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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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再说自己，事情已经有了结果，虽少了些盲目，却又多了不停地猜测和假想，心情不仅未见有何好转，代之而来的是害怕见人，不想说话，似乎周遭都长满了紧盯着自己的眼睛，稍有不慎，便会被嘲笑声所淹没。细品当时的感觉，或酸或甜或苦或辣，连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嗓子总在发干，麻痒痒地无法说完整的一句话。
某一天，忽觉自己极力掩饰的实际上非常强烈而且曾自认为极为把握的转正愿望被人察觉了，不觉既惊且疑起来，走着路，分明听到有人在跟踪自己，有时候甚至已清晰地辨出了跟踪者粗重的呼吸，待突然停下来猛地转身观望，却又遍寻无人，难免要心惊肉跳，疑心自己遇上了仙怪之类的东西，便更加恐怖不已。似此等情况已连续发生了好多次，要不是我父亲的严厉训斥和我娘寻死觅活地劝阻，我早已辞职不干，孙子才甘愿去当孙子呢。
既要干，就必须学会面对。这是我父亲对我一惯的要求。然而，我仿佛丧失了所有的热情，除了自卑，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如此，自卑倒是轻了些，却又陷入了无所事事的怪圈，看不到丝毫生活希望之所在，任由悲观失望的情绪蔓延。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毁了吗？我不停地问自己。这样问着自己，依旧无所事事，幸好那一段是个允许无所事事的时候，无所事事照样可以拿每月几十元的与正式干部相差无几的临时工工资。
跟我父亲一样，我倒并非看中了这点儿小得或许根本算不得钱的工资，关键是工资之外的东西。但也有与我父亲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象我父亲那样目标明确，我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目标，更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这并不妨碍我当时是一个心比天高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狂妄家伙，任何事情都喜欢与人做最简单的对比，唯恐落于别人后面。
事实上，既要对比，便要全面，全面的自我对比往往更能发现其中的闪光点而增强前进的动力。自我对比是一种境界，以我当时的水平根本无法达到，况且即使达到了，由于自己在目标上的茫然无知也根本无法实现，只能勉力挣扎在无所事事的怪圈当中。
无所事事最直接的结果，便是让我莫名其妙地躁立不安，直想痛快淋漓地干一仗，最好见点血，血在此时此刻是多么的可爱啊，有时候，我甚至渴望自己的腿上或手上长一硕大脓疱，哪怕带点毒，泛着黑黄黑黄的水儿，要多恶心有多恶心，也无需找医生，自己挥刀割去，然后去刮骨。岂非成了比关云长还要关云长的人物？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彰显跟转正一样彰显出来的风格。
女人终究心细，我表妹敏锐地洞察了我的异常，她采取了与我父亲的一味严厉训斥迥然不同的方式，用她的身体和****来安慰我。如果说我父亲的政策是棒杀，表妹则是先用火烤而后放到冰水里去浸。两种方式都没能把我拯救出来，片刻的安宁之后，无边的寂寞和无聊再度泛滥起来，猛烈得让我无法自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与当时的环境不无关系。
当时所谓的工作，便是下乡指导工业生产，重点当然是收取工业管理费。工业分为乡办和村办两大块，二者有着严格的区别：乡办工业由乡里投资，厂长经理自然要由乡里任命，拿乡里的钱交给乡里，管理费便容易收，往往借款也是要交的，猴精猴精的厂长经理们有谁不愿慨别人之慷而换个人缘呢？村办就不同了，一般由村支书兼任，见面便是一通喊冤叫苦，交得甚不痛快，但只要最终动用政府的权力，还是要乖乖交的。
指导，则根本谈不上，其中的许多人自己都不清楚又如何指导呢？更何况其时工业已多半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但厂长经理们还是欢迎我们去的，因为他们总要为自己的吃喝找一个看似合理合法的理由，尽管他们的吃喝档次低得或许根本算不上吃喝而只应该叫做吃饭。
同一不断重复的简单事件，往往也会因为条件的改变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并迅速折射到敏感的心境上，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
自从我转正的事儿有了结果，或者应该提前至老乡长调离之前，那些习惯自称是我的叔叔伯伯的厂长经理们便已突然变了样，他们不再非要强逼着我喊他们，眼里通常的慈祥、关怀、爱护交融的目光转而被冷漠所取代，尽管他们仍在形式上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一如既往地陪我喝酒玩“关牌”，惯例是先玩牌，后喝酒，再玩牌。
所谓的“关牌”，即四个人玩一副扑克，每人抓十三张，红三先出，最先出完者为赢，输者以手中所剩牌的张数计数。
原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我赢，现在变着花样要我输，我却偏偏手运大红，干净利落地来个通杀，惹得他们脸驴一样长。喝酒亦如此，非要喝醉我，我却酒量陡增，常喝他们个人仰马翻。
对于这样的环境，我毫无目的可言，明知如此不友好的场合，却偏偏又要不由自主地去应酬。潜意识里，我把这种应酬当成了挑战，尽管一提及他们的嘴脸，怨毒便自毛孔嗖嗖地往外钻，有朝一日……
但即使大胆地去设想有朝一日的后果，我也无法看到一丝希望的闪现。唯一聊以自慰的，便是回到家里晕乎乎地一毛一毛地数着自己的战利品，却又常常会突然涌上“岂非浪费生命”的感慨，一会儿就陷入了漫无目标的遐想，遐想着常常能挤出几滴眼泪，而后在屋内急转。
其时，我的意识是清醒的，只是无法抑制莫名的冲动，不解内情的人都认为我必是患了病，唯独我表妹不。她说，如此举动不过是人类正常的生理调节，是人的意志力的一种体现，根本勿需兴师动众地去求医问药，必须求助于人自身的调节。
为此，她教我一套自我平衡术：人在失落的时候，必须千方百计地去想一些志得意满的事儿；而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则应多去想一想走麦城的时候；志得意满或走麦城，必交替充斥于人的一生，二者彼此消长是维持人自身平衡的关键。
她是一个智计百出的女人，总能够智计百出，是我当时最为信服的人之一。我严格按照她的传授去做，脑子里却除了会计的形象之外别无所有：会计或搔首弄姿，或挤眉弄眼，或扭着屁股地嘲笑……我竭力想摆脱他，他却象恶魔一样纠缠着我。
对，恶魔！恶魔！！恶魔！！！我不停地咒骂着，还是无法摆脱他，某天中午的酒后，我毫无理由地与他实实在在地干了一架。——他是个高头大马的家伙，铁锤一样的拳头直向我的面门打来，我因酒而丧失了必要的机敏，一个躲闪不及正中面门，我当即晕了过去……
待我醒来，已躺倒医院的病床上。据医生诊断，轻度脑震荡！我觉得大脑象灌了铅一样沉重，但还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或许由于少了近视镜的缘故，我的眼前仍是模糊：病房里影影绰绰地站满了人，目光缓缓移去，依稀能够辨出我父亲、我娘、我表妹、副乡长、文书……脸上都堆满了无可奈何的神色。
在一个靠近门边的角落里，我的目光停住了，会计正把双手深埋在头发里蹲在地上，旁边是沾满了血的衣物。那必定是我的血！人肯定是有不少血的，要不然不会专门设定鼻子这样一个最容易出血的地方。血？血！我的意识因血而清醒起来，但我还是故作慵懒地闭上了眼，于是便听见我娘有些夸张地喊医生，急切地说我又晕过去了，我暗暗好笑，紧紧地闭着双眼。
医生来了，用冰凉得如同死人一样的手翻了翻我的眼皮，只说了一声“病人需要休息”，便劝众人一起离去了。
我一直搞不懂医生的手何以会那样凉，这种疑惑一直持续到现在，难道他们会为了创造这样一种氛围故意拿到外面去冻？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夏天要随时为他们准备冰箱？
趾高气扬的会计为此受到了乡领导的严厉批评，暂停了他的工作，让他去医院专门服侍呆在医院里不肯出院的我，并且由他全部负责我的医疗费。
他是个非常守时严谨的人，一天到晚不离我的左右，忙前忙后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尽管委屈却看不出有何不满和懈怠。偶有闲暇，他便坐下来去啃那本封皮早已磨得不成样子的叫做《企业管理》的书。
我平日里最烦他这种故作学问高深的模样，常恶作剧地把他那副高度数的近视镜想象成冒牌的平光镜，经常地想象往往能把假事当真，某一天趁他洗脸的时候，我验证了一次，那果然是副近视镜，但眼镜刚一离手，我又将信将疑起来。因此，只要看到他捧起书，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浑身不自在，几天来渐生的歉意顷刻间便荡然无存，依旧装作怒气冲天的样子不肯跟他说话，而且决定再捉弄他一番。
主意拿定，我边半眯着眼睥睨着他，边夸张地呻吟起来。他信以为真，忙扔下书去喊医生，书自椅子掉下来，伴着他关门“啪”地一声响，我偷偷地笑了。
医生来了，其实不是医生，是一位护士，我中学时的同学，她冲我扮了一个鬼脸，轻抚了一下我的脸。
我故作痛苦的样子，憋了许久的一泡尿故意全部溺在了裤子里，护士掩着鼻，狠狠地拧了我一把，边喊着会计赶快帮我换洗衣物，边甩袖而去。
如此三番，他早已精疲力竭，吃过晚饭已无心思再去啃书，只一会儿功夫便伏到桌上呼呼睡去。
我开始仔细地端量他，他个头虽大，却甚是瘦弱，此时眉宇间隐隐透着一股淡淡的忧愁。我已从护士处得知，仅几天来名医名药的消耗，已足够他三年的工资，尽管他转正后的工资已比原来翻了近三番。
从那个时候，我才得知其实医院里的讲究是非常多的，同一疗效的药只要换了牌子，价格便会成倍地增长，尤其象我当时的这种情况，是最受医院欢迎的，只要有关系，他们尽可以伙同病人变着法子销售他们能够成倍赚取利润的高价药。
想到这里，愧意顿生。第二天，我便主动跟他搭讪。他话不多，我们虽是同事，却从未认真地谈过，彼此之间只能说是面熟还算不上认识，我认为，所谓认识至少应该是相互了解的。
话少的人并不见得便不健谈，恰恰相反，话少的人往往都具有独立的思想极富主见，只要打开了话匣，常常能够滔滔不绝。他便是这样的人，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真诚，尽管他的话跟其他人一样都在受着自身特殊环境和经历而形成的思想的局限，而且甚至有些狭隘或自私，但绝对是发自肺腑的。
他说，我知道你正为转正的事犯堵，我承认，你非常优秀应该转正。但我是必须要转正的，从我到乡里干临时工那天起，我就时刻准备着，或者说我到乡里干临时工就是为着转正而来的。能有今天的结局，也算是天随人愿吧。
你跟我不一样，转不转正都会有自己的一番事业，而我则毫无退路。或许你不清楚，乡里没人清楚，我的家境很不好，所以我从不提及我的家庭，偶有提及也总是含糊其辞，人们便会把我家想象成名门望族，我想否认又害怕否认，唯恐大家看轻了我，最好的办法便是不置可否。
我家兄弟四人，我排行老四。兄弟多，父母头脑又不灵光，偏偏老大老二患有先天性痼疾，眼看着过了四十岁娶媳妇定是无望了。越是头脑不灵光的人，往往越是一根筋，父母便把希望都寄托到我和三哥身上了。三哥出众地优秀，十六岁就考取了研究生，当真天不佑人，考取研究生的第二年，三哥得了血癌，为了不让我家的希望泯灭，父母债台高筑也未能挽住三哥的命。
振兴家业的重任便落到了我的身上，我这样想，也这样鼓励着自己。临到毕业的时候，学业优异的我却因为家庭债务问题不得不辍学了。为了老天强压给我的重任，我不得不牺牲自尊，到处托人才到乡里干了临时工。你知道，牺牲自尊是最痛苦的，无异于煎熬，但为了目标，我宁肯忍受这种煎熬。
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女乡长的女儿，条件是我必须转正。唉，反正是四处求人，四处碰壁，又四处装孙子的感觉，你是永远无法体会的了。
听到这里，我一把推开了他，我决定出院，当然没忘记了到住院部结了医疗费，因为我曾听那位护士同学说他正在为住院费的事儿而犯愁。看着我的举动，护士同学冲我直翻白眼，我已无心再去领会她直翻白眼的进一步含意。这时候，他气喘吁吁地追过来，羞涩地递给我一包东西。
他递给我的是一些包括零钱在内尚缺三百元才够支付医疗费的金钱和一封信，信上说，我告诉你那么多，并非为了博得你的同情和怜悯，只是想要告诉你，命运必须靠自己把握，而不能交给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因此，只要能够达到目标，就没有必要非要去认真地计较手段的高尚与卑劣，因为只有成功才是最真实的，而成功就必须付出代价。
余下的钱，不要担心，我会一分不少地还给你。对了，还有一点儿，以你目前的状况，一味地逃避是徒劳的，因为你是一个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人，必须要有所寄托。
我所说的寄托并非物质的而是精神的，物质不是万能的，永远只能是为人服务的，而人的幸福感多来自于精神的充实。现在正是我们该有所作为的时候，乡办工业到了今天这一步，有本事？拿出一套脱困的办法。后面附上我的一点儿心得，不妨一读。
这无疑是对我的挑战，我必须应战，一时间竟激动得两手发抖。情绪平静之后，往往才是思考。及至静下来耐心地去想，才发现他确思考了一些我从未去想或者不屑去想的问题，这时看来，这些问题确是最现实最实用的，是必须去想的，也就是说，自己虽终日里高昂着高贵的头颅，实际上却连思考的方向也没有，岂非混同于只知吃喝拉撒睡的猪？从这个角度讲，他就比我更超前更优秀。
霎那间，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扒光了欲拿到沙滩上去晒，自卑偏于此时慢慢地聚拢起来，沉重地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忽而高傲，忽而自卑，高傲时目空一切，自卑时变着法子找一些试图说服自己的客观理由，渐渐地又会让自己重新执拗起来：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这样劝着自己，又开始为自己的漫无目标找理由。
我极力回避着这个在我大脑里纠缠不休的沉重的课题，当然也不屑去看他那些所谓的心得。然而，越是要极力回避的东西，往往越无法回避，回避与反回避的斗争让我渐渐模糊起来。
人的大脑跟其他事物一样都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着自己独有的规律：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混沌，清醒的积累带动又克制着混沌，每一个由清醒至混沌又由混沌至清醒的过程都是认识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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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我再次清醒过来，发觉自己已陷入他为我设计的课题当中，终日里忙于相关数字的统计整理和企业管理资料的查阅，烦躁之感反而不见了，心情竟是如此地爽。
我的那篇调研报告终于出炉了，虽赢得了我父亲和我表妹的一致赞成，但此时的我因为已没有了狂傲，反而总觉得底气不足。“只有在学习中才能发现不足”，一个连不足都无法发现的人，犹如浑身发痒却不知痒在何处，必定是一个浅薄的人。
为了增加自己的信心，我又把收藏于箱底的会计给我那封信的附页拿出来对比，观点居然惊人的相似，只是我比之多提出了“借鸡生蛋”的观点。
这说明他至少比我先进了两年，不，其实又何止如此，他始终是一个注重学习和思考的人，他总是比我先进，所以他更优秀。我这样想着，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念叨着“英雄所见略同”。我又算哪门子英雄呢？英雄的观点必定是为人所接受并产生强烈后果的观点，里面有一个为人所接受的过程。
就我当时的处境，必得最先赢得领导的支持。口有大小，大口的话才能最终得到落实。我决定把自己的论文交给当时的副乡长，副乡长刚看了一眼题目就一脸的不屑，但他或许为了证明自己地位高贵，不经意却故作认真其实是胡乱地翻了翻便随手扔到了办公桌上。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地伤害，他又不适时宜地加了一句“你和你父亲一样有本事”。我毕竟已不是过去的我，火腾空而起却最终没有发作。
还在我愤愤不平的时候，以我父亲他们厂为导火索出事了。一个月后，乡里的领导班子重又配齐了，半年后，连书记也调换了。我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便把调研报告直接放到了书记的办公桌上，为此又招致了新任分管副乡长“不懂工作程序却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非议。
可惜的是，这位曾随县委领导坚决地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的书记认为，“大锅饭”是导致乡镇企业不景气的唯一原因，在乡镇办这么多的集体工业本身就是个失误。
反对者则认为，在农村办工业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重要的是带动农民观念的转变，让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的农民逐步树立起工商意识是乡镇工业的又一只要职能。譬如鸦片战争，疯狂地掠夺无疑是可耻的，是中国人怎么也无法也不应该忘记的耻辱，所以我们反对侵略，但在无可奈何中也应注意到“也为我们带来一些现代化信息”这么一点儿聊以自慰。已经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办工业这种冒风险的事情由单个农民去承担根本不可能，也不可取。
纯******扯淡，典型的卖国理论。推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既获得巨大成功又因此而得到提拔重用的实践让这位书记态度异常坚决，听不进任何即使是存有轻微的细枝末节差别的意见，他一到任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业的拍卖行动中，根本无暇去关注我历尽心血才得出的结论。
当时的镇办工业虽然已开始出现大面积滑坡的问题，毕竟还属于新生事物，人们对其象新生的婴儿一样充满希望充满期待，尽管出现过类似我父亲他们厂的情况，炽热的感情却让人们只是把它当成意外。书记的行动立即遭到了激烈反对，虽然据说他的做法得到了县委某个领导的授意和肯定，但县委终架不住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最后还是把他从一片反对声中调走了。
凡事“尽可一而再，但绝不能再而三”，是我父亲对我的一惯要求，尽管心有不服，但我还是没有再向新书记递交我的报告，毕竟我正经受着各方面的非议。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一种逃避，但这种逃避却是非常适宜的。因为新书记到任后，除了一些例常的干部调整，几乎毫无作为。
待人们为此议论纷纷时，我却敏锐地注意到，他所调整的尽是些反对工业拍卖或者因为竭力支持拍卖而最受争议的干部，譬如分管企业的副乡长，调走后便一直空缺。
我预感到，他将要有所作为，我的观点第一次得到了我父亲的赞许。
果然，过了不长的时间，大规模的工厂拍卖开始了，不同的是他把工厂出人意料的巨额亏损全部公之于众，把亏损的原因归结到不完善的体制上，称这些亏损为高昂的学费，进而提出了“能人经济”和“税”的概念，说是能人发了财的同时也带动了经济发展，政府通过税的方式既避免了继续大规模亏损又可以利用税去办该办的事儿，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儿。当真没有想到，习惯于沉默寡言的他声音居然如此有磁性，向人散发出“工厂该卖而且必须卖”的强烈信息。
实践证明，他的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乡民营经济发展。关于他的贡献，自有事实说话，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且说这时候一直空缺的工业副乡长换成了会计，他坚定地支持书记的决定，他总能够搞好与每一任领导的关系，所以他自从转正后，根本没有受到乡里领导频繁变换的影响，犹如坐了飞机，由工委副主任、主任、副乡长一路升了上去，据说他还要继续升。
对比虽往往在身边进行，差距过大便失去了对比的意义。对于他的进步，尽管我仍存有淡淡的醋意，却已无多少嫉妒可言，而且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场合不是我最适合的，我决定辞职。
其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究其原因，恐怕与自己的意见迟迟得不到重视有很大的关系，我那时很固执，不懂得揣摸别人的心思，所以节奏总要慢半拍，所以便要任意而为，凡是自觉认准了的东西总要去试一番。其实，这样是行不通的，但当时尚不能自觉，后来的事实表明，果然再没有转正的指标，关于我的这一段经历也就以我遗憾地离开而告终。
再说工厂拍卖的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关键是没有买主。那个年月，虽说发展经济挣钱早已成了人们的共识，但凡是集体的事儿仍容易犯当初办工厂那样一哄而上的毛病。硬性指标、与工资挂钩的考核等等诸如此类，卖工厂居然也这样，似乎非要在一夜之间处理干净才算彻底。
然而，面对这些虽不大却远远超出家庭经营规模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工厂，又加上乡里提出的严格的由本地人竞拍和现金交易的限制，尽管大家嘴里都在喊着“卖与买”，却并没有人真正去打“买”的主意，即使那些自认为多少有俩儿钱的原来的厂长经理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临渊羡鱼的份儿。
一两个月下来，不仅没有卖掉一家工厂，反而因搞得人心惶惶而让企业经营愈加不堪。为此，书记大为恼火。火自然只能烧向分管工业的副乡长，此时的副乡长就是会计，他最善于忍，火烧到头上仍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火归火，政策不变，事情便难有突破，干着急也是没用。
为官者或许都有这样的劣根性：亲自制定的政策如果贯彻不下去，不仅是个面子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威信，因此即使再困难的事情也必要设法推下去。但为官者必重脸面，为了不失面子，书记便继续冲副乡长发火，口气却是松了，提出只要能卖出去，宁肯调整政策。
只要能够不受任何牵制，便没有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何况原就机敏异常的副乡长呢，他很快便对原来的拍卖政策作出了“对外公开招商、原厂长经理优先购买、帮助协调银行贷款、拍卖所得之后即拥有所有控制权”四大调整。
政策调整之后，果然便开始有人跃跃欲试，跃跃欲试归跃跃欲试，凡事总得有个开端，缺少了开端便不会有继续。副乡长便把目光投向了正思谋着自己创业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与我的谈话仍清晰在耳：问，想发财吗？
答，废话，孙子才不想发财呢。
问，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
问，什么机会？
答，求我吧。盯着略显着急的我，故意拿捏了一会儿才又说，买工厂。
本已跃跃欲试，却故意说，买工厂？别开玩笑了，凭咱乡的工厂有啥可买的？
答，随便挑。
哪里有如此好事？那年月便有，一个急卖，一个急买，又都故意拿捏，但终究两拍相合，我轻而易举地便得到了我们村塑料厂的承包权。
值得一提的是操作问题：应该说，乡里对工厂拍卖进行了认真详尽的研究，并规定了严格的包括资产评估在内的拍卖程序。
然而，问题恰恰便出在了程序上——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评估必须由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但要缴纳必要的费用。由于人认识上的问题，当时还没有人愿去找这样的麻烦，因此评估人员多由一些领导干部、财务人员以及原厂的工作人员组成。
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有人参与，便有操作的空间。所谓的评估结果出来后，资产数额比原来下降了十万，这样的话，我只需承担2万元的银行贷款就可以拿到工厂的经营权。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我把原先承诺的负担银行贷款变成了现金交到了村委，支付现金与负责银行贷款的讲究可不一样，现金是可以用的，而贷款据说至今村里也没有还清，我当初的决定自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我的财富积累便是从此时开始的，果如他所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容易受伤，却毕竟先人一步，仅设备一项，我在使用过几年后仍净赚了二十余万，相当于我父亲最初十年财富积累的总和。
对于我的运作，我始终相信副乡长是一目了然的，或许应该说是在他的默许下进行的，尽管他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这便是默契，默契总在悄悄中进行，有时候办事当真需要这种默契。既赚取了利润又当了典型，尽管我父亲竭力地反对，但我仍无法抑制自己从心里直想跳出来的笑，脚步都变得轻松起来。
那个时候，我把赚取成倍增长的利润当成了乐趣。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一个赚钱的高手，总有使不尽的招法，晕乎乎的，赚取的花花绿绿的钞票毕竟是真实的，这当然需要天才，天才得自于我父亲的遗传。这便是我的感受。
我承包塑料厂毕竟让副乡长的工作开了头，在我对他心存感激的同时，他对我的配合也表示满意。从此以后，工厂拍卖工作逐步有了进展，购买者有外地投资，但更多的还是原来的厂长经理们，因为似乎只有他们才具有如此的实力和关系，关系其实也是一种资源，在他们为集体经营的过程中没少积累了这样的资源，或者应该说乡村企业发展的过程就是培养富翁的过程。
至于其中的是非，无需我们来评价，我们只说由他们独立经营之后，工厂居然能够起死回生，大把地赚取利润，还有税金，当然，他们也做了大量的结构调整工作，工厂的规模在不断地拓展。可以说，我们乡财政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良好的状况，离不开当初的改革，尽管后来关于当初的改革又有了这样或那样的非议和谣传。
与之相对应的，关于他要提乡长的事儿很快传开了，由副乡长直接提乡长，在当时我们县毕竟不多，谣传必多，不相信谣传必定是傻瓜。
此时，对于这样的谣传，我已毫无醋意，我觉得他这样的人原该提拔，尽早地提拔。他在官场里奋斗，我在金钱中滚爬，同样都是事业，他是成功的，我也算不得失败，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世界万物原就相生相克，根本没什么值得如此大惊小怪。
古来就“好事多磨”，沸沸扬扬的传言传了足足有个把月，某一天，县纪委的同志突然找到了我，说是要了解副乡长的问题，根据他们自己讲，说这是现在干部任用所必须履行的程序，但传言却说是因为来自于我们乡的举报信引起了县委领导的重视所致。
我猜想，这必定又是红眼病所致——工厂卖的时候没人肯买，却又急着要卖，只有卖出去了才能算得上政绩，为了政绩，副乡长牺牲了部分的集体利益是肯定的。在等待看购买者笑话的时候，风平浪静，而一旦购买者获得了巨大的让人无法接受的利益，举报便成了必然。所以，我宁肯相信后者，也绝不会去相信前者。从纪委同志的神态，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儿。
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我的业绩甚感惊讶，眼光中便多了些怪怪的猜测和质疑，或许在他们看来，为富不仁是所有有钱人的通病吧，必不肯毁了自己的名声，所以他们既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又对我敬而远之，连我敬烟他们都以不会为由拒绝，而我却分明看到他们其中的一位烟鬼躲到厕所里去抽那种不足三元钱一盒的劣质烟。
人或许都这样，面对巨大的反差，必然会产生怀疑，并由此而任由不信任蔓延，而且我越是热情，他们越怀疑，似乎其中必定地百分之百地存在猫腻。
其实，我和副乡长之间确不存在权钱之间的交易，唯一的能算得上不正常的便是那套书。——人都是有嗜好的，他唯独偏爱书。出于对他的感激，我便托人给搞了一套。
那时候，正兴藏书热，书价约三万元。他果然对此书爱不释手，闲聊之后，我故意托大装作无意地把书送给他。他坚辞不收，只答应借阅，说日后必定奉还。说是借，我当然不会去催要，后来据说是因为组织部长看中了此书便带走了，也说是借，却是有借无还。
关于这一节，我自不会去说。见无法从我这里得到有用的信息，纪委的负责同志甚为恼火，从他对我冷冷的目光中，我不难读懂，他把我列入了为富不仁的一类。后来，这位负责同志居然也调来了我们乡，必然地经过一番磕磕碰碰之后，我们成了莫逆。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单说当时我无法预料后果，也无法猜测其他厂长经理的真实想法，我原准备任由事情发展，却又莫名其妙地不顾负责同志保密的严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他显然不了解纪委暗中调查他的事儿，因为他在认真地听完我的电话后，半晌没有说话，虽然随即便笑了起来，但笑声里透着无法掩饰的孤独和凄惨。笑毕，他又详细地问了负责人的情况，这位负责人也就是我们成了莫逆到副乡长做到书记时接替副乡长做乡长的那位。
之后，谣言突然中断，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半年后，未及谣言再起，他已被提拔做了乡长。
据消息灵通人士称，关于他的任命，县委常委会先后研究过八次，参与调查的负责同志反对了八次，尽管他无法找出足够的证据，但还是让他的任命足足晚了半年，尽管他们搭班子之后，三年中始终团结得如同一个人，让我们乡保持了三年的强势发展。
人是感情动物，免不了要受感情的困扰——只要加入了感情，即使再简单的事也会变得繁复无比，但少了感情又会让生活黯然失色。——待他做了书记，又帮我拿下了我父亲他们厂，这是我们乡最后一个拍卖的工厂。
人也是善良的，度过了从出生到懂事的这一段混沌期之后，便总想着要做一个好人，即具备教科书里所列举的所有的优秀品质的人。可这是很难的，又总会阴差阳错地去做一些违反这些优秀品质的事儿。
说到这里，经营家似还有话要说，但他还是摇了摇手，示意自己的讲述结束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叹息道，其实是非标准是要靠人去体会和裁量的，完全没有必要去做一些无谓的争论。叹息声低得几乎让人无法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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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再说自己，事情已经有了结果，虽少了些盲目，却又多了不停地猜测和假想，心情不仅未见有何好转，代之而来的是害怕见人，不想说话，似乎周遭都长满了紧盯着自己的眼睛，稍有不慎，便会被嘲笑声所淹没。细品当时的感觉，或酸或甜或苦或辣，连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嗓子总在发干，麻痒痒地无法说完整的一句话。
某一天，忽觉自己极力掩饰的实际上非常强烈而且曾自认为极为把握的转正愿望被人察觉了，不觉既惊且疑起来，走着路，分明听到有人在跟踪自己，有时候甚至已清晰地辨出了跟踪者粗重的呼吸，待突然停下来猛地转身观望，却又遍寻无人，难免要心惊肉跳，疑心自己遇上了仙怪之类的东西，便更加恐怖不已。似此等情况已连续发生了好多次，要不是我父亲的严厉训斥和我娘寻死觅活地劝阻，我早已辞职不干，孙子才甘愿去当孙子呢。
既要干，就必须学会面对。这是我父亲对我一惯的要求。然而，我仿佛丧失了所有的热情，除了自卑，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如此，自卑倒是轻了些，却又陷入了无所事事的怪圈，看不到丝毫生活希望之所在，任由悲观失望的情绪蔓延。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毁了吗？我不停地问自己。这样问着自己，依旧无所事事，幸好那一段是个允许无所事事的时候，无所事事照样可以拿每月几十元的与正式干部相差无几的临时工工资。
跟我父亲一样，我倒并非看中了这点儿小得或许根本算不得钱的工资，关键是工资之外的东西。但也有与我父亲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象我父亲那样目标明确，我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目标，更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这并不妨碍我当时是一个心比天高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狂妄家伙，任何事情都喜欢与人做最简单的对比，唯恐落于别人后面。
事实上，既要对比，便要全面，全面的自我对比往往更能发现其中的闪光点而增强前进的动力。自我对比是一种境界，以我当时的水平根本无法达到，况且即使达到了，由于自己在目标上的茫然无知也根本无法实现，只能勉力挣扎在无所事事的怪圈当中。
无所事事最直接的结果，便是让我莫名其妙地躁立不安，直想痛快淋漓地干一仗，最好见点血，血在此时此刻是多么的可爱啊，有时候，我甚至渴望自己的腿上或手上长一硕大脓疱，哪怕带点毒，泛着黑黄黑黄的水儿，要多恶心有多恶心，也无需找医生，自己挥刀割去，然后去刮骨。岂非成了比关云长还要关云长的人物？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彰显跟转正一样彰显出来的风格。
女人终究心细，我表妹敏锐地洞察了我的异常，她采取了与我父亲的一味严厉训斥迥然不同的方式，用她的身体和****来安慰我。如果说我父亲的政策是棒杀，表妹则是先用火烤而后放到冰水里去浸。两种方式都没能把我拯救出来，片刻的安宁之后，无边的寂寞和无聊再度泛滥起来，猛烈得让我无法自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与当时的环境不无关系。
当时所谓的工作，便是下乡指导工业生产，重点当然是收取工业管理费。工业分为乡办和村办两大块，二者有着严格的区别：乡办工业由乡里投资，厂长经理自然要由乡里任命，拿乡里的钱交给乡里，管理费便容易收，往往借款也是要交的，猴精猴精的厂长经理们有谁不愿慨别人之慷而换个人缘呢？村办就不同了，一般由村支书兼任，见面便是一通喊冤叫苦，交得甚不痛快，但只要最终动用政府的权力，还是要乖乖交的。
指导，则根本谈不上，其中的许多人自己都不清楚又如何指导呢？更何况其时工业已多半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但厂长经理们还是欢迎我们去的，因为他们总要为自己的吃喝找一个看似合理合法的理由，尽管他们的吃喝档次低得或许根本算不上吃喝而只应该叫做吃饭。
同一不断重复的简单事件，往往也会因为条件的改变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并迅速折射到敏感的心境上，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
自从我转正的事儿有了结果，或者应该提前至老乡长调离之前，那些习惯自称是我的叔叔伯伯的厂长经理们便已突然变了样，他们不再非要强逼着我喊他们，眼里通常的慈祥、关怀、爱护交融的目光转而被冷漠所取代，尽管他们仍在形式上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一如既往地陪我喝酒玩“关牌”，惯例是先玩牌，后喝酒，再玩牌。
所谓的“关牌”，即四个人玩一副扑克，每人抓十三张，红三先出，最先出完者为赢，输者以手中所剩牌的张数计数。
原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我赢，现在变着花样要我输，我却偏偏手运大红，干净利落地来个通杀，惹得他们脸驴一样长。喝酒亦如此，非要喝醉我，我却酒量陡增，常喝他们个人仰马翻。
对于这样的环境，我毫无目的可言，明知如此不友好的场合，却偏偏又要不由自主地去应酬。潜意识里，我把这种应酬当成了挑战，尽管一提及他们的嘴脸，怨毒便自毛孔嗖嗖地往外钻，有朝一日……
但即使大胆地去设想有朝一日的后果，我也无法看到一丝希望的闪现。唯一聊以自慰的，便是回到家里晕乎乎地一毛一毛地数着自己的战利品，却又常常会突然涌上“岂非浪费生命”的感慨，一会儿就陷入了漫无目标的遐想，遐想着常常能挤出几滴眼泪，而后在屋内急转。
其时，我的意识是清醒的，只是无法抑制莫名的冲动，不解内情的人都认为我必是患了病，唯独我表妹不。她说，如此举动不过是人类正常的生理调节，是人的意志力的一种体现，根本勿需兴师动众地去求医问药，必须求助于人自身的调节。
为此，她教我一套自我平衡术：人在失落的时候，必须千方百计地去想一些志得意满的事儿；而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则应多去想一想走麦城的时候；志得意满或走麦城，必交替充斥于人的一生，二者彼此消长是维持人自身平衡的关键。
她是一个智计百出的女人，总能够智计百出，是我当时最为信服的人之一。我严格按照她的传授去做，脑子里却除了会计的形象之外别无所有：会计或搔首弄姿，或挤眉弄眼，或扭着屁股地嘲笑……我竭力想摆脱他，他却象恶魔一样纠缠着我。
对，恶魔！恶魔！！恶魔！！！我不停地咒骂着，还是无法摆脱他，某天中午的酒后，我毫无理由地与他实实在在地干了一架。——他是个高头大马的家伙，铁锤一样的拳头直向我的面门打来，我因酒而丧失了必要的机敏，一个躲闪不及正中面门，我当即晕了过去……
待我醒来，已躺倒医院的病床上。据医生诊断，轻度脑震荡！我觉得大脑象灌了铅一样沉重，但还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或许由于少了近视镜的缘故，我的眼前仍是模糊：病房里影影绰绰地站满了人，目光缓缓移去，依稀能够辨出我父亲、我娘、我表妹、副乡长、文书……脸上都堆满了无可奈何的神色。
在一个靠近门边的角落里，我的目光停住了，会计正把双手深埋在头发里蹲在地上，旁边是沾满了血的衣物。那必定是我的血！人肯定是有不少血的，要不然不会专门设定鼻子这样一个最容易出血的地方。血？血！我的意识因血而清醒起来，但我还是故作慵懒地闭上了眼，于是便听见我娘有些夸张地喊医生，急切地说我又晕过去了，我暗暗好笑，紧紧地闭着双眼。
医生来了，用冰凉得如同死人一样的手翻了翻我的眼皮，只说了一声“病人需要休息”，便劝众人一起离去了。
我一直搞不懂医生的手何以会那样凉，这种疑惑一直持续到现在，难道他们会为了创造这样一种氛围故意拿到外面去冻？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夏天要随时为他们准备冰箱？
趾高气扬的会计为此受到了乡领导的严厉批评，暂停了他的工作，让他去医院专门服侍呆在医院里不肯出院的我，并且由他全部负责我的医疗费。
他是个非常守时严谨的人，一天到晚不离我的左右，忙前忙后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尽管委屈却看不出有何不满和懈怠。偶有闲暇，他便坐下来去啃那本封皮早已磨得不成样子的叫做《企业管理》的书。
我平日里最烦他这种故作学问高深的模样，常恶作剧地把他那副高度数的近视镜想象成冒牌的平光镜，经常地想象往往能把假事当真，某一天趁他洗脸的时候，我验证了一次，那果然是副近视镜，但眼镜刚一离手，我又将信将疑起来。因此，只要看到他捧起书，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浑身不自在，几天来渐生的歉意顷刻间便荡然无存，依旧装作怒气冲天的样子不肯跟他说话，而且决定再捉弄他一番。
主意拿定，我边半眯着眼睥睨着他，边夸张地呻吟起来。他信以为真，忙扔下书去喊医生，书自椅子掉下来，伴着他关门“啪”地一声响，我偷偷地笑了。
医生来了，其实不是医生，是一位护士，我中学时的同学，她冲我扮了一个鬼脸，轻抚了一下我的脸。
我故作痛苦的样子，憋了许久的一泡尿故意全部溺在了裤子里，护士掩着鼻，狠狠地拧了我一把，边喊着会计赶快帮我换洗衣物，边甩袖而去。
如此三番，他早已精疲力竭，吃过晚饭已无心思再去啃书，只一会儿功夫便伏到桌上呼呼睡去。
我开始仔细地端量他，他个头虽大，却甚是瘦弱，此时眉宇间隐隐透着一股淡淡的忧愁。我已从护士处得知，仅几天来名医名药的消耗，已足够他三年的工资，尽管他转正后的工资已比原来翻了近三番。
从那个时候，我才得知其实医院里的讲究是非常多的，同一疗效的药只要换了牌子，价格便会成倍地增长，尤其象我当时的这种情况，是最受医院欢迎的，只要有关系，他们尽可以伙同病人变着法子销售他们能够成倍赚取利润的高价药。
想到这里，愧意顿生。第二天，我便主动跟他搭讪。他话不多，我们虽是同事，却从未认真地谈过，彼此之间只能说是面熟还算不上认识，我认为，所谓认识至少应该是相互了解的。
话少的人并不见得便不健谈，恰恰相反，话少的人往往都具有独立的思想极富主见，只要打开了话匣，常常能够滔滔不绝。他便是这样的人，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真诚，尽管他的话跟其他人一样都在受着自身特殊环境和经历而形成的思想的局限，而且甚至有些狭隘或自私，但绝对是发自肺腑的。
他说，我知道你正为转正的事犯堵，我承认，你非常优秀应该转正。但我是必须要转正的，从我到乡里干临时工那天起，我就时刻准备着，或者说我到乡里干临时工就是为着转正而来的。能有今天的结局，也算是天随人愿吧。
你跟我不一样，转不转正都会有自己的一番事业，而我则毫无退路。或许你不清楚，乡里没人清楚，我的家境很不好，所以我从不提及我的家庭，偶有提及也总是含糊其辞，人们便会把我家想象成名门望族，我想否认又害怕否认，唯恐大家看轻了我，最好的办法便是不置可否。
我家兄弟四人，我排行老四。兄弟多，父母头脑又不灵光，偏偏老大老二患有先天性痼疾，眼看着过了四十岁娶媳妇定是无望了。越是头脑不灵光的人，往往越是一根筋，父母便把希望都寄托到我和三哥身上了。三哥出众地优秀，十六岁就考取了研究生，当真天不佑人，考取研究生的第二年，三哥得了血癌，为了不让我家的希望泯灭，父母债台高筑也未能挽住三哥的命。
振兴家业的重任便落到了我的身上，我这样想，也这样鼓励着自己。临到毕业的时候，学业优异的我却因为家庭债务问题不得不辍学了。为了老天强压给我的重任，我不得不牺牲自尊，到处托人才到乡里干了临时工。你知道，牺牲自尊是最痛苦的，无异于煎熬，但为了目标，我宁肯忍受这种煎熬。
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女乡长的女儿，条件是我必须转正。唉，反正是四处求人，四处碰壁，又四处装孙子的感觉，你是永远无法体会的了。
听到这里，我一把推开了他，我决定出院，当然没忘记了到住院部结了医疗费，因为我曾听那位护士同学说他正在为住院费的事儿而犯愁。看着我的举动，护士同学冲我直翻白眼，我已无心再去领会她直翻白眼的进一步含意。这时候，他气喘吁吁地追过来，羞涩地递给我一包东西。
他递给我的是一些包括零钱在内尚缺三百元才够支付医疗费的金钱和一封信，信上说，我告诉你那么多，并非为了博得你的同情和怜悯，只是想要告诉你，命运必须靠自己把握，而不能交给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因此，只要能够达到目标，就没有必要非要去认真地计较手段的高尚与卑劣，因为只有成功才是最真实的，而成功就必须付出代价。
余下的钱，不要担心，我会一分不少地还给你。对了，还有一点儿，以你目前的状况，一味地逃避是徒劳的，因为你是一个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人，必须要有所寄托。
我所说的寄托并非物质的而是精神的，物质不是万能的，永远只能是为人服务的，而人的幸福感多来自于精神的充实。现在正是我们该有所作为的时候，乡办工业到了今天这一步，有本事？拿出一套脱困的办法。后面附上我的一点儿心得，不妨一读。
这无疑是对我的挑战，我必须应战，一时间竟激动得两手发抖。情绪平静之后，往往才是思考。及至静下来耐心地去想，才发现他确思考了一些我从未去想或者不屑去想的问题，这时看来，这些问题确是最现实最实用的，是必须去想的，也就是说，自己虽终日里高昂着高贵的头颅，实际上却连思考的方向也没有，岂非混同于只知吃喝拉撒睡的猪？从这个角度讲，他就比我更超前更优秀。
霎那间，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扒光了欲拿到沙滩上去晒，自卑偏于此时慢慢地聚拢起来，沉重地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忽而高傲，忽而自卑，高傲时目空一切，自卑时变着法子找一些试图说服自己的客观理由，渐渐地又会让自己重新执拗起来：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这样劝着自己，又开始为自己的漫无目标找理由。
我极力回避着这个在我大脑里纠缠不休的沉重的课题，当然也不屑去看他那些所谓的心得。然而，越是要极力回避的东西，往往越无法回避，回避与反回避的斗争让我渐渐模糊起来。
人的大脑跟其他事物一样都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着自己独有的规律：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混沌，清醒的积累带动又克制着混沌，每一个由清醒至混沌又由混沌至清醒的过程都是认识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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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我再次清醒过来，发觉自己已陷入他为我设计的课题当中，终日里忙于相关数字的统计整理和企业管理资料的查阅，烦躁之感反而不见了，心情竟是如此地爽。
我的那篇调研报告终于出炉了，虽赢得了我父亲和我表妹的一致赞成，但此时的我因为已没有了狂傲，反而总觉得底气不足。“只有在学习中才能发现不足”，一个连不足都无法发现的人，犹如浑身发痒却不知痒在何处，必定是一个浅薄的人。
为了增加自己的信心，我又把收藏于箱底的会计给我那封信的附页拿出来对比，观点居然惊人的相似，只是我比之多提出了“借鸡生蛋”的观点。
这说明他至少比我先进了两年，不，其实又何止如此，他始终是一个注重学习和思考的人，他总是比我先进，所以他更优秀。我这样想着，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念叨着“英雄所见略同”。我又算哪门子英雄呢？英雄的观点必定是为人所接受并产生强烈后果的观点，里面有一个为人所接受的过程。
就我当时的处境，必得最先赢得领导的支持。口有大小，大口的话才能最终得到落实。我决定把自己的论文交给当时的副乡长，副乡长刚看了一眼题目就一脸的不屑，但他或许为了证明自己地位高贵，不经意却故作认真其实是胡乱地翻了翻便随手扔到了办公桌上。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地伤害，他又不适时宜地加了一句“你和你父亲一样有本事”。我毕竟已不是过去的我，火腾空而起却最终没有发作。
还在我愤愤不平的时候，以我父亲他们厂为导火索出事了。一个月后，乡里的领导班子重又配齐了，半年后，连书记也调换了。我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便把调研报告直接放到了书记的办公桌上，为此又招致了新任分管副乡长“不懂工作程序却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非议。
可惜的是，这位曾随县委领导坚决地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的书记认为，“大锅饭”是导致乡镇企业不景气的唯一原因，在乡镇办这么多的集体工业本身就是个失误。
反对者则认为，在农村办工业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重要的是带动农民观念的转变，让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的农民逐步树立起工商意识是乡镇工业的又一只要职能。譬如鸦片战争，疯狂地掠夺无疑是可耻的，是中国人怎么也无法也不应该忘记的耻辱，所以我们反对侵略，但在无可奈何中也应注意到“也为我们带来一些现代化信息”这么一点儿聊以自慰。已经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办工业这种冒风险的事情由单个农民去承担根本不可能，也不可取。
纯******扯淡，典型的卖国理论。推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既获得巨大成功又因此而得到提拔重用的实践让这位书记态度异常坚决，听不进任何即使是存有轻微的细枝末节差别的意见，他一到任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业的拍卖行动中，根本无暇去关注我历尽心血才得出的结论。
当时的镇办工业虽然已开始出现大面积滑坡的问题，毕竟还属于新生事物，人们对其象新生的婴儿一样充满希望充满期待，尽管出现过类似我父亲他们厂的情况，炽热的感情却让人们只是把它当成意外。书记的行动立即遭到了激烈反对，虽然据说他的做法得到了县委某个领导的授意和肯定，但县委终架不住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最后还是把他从一片反对声中调走了。
凡事“尽可一而再，但绝不能再而三”，是我父亲对我的一惯要求，尽管心有不服，但我还是没有再向新书记递交我的报告，毕竟我正经受着各方面的非议。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一种逃避，但这种逃避却是非常适宜的。因为新书记到任后，除了一些例常的干部调整，几乎毫无作为。
待人们为此议论纷纷时，我却敏锐地注意到，他所调整的尽是些反对工业拍卖或者因为竭力支持拍卖而最受争议的干部，譬如分管企业的副乡长，调走后便一直空缺。
我预感到，他将要有所作为，我的观点第一次得到了我父亲的赞许。
果然，过了不长的时间，大规模的工厂拍卖开始了，不同的是他把工厂出人意料的巨额亏损全部公之于众，把亏损的原因归结到不完善的体制上，称这些亏损为高昂的学费，进而提出了“能人经济”和“税”的概念，说是能人发了财的同时也带动了经济发展，政府通过税的方式既避免了继续大规模亏损又可以利用税去办该办的事儿，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儿。当真没有想到，习惯于沉默寡言的他声音居然如此有磁性，向人散发出“工厂该卖而且必须卖”的强烈信息。
实践证明，他的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乡民营经济发展。关于他的贡献，自有事实说话，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且说这时候一直空缺的工业副乡长换成了会计，他坚定地支持书记的决定，他总能够搞好与每一任领导的关系，所以他自从转正后，根本没有受到乡里领导频繁变换的影响，犹如坐了飞机，由工委副主任、主任、副乡长一路升了上去，据说他还要继续升。
对比虽往往在身边进行，差距过大便失去了对比的意义。对于他的进步，尽管我仍存有淡淡的醋意，却已无多少嫉妒可言，而且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场合不是我最适合的，我决定辞职。
其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究其原因，恐怕与自己的意见迟迟得不到重视有很大的关系，我那时很固执，不懂得揣摸别人的心思，所以节奏总要慢半拍，所以便要任意而为，凡是自觉认准了的东西总要去试一番。其实，这样是行不通的，但当时尚不能自觉，后来的事实表明，果然再没有转正的指标，关于我的这一段经历也就以我遗憾地离开而告终。
再说工厂拍卖的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关键是没有买主。那个年月，虽说发展经济挣钱早已成了人们的共识，但凡是集体的事儿仍容易犯当初办工厂那样一哄而上的毛病。硬性指标、与工资挂钩的考核等等诸如此类，卖工厂居然也这样，似乎非要在一夜之间处理干净才算彻底。
然而，面对这些虽不大却远远超出家庭经营规模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工厂，又加上乡里提出的严格的由本地人竞拍和现金交易的限制，尽管大家嘴里都在喊着“卖与买”，却并没有人真正去打“买”的主意，即使那些自认为多少有俩儿钱的原来的厂长经理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临渊羡鱼的份儿。
一两个月下来，不仅没有卖掉一家工厂，反而因搞得人心惶惶而让企业经营愈加不堪。为此，书记大为恼火。火自然只能烧向分管工业的副乡长，此时的副乡长就是会计，他最善于忍，火烧到头上仍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火归火，政策不变，事情便难有突破，干着急也是没用。
为官者或许都有这样的劣根性：亲自制定的政策如果贯彻不下去，不仅是个面子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威信，因此即使再困难的事情也必要设法推下去。但为官者必重脸面，为了不失面子，书记便继续冲副乡长发火，口气却是松了，提出只要能卖出去，宁肯调整政策。
只要能够不受任何牵制，便没有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何况原就机敏异常的副乡长呢，他很快便对原来的拍卖政策作出了“对外公开招商、原厂长经理优先购买、帮助协调银行贷款、拍卖所得之后即拥有所有控制权”四大调整。
政策调整之后，果然便开始有人跃跃欲试，跃跃欲试归跃跃欲试，凡事总得有个开端，缺少了开端便不会有继续。副乡长便把目光投向了正思谋着自己创业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与我的谈话仍清晰在耳：问，想发财吗？
答，废话，孙子才不想发财呢。
问，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
问，什么机会？
答，求我吧。盯着略显着急的我，故意拿捏了一会儿才又说，买工厂。
本已跃跃欲试，却故意说，买工厂？别开玩笑了，凭咱乡的工厂有啥可买的？
答，随便挑。
哪里有如此好事？那年月便有，一个急卖，一个急买，又都故意拿捏，但终究两拍相合，我轻而易举地便得到了我们村塑料厂的承包权。
值得一提的是操作问题：应该说，乡里对工厂拍卖进行了认真详尽的研究，并规定了严格的包括资产评估在内的拍卖程序。
然而，问题恰恰便出在了程序上——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评估必须由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但要缴纳必要的费用。由于人认识上的问题，当时还没有人愿去找这样的麻烦，因此评估人员多由一些领导干部、财务人员以及原厂的工作人员组成。
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有人参与，便有操作的空间。所谓的评估结果出来后，资产数额比原来下降了十万，这样的话，我只需承担2万元的银行贷款就可以拿到工厂的经营权。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我把原先承诺的负担银行贷款变成了现金交到了村委，支付现金与负责银行贷款的讲究可不一样，现金是可以用的，而贷款据说至今村里也没有还清，我当初的决定自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我的财富积累便是从此时开始的，果如他所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容易受伤，却毕竟先人一步，仅设备一项，我在使用过几年后仍净赚了二十余万，相当于我父亲最初十年财富积累的总和。
对于我的运作，我始终相信副乡长是一目了然的，或许应该说是在他的默许下进行的，尽管他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这便是默契，默契总在悄悄中进行，有时候办事当真需要这种默契。既赚取了利润又当了典型，尽管我父亲竭力地反对，但我仍无法抑制自己从心里直想跳出来的笑，脚步都变得轻松起来。
那个时候，我把赚取成倍增长的利润当成了乐趣。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一个赚钱的高手，总有使不尽的招法，晕乎乎的，赚取的花花绿绿的钞票毕竟是真实的，这当然需要天才，天才得自于我父亲的遗传。这便是我的感受。
我承包塑料厂毕竟让副乡长的工作开了头，在我对他心存感激的同时，他对我的配合也表示满意。从此以后，工厂拍卖工作逐步有了进展，购买者有外地投资，但更多的还是原来的厂长经理们，因为似乎只有他们才具有如此的实力和关系，关系其实也是一种资源，在他们为集体经营的过程中没少积累了这样的资源，或者应该说乡村企业发展的过程就是培养富翁的过程。
至于其中的是非，无需我们来评价，我们只说由他们独立经营之后，工厂居然能够起死回生，大把地赚取利润，还有税金，当然，他们也做了大量的结构调整工作，工厂的规模在不断地拓展。可以说，我们乡财政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良好的状况，离不开当初的改革，尽管后来关于当初的改革又有了这样或那样的非议和谣传。
与之相对应的，关于他要提乡长的事儿很快传开了，由副乡长直接提乡长，在当时我们县毕竟不多，谣传必多，不相信谣传必定是傻瓜。
此时，对于这样的谣传，我已毫无醋意，我觉得他这样的人原该提拔，尽早地提拔。他在官场里奋斗，我在金钱中滚爬，同样都是事业，他是成功的，我也算不得失败，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世界万物原就相生相克，根本没什么值得如此大惊小怪。
古来就“好事多磨”，沸沸扬扬的传言传了足足有个把月，某一天，县纪委的同志突然找到了我，说是要了解副乡长的问题，根据他们自己讲，说这是现在干部任用所必须履行的程序，但传言却说是因为来自于我们乡的举报信引起了县委领导的重视所致。
我猜想，这必定又是红眼病所致——工厂卖的时候没人肯买，却又急着要卖，只有卖出去了才能算得上政绩，为了政绩，副乡长牺牲了部分的集体利益是肯定的。在等待看购买者笑话的时候，风平浪静，而一旦购买者获得了巨大的让人无法接受的利益，举报便成了必然。所以，我宁肯相信后者，也绝不会去相信前者。从纪委同志的神态，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儿。
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我的业绩甚感惊讶，眼光中便多了些怪怪的猜测和质疑，或许在他们看来，为富不仁是所有有钱人的通病吧，必不肯毁了自己的名声，所以他们既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又对我敬而远之，连我敬烟他们都以不会为由拒绝，而我却分明看到他们其中的一位烟鬼躲到厕所里去抽那种不足三元钱一盒的劣质烟。
人或许都这样，面对巨大的反差，必然会产生怀疑，并由此而任由不信任蔓延，而且我越是热情，他们越怀疑，似乎其中必定地百分之百地存在猫腻。
其实，我和副乡长之间确不存在权钱之间的交易，唯一的能算得上不正常的便是那套书。——人都是有嗜好的，他唯独偏爱书。出于对他的感激，我便托人给搞了一套。
那时候，正兴藏书热，书价约三万元。他果然对此书爱不释手，闲聊之后，我故意托大装作无意地把书送给他。他坚辞不收，只答应借阅，说日后必定奉还。说是借，我当然不会去催要，后来据说是因为组织部长看中了此书便带走了，也说是借，却是有借无还。
关于这一节，我自不会去说。见无法从我这里得到有用的信息，纪委的负责同志甚为恼火，从他对我冷冷的目光中，我不难读懂，他把我列入了为富不仁的一类。后来，这位负责同志居然也调来了我们乡，必然地经过一番磕磕碰碰之后，我们成了莫逆。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单说当时我无法预料后果，也无法猜测其他厂长经理的真实想法，我原准备任由事情发展，却又莫名其妙地不顾负责同志保密的严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他显然不了解纪委暗中调查他的事儿，因为他在认真地听完我的电话后，半晌没有说话，虽然随即便笑了起来，但笑声里透着无法掩饰的孤独和凄惨。笑毕，他又详细地问了负责人的情况，这位负责人也就是我们成了莫逆到副乡长做到书记时接替副乡长做乡长的那位。
之后，谣言突然中断，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半年后，未及谣言再起，他已被提拔做了乡长。
据消息灵通人士称，关于他的任命，县委常委会先后研究过八次，参与调查的负责同志反对了八次，尽管他无法找出足够的证据，但还是让他的任命足足晚了半年，尽管他们搭班子之后，三年中始终团结得如同一个人，让我们乡保持了三年的强势发展。
人是感情动物，免不了要受感情的困扰——只要加入了感情，即使再简单的事也会变得繁复无比，但少了感情又会让生活黯然失色。——待他做了书记，又帮我拿下了我父亲他们厂，这是我们乡最后一个拍卖的工厂。
人也是善良的，度过了从出生到懂事的这一段混沌期之后，便总想着要做一个好人，即具备教科书里所列举的所有的优秀品质的人。可这是很难的，又总会阴差阳错地去做一些违反这些优秀品质的事儿。
说到这里，经营家似还有话要说，但他还是摇了摇手，示意自己的讲述结束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叹息道，其实是非标准是要靠人去体会和裁量的，完全没有必要去做一些无谓的争论。叹息声低得几乎让人无法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