这些年来的战斗友谊，遂当即说道：
“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
接着，周恩来等送行人员相继说道：“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瞬间，大道两边响起了“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的喊声。
朱德被这送行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他以一位老战士的身份，戴上军帽，双腿并拢，冲着“老伙计”毛泽东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又向着送行的人群大声说道：“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遂转身朝着激战的前线大步走去了。（未完待续）
蒋介石就像所有军事家那样，在制定作战计划，尤其是带有全局性的战略会战计划的时候，还是要再三权衡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在未来交战期间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当时在一般将领看来，红军一旦撤出遵义后的行动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出遵义北上，“通过赤水趁四川刘湘的兵力尚未集结之前，由赤水直趋长江边，从泸州、叙永地区，渡过长江，另辟川西南战场，策应川北红军，或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主力会师；一是渡过赤水向川滇边穿越凉山西上，绕道滇北经西康间道入松（潘）、懋（功），支持红四方面军，背靠康藏建立根据地，**四川，然后进图西北；一是进入川康不易，入滇另辟战场，而多民族地区也不易发展，最后仍是回转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东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此策就红军而言虽可暂安一时，但出路不大”。接着，蒋介石发电质询薛岳、陈诚、龙云、刘湘等有关的将领和封疆大吏，问其想法。不久，他得到如下回复：
“薛岳认为红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在贵州久居公算小；如再东下回湘，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贵州不比江西，遍地穷山恶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久居不宜。陈诚则认为红军图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回湘与贺龙会合，在战略上是必然的腹案；就目前而言，川滇地接边陲，蒋介石早有决策不足为虑，最应注意者是东行，因东行与贺、萧会合，‘追剿’比较困难，影响也较大。”
对此，蒋介石只是微微地点点头。不久，他又从薛岳处获悉云南王龙云的真实看法：
“龙云认为红军多江西客，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地方民情；云南民情较为悍且有组织，地接边陲，想在此生根不易；此次入滇，过路是上策，想久居是下策。”
蒋介石认为龙云说得在理。但是，作为军事家，尤其是从所谓歼灭红军的战略意图出发，不但要打破龙云的这种侥幸心理，而且还要从全局着想——绝不允许西边成为红军逃逸的缺口。由此，他又想到了湖南，也绝不允许何键存有这样的想法：“进剿”中央红军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对手是红二、六军团。为此，他于元月十四日给龙云、何键发了如下这通电文：
绥密。据甫澄（刘湘）真午电节称：现因陈蔡两师（实为陈万仞师）调移江津，酉（阳）、秀（山）防务空虚，请速令郭（汝栋）、罗（启疆）两部克日出动，接防酉、秀，并饬滇军兼程到毕节增援，用达歼灭该匪于黔北之目的。等语。钸志舟（龙云）兄饬所部兼程开赴毕节堵截。芸樵（何键）兄转催沅江流域部队迅速进至酉、秀为要。
与此同时，他从于元月十二日在重庆就任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处获悉：“当黔军师长侯之担，弃城不守，匪遂据而组织各级伪机关，加紧地方匪化。遵义当川、黔交通要冲，为黔北一大市场，其重要仅亚于贵阳，一旦失陷，重庆为之震动。刘湘前往南京，委员长曾谕其负责专以全力剿办徐匪，至朱毛西窜，则由中央处理；故于川南，未加部署，且无兵布防。”故刘湘等人惶恐不安。另，他又从薛岳处获悉：“刘湘认为红军必入川与张（国焘）、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再下川南渡江，公算最大；因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是四川人，对川军有关系，尤以刘伯承过去在泸州很熟，此次既入黔北，不会再回湘，如要与贺龙合股就不会入贵州。”因此，他急切盼望南京阻红军北上入川。
蒋介石感到刘湘的担心不无道理，遂电令贺国光拿出稳住川局办法的同时，立即组织川军，防堵红军北渡长江。
贺国光为稳住川局，首先通电严惩弃遵义逃至重庆的黔军师长侯之担：“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该部善后事宜，已由刘总司令湘负责处理，以俟复电到渝，再行奉闻。”接着，他又与刘湘分析所谓“敌情”，结论是：“当时判断匪之行动，以向泸县、宜宾西窜，是其上策；东窜酉、秀、黔、彭，图渡奉节、万县，与徐（向前）匪会合，是其中策；直犯重庆，是其下策，则为我军聚歼良机。”针对川南—长江两岸无兵布防，“国光乃与刘湘计划防堵，抽调三十个团兵力，以潘文华为川南剿匪军总指挥，驻泸县负责堵剿。”为防红军“东西突窜，并压迫于川江南岸聚歼之之目的”，当即发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堵剿”红军的方针大计。
蒋介石在摸清了西南诸地方实力派的心态之后，遂又暗自估算川、黔、滇三省参与“进剿”红军的实力；同时，他又暗自巧布并实施他早已定下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
首先，蒋认为黔军在经受红军初次打击之后，虽然心态上已成惊弓之鸟，但其实力并未遭到毁灭性的损伤。他们的内心都有一本账：待中央军尾随红军北入四川或东进湖南之后，他们再进行争夺贵州领地的内战。为此，他命令薛岳坐镇贵阳，借休整部队之机，严密控制贵州的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明令指示王家烈所部划归薛岳指挥的系列，为他日调黔军“进剿”红军打下伏笔。换言之，王家烈的黔军在未来与红军的作战中被削弱的同时，贵州军政大权就自然而然地上交南京中央政府了！
但是，这不到三万人枪的黔军，并在薛岳所部十多万中央军的“督战”之下，凭借乌江防线，毕竟是防止红军再渡乌江南下的一支力量。因此，蒋介石已暗定了黔军北上“进剿”红军的腹案。
接下来，蒋介石考虑的重点已经移到了“图川”方面。诚如前文所述，蒋氏久有图川之谋，但由于刘湘等四川地头蛇拒中央派军队入川，国民政府对四川只有礼仪上的领导。事实上，四川一直是川人争霸的天下。时下，红军有极大可能挥师北渡长江入川，刘湘等地头蛇慌了手脚，自乱了方寸，主动请求中央派部队支持。这对蒋介石而言，真是天赐图川的良机！他暗自说：“古时刘备图川，先有张松献图；而今我蒋某人图川，已派进贺国光为耳目，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他当即命令中央军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豫西入川参战，令鄂湘川边区“剿匪军”徐源泉部派兵在黔江、彭水一线堵防。当他再想到薛岳所部十余万人马尾随红军入川之后，他的心里禁不住地笑了。
与此同时，蒋审核了刘湘匆匆组建的川南“剿匪”总指挥部属下的部队，计有刘湘的教导师、模范师、第五师主力及三个独立旅、两个边防路司令（旅）等部队，共有近四十团约十余万人枪。再加上江南的黔军，足有十五万多军队。蒋暗自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即使不能把红军消灭在长江两岸，刘湘看家的本钱也会损失不少，到那时，我不入川，你也得像刘表请刘备那样请我入川了！……”
蒋介石清楚云南的情况，他更知道龙云这位云南王是位了不起的彝族军事家兼政治家。因此，滇军虽然只有六个旅又一个警卫团的兵力——比贵州少了一半，“但滇军兵精粮足，人员充实，龙云对内统御比较巩固，远非王家烈内部可比”。如何在今天重演一幕“七擒七纵孟获”的好戏呢？蒋介石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把话说白了，如何借“追剿”红军收复当今的孟获龙云呢？蒋氏还不知该从何下手！再加之他已清楚龙云参与“追剿”红军的真实目的是：滇军出师“虽是龙云帮助了蒋介石，但也是龙云想拒敌人于省外，保持云南统治，以免在红军入滇后，招致中央军前来的不良后果”。所以，蒋氏对龙云参与“追剿”红军只有一个想法：只要与红军打仗就行。结果，云南的问题一直拖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氏才密派爱将杜聿明发动昆明政变，囚龙云于山城重庆、南京。此乃后话。
正当蒋介石全部考虑成熟之时，他获悉红军于元月十九日主动撤离遵义，向着他所预计的黔北方向转移。因此，他于当天发布《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现摘抄如下：
甲、方针
一、我军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
乙、指导要领
二、追剿军除第一兵团以一部围剿萧、贺，并派一部开往酉（阳）、秀（山），固守乌江东岸，即与徐（源泉）部联络外，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并连合黔军，应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渡过乌江，先行扫除湄潭、遵义之匪，而占领德江、凤冈、湄潭、遵义、黔西之线，而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使匪无喘息余地户尤须控制重兵于兵团左翼，俾得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
三、堵截部队由川、滇军任之。川军对匪主力，如犯重庆，则由南川与龙门场部队夹击之。如犯泸县，则由龙门场与泸县、纳溪部队夹击之。如向西窜，则第一步，防堵于泸（县）、叙（永）、毕（节）线；第二步，防堵于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与宜（宾）泸（县）大江之线。滇军应守滩头、盐津、毕节之线，衔接川军。防堵各部，应带完成各地碉堡工事，及通信设备，严阵图守，以待追剿军赶到，联络川军机动部队夹击之；如被匪窜过其防地时，则立即蹑匪追剿。
四、徐源泉部，以一部协同湘军剿办萧、贺，一部如限速连接彭（水）、黔（阳）之线，联络友军防堵。上官云相部到达夔（州）、万（县）、涪陵，扼要布防，并备切应。
……
蒋介石审核下达这则在他看来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之后，再次走到悬挂军事地图的大墙下边，不动声色地看了好一阵子那标有不同符号的地图，他的结论是：“除湘、鄂军在川湘边布置战略封锁线的部队及归薛岳直接控制于贵阳的机动预备部队约十个师兵力不计外，实际参加在黔北追截堵击的兵力大约十五万人以上。这对红军来说，兵力是多出五倍的绝对优势。就地形而言，川、滇、黔边，南有乌江，北有长江，西有横江、金沙江重重地障，比在湘江战役的困难减轻有限。”因此，他有些得意地笑了。而他这笑却包含了两层意思：一、看你红军如何逃出重围，再获新生？二、看你西南诸省实力派是怎样拜倒在我蒋某人的面前，主动接受中央的领导。但笔者更关心的却是前者：
“新出山的毛泽东，是如何打破蒋介石在长江南岸布好的‘围剿’计划的？……”
二
中央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向黔北挺进中，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帮助者，与周等中央领导同志结伴北行，随时筹划与应对瞬息万变的军机大事。
读者一定还记得：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第一个提出请毛泽东出山，重新指挥红军的建议之后，朱德、聂荣臻、李富春等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其中“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然而，遵义会议的决定却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即使到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常委分工的会议上，结果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上帮助者”。形成这些决定的经过和原因，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当事人都未谈及，也没留下任何文字史料。
笔者认为：周恩来“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的行动”是出于公心的。这是因为周恩来从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中，看到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路线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同时，他不仅有勇气正视自己在此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执行错误路线的最高“三人团”决裂，大胆支持受到长期排挤的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促成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的召开，并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铺平了道路。另外，他从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步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并把“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身上。他作为一名“立党为公”、“相忍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主动“让贤”是很自然的。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在于：他光明磊落，绝不向所谓的强权、错误低头。在他的身上，不仅体现出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的高贵品质，而且还集纳着中国，尤其是楚文化孕育出的政治家重气节、文化人重名节的风范与传统。从他推崇屈子的赋到赞扬蹈海殉节的陈天华以及谭嗣同等，我们都会从中看出某些相承的脉系。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主导下，使他早期宁可受处分，也绝不当“八面美人”；使他晚年敢于与赫鲁晓夫决裂，表现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雄风。但是，当“他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的被孤立的痛苦的磨炼，使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正因如此，他与博古、李德等人的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看到了“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因而，采取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办法。就是到了湘江血战之后，面对失败的局面，最高“三人团”已经束手无策，他还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一步一步地“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对此，贺子珍曾这样说过：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不仅看到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所犯的错误，同时也看到了周恩来那种从不诿过于人、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更重要的是，毛还看到了周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以及周那种任劳任怨且有着他人所没有的组织能力。换言之，毛认识到周所具备的政治品格与道德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把存有不同歧见的领导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渡过中国革命最为困难的时期。因此，周恩来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工作能力。时下，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党中央的路线问题，而且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博古等同志，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仅对毛泽东有着难以消除的成见，而且还明确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斗争策略出发，还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是会同意自己做周恩来的助手的。
对此，周恩来作为政治家心里也是明白的。他曾经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过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错误……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另外，周恩来清楚博古、李德，当然也有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犯了路线错误，但他更清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提军事路线错误是一种高明的斗争策略。对此，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有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
因此，周恩来接受党中央的委托：“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赞成中央政治局的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也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对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是心照不宣的。也正因为毛泽东与周恩来有着这样博大的政治家的胸怀，在以后长征路上的合作，从军事指挥到政治方向都是十分默契的。
或许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吃够了所谓路线斗争的苦头，因此，遵义会议的新的中央，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包括博古、凯丰等拒不承认路线错误的代表人物，一律采取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的态度。同时，对于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毛泽东力主平反，且越快越彻底越好。因此，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一大批“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到了‘赦免’”。其中，曾和毛泽东一同工作过的罗明写下了如下这段话：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
博古等人把罗明打成“罗明路线”，实质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其根本目的是彻底把毛泽东打倒。因此，一大批毛泽东的拥护者被打成了“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受迫害最严重的莫过于邓小平、萧劲光等同志了。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已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立即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同志宣布道：“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这就是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的支持”。结果，“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是最负盛名的战略家，也是蒋介石军事集团最为害怕的军事家。但是，自从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了。因此，当他重新回到指挥岗位——虽然“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他的心情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深切地知道：红军中的绝大多数指战员把转危为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同时博古等少数同志还持冷眼相观的态度。其中，凯丰还公然地说道：“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如果说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分外重视初战必胜的话，毛泽东就更格外看重他出山后的“亮相”之战了！为此，他在行军中与周恩来等人于元月二十日草拟了《渡江作战计划》。该计划在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提出的作战方针为：
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
根据该作战方针，又较详细地规定了中央红军如下的作战任务：
一、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区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
二、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的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及脱离尾随与侧击之敌。
三、在尾随之敌紧逼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四、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能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州上游渡河。
为了确保作战方针的实施，并在给中央红军规定了具体的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又明确规定了如下的战术要点：
A渡江要夺取先机，各纵队均应迅速秘密的行动达到目的地域，每日行程约六十里左右，必要时则以急行军赶到目的地。
B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以迅速和包围手段，坚决消灭阻我之敌，当其溃退时，应乘胜急追，夺取前进的要隘及渡河点。
C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面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对侧击之敌应以少数部队掩护，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勿为敌人所抑留。
D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则应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E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首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速渡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渡船……
我们从以上《渡江作战计划》所确定的作战方针、作战任务以及战术要点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力争改变博古、李德等所倡行的正规战，使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完成北渡长江的战略行动。同时，我们还可从字里行间看出毛、周——主要是毛在用兵时的慎重态度。该计划不仅在作战任务中规定了红军的进退，而且在战术中对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还作了科学的评估，并预先设想出了应变措施。这的确反映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的一种特殊的心态。
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了确保北渡长江的成功，要求红二、六军团“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活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在电告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的详细战略措施之后，明令指示：“在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故要求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接着，我中央红军以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前进。我右路纵队红一军团于元月二十四日进抵土城，因黔敌刘翰吾部已成惊弓之鸟，闻风即弃城逃窜，我红一军团不战而占土城。同一天，红九军团进抵东皇殿。红一军团继续北进，为全军打开进军川南的通道，并很快形成对赤水县城的包围之势。而红九军团经太平场、长嵌沟前往官渡，意在占领合江县城；我左路纵队红三军团在完成殿后任务之后，以急行军的速度于元月二十七日进抵土城。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负责同志随军委纵队经桐梓，于元月二十五日进抵东皇殿。也就是在这期间获悉，刘湘为坚阻中央红军渡过长江派部南下，其先头部队已进至温水，与红军相距只有一天的路程。毛泽东在由东皇殿向土城行进之中，有意边走边察看地形，发现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敌人孤军深入，进到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我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合围歼灭敌人。
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进驻土城。这时，我有关情报部门截获的消息是：“从温水向我尾追之郭勋祺部三个团（一说四个团）约六千余人，正向土城方向前进”。且必经“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这时，如能利用有利的地形设伏，出奇兵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不仅对红军的士气是一个鼓舞，而且对阻我红军北上的川军也是一个下马威。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土城以东发起土城战役。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集了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并下达了作战指示：“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翌日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旺隆场之红一师相继夺取赤水城；以三军团之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之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以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岗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而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之白马庄作预备队。”或许是总部首长都看到了土城战役的重要性，“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总司令亲临三军团四师指挥，刘伯承总参谋长到五军团督战”。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发表了如下这段讲话：
“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
我中央红军就是在这种氛围中组织发起土城战役的。如果我们所截获的敌人情报是准确的，土城战役无疑会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我们所截获的情报与敌人的实力相距甚远，因此，土城战役敌我死伤人数相当，用毛泽东事后的话说是打了败仗的。另外，由于个人记述的文字与实际又有很大的差距，故笔者简述如下：
郭勋祺，原名郭祺，祖籍四川华阳永兴乡，于一**五年生于一个自耕农家庭。早年从军，投效潘文华部。因作战勇敢，又有谋略，深得潘的器重，至一九二一年升任潘任第四师师长的第七旅旅长。不久，他与由法国归来的陈毅结为好友，后又与川中名将刘伯承等相稔熟。接着，他又与四川早期党员吴玉章、杨阎公等为友，并参加其活动，为此被刘湘撤掉旅长之职。在这期间，他曾掩护陈毅等人出川，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刘湘再次起用郭勋祺，参与军阀角逐。迨至一九三五年一月，蒋介石令刘湘拒红军于长江之南，刘湘决定派郭勋祺等三旅人马南下黔北。他的用意是：“郭对自己很忠实；同时，郭同情共产党，让他去执行‘围剿’又‘存共’的任务，能相机行事，可以放心。于是，刘湘在重庆李子坝私邸召见郭，要他率全旅并指挥潘佐入黔。”郭于一月二十日率部到达贵州温水，尾随中央红军主力向良村前进。
此时，郭勋祺官至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旅长、川南“剿匪军”总预备队指挥。许多专著说他是模范师师长不确，这是在他打完土城战役之后，蒋介石下令“卒将顽敌击溃，忠勇可嘉，着晋升二十一军模范师中将师长，以资鼓励”。
土城之战，我方由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统一指挥，于元月二十八日晨五时在青岗坡打响。我红三、五军团虽从南北两侧高地夹攻敌人，“但敌后续部队源源涌进增援，在炮火猛烈支援下，抢占高地，向前推进”。至此，“军委领导同志察觉对敌情判断有误，原来以为只有郭（勋祺）部三个团，实际是还有潘佐的第四旅三个团，共计六个团一万余人，另有两个旅在后面跟进，其武器装备与战斗力均比黔军强得多”。由于敌军兵力比预计的多一倍以上，我军不但未能全歼敌人，而且随着战时的推移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五军团的北侧高地被敌郭勋祺攻占，我军遭受很大伤亡，敌军用炮火支持，向土城镇逼近，一直打到白马山中央军委指挥所的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若不能顶住敌人的进攻，背水作战，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面对这危厄的战局，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电令北上奔袭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停止前进，急速返回增援。
朱德总司令心如火焚，他见毛泽东蹙着眉头，大口地吸着纸烟，遂沉吟了片时，突然走到毛泽东的面前，以请战的口吻说道：
“老毛，在这紧急关头，唯有指挥员的决心才是稳定战局的精神力量。为此，我决定赶到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朱总司令的决定不仅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就是同在中革军委指挥所的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也闻之愕然。但是，他们心里似乎都清楚：朱德总司令能否披甲亲征，完全决定于毛泽东。因此，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一言不发，吸完一支纸烟又点着一支纸烟的毛泽东。
毛泽东听着这激战的枪炮声，他已经没有勇气看上一眼伫立在自己面前的老搭档——朱德总司令。因为他心里清楚：在这样不利的态势下，朱总司令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是凶多吉少，万一有个闪失，他怎么向三万多红军指战员交代啊！像他这样敢作敢为的战略家，此刻也只有一支接着一支吸纸烟了！
时间在无声地流逝着，等到毛泽东吸完第三支纸烟并准备再点燃新的纸烟的时候，朱德把军帽取下，急切地说道：
“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危。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我朱德的！”
毛泽东听后感动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听后也都感动了。当毛泽东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与朱德充满信心的眼神相遇时，他极力控制住自己那滚动欲出的泪水，沉重地点了点头。片刻后，他肃然说道：
“恩来，我们为朱老总上前线送行。”
“好！我赞成。”周恩来说罢看了看在场的同志们的表情，又补充说道，“为了给朱总司令一壮行色，我们列队送行！”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带动下，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领导同志以及军委纵队的部分同志二百多人，列队站在大路两边，为红军的总司令朱德上前线送行。朱德一看这阵势，分外激动且又不安地说道：“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毛泽东一听朱德这憨厚的话，顿时又想起了他和朱德这些年来的战斗友谊，遂当即说道：
“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
接着，周恩来等送行人员相继说道：“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瞬间，大道两边响起了“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的喊声。
朱德被这送行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他以一位老战士的身份，戴上军帽，双腿并拢，冲着“老伙计”毛泽东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又向着送行的人群大声说道：“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遂转身朝着激战的前线大步走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