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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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蒋介石飞抵蓉城前后，川中各界右翼名流一片恐慌。起初，他们为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向川西北挺进担心，怕在川西北造成一个“共产共妻”的赤色天下；继之中央红军由滇北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他们真心地希望蒋介石大显雄威，把朱毛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但是，他们的希望不仅落空了，而且两大红军竟然在懋功会师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想到当今的四川，就是一年之前的江西，他们的家产不仅会被川中的贫民共产掉，而世代作威作福的罪恶也必将遭到清算。简言之，他们真的感到他们的穷途末路就要到了！
另外，自清末民初以来，四川大小地头蛇都非常支持唐继尧各省自治的主张。几十年来，尽管他们之间杀得昏天黑地，搞得百姓民不聊生，但对蒋介石中央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想尽一切办法遏阻蒋氏图川。而刘湘得某些川中名流的支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然倡导“川人治川”。去年十一月，他出川东下，在南京借装傻充愣，演出的坚拒蒋介石派兵入川的好戏，受到了川中各界人士的好评。但是，时光流逝还不到一年，蒋介石巧妙利用追堵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机会，把近二十万国民党的中央军由南北两个方向开进四川，并传说薛岳所部将调集成都周围，造成兵临城下的格局。加之，川人均知蒋介石不是当年图川的刘皇叔，更清楚蒋某人不会为他们在异地营造“乐不思蜀”的环境，所以，他们无不为自己的前途惶恐不安。
与此同时，各个山头的川军，再加上多如牛毛的民团、土匪，都是川中军阀争夺地盘的武装，以及镇压平民百姓反抗的工具，加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等原因，他们除去在清末民初年间，曾和滇黔两省的军队有过征战外，几乎与北洋时代的主要武装集团直、奉、皖、湘等系的军队，从来没有交过手。因此，蜀国之外的军人，送给川军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绰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川耗子”。
自北伐以来，虽说四川军阀在遏阻蒋氏的中央军图川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红四方面军会突围来到陕南和川北，在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打垮了刘湘等川中军阀的“围剿”；更出乎刘湘等川中军阀所料的是，今年四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突破嘉陵江，进入川西北，击垮了负责川北堵截的田颂尧所部，并占领了理番、茂县等四个县的地域。无论蒋介石如何下令撤销田颂尧的职务，想借此激奋各路川军“剿共”的决心，可是参与“围剿”红四方面军的各路川军，从心理上就产生了一个怕字。换言之，谁也不愿意和红四方面军作战。
接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进入川南和西康交界的地域，负责堵截的刘文辉为其失败制造借口，到处宣扬“朱毛自窜入川境，即极力避免与军队（国民党军队）接触”，相反，却“与土人（彝族同胞）有勾结”，使得红军轻易地通过彝族区，袭占安顺场，通过泸定桥。另外，他不得不承认中央红军的前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并指出杨森所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红军即渡过了大渡河。他为了推诿失败的责任，说安顺场一役，“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泸定桥一战，“只有兵两营，自非匪主力之敌，乃失去康定泸定”。并且，他还喊冤叫屈地说，在“蛮夷”区内的深山老林中调动军队，且又要和红军打仗，有一大半人都用在了后勤保障上了。仅在大渡河两岸追击红军，就有很多人中了瘴气，打摆子，死了不少弟兄。他为了自保，于失败中总结了与红军作战的十六字方针：“只守不攻，尚稳不追，力保实力，避开野战。”有意思的是，各路奉命追剿红军的川军，都在悄悄地学习刘文辉创造的这十六字诀。
蒋介石甫抵蓉城之后，详细研究了上述川中军民的心态，为长久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川局。而欲稳定川局，又必须首先稳住川中军民之心。为此，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与随行的军政智囊人物贺国光、晏道刚、杨永泰等多次进行密谋，决定由蒋介石亲自出面，于六月五日召见川军的高级将领，在所谓统一思想、稳定人心、积极“剿共”的同时，向川中军民显示蒋委员长的神威。并企图由此开始，用他蒋某人的思想和意志，逐步地一统四川天下。
首先，他认为：“现在四川的情形，并不是特别不好，若与三年以前的江西比较，实在是要好得多了！”为什么会出现时下谈“红军”而色变的情况呢？他指出官兵均是有精神的川军，“不过剿匪没有经验，还摸不着头绪，对于作战最要紧的协同动作实在差一点，就使土匪（红军）得以任意流窜，苟延其残余生命”。怎么办呢？你们四川的军队只要听我蒋某人的，要“研究缺点，讲求方法，建设心理，改良军队”，就能“使剿匪工作提早完成”。自然，还要“肯立决心，讲求方法，切切实实的来做，也都容易整理而且很容易改进”。再施以“流寇穷追，踞匪紧围”的战略指导，“则残余的匪众久在疲困饥饿疾苦之中，便自然要一天一天减少下来，很容易被我们消灭”！其次，他认为与红军作战的军队都必须坚持“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原则。进而提出：“我们要攻克敌人的心，便先要增强自己的心；要压倒敌人的精神，便先要提高自己的精神。”这样就可做到“你不怕敌人，敌人就得怕你！”结论则是：“攻敌先攻心，攻心先立心。”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无往而不胜”！
蒋介石在讲了上述精神胜利法之后，又以当代兵家的身份，大讲了一通所谓“剿匪”的经验教训与战术原则，集之为六点：
其一，“我们要用土匪（红军）的战术来剿匪……（他们的战术是）避重就轻，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以迂为直，专用一些诡谲飘忽的技术来欺骗我们，和我们斗智不斗力”。
其二，“土匪（红军）……得力于研究之勤，补充之速，以及整理缩编，能够实在”。
其三，“要特别注重碉堡工事”。
其四，“要注重坚壁清野的工作”。
其五，“要注意下级干部和士兵专门技能的训练”。
其六，“无论行军作战，要特别注重联络、搜索、警戒、侦探、掩护和观察”。
以上六项战术要求，即为蒋介石为川军开列的所谓“剿匪”必成的灵丹妙药。换言之，也是蒋介石自“剿共”尤其是在指挥“追剿”红军长征以来的失败自白。由于他在空谈这些战术原则的时候，忘记了战争的性质，忘记了军队的构成，更忘记了他的对手——统率红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军事天才，因而他依然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
但是，蒋介石在借“追剿”红军之机，进而完成“图川”大计方面，他的战略战术的运用，却获得了成功。
诚如前文所述，当初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曾当面允诺刘湘，只策划“剿匪”军事，绝不过问川政。但是，自打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之后，很快就反客为主，“一面担任策划，一面担任督战，规定川军各路师长以上将领要定期向参谋团做军事报告，凡属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贺国光的参谋团一份，以加强控制。同时由参谋团派出军事督察专员到各军师随军行动实行监军”。这样一来，贺国光就以参谋团的名义，打着蒋介石的旗号，由“策划剿匪”变成了指挥川军了。待到蒋介石入川之后，就明令四川的军政大事，必须统由委员长筹谋。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就势必和川中之王刘湘发生矛盾。
随着蒋刘矛盾的发展，蒋介石又命心腹特务头子康泽率别动队入川。这些手拿尚方宝剑的大小特务有恃无恐，均以“钦差大臣”自居，很快把触角伸向四川各界，并竭尽挑拨、收买之能事，成了蒋介石派在四川的耳目，刘湘等人有什么不利于蒋介石的言行，很快就能传到蒋的耳朵里。对此，刘湘痛恨异常，遂出钱筹组了他的特务组织，除监视康泽别动队的活动外，就是处心积虑地破译在川的参谋团、别动队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当刘湘获悉他们来往密电的内容，无一不是在打他的主意之后，真是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啊！因此，刘湘为了自尊，或出一口闷气，也不时地给参谋团尤其是康泽的别动队出些难题，搞一些小动作，弄得贺国光、康泽等入川的“钦差大臣”有苦说不出。
对此，蒋介石当然是知晓的。但是，由于他远在贵阳或昆明指挥追堵红军，所以无暇相顾。
时下，他已经完成了在黔滇两省以失败告终的“剿匪”任务，回到了成都，并住进了刘文辉当年的官邸中。因此，他认为是到了解决川中王刘湘的时候了。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自然，他也知道刘湘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和他过不去的原因，就是刘湘手中有一支令其他川系军阀望而生畏、不得不俯首称臣的军队。换言之，要想让刘湘向他俯首听命，就必须一步一步地剥夺刘湘手中的军权，以及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军队。而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集川中高级将领训话，并发表长篇有关军事方面的演讲，就是等于向川军宣布：
我蒋某人是各路川军的最高统帅，刘湘也必须听命于我！
在这次召见川军务将领的会议上，蒋介石以“兵贵精而不贵多”为由，大讲川军这些年来各自成系而不重质量，要求刘湘在近期之内核实名额，淘汰老弱，务必裁减川军三分之一以上。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动一动嘴，就可以把近二十万的川军，至少裁去六万人马！他为了确保此次裁减川军顺利进行，决定把负责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所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及第二路军前敌总糊各师已到达成都附近，形成蒋嫡系部队控制了四川的局面”，强迫刘湘执行裁减川军的命令。
刘湘自然明白蒋介石这一着棋的真实用意是“既可削减川军实力，又好制造各部与自己的矛盾”。他当即决定以顺水推舟之法，对蒋介石上述的一箭双雕来个将计就计：当着蒋介石的面，不仅宣布将川军三百六十个团裁减为二百七十个团，而且还公然宣布首先拿自己的二十一军开刀，即“他本有一百二十余团，缩减后尚存九十六团，扩编为三个军，由唐式遵任二十一军军长，潘文华任二十三军军长，王缵绪任四十四军军长。因为省主席照例兼省保安司令，又将裁下来的部队缩成二十四个保安团，实力非但没有受损，番号还有所扩充”。其他各路川军，则毫无活动的余地，只得在刘湘打着蒋介石的幌子的压力下减去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军费开支上，刘湘更是巧立名目，厚己薄人，他的“所部军费每月高达八百一十七万元，而其他各部加在一起，亦不过一百五十万元。相形之下，更令其他各部嫉恨在心，但面对刘湘在政治军事上的压倒优势，却敢怒而不敢言”。
由此，蒋介石看到了刘湘的真面目，自然也明白了刘湘能崛起四川的真正原因。如要削弱这样的对手，绝非一日之功，加之中央红军迅速渡过大渡河，且又出他所料地翻过夹金山，并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只好把解除刘湘兵权之事暂缓进行。
但是，其他川系军阀毕竟裁减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了，靠谁来完成“剿灭”红军的任务呢？他继续玩弄所谓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力求达到一石二鸟之效。为此，他采取了如下的办法：
第一步，蒋介石借口薛岳统率的十万中央军，历经长达八个多月、近两万余里的长途追剿，极需休整，不再“给予尾追红军的任务”。同时，“为了把该路军军容搞得好些，兵力充实些，特留下在雅安补充新兵……及服装弹药逐渐恢复战力，作为川西的战略预备兵团”。接着他又命令各路川军分路进攻红军，以期两败俱伤，而他则坐收渔翁之利。
第二步，蒋介石为了使心怀异志的川军丢掉幻想，他很快把休整、补充完毕的薛岳所部十万中央军调到成都附近，造成大军压境的态势，迫使刘湘等各路川军唯有开赴前线与红军作战一途。
第三步，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川军中只有杨森所部公然向他输诚尽忠。不久，杨森又通过薛岳向他表示：“外人总认为朱玉阶（朱德别号）当年在我二十军工作过，怕第二十军有**分子潜伏。其实我第二十军**不会落在友军之后。我确信全军上下是不会受朱的影响的。”对此，蒋氏十分策略地表示，他是信任杨森的。接着，就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期间，“杨森率该军及第二十一军、第二十八军各一部追击中央红军，于占领芦山、宝兴越夹金山向懋功前进时，在灵关附近要隘与红军后卫接触，该部夏炯旅截获一部红军伤病员，摄影宣传，诡称为灵关大捷”。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得悉这一情况，以杨森**积极，马上通令嘉奖”。并由此开始收买杨森，借以对付刘湘等川系军阀。
第四步，蒋介石因大渡河之役失败，对刘文辉怀恨在心。就在杨森所部“诡称灵关大捷”的同时，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璋部三四个旅直趋金汤狙击红军侧背，其中刘元琮旅抵金汤时又被红军击败。此外红军渡过大渡河经芦山、宝兴北进，先头进抵懋功以西地区，也将刘文辉据守于丹巴、大金川西岸的余松琳旅击败”。蒋介石盛怒之下，“电令刘文辉将刘元琮、余松琳……两旅长押解参谋团法办，给刘文辉以打击”。他为了进一步做到“以儆效尤”，或曰“使川军头目不敢不卖力气”，又给刘文辉记大过处分，并严词通令川军各部，现摘录如下：
查朱（朱德）匪未赴金沙江以前，曾经迭电刘（文辉）总指挥派兵布防金沙江上游，分段筑碉……据先后电复一一遵办，各在案。现查，实际全未遵行。即以猛虎风搜获匪队讲话材料内云，匪方各军，在两天内能行三百里，还要作战，可为铁证。否则碉堡阻滞，行动决不能如此神速。似此上下欺蒙（朦），贻误戎机，殊堪痛恨。虽以前未经严申赏罚，但既经有令指示，自应遵力奉行，而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
蒋介石驻节成都有两个目的：一是在四川剿灭他的心头之患红军，再是通过削番裁军，使四川完全归附于中央。时下，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不仅没有被分而聚歼，反而突破了他设置的一道道封锁线，由南北两个方向向川西挺进，并在夹金山下的懋功会师了。也就是说，如何把这两大红军消灭在川西一带，已经成为他寝食难安的大事。所以，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与刘湘等川系军阀的矛盾，与他随行的高参再次集聚作战室中，望着那幅作战地图，又着力研究起消灭红军的大事了。
首先，蒋介石及其高参认真地研究了两大红军所占据的川西地形，“认为红军分据千里山岳番民地区，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至通河（即大渡河上游）边，北到松潘附近之叠溪，南至懋功处处布防，几万红军兵力不够分配，且川康边陲民众游牧为生，宗教迷信浓厚，粮食只有青稞、玉米等杂粮，加以天气奇寒，夹金山以北有终年不化之雪山，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飞渡不易，因此北渡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也就是说，在川西聚歼两大红军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或许是蒋介石做聚歼红军的美梦太多了的缘故，他这一次很难进入美梦佳境，就在他大多数的高参说着美妙的梦话的时候，他还处于比较清醒的状态中，且不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两大红军为什么要在川西这样难以生存的地带会师呢？他们在此会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此，他看了看独自蹙眉凝思，很少发言的杨永泰，有意地笑了笑，近似玩笑地问道：
“不要等水全开了再揭锅嘛！先谈谈你的看法吧？”
诚如前文所述，杨永泰虽有谋士的才干，但因过分自负，或说是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所谓傲骨，不仅难以和同僚共事，而且也很难得到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的长久宠信。对此，杨永泰也是知情的。但由于杨过分欣赏自己恃才傲物的个性，也许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致，他在蒋介石身边还是那样我行我素，故意做出一副不同流合污的样子。如果说有什么长进的话，就是他一改过去“主动出击”夸夸其谈的毛病，变得过分老练、深沉了。蒋介石不点他的名，他就很少谈自己的见解。但是，他一发言往往就力排众议，做出比同僚高明的样子。对此，蒋介石是清楚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不仅满足杨永泰做出来的“虚荣心”，而且还把他的见解当作决策时的参考。
杨永泰发言了。他认为两大红军在川西会合的目的，绝非是把川西变成第二个江西。因为这里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由于宗教等方面的原因，既不具备红军建立根据地的天时，更不具备像江西那样的人文条件；加之这里是高寒地带，不适于内地来的人生存，因此红军借助地利之便打胜仗的条件也就失去了。最后，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既然两大红军在此会合不是战略行为，仅仅是壮大其威的权宜之计，我以为他们会很快离开此地的。因此，我认为在确立川西会剿之前，首先确认两大红军会合后的战略动向，是非常之必要的。”
蒋介石是赞同杨永泰的意见的。同时，他从杨的这番有根有据的发言中，也猜出杨对两大红军会合后的战略动向，可能心中有数了，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而没说出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是愿意满足杨永泰的虚荣心的，故又主动地笑着问道：
“杨先生所言极是。我还有其他的同仁，都希望听听你的见地。”
杨永泰认为：“徐向前部有**西北打通苏俄国际路线的企图，与中央红军会合之后，其策略如何虽不明确，但只要封锁得紧，在此地区盘踞不会持久。”接着，他又走到那张军事地图的下面，一边指点着军事地图上那不同的标记，一边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他明确指出，要想确定这两支红军未来的战略动向，即便就是想打通苏俄国际路线，也必须先搞清他们自川西撤退之后，将选在何处——哪怕是暂时的，作为栖身处和落脚点？一是在陕北活动的小股**，再是刚刚到达渭南的徐海东所部。但是，无论是去陕北还是到渭南，都需要北出四川。因此，他以断然的口吻下了结论：
“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两大红军未来的战略动向。”
“我赞同这种看法！”贺国光边说边走到那张军事地图的下面，指点着进一步补充道：“红军由懋功一带西去吗？那是藏族占据的雪域高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中心；想进占成都平原吗？那等于失去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地利条件；想沿着中央红军的老路南下吗？这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死路。”
“当然，为了防止红军把死路走活，还是要在东、西、南三面派重兵固守。”晏道刚近似敲边鼓地补充。
“还必须构筑碉堡，加强坚壁清野。”蒋介石说罢沉吟片时，“按照杨秘书长的意见，两大红军会合后的战略动向是北方。如果我们把北去的大门紧紧地关上，可否在给养极其困难的川西一带，造成一个聚而歼之的环境呢？”
“当然可以，但是，”杨永泰有意停顿了片刻，“我以为最关键的一步棋是：通往陕甘的北大门能否关死。”
“我也有同感，”贺国光喟然长叹了一声，“今年春季，刘湘、田颂尧这些无能之辈，凭借嘉陵江等天险，都没能遏阻徐向前所部向川西北进军，而今是两大红军合股，他们就更难把住川北大门了！”
“请诸位放心，我早已想好了看守北大门的部队。”蒋介石说罢有意问道，“贺主任，你既是四川人，又曾在川北一带负责剿共有时，请问，红军北出陕甘，有几条路可走呢？”
“从地图上看是两条路：一条是松潘以西的千里无人烟的草地，一条是当年诸葛亮出岐山、伐北原的古栈道。”贺国光说罢叹了口气，“而后一条路，也就是徐向前所部稍加变化所走过的路。”
“贺主任，”杨永泰以质疑的口气问道，“松潘以西的那片草地能走得通吗？”
贺国光微然作笑地摇了摇头。
“很好！”蒋介石突然转换了说话的口气，说道，“打个比方说吧，北大门是由东西两扇大门构成的，我如果把守西边这扇大门的任务，交给在松潘驻军的胡宗南所部；守东边这扇大门的任务，我决定调薛岳所部十万中央军担当。另外，我还将命令驻节西安的杨虎城等部，派重兵封锁川陕交界地区。这北出陕甘的大门能关得死了吧？”
“绝无问题！”众口一声地答说。
“杨秘书长，”蒋介石又以礼贤下士的口气问道，“你一定还有更好的建议吧？”
“我认为此次在川西高寒地带剿共，非一日之功，应当采用当年在江西行之有效的战术……”
“那就是稳扎稳打、筑碉推进，对吧？”蒋介石破例打断杨永泰的话，抢先说出了结论，“这是我一贯的战术思想，关键是在执行中出了偏差，让朱德、毛泽东钻了我们的空子！”
“委座一言中的！”接着，杨永泰又说道，“同时，还要采取当年在江西的经济封锁政策。唯有如此，才可以把刚刚合股的两大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域高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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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飞抵蓉城前后，川中各界右翼名流一片恐慌。起初，他们为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向川西北挺进担心，怕在川西北造成一个“共产共妻”的赤色天下；继之中央红军由滇北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他们真心地希望蒋介石大显雄威，把朱毛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但是，他们的希望不仅落空了，而且两大红军竟然在懋功会师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想到当今的四川，就是一年之前的江西，他们的家产不仅会被川中的贫民共产掉，而世代作威作福的罪恶也必将遭到清算。简言之，他们真的感到他们的穷途末路就要到了！
另外，自清末民初以来，四川大小地头蛇都非常支持唐继尧各省自治的主张。几十年来，尽管他们之间杀得昏天黑地，搞得百姓民不聊生，但对蒋介石中央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想尽一切办法遏阻蒋氏图川。而刘湘得某些川中名流的支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然倡导“川人治川”。去年十一月，他出川东下，在南京借装傻充愣，演出的坚拒蒋介石派兵入川的好戏，受到了川中各界人士的好评。但是，时光流逝还不到一年，蒋介石巧妙利用追堵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机会，把近二十万国民党的中央军由南北两个方向开进四川，并传说薛岳所部将调集成都周围，造成兵临城下的格局。加之，川人均知蒋介石不是当年图川的刘皇叔，更清楚蒋某人不会为他们在异地营造“乐不思蜀”的环境，所以，他们无不为自己的前途惶恐不安。
与此同时，各个山头的川军，再加上多如牛毛的民团、土匪，都是川中军阀争夺地盘的武装，以及镇压平民百姓反抗的工具，加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等原因，他们除去在清末民初年间，曾和滇黔两省的军队有过征战外，几乎与北洋时代的主要武装集团直、奉、皖、湘等系的军队，从来没有交过手。因此，蜀国之外的军人，送给川军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绰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川耗子”。
自北伐以来，虽说四川军阀在遏阻蒋氏的中央军图川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红四方面军会突围来到陕南和川北，在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打垮了刘湘等川中军阀的“围剿”；更出乎刘湘等川中军阀所料的是，今年四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突破嘉陵江，进入川西北，击垮了负责川北堵截的田颂尧所部，并占领了理番、茂县等四个县的地域。无论蒋介石如何下令撤销田颂尧的职务，想借此激奋各路川军“剿共”的决心，可是参与“围剿”红四方面军的各路川军，从心理上就产生了一个怕字。换言之，谁也不愿意和红四方面军作战。
接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进入川南和西康交界的地域，负责堵截的刘文辉为其失败制造借口，到处宣扬“朱毛自窜入川境，即极力避免与军队（国民党军队）接触”，相反，却“与土人（彝族同胞）有勾结”，使得红军轻易地通过彝族区，袭占安顺场，通过泸定桥。另外，他不得不承认中央红军的前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并指出杨森所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红军即渡过了大渡河。他为了推诿失败的责任，说安顺场一役，“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泸定桥一战，“只有兵两营，自非匪主力之敌，乃失去康定泸定”。并且，他还喊冤叫屈地说，在“蛮夷”区内的深山老林中调动军队，且又要和红军打仗，有一大半人都用在了后勤保障上了。仅在大渡河两岸追击红军，就有很多人中了瘴气，打摆子，死了不少弟兄。他为了自保，于失败中总结了与红军作战的十六字方针：“只守不攻，尚稳不追，力保实力，避开野战。”有意思的是，各路奉命追剿红军的川军，都在悄悄地学习刘文辉创造的这十六字诀。
蒋介石甫抵蓉城之后，详细研究了上述川中军民的心态，为长久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川局。而欲稳定川局，又必须首先稳住川中军民之心。为此，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与随行的军政智囊人物贺国光、晏道刚、杨永泰等多次进行密谋，决定由蒋介石亲自出面，于六月五日召见川军的高级将领，在所谓统一思想、稳定人心、积极“剿共”的同时，向川中军民显示蒋委员长的神威。并企图由此开始，用他蒋某人的思想和意志，逐步地一统四川天下。
首先，他认为：“现在四川的情形，并不是特别不好，若与三年以前的江西比较，实在是要好得多了！”为什么会出现时下谈“红军”而色变的情况呢？他指出官兵均是有精神的川军，“不过剿匪没有经验，还摸不着头绪，对于作战最要紧的协同动作实在差一点，就使土匪（红军）得以任意流窜，苟延其残余生命”。怎么办呢？你们四川的军队只要听我蒋某人的，要“研究缺点，讲求方法，建设心理，改良军队”，就能“使剿匪工作提早完成”。自然，还要“肯立决心，讲求方法，切切实实的来做，也都容易整理而且很容易改进”。再施以“流寇穷追，踞匪紧围”的战略指导，“则残余的匪众久在疲困饥饿疾苦之中，便自然要一天一天减少下来，很容易被我们消灭”！其次，他认为与红军作战的军队都必须坚持“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原则。进而提出：“我们要攻克敌人的心，便先要增强自己的心；要压倒敌人的精神，便先要提高自己的精神。”这样就可做到“你不怕敌人，敌人就得怕你！”结论则是：“攻敌先攻心，攻心先立心。”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无往而不胜”！
蒋介石在讲了上述精神胜利法之后，又以当代兵家的身份，大讲了一通所谓“剿匪”的经验教训与战术原则，集之为六点：
其一，“我们要用土匪（红军）的战术来剿匪……（他们的战术是）避重就轻，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以迂为直，专用一些诡谲飘忽的技术来欺骗我们，和我们斗智不斗力”。
其二，“土匪（红军）……得力于研究之勤，补充之速，以及整理缩编，能够实在”。
其三，“要特别注重碉堡工事”。
其四，“要注重坚壁清野的工作”。
其五，“要注意下级干部和士兵专门技能的训练”。
其六，“无论行军作战，要特别注重联络、搜索、警戒、侦探、掩护和观察”。
以上六项战术要求，即为蒋介石为川军开列的所谓“剿匪”必成的灵丹妙药。换言之，也是蒋介石自“剿共”尤其是在指挥“追剿”红军长征以来的失败自白。由于他在空谈这些战术原则的时候，忘记了战争的性质，忘记了军队的构成，更忘记了他的对手——统率红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军事天才，因而他依然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
但是，蒋介石在借“追剿”红军之机，进而完成“图川”大计方面，他的战略战术的运用，却获得了成功。
诚如前文所述，当初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曾当面允诺刘湘，只策划“剿匪”军事，绝不过问川政。但是，自打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之后，很快就反客为主，“一面担任策划，一面担任督战，规定川军各路师长以上将领要定期向参谋团做军事报告，凡属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贺国光的参谋团一份，以加强控制。同时由参谋团派出军事督察专员到各军师随军行动实行监军”。这样一来，贺国光就以参谋团的名义，打着蒋介石的旗号，由“策划剿匪”变成了指挥川军了。待到蒋介石入川之后，就明令四川的军政大事，必须统由委员长筹谋。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就势必和川中之王刘湘发生矛盾。
随着蒋刘矛盾的发展，蒋介石又命心腹特务头子康泽率别动队入川。这些手拿尚方宝剑的大小特务有恃无恐，均以“钦差大臣”自居，很快把触角伸向四川各界，并竭尽挑拨、收买之能事，成了蒋介石派在四川的耳目，刘湘等人有什么不利于蒋介石的言行，很快就能传到蒋的耳朵里。对此，刘湘痛恨异常，遂出钱筹组了他的特务组织，除监视康泽别动队的活动外，就是处心积虑地破译在川的参谋团、别动队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当刘湘获悉他们来往密电的内容，无一不是在打他的主意之后，真是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啊！因此，刘湘为了自尊，或出一口闷气，也不时地给参谋团尤其是康泽的别动队出些难题，搞一些小动作，弄得贺国光、康泽等入川的“钦差大臣”有苦说不出。
对此，蒋介石当然是知晓的。但是，由于他远在贵阳或昆明指挥追堵红军，所以无暇相顾。
时下，他已经完成了在黔滇两省以失败告终的“剿匪”任务，回到了成都，并住进了刘文辉当年的官邸中。因此，他认为是到了解决川中王刘湘的时候了。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自然，他也知道刘湘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和他过不去的原因，就是刘湘手中有一支令其他川系军阀望而生畏、不得不俯首称臣的军队。换言之，要想让刘湘向他俯首听命，就必须一步一步地剥夺刘湘手中的军权，以及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军队。而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集川中高级将领训话，并发表长篇有关军事方面的演讲，就是等于向川军宣布：
我蒋某人是各路川军的最高统帅，刘湘也必须听命于我！
在这次召见川军务将领的会议上，蒋介石以“兵贵精而不贵多”为由，大讲川军这些年来各自成系而不重质量，要求刘湘在近期之内核实名额，淘汰老弱，务必裁减川军三分之一以上。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动一动嘴，就可以把近二十万的川军，至少裁去六万人马！他为了确保此次裁减川军顺利进行，决定把负责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所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及第二路军前敌总糊各师已到达成都附近，形成蒋嫡系部队控制了四川的局面”，强迫刘湘执行裁减川军的命令。
刘湘自然明白蒋介石这一着棋的真实用意是“既可削减川军实力，又好制造各部与自己的矛盾”。他当即决定以顺水推舟之法，对蒋介石上述的一箭双雕来个将计就计：当着蒋介石的面，不仅宣布将川军三百六十个团裁减为二百七十个团，而且还公然宣布首先拿自己的二十一军开刀，即“他本有一百二十余团，缩减后尚存九十六团，扩编为三个军，由唐式遵任二十一军军长，潘文华任二十三军军长，王缵绪任四十四军军长。因为省主席照例兼省保安司令，又将裁下来的部队缩成二十四个保安团，实力非但没有受损，番号还有所扩充”。其他各路川军，则毫无活动的余地，只得在刘湘打着蒋介石的幌子的压力下减去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军费开支上，刘湘更是巧立名目，厚己薄人，他的“所部军费每月高达八百一十七万元，而其他各部加在一起，亦不过一百五十万元。相形之下，更令其他各部嫉恨在心，但面对刘湘在政治军事上的压倒优势，却敢怒而不敢言”。
由此，蒋介石看到了刘湘的真面目，自然也明白了刘湘能崛起四川的真正原因。如要削弱这样的对手，绝非一日之功，加之中央红军迅速渡过大渡河，且又出他所料地翻过夹金山，并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只好把解除刘湘兵权之事暂缓进行。
但是，其他川系军阀毕竟裁减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了，靠谁来完成“剿灭”红军的任务呢？他继续玩弄所谓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力求达到一石二鸟之效。为此，他采取了如下的办法：
第一步，蒋介石借口薛岳统率的十万中央军，历经长达八个多月、近两万余里的长途追剿，极需休整，不再“给予尾追红军的任务”。同时，“为了把该路军军容搞得好些，兵力充实些，特留下在雅安补充新兵……及服装弹药逐渐恢复战力，作为川西的战略预备兵团”。接着他又命令各路川军分路进攻红军，以期两败俱伤，而他则坐收渔翁之利。
第二步，蒋介石为了使心怀异志的川军丢掉幻想，他很快把休整、补充完毕的薛岳所部十万中央军调到成都附近，造成大军压境的态势，迫使刘湘等各路川军唯有开赴前线与红军作战一途。
第三步，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川军中只有杨森所部公然向他输诚尽忠。不久，杨森又通过薛岳向他表示：“外人总认为朱玉阶（朱德别号）当年在我二十军工作过，怕第二十军有**分子潜伏。其实我第二十军**不会落在友军之后。我确信全军上下是不会受朱的影响的。”对此，蒋氏十分策略地表示，他是信任杨森的。接着，就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期间，“杨森率该军及第二十一军、第二十八军各一部追击中央红军，于占领芦山、宝兴越夹金山向懋功前进时，在灵关附近要隘与红军后卫接触，该部夏炯旅截获一部红军伤病员，摄影宣传，诡称为灵关大捷”。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得悉这一情况，以杨森**积极，马上通令嘉奖”。并由此开始收买杨森，借以对付刘湘等川系军阀。
第四步，蒋介石因大渡河之役失败，对刘文辉怀恨在心。就在杨森所部“诡称灵关大捷”的同时，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璋部三四个旅直趋金汤狙击红军侧背，其中刘元琮旅抵金汤时又被红军击败。此外红军渡过大渡河经芦山、宝兴北进，先头进抵懋功以西地区，也将刘文辉据守于丹巴、大金川西岸的余松琳旅击败”。蒋介石盛怒之下，“电令刘文辉将刘元琮、余松琳……两旅长押解参谋团法办，给刘文辉以打击”。他为了进一步做到“以儆效尤”，或曰“使川军头目不敢不卖力气”，又给刘文辉记大过处分，并严词通令川军各部，现摘录如下：
查朱（朱德）匪未赴金沙江以前，曾经迭电刘（文辉）总指挥派兵布防金沙江上游，分段筑碉……据先后电复一一遵办，各在案。现查，实际全未遵行。即以猛虎风搜获匪队讲话材料内云，匪方各军，在两天内能行三百里，还要作战，可为铁证。否则碉堡阻滞，行动决不能如此神速。似此上下欺蒙（朦），贻误戎机，殊堪痛恨。虽以前未经严申赏罚，但既经有令指示，自应遵力奉行，而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
蒋介石驻节成都有两个目的：一是在四川剿灭他的心头之患红军，再是通过削番裁军，使四川完全归附于中央。时下，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不仅没有被分而聚歼，反而突破了他设置的一道道封锁线，由南北两个方向向川西挺进，并在夹金山下的懋功会师了。也就是说，如何把这两大红军消灭在川西一带，已经成为他寝食难安的大事。所以，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与刘湘等川系军阀的矛盾，与他随行的高参再次集聚作战室中，望着那幅作战地图，又着力研究起消灭红军的大事了。
首先，蒋介石及其高参认真地研究了两大红军所占据的川西地形，“认为红军分据千里山岳番民地区，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至通河（即大渡河上游）边，北到松潘附近之叠溪，南至懋功处处布防，几万红军兵力不够分配，且川康边陲民众游牧为生，宗教迷信浓厚，粮食只有青稞、玉米等杂粮，加以天气奇寒，夹金山以北有终年不化之雪山，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飞渡不易，因此北渡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也就是说，在川西聚歼两大红军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或许是蒋介石做聚歼红军的美梦太多了的缘故，他这一次很难进入美梦佳境，就在他大多数的高参说着美妙的梦话的时候，他还处于比较清醒的状态中，且不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两大红军为什么要在川西这样难以生存的地带会师呢？他们在此会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此，他看了看独自蹙眉凝思，很少发言的杨永泰，有意地笑了笑，近似玩笑地问道：
“不要等水全开了再揭锅嘛！先谈谈你的看法吧？”
诚如前文所述，杨永泰虽有谋士的才干，但因过分自负，或说是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所谓傲骨，不仅难以和同僚共事，而且也很难得到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的长久宠信。对此，杨永泰也是知情的。但由于杨过分欣赏自己恃才傲物的个性，也许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致，他在蒋介石身边还是那样我行我素，故意做出一副不同流合污的样子。如果说有什么长进的话，就是他一改过去“主动出击”夸夸其谈的毛病，变得过分老练、深沉了。蒋介石不点他的名，他就很少谈自己的见解。但是，他一发言往往就力排众议，做出比同僚高明的样子。对此，蒋介石是清楚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不仅满足杨永泰做出来的“虚荣心”，而且还把他的见解当作决策时的参考。
杨永泰发言了。他认为两大红军在川西会合的目的，绝非是把川西变成第二个江西。因为这里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由于宗教等方面的原因，既不具备红军建立根据地的天时，更不具备像江西那样的人文条件；加之这里是高寒地带，不适于内地来的人生存，因此红军借助地利之便打胜仗的条件也就失去了。最后，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既然两大红军在此会合不是战略行为，仅仅是壮大其威的权宜之计，我以为他们会很快离开此地的。因此，我认为在确立川西会剿之前，首先确认两大红军会合后的战略动向，是非常之必要的。”
蒋介石是赞同杨永泰的意见的。同时，他从杨的这番有根有据的发言中，也猜出杨对两大红军会合后的战略动向，可能心中有数了，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而没说出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是愿意满足杨永泰的虚荣心的，故又主动地笑着问道：
“杨先生所言极是。我还有其他的同仁，都希望听听你的见地。”
杨永泰认为：“徐向前部有**西北打通苏俄国际路线的企图，与中央红军会合之后，其策略如何虽不明确，但只要封锁得紧，在此地区盘踞不会持久。”接着，他又走到那张军事地图的下面，一边指点着军事地图上那不同的标记，一边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他明确指出，要想确定这两支红军未来的战略动向，即便就是想打通苏俄国际路线，也必须先搞清他们自川西撤退之后，将选在何处——哪怕是暂时的，作为栖身处和落脚点？一是在陕北活动的小股**，再是刚刚到达渭南的徐海东所部。但是，无论是去陕北还是到渭南，都需要北出四川。因此，他以断然的口吻下了结论：
“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两大红军未来的战略动向。”
“我赞同这种看法！”贺国光边说边走到那张军事地图的下面，指点着进一步补充道：“红军由懋功一带西去吗？那是藏族占据的雪域高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中心；想进占成都平原吗？那等于失去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地利条件；想沿着中央红军的老路南下吗？这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死路。”
“当然，为了防止红军把死路走活，还是要在东、西、南三面派重兵固守。”晏道刚近似敲边鼓地补充。
“还必须构筑碉堡，加强坚壁清野。”蒋介石说罢沉吟片时，“按照杨秘书长的意见，两大红军会合后的战略动向是北方。如果我们把北去的大门紧紧地关上，可否在给养极其困难的川西一带，造成一个聚而歼之的环境呢？”
“当然可以，但是，”杨永泰有意停顿了片刻，“我以为最关键的一步棋是：通往陕甘的北大门能否关死。”
“我也有同感，”贺国光喟然长叹了一声，“今年春季，刘湘、田颂尧这些无能之辈，凭借嘉陵江等天险，都没能遏阻徐向前所部向川西北进军，而今是两大红军合股，他们就更难把住川北大门了！”
“请诸位放心，我早已想好了看守北大门的部队。”蒋介石说罢有意问道，“贺主任，你既是四川人，又曾在川北一带负责剿共有时，请问，红军北出陕甘，有几条路可走呢？”
“从地图上看是两条路：一条是松潘以西的千里无人烟的草地，一条是当年诸葛亮出岐山、伐北原的古栈道。”贺国光说罢叹了口气，“而后一条路，也就是徐向前所部稍加变化所走过的路。”
“贺主任，”杨永泰以质疑的口气问道，“松潘以西的那片草地能走得通吗？”
贺国光微然作笑地摇了摇头。
“很好！”蒋介石突然转换了说话的口气，说道，“打个比方说吧，北大门是由东西两扇大门构成的，我如果把守西边这扇大门的任务，交给在松潘驻军的胡宗南所部；守东边这扇大门的任务，我决定调薛岳所部十万中央军担当。另外，我还将命令驻节西安的杨虎城等部，派重兵封锁川陕交界地区。这北出陕甘的大门能关得死了吧？”
“绝无问题！”众口一声地答说。
“杨秘书长，”蒋介石又以礼贤下士的口气问道，“你一定还有更好的建议吧？”
“我认为此次在川西高寒地带剿共，非一日之功，应当采用当年在江西行之有效的战术……”
“那就是稳扎稳打、筑碉推进，对吧？”蒋介石破例打断杨永泰的话，抢先说出了结论，“这是我一贯的战术思想，关键是在执行中出了偏差，让朱德、毛泽东钻了我们的空子！”
“委座一言中的！”接着，杨永泰又说道，“同时，还要采取当年在江西的经济封锁政策。唯有如此，才可以把刚刚合股的两大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域高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