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下放四方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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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69年初冬时节。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雪花纷纷洒洒地在车窗外飘落着……
一列绿皮火车正沿着“沈齐铁路”在吉林与内蒙交界的科尔沁大草原一路向北疾驶……
在这辆火车的第四节车厢内，乘客挤得满满登登，什么坐姿和站姿的人都有。此时已是后半夜3点左右，大多数乘客都处于睡意朦胧的状态。也许是那个时代交通极不发达的缘故，人们出远门几乎都选坐火车。正因如此，本次列车被称为“沈齐”线上出了名的“绿皮慢”。这列火车，每天从齐齐哈尔和沈阳各对开一个车次，全程约需走行两天一宿。许是方便老百姓出行缘故吧，火车几乎见站就停。乘车的人多是一些“背抱摞散”的农民。故此起彼伏的“哟喝声”、睡在过道和座位下的“打呼噜声”、侧歪在座位上前仰后合的“咬牙放屁声”充斥在整个车厢之内。此时，最愁人的事是上厕所。瞧吧，排在厕所门口要大小便的男男女女，面部表情几乎都奇奇怪怪的。有的急不可耐，有的呲牙咧嘴，有的干脆提着嗓子迫不及待地朝里面解手的人“嗷嗷催喊”，有的甚至在排队解手时候还在“假寐”……那一幕幕情景就象刻在了我少年的记忆中一样，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不知为何却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广大旅客请注意！广大旅客请注意！请带好你的随身物品，下一站是坦途车站！”
随着女列车员清脆动听的报站声传遍整个车厢，一些“哈欠连天”的乘客极不情愿地睁开了惺松的睡眼。这时我和老五（当时叫子章，多年后自己改叫会章）、老六（久章）也被继父、母亲和淑峰姐逐个“拍打着”叫了起来。5分钟过后，“绿皮慢”在一个叫做“坦途”的小镇鸣着非常刺耳的汽笛声缓缓地停了下来。跟着迤逦下车的人流，我们小哥仨跟在继父、老妈和姐姐的身后也先后下了车。
此时，东方地平线上刚刚泛起“鱼肚白”。初冬时节的北国之冬虽不象“三九”天那样滴水成冰，但同比吉林老家依然是冷得格外出奇。小镇上没有多少人家，更没有看见袅袅升起的炊烟。随着天光的越来越亮，才看清小镇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银白色的雪野。不大不小的雪花还在不停地飘落着，地上的雪积了很厚的一层。走出站台的人，脚底下还不时地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大草原上的风很大，虽不十分凛冽，但吹在我的脸上照样有一种“刮鼻刮脸”的感受。
“孩子们，快些走！我们去坐小火车！”继父于海生在行进过程忽然转身向我们哥仨大声的催促道。他看上去有50多岁的模样，一身干部打扮，走起路来官架十足，长着一只非常特别的“酒糟鼻”，言谈举止给人以“不怒自威”的感受。此时他身披一件奢华的高档大衣，头戴貂皮男士棉帽，项上围着一条棕色围脖，手戴一副黑棉皮手套，脚穿一双高档军用大头鞋随着下车的人流走在一家六口人的最前面。紧随继父身后的是时年10岁的我；接着是7岁的老五和5岁的老六；后面是我们41岁的母亲杨素琴和18岁的淑峰姐。
记得还在故乡吉林做前往镇赉四方坨子劳改农场下放准备的时候，继父就曾多次给我母亲讲到北大荒冬季“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气候特征。为此，在做出行准备时母亲才提前为我们哥仨和淑峰姐都各做了一套厚实的棉袄棉裤和一身新外套。只记得我们哥仨的外套是“藏蓝色”的，鞋都是一个样式的“水靰鞡”，帽子都是新买的“狗皮棉帽”；走在母亲前面的是淑峰姐，她围着一条色彩鲜艳的“红围脖”，身穿一套大表哥张延忠送给姐姐的一套新军服，脚上穿的是一双棕色反毛棉皮鞋，加之姐姐原本自带“天然去雕饰”的美人相，故这一路走来不知收获了多少“路人”的回头率；母亲走在一行6人的最后边，她戴着口罩，围着一条银灰色的由淑峰姐新织的“毛围脖”，身穿一件黑色带貂毛领的大衣，脚穿一双蓝泥子面的女士棉鞋，外加母亲有着风韵犹在的姣好面孔，故给过往行人留下了很深的“贵妇”形象。
从坦途镇开往四方坨子劳改农场的小火车站相距坦途火车站约有300米的间距。由于这段路雪厚、路滑，外加行走过程人们“一哧一滑”，所以才显得好象走出了二、三里地似的。
小孩子历来是充满好奇心的。我们仨小子从未见过“小火车”。看到这个正在“呼哧呼哧”冒着黑烟的怪物，这老五和老六也不困了，他俩飞也似地抢到继父前面钻上了“小火车”。我也是不乏好奇心的，紧跟着他俩也先继父一步上了车。
上了小火车才知道，这个“玩艺儿”跟刚坐的大火车可不是一回事。整个车身比大火车小多了：先说车头吧，比大火车“小老鼻子”了，“哥俩”从外观看，长得多少有点像，但根本不能相比。再说说车厢吧，大小也不一样，整个火车只有8节车厢。其中有4节是坐人的，其余4节是拉货的。再看看旅客坐小火车是啥感受吧，小火车好象是没有暖气，坐在车上冻得直跺脚。我们哥仨在车没开动时也不敢坐在座上，因为脚冻得老难受了。车上也没有列车员，很多人都站在过道上，所有的人绝对不分“三六九等”，不论是当官模样的，还是穿着“绅士”一点的人，在这辆车上都是一个待遇。
“坦途镇”听名字好象挺顺耳。但在上了这辆车后，我却生起了一缕“忧虑前路”的耽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在后边第4节车厢里还有同车坐着被多名身着蓝色警服并荷枪实弹押解着的10多名带着“手铐”的犯人。这些人一个个面如土色，神态木然。一看就是神志和精神已近崩溃边缘。
“呜—呜—”，随着小火车气笛的一声长鸣，火车终于“呼哧呼哧”地徐徐开动了……转瞬之间，车厢里咒天骂地的嘈杂声也随之平息下来……
小火车在白雪覆盖且一望无垠的旷野上不快不慢地行进着……火车大约在走行一个半小时后，我们一家6口总算在难捱的奇冷中到达了距终点四方坨子还有10公里（全程约80公里）的“树北车站”。
树北，是从坦途坐小火车去往四方坨子中途经停的一个重要“站点”，它位于上个经停站点“哈吐气蒙族乡”和“四方坨子”之间。当我们一家人从小火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已是上午8点半左右。此时，雪花已不再飘洒，阴云密布的苍穹也开始有了“雪霁云开”的征兆。“树北”是当年兴建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建设“坦—四”小火车专线时，为就近就便实现新来“犯人”、干警及往来家属人员分流而设置的一个经停站点。从这里一路向北可就近去达吉黑两省交界嫩江边上的嘎什根、丹岱和黑龙江省的“泰赉”县城；一路向南可经“五棵树”、“李八虎”到达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十分场“张家园子”，以及久负盛名的“丹顶鹤故乡”——镇赉县“莫莫格蒙族乡”。
“树北”既非乡镇，也非村屯。只因地处“五棵树”之北，故名曰“树北”。由此可知，国家是把“四方坨子劳改农场”选在了吉林省西北角与内蒙、黑龙江“两省一区”交汇处的“沼泽之国”。在这里建立劳改农场一则可利用犯人“垦荒”生产粮食，自给自足；二则可利用一望无际的“泡沼”作为“天然屏障”阻遏“服刑犯”的越狱逃匿。事实上，假若你把在押犯人放掉，那么他即使不成为沿途野狼的猎食对象，也定逃不出在某地深陷“湿地泡沼”，命丧于“蚊虫叮咬”。总之，对于城里人来说你假若搞个“问卷调查”，每10人中你提“镇赉”在哪？那么十有其一能答对就不错了；但若问“四方坨子”在哪？那么我敢说十有八九都能答出“在镇赉”。有鉴于此，不难看出“镇赉”是沾了“四方坨子”的光才扩大了老百姓的“认知度”。而四方坨子也早已在国民心中因是“劳改监狱”而成了令人谈虎色变的“百慕大”。
的确，“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就建在“莫莫格国家湿地”中的某些土丘之上。而我们下步要坐马车前往劳改农场十分场下面的四分队“苏可”，还得需要走上小半天才能到达。下了小火车后，继父先让我们进“候车室”在一个用汽油桶改装的“火炉”边烤火取暖。然后他就到外面联系接我们的马车去了。此时，火炉旁已站了一圈取暖的人。还别说，也就10分钟光景大家都暖和过来。表情自然也就不象下车时那么愁眉苦脸的了。 “树北”车站候车室是一幢“干打垒”房，内部空间相对宽敞，外部抹有“碱土”墙面。外观上虽不美观、耐看，但却冬暖夏凉。特别是冬季的“保暧”和春季的“防风”功能尤为明显。准确地说，自打坐火车过了四平“八面城”，我看到铁路两边的很多房屋都是“干打垒”。因那时我在孩提时代，还揣摸不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直到现在才弄明白我们的先祖为什么能在这到处白花花的“盐碱泡沼”之地维持生存的“奥秘”了。而这“干打垒”土房则正是先祖在这“不毛之地”探究生存之道的“智慧结晶”。
“走了！走了！马车到了！”
这时继父掀开侯车室的帆布门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在门口大声地招呼着我们。
一听说有拉车的马，我们哥仨又高兴得撒起欢儿来。老五又是第一个窜到侯车室外面去了，老六紧随其后，然后是我。
接我们的车是一部由4匹马拉的安有两只胶皮轮的大车。驾辕的马是枣红色的，前面左中右并驾齐驱的3匹马颜色也都相差无几。车老板是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看上去也就30多岁的名叫牛二宝的中年男子。待我们一家6口上车坐稳之后，只听牛二宝跟我继父说了句：
“于叔哎，坐稳了咱们走哩！”
随后，二宝用双手扬起大鞭甩出一个“脆响”，口中紧跟着喊了一声“驾！”马车往左一兜便顺着落雪覆盖的乡间道路，马蹄“嘚嘚”地经“五棵树”、过“铁力”、再过“两棵树”一直朝向南面的“苏可屯”跑去……。
大约中午时分，远处座落在一处土丘上的“苏可屯”已然依稀可见了。在马车经过的区域由于覆盖着皑皑白雪，似乎还看不清哪是耕地，哪是沼泽地。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趁着帮二宝叔点烟的当口，我带着疑惑的口气向他问道：
“牛叔，这一大片白茫茫的哪是泡子？哪是地呀？”“噢！”二宝用右手向左一指：“瞧，孩子那下边一定就是沼泽地。”接着他用手又朝右边一指说道：“那边星崩能看见麦秸垛的地方就是俺四分队的麦田！二宝一边吸着烟一边用腾出的右手左右比划着。
可不是咋地，朝左看去还真有一丛丛被雪后凛冽寒风吹得瑟瑟抖动的芦杆在风中摇曳。而右手边在远处的一个麦秸堆旁好象还猫着两个人影蜷缩在那里不知偷偷摸摸地在干着什么。
正在我满腹狐疑之时，牛二宝又跟我继父搭上话茬了：“于叔哎，你上次来信让沙门山留心帮你搞只老鵏尝鲜的事，弄好了今天兴许有门呀！”他随后用手朝右前方天空盘旋的一群“老鵏”一指接着说道：“您瞧见没，张彦军这小子今天好像不能空手哩！”
说时迟 ，那时快，只见那群在天空盘旋的“老鵏”突然陆续落在了“麦秸堆”旁被人为扒出的一小片黑土地“觅食”来了。其不知，这里早被一个专业的捕禽能手张彦军提前下了好多部“翻车子”。那是由张彦军自制的捕禽工具。这两年他没少通过捕售大雁和老鵏赚取外快。此事若放在这年月，借他十个胆好象都不敢碰这些珍禽。但那时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什么环保和珍禽保护意识呀！
继父听牛二宝这么一说，立刻叫二宝停车屏息观瞧。只见，落在黑土地上的那群觅食的“老鵏”。不一会，因几只被翻车套住爪子的老鵏拼命挣扎，故而转瞬震惊了鵏群，致使多数老鵏又腾空飞起。呵，好家伙！张彦军和另一位叫许言义的山东人这回一共套了6只老鵏。趁着鵏群飞去的当口，继父与我和老五快速地朝张彦军和许言义那边跑去……
张彦军是劳改十分场苏可分队长张连友的亲侄子，张连芳的大儿子。年方16岁，长得人高马大，穿了一身掉了色的黄军服，腰间系着根麻绳，棉帽的两只帽耳反扣在后脖颈上，说话还多少有点“大舌头”。但人特别热心、厚道。看到继父与我哥俩跑过去，张彦军还瓮声瓮气主动跟我继父搭了话：
“于叔哎，你是成及有口福哇！知道你今天带着家里人要过来，这老鵏都来给你接风喽！”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从翻车上解下的一只老鵏拴好腿和翅膀后递给了我继父。
继父在接过老鵏的同时随口问道：“彦军大侄子，这只老鵏得多少钱？”
只见张彦军不耐烦地摇了摇右手说道：“啥钱不钱的，就当我给婶子和姐弟们接风了！”
“好！彦军大侄儿，那我先谢谢你了！”说完这句话，继父提上老鵏和我们哥俩又返回坐上马车继续朝南边依稀可见的“苏可屯”跑去了……
“苏可屯”是四方坨子劳改十分场下属的一个最大农垦作业队。原本是隶属五棵树公社的一个农村大队，后整建制划归劳改农场。该屯是方圆30公里范围内的最大村落。自划为张家园子十分场第四作业队后人口规模爆增，常住人口由原来的1000口人一跃增加到3000人；耕地面积由原来的110余垧增加到900垧，是十分场下辖6个农耕作业队中小麦机播面积最大的农业机械化分队。
苏可屯南北有一条穿屯而过的主街，路的右侧片区是农场分散居住的一百二十多户职工家属；路的左侧片区，在从南到北的一个大斜坡上成排的建有三十多趟“干打垒”土房。在主路的中央区域，分别建有学校、供销社、卫生所、农机作业队等。在主路的最南端，建有砖木结构的红色场部办公区和大礼堂、食堂、变电所等公共设施。在屯子的西南边缘建有农场的一处种马场；在屯子的正东约1.5公里区域建有一处大型“沙果园”和一处为职工和家属种植蔬菜的“菜园子”。
拉着我们一家人的马车在跃上苏可屯北坡土丘时，天空已开始放晴。一缕缕的日光偶尔会从裂开的云缝中投射到地面上。冷风还在耳边呼呼地擦着面颊吹过，但风力不是很大。当马车跃上岗丘之后，四匹马开始由巅跑变为碎步慢行。此时，恰好赶上农场职工下班和学生放学回家吃午饭时间。三三两两的男女职工和一帮帮学生有说有笑地顺着中央主路左侧人行路往家走着。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认识继父，还时不时地摆手与継父和牛二宝打着“招呼”。因为，继父早在一年前就下放来苏可屯工作了，屯子里的男女老少都认识他。这次他是经四方坨子总队长特批专程回吉林接老婆孩子的。
在途经学校、供销社，机务队大院时，墙面上赫然地用石灰桨刷写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时刻准备打仗”；“坚决打败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等宣传标语。此外，在主街西侧路边还看见有多个用3根圆木支起的三角形木架。每个木架顶端都装有一个滑轮并向地面井坑中坠有一根长绳。原来那是农场职工在昼夜不停地开挖地道工程。当时，在黑龙江珍宝岛刚刚爆发苏军入侵我国边防哨所的军事冲突。同时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又陈兵百万，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是在这苏军大兵压境之际，劳改农场和周边农村都把“深挖洞，广积粮”当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大约在中午12点左右，马车总算一路颠簸地绕过场部和大礼堂，停在了场部食堂门口。这时，个头矮胖、脸面黝黑的苏可分队书记祝金山和身材瘦高，眼睛看上去有点一大一小的队长张连友一同从食堂迎了出来，逐一同刚从车上下来的我的母亲和淑峰姐握手打着招呼：“老嫂子，这一路上让你和孩子们受苦喽！俺这疙瘩条件不比城里，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别外道了，直接跟我和连友队长说。”
母亲笑盈盈地回道：“让你们费心了！今后不能少给你们添麻烦！”
这时，只听一个扎着围裙的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男子用一口山东话推开食堂风门大声招呼道：“祝书记，俺给客人擀的热面煮好了！再不吃就坨哩！”这个人是食堂炊事员沙门山。 随后我们一家人还有二宝一同走进食堂吃饭。祝书记和张队长因已先一步吃罢午饭，便转身向办公室走去。
也许是一路冻饿交加的缘故，中午的这顿面条每个人都吃得特别香。对我来说，那是今生今世口感最好的一顿面条。听我继父说，面是用分队自己新开垦土地播种的头茬小麦磨的。用现在的专业术语说那叫“有机面”，所以吃在嘴里才会有不同凡响的感觉。
继父是第一个吃完午饭的。只见他先到墙旮旯把老鵏拎进了灶房里。一看那架式我就知道这两天要有“美味”吃了。
老五和老六又是最后吃完面条的。两小子撑得接连打着“饱嗝儿”。当我们陆续走出食堂时，牛二宝已在变电室门前把车上的行李都搬进了屋里。于是，我们又陆续进了这个行将要住下的新家。屋内早已打扫干净，大约有25平方米的空间。在靠近南窗一侧搭有一铺8米多长的土炕，看来从今晚开始一家6口人就要都挤在这一铺炕上了。沙门山知道我们今天全家到，故已提前把炕烧得挺热乎。就这样，一家人的千里奔波就此打住。但对我而言，十八载春秋的艰涩岁月才刚刚开始……
还记得在“北大荒”地区流传着“宁吃飞禽一两，不吃走兽半斤”的乡村俚语。就我家到达苏可屯的当晚，由山东伙夫“沙门山”给我们做的“红烧鵏肉”不仅是难得一尝的“绝世佳肴”，而且也是我今生吃到的顶级“人间美味”。
老鵏这种大禽，体重和个头比之家养的大鹅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羽毛是灰褐色的，体态臃肿笨拙，现属国家一类保护禽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老鵏似乎已经绝迹。究其原因，是人类残酷猎捕和可供繁衍栖息之地被人为破坏所致。
继父在苏可屯是一位绝对的“美食家”。他不仅会吃，而且还总爱下厨露上“两手”。在品偿了沙门山所做的“红烧鵏肉”后，他的评语是“烹艺不输顶级名厨，味美不亚禽中飞龙”。家在城市的时候，我在江南公园也见过不少珍禽，却从未听说过老鵏这种大鸟，更别说尝其美味了。总的感觉是，“鲜嫩味美，奇香盈口。”堪称今生今世一次最美的“舌尖感受”。
在入住“苏可屯”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领着我和老五到苏可小学联系插班上学的事去了。接待我们的是大个子校长“孙永余”。大概也就10多分钟的功夫上学的事就办完了。我插班三年，班主任是一位看上去蛮漂亮的名叫王桂香的女老师。老五插的是一年级。跟母亲分开后，王老师把我带进班级介绍给全班同学，然后安排我在北侧第二排和一位叫祝莉的女同学共用一桌。
苏可小学三年班是全校一至五年5个教学班中学生最多的一个班级。共有学生48名，男生比女生略多。跟我同桌的祝莉就是祝金山书记的女儿；同班张亚范的父亲就是队长张连友。记得当时学校曾流传过这样两句儿歌：”一日生，两日熟， 三日能和泥球球。”
可不咋地，一点不假，我入班三天还没到放学光景，就早在操场上和一群淘气的男同学疯翻了天。他们当中有崔苍松、邱元友、李瑞峰、王军、王志国、周静臣、许言信、魏仁君、张恩志。在班内的女同学中，现在能想起名字的有靳凤华、鲁春荣、曲淑芹、冯淑华、王淑兰、朱莉、张亚范等。
整个学校，现在依稀能记得名字的老师有马文秀、于桂琴、王桂香、徐星国、孙有余等。在这些老师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文秀老师。马老师是教我们班音乐和体育的科任老师。她长相虽不漂亮，但对学生却不乏亲和力。所有的同学都非常喜欢她。
我们家自打在苏可屯入住后，所有的生活均逐渐进入常态。继父接着去上班、下班，每天必须自斟自饮喝上二两“老白干”；淑峰姐姐也去上班了，每天跟般般大的姑娘一样加入了”深挖洞”的劳动大军；我跟老五有规律地上学、放学；老六在家陪母亲；母亲就是一天三歺地在家里操持着家务。
在变电所我们家住了大概不足一个月，祝书记和张队长就给我家在连片住宅区的最后一栋住宅靠西山墙把头安排了2间“干打垒”住房，面积约有60平方米左右。这时，用火车发来的箱柜等家具也陆续到了。经过两天的拾掇安顿后，我们总算带着一丝乔迁的喜悦，搬离了一家拥挤不堪的变电所，住进了相对条件好点的新家。但从城市到农场的巨大生活“落差”，仍使母亲难过得总是在漫漫冬夜里暗自垂泪。
其实，人生在世最令人伤感和痛心的莫过于“生离和死别”。
随着1970年春节的日愈迫近，母亲牵挂独留千里之外吉林三哥的心情也愈加急迫了。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母亲忙活小半天为家人备了一桌饭并还包了酸菜馅饺子。可是当6道菜上桌，饺子也端上来之后，母亲却不见了身影。我随即跑出屋外想看看母亲到底干啥去了。结果我发现此时的母亲正在山墙根下低声地啜泣。这一天虽说是她的生日，但她一想到三儿还远在吉林不能与家人共吃这顿“团圆饭”，所以她才会泪如泉涌，心如刀绞。
在苏可屯新增的人员中，结构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当中有的是劳改农场刑满释放滞留当地的就业人员、有的是“摘帽”右派不愿迁返故里人员、有的是省内公检法系统在政治或经济上犯过错误的下放改造人员。在这各色人等当中，每个人都有不一般的智商，而毎个人又几乎都拥有让人匪疑所思的不凡身世。
就拿我继父于海生来说吧，谁都不曾想到他竟是扶余三岔河地区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双枪于大头”。他原本出身于扶余县“大林子乡”的一户贫苦农民之家。是家中五儿一女中的“老大”。在“伪满”时期，由于大林乡地处吉林与黑龙江省交界处，东部毗邻弓棚子、长春岭、三岔河；向北隔第二松花江与哈尔滨“三肇”之一的肇源县隔江相望。在14年东北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时期，这一两省交界地带即是赵尚志、李兆麟领导的抗联第三军下属一支名叫“十三省”游击分队的活动区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遏制“日本开拓团”在松花江两岸的“移民拓荒”和“惩治汉奸”。据继父老弟于海春介绍：1940年上秋的时候，他25岁的大哥因实在太饿掰了地主王老七家几穗包米在草甸上拢火烧烤时，被王老七的儿子发现导致双方动起了“五把抄”。结果在撕打过程中王老七的儿子被脾气火爆的继父用镰刀把左耳朵给削掉了，吓得王老七儿子捂着“哧哧”冒血的耳朵“妈呀！妈呀”地叫着往家里跑……，待火气平息之后，继父知道祸闯得不小，觉得“三十六计 走为上”，故他把牙一咬朝屯子方向连磕三个响头大声喊道：
“爹—！娘—！不孝儿子对不起你二老和珍儿她娘俩了！”
随后，他起身便消失在逃往“三岔河”的乡间小道上。就在继父跑了不到5分钟，王老七带着十几个家丁扛着“尖镐”，手持大刀就追来寻仇了。若非继父跑得快他不被打死至少也会被削去两只耳朵。王老七复仇未成，于是转身把报仇对象瞄向了继父的妻子和一周岁大的女儿“珍儿”。王老七的这一举动终于激怒了于氏一族。为保珍儿母女平安，全族男女老幼齐上阵拉开了和王老七一伙“火拼”的架势，足足相峙了有一个小时。最后在屯子老辈人的“说和”下总算把势态平息下来。继父这边珍儿母女搬去自己母亲家居住，把房子顶给王老七儿子就权当伤残补偿了。
再回头看看继父。此时他已一气逃到“三岔河”在“刘秃子”马掌铺落脚当了“帮工”。早在一年前,继父就跟刘秃子面熟了。如今见继父一脸愁云的跑来三岔河,知道他肯定是遇上难事了。所以他也不多问就把继父留下当了一名只管饭，不管钱的“帮工”。
刘秃子是1937年从肇源搬到“三岔河”镇的。他马掌挂得方圆百里甚是有名。不糊弄人不说，一副马掌若跑不上一个月免费“包换新掌”。凭着这份信誉和“口碑”，刘秃子便结识了好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其不知，刘秃子是深藏肇源“十三省”抗日队伍中身怀“绝技”的抗联战士“马掌刘”。由于肇源“十三省”大掌包等多位主要干将相继牺牲，故剩下的抗联战士迫于形势压力只能“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正因此故，“马掌刘”才奉命南避扶余“三岔河”在暗中发展力量隐蔽开展抗日活动。
继父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马掌刘”一个不奇眼的收留举动，竟让他成了日后在三岔河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双枪于大头”。正所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44年5月，就在“马掌刘”策划指挥的一次袭击“长春岭日伪警所”的除奸行动中，因事先不慎走漏风声，最终导致“马掌刘”马失前蹄牺牲在长春岭。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在袭击行动开始的前一天，一位叫高占德的长春岭警尉来三岔河开会。中午吃饭时被同事灌了个“酩酊大醉”。在路过“马掌刘”店铺时他实在是太困了，于是临时决定趁给马换副新掌的空档想“打个盹”休息一会儿再西返长春岭。但见他把马嚼子往马掌桩上一挂，进到店里倒头便在木櫈上呼呼大睡了。见此情形，马掌刘和继父都以为这个家伙睡得死死的呢，所以在对话过程一不小心泄露了第二天凌晨3点“袭击长春岭伪警所”的绝密信息。表面看，高警尉好像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其不知这家伙是个“海量”的酒鬼，表面看似迷迷糊糊，其实神思尤为清醒。马掌刘和继父的对话被他一字不落地都记在了心里。高警尉直到钉完马掌被继父推醒上马离去，这个狡猾的家伙都没露出一丁点破绽。
翌日凌晨3点，马掌刘指挥12名抗日队员准时包围了长春岭伪警所。然而，当一名队员翻墙进入院子打开院门有一半人员刚进入大门时，有两顶安在正房房顶的探照灯突然把院门口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接着，两挺机关枪对准院门“嗒嗒嗒嗒嗒”就是一阵狂扫。马掌刘冲在所有人的最前面；我继父紧随马掌刘的身后，若非前面有他挡着，继父恐怕早就没命了。遗憾的是马掌刘到死都没功夫交待一句话，他只是跟继父使劲握了两下手就算是对继父饱含深意地作了临终的嘱托和交待。说时迟，那时快，继父突然抬手“叭叭”两枪把两眼探照灯打灭，后边没有中弹的队员趁此当口迅速从院门快速地退去200米外的安全地带。后经清点人数，十二名参战队员有七人当场牺牲。包括继父在内只有五人死里逃生。
马掌刘牺牲后，继父心如刀绞。他连夜遣散了剩下的队友，然后独自一人潜回了大林子乡老屯三弟家的菜窖里躲了起来。开始有一个问题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即为何计划周密的的行动转眼变成了惨不忍睹的败局？直到三天后三弟告知从三岔河那边传来消息说：马掌刘等七人的人头被小日本割下装在木笼里正挂在三岔河广场日军司令部门口的旗杆上当街“示众”。同时还说长春岭的高警尉在这次剿杀“马掌刘”等七名反满抗日分子战斗中立有大功，现已升任三岔河伪警署副警长并获领不少奖金。得知这一消息，继父气得指天发誓若不杀死汉奸高警尉，替马掌刘报仇雪恨誓不为人！
1945年4月中旬的一个月暗云黑之夜，经过一连多日的侦察、摸底、踩线，机会终于来了。继父和他的另外两名队员经过一番化妆之后进入三岔河开始实施“锄奸计划”了。
高警尉这个家伙是个集阴险、狡诈、凶险、狠毒于一身的恶棍。自从升任三岔河伪警署副警长后，仗着有日本“黑田少佐”的赏识开始肆无忌殚地为害十里八乡。高警尉最缺德的是极为好色。在三岔河他要是看上谁家的姑娘或媳妇那是准没好。在这方面他简直比日本人还禽兽不如。当了副署长后，三岔河镇的买卖人年节都得给他上“孝敬银子”或献上“有姿色的女人”。谁要敢说个“不”字立马叫你“关门大吉”。在升任副署长一年多时间里，他在镇上同时霸占着七个女人，年龄最小的才十五岁。继父得知高警尉专好这口以后，为投其所好他专门花大钱从辽宁铁岭那边请来两位“二人转”演员。其中那位艺名叫“小百合”的女演员年方二十，长得象天仙一般美丽。在舞台表演时，其曼妙的身姿、甜美的表情、一举手一投足、一嗔一怒、一颦一笑足可钩走任何一位“采花贼”的魂魄。有了这张“王牌”后继父觉得已有了铲除高警尉的八分胜算。
“小百合”的演出是在三岔河最好的“站前戏楼”准时上演的。开始三天高警尉逢场必到，但自我防范很严，身边总跟着四名伪警。三天过后见安然无事这家伙就有点放松了，身边的伪警开始变成两名。尤为要命的是他焦灼难耐的心实在是让他无法再装斯文了。故小百合演出刚一结束，这家伙果然自己就上了后台化妆室想强行猥亵“小百合”。他的这一举动继父早就料到了，于是在暗中紧随其后。待到这家伙堆着满脸淫笑突然扑向小百合之际，继父猛然窜出用一根细钢丝绳从高警尉身后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同时另两个队员迅速让小百合和男演员披上事先备好的黑色大敞迅速从戏院后门上了一台事先停在后街的马车神速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与此同时，戏院舞台正由另外一对二人转演员上演着“马前泼水”。台下的看客包括两名伪警谁都不会想到后台化妆室所发生的一切。
由于继父是带着满腔仇恨勒杀高警尉的，所以都没让对方使出一点挣扎的动作就一命呜呼了。随后，继父从戏院后门跑出快速跳上拴在胡同电杆上的一匹黑马飞也似地朝前郭尔罗斯方向跑去……
二十分钟过后，当“马前泼水”一唱完，仍不见高警尉从后台回来，两名伪警才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才蹑手蹑脚地向后台走去。但一切都晚了，化妆室里只有高警尉直挺挺地圆瞪两只眼睛，口吐一条长舌地横卧在地上。同时在胸前还放了一张字条，上书：“杀人者于大头！”
高警尉被勒杀后，黑田少佐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派出宪兵队封锁了东南西北四面进出镇子的路口。但为时已晚，此时继父和小百合等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向全世界发布“终战诏书”。时隔不久，大批苏联红军接管东北全境。紧接着一批又一批关内八路军进入东北，还有一些退到苏联的东北抗联人员也陆续回到国内。其中，有一位叫王根宝的“十三省”老战士还专程赶来三岔河寻找“马掌刘”的下落。这时，正赶上继父从前郭那边返回三岔河，所以有幸跟王根宝见面并向他讲述了“马掌刘”牺牲及勒死汉奸高警尉的具体经过。时隔不久，共产党很快在扶余三岔河建立了地方政权，并相应开展了土改和剿匪工作。鉴于继父在抗战期间的“除奸”表现和王根宝的鉴证，继父被安排到三岔河公安局当了治安科科长。而后他相继在剿匪工作中多次立功。1958年因工作需要被上调吉林省第二监狱任供销科长。随后，妻子和女儿珍儿也一并随迁吉林市生活。
自打过了腊月小年，苏可屯的“年味儿”首先从天真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中散发出来了。
跟城里孩子嬉戏打闹生活方式不同的是，苏可屯的孩子们喜欢仨俩成群，四五成伙地出西家串东家。缘于此故，好像也就十几天的功夫，我和老五几乎就串遍了苏可屯所有半大小子的人家。由于接触的人家多了，玩伴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此外，通过串门子得知在苏可屯爆增的外来人口中有一多半是来自山东高密、诸城的支边人口。他（她）们与本地“东北土着人”的区别是，人家勤劳、心齐、能吃苦、抗压性好。相比之下，东北人懒惰、保守、奴性太强、思想僵化、开拓性差。但有一点山东人是比不了的，那就是“土着东北人”不论男女在遭遇急难险危境况拼胆略时往往要比外来人略胜一筹。要不咋说“二人转”戏词中会有“关东女子猛如虎”的唱法呢！
记得还是那一年腊月廿六的早晨。我家刚吃过早饭俺班大个子同学邱元友“呼哧带喘”地跑来我家带着很浓的山东口音兴奋地告诉我说：“孝章，听说今晚“小岗子”演电影《地道战》，可打仗了，你去不去看！”还没等我回话呢，母亲在桌子上一边捡碗一边不无担心地说：“没有大人跟着光你们一帮小孩去可不中啊！听说这条道晚上可背了！”
“大娘，别担心！我二哥邱元义和张彦军他们和俺一起去！”为消除我妈的担心邱元友又随口补了这么一嘴。听了邱元友这么一说，我冲着厨房刷碗的母亲多少有些不耐烦地说：“妈，你就别说了，我一定要去！”这时坐在炕梢翻看“小人书”的老五和老六也都从炕上蹦到地上一起喊着要跟着去。我随口敷衍道：“行行行！晚上一定领你俩去！”说完我跟邱元友便又去串掇别的孩子了。
当我俩离开我家顺两栋住宅之间的屯路向南一路小跑的时候，突然从右栋“干打垒”第一家院门“毛毛楞楞”地快步窜出一位个头挺高挺膀，梳着一条大辫，额前刘海略带“羊毛卷”的女孩在屯路中间把两臂一张，两腿一叉便拦住了我跟邱元友的去路：“哎，俺跟你俩说说，晚上我们几个女生想跟你们一起去小岗子看电影行不？”跟我们打招呼的这个女孩是比我们高一年的毛玉秋。她年龄其实跟我相仿，就是上学比我早了一年，个头发育得比我高些罢了。她父亲毛书文是苏可分队的电工；母亲名叫张艳芳。看到毛玉秋已经摆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驾式，邱元友随口答道：“腿长在你们身上，不让跟着，是我能说得算得吗？但丑话可说好了，出了啥子事俺可不管！”就这么一边说着，邱元友还一边故意给我使了个眼神。于是，俺俩突然“撒丫子”向苏可屯西片区跑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农场和农村的文化生活依然单调而又枯燥。偶尔能看上一场电影简直就是那一时期孩子们望眼欲穿的天大快事。
苏可屯本就不是很大，故位于西边十里外的小岗子放映露天电影《地道战》的消息早就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苏可屯。所有的孩子们心里都像长了“草”。大家都在盼着今天的太阳还是快一点地落下山去吧……
那一天的黄昏时分终于在我们焦灼难耐的等待中姗姗来到了。想去看电影的孩子们都在屯西去往小岗子村的路口不期而遇了。屈指一算，好家伙！连男带女、连大带小共有81人。其中有16岁左右的大男孩14人。
隆冬时节是夜长昼短的。大概也就5点钟光景，天已经黑得不象个样子。那一晩，夜很静，夜风也很是柔顺，天是晴的，满天的寒星依稀可见。所有的人排成一溜长队，一个紧跟一个，鱼贯而行。老五是在我们临近出发时赶来的，母亲说啥都没让他带久章来，弄得久章在家好顿闹不说，还挨了老妈两“笤扫疙瘩”。
当我们一行人到达小岗子露天电影放映场时，电影还没开演。在面对高挂银幕的正面，观众已经有序地坐着从自家携带的椅凳排成了一个大扇面。其间以老人和孩子居多。在大伞面左右两翼和后边人们围了一圈又一圈。靠里圈的直接站在地上，靠外圈的就只能站在凳子上了。就在电影机开始转动的一刹那，嘁嘁喳喳的嘈杂声终于平静下来。电影在未放映正片之前先放了一卷《新闻纪录片》，随后才正式放映《地道战》。
绝不“扒瞎”地说，我那时是带着对“英雄高老忠”无尚崇敬和对“山田和汤司令”无比憎恨之情观看这场电影的。时至今日，该部影片中由多位老艺术家塑造的“高老忠、高传宝、赵平原、山田、汤司令”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深植心中挥之不去。
时间过得真是老快了，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觉得好像还没演完似的就“煞场”了。此时，由于眼睛长时间未离开过银幕，故对天气骤然发生的突变，所有人似乎都没有一点感觉。谁都不会想到一场“特大暴风雪”正在向毫无准备的科尔沁大草原快速袭来……正如文人墨客形容暑季“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样，“暴雪欲来同样风生满楼”。可不，当我们一行人鱼贯离开小岗子的时候，从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力突然加大，大片大片的雪花砸到脸上让人瞬间就睁不开眼睛了。好在风刚起，雪刚落，气温还没有一下骤降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这时，偶尔朝远在十里之外的苏可屯望去，高悬在场院水泥杆上闪亮的“水银灯光”还依稀可见。所以不论男女每个人的心起初还没有恐惧感，但多少都有点心慌。走在我前面的是邱元友；元友前面是邱元义和张彦军；我跟在元友身后；老五跟在我身后；老五的身后是崔苍松、王志国、王军；再往后是毛玉秋、靳凤华、鲁春荣等多名女孩。大家一个拽着一个像蜗牛一样缓缓地向前走动着……
此时，时间大约是在晚上10点左右。风越刮越急；气温越降越低；雪越下越大……苏可场院的灯光再也看不见了……孩子们相互抓着的手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麻木了……终于，个别胆小怕冷的女孩和年龄偏小的男孩开始间或发出低沉的啜泣声……
正在此时，临时充当队伍总指挥的邱元义通过“一传一”的方式把话传了过来：“不论男女，为防止冻坏露在外面的手每人必须允许后边的人紧紧抓住前一个人的棉裤裤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场《地道战》电影邱元义真没白看，他的这招“实在是高”。若非他灵机一动使出这一“高招”，还真不知要冻坏多少孩子呢！
大约在半夜11点左右，狂风卷集着乌云，终于把这场突降大雪演变为一场50年难得一见的“白毛风”。此时，风力约达10级。好在气温还没有降到令人无法招架的程度。这时，走在最前面的邱元义又传来第二道命令：“停止前行，不论男女每5人必须抱成团蹲于地上，等待分场派人接应！”事实再次证明：这同样又是一计“高招”。若非如此，那一夜百分之百会要出人命的。
“时间就是生命，暴雪就是命令！”苏可分队朱书记和张队长在场部办公室正在紧急调度车辆和救援人员。约在十点半左右，由4台“耶特”和10名救援人员带着面包、白酒等迅速朝小岗子方向顶着风雪摸了过去。
记得后来我在《狼图腾》一书中曾看到有过“雪夜风高日，狼群出没时”的描述。让我们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的是，还是那个大暴雪之夜，就在我们紧挨在一起的两个人圈外围不知什么时候有多只上下左右翻动且射出蓝光的狼眼正贪婪地瞄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由于夜黑可视性不好，加之每五个人是处于挽肘、围蹲、低头、面地、闭眼状态。故也就等于谁都没看见一样，所以自然也就没人害怕或吓得连哭带叫了。好在狼这种猛兽它历来是不猎杀死物的。也亏着当时的孩子们是处于围拢死寂状，才让那几只狼只是在一米之外摇头晃脑的逡寻嗅望着，才一直没有做出攻击的动作……
大约十五分钟以后，从苏可屯出发的“耶特”救援队就亮着灯柱“突突突突”地驶到蹲坐在地上的这群孩子跟前。此时，暴风雪好像更加肆虐，鹅毛似的雪片扑打到脸上让人很难睁开眼睛。待4台“耶特”依次列队停在人堆跟前的时候，救援人员开始从车上下来并在8支“耶特”灯柱的交叉照耀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连拖带?地推上了有一侧打开沙箱板的“耶特”拖车上。
邱元义、邱元友、毛羽秋和我等四人是最后在救援人员掩护下开始上车的。这时，只见两只缓过神的灰狼在灯柱里偷偷绕到了我们跟前分别咬住了毛羽秋和邱元友的棉祆袖，任凭3名救援人员怎么用脚踹狼就是不撒口。放在一般孩子的身上这场景可能早就把人“吓瘫”了，可是人家毛羽秋却转身用右手拎着的一根铁棍“啪啪”两下就把两只灰狼打得“嗷嗷”地嚎着跑走了。随后，所有的人都上了“耶特”。直到这时，惊魂未定的孩子才一个个地掩面放出一阵哭声来。其实，那是孩子们的喜极而泣。正是这场骤然而来的科尔沁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白毛风”才给我们这群孩子留下了永远烙在心中的记忆……
事实证明，在骤然突发的“大雪暴”面前，人类将永远是脆弱不堪的。好在那一夜苏可分队救援及时外加孩子们在邱元义组织指挥下“自救得当”，除23个孩子的“手脚耳脸”有轻度冻伤之外无一人有生命之忧。然而，同是跨屯追看《地道战》电影的“腰杭乃”和“兰家堡”的孩子在返回本屯的路上因自我防范不当却被活活冻死了三个。令人心有余悸的是，当第二天早上家家推开房门的时候，一米来厚的雪都把房门堵到无法推开。走到外边一看，所有的道路都没存雪，只是家家房前屋后和低洼窝风之处积雪特多。个别地方多达两三米深。直到后来方知，那场50年一遇的“大雪暴”给镇赉东部农耕区域造成的灾害还要小些。雪灾最严重的则是以牧业为赖以生存方式的“莫莫格”、“岔台”、“哈土气”等地牛羊成圈成圈的被冻饿而死。灾情过后的村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很多百姓都不得不被迫离开家园，浪迹他乡……
腊月“廿六雪暴”过后四天就是1970年的“除夕”日了。好在铁路和小火车还在照常通行，农场每天到树北接送站的也由通常的马车改用了“马拉爬梨”。这种交通工具在雪地上跑起来似乎更为轻便、快捷。
约摸是腊月三十的那天中午光景，我的三哥贵章搭坐苏可分场接送站的“马爬梨”回来和我们一道过年了。自打来到苏可屯脸子几乎没有放过“晴”的母亲看到自己最惦记的三儿从吉林回家了，她的那张“苦瓜脸”总算露出了一丝笑意。她先是给三哥按老家吉林“上车饺子下车面”的习俗擀了面条。吃完面后，她又接着使出她的手艺给三哥理了发。我和老五久章还有继父昨天都先理过了。老妈的这手“拿手活儿”简直让苏可全屯子的人羡慕极了。别人家的孩子年节也都收拾头发，但不是专业手把剃的，有的看上去就像是“狗啃的”老砢碜了。在这点上，老妈的“理发技艺”着实给一向爱美的继父在农场台面上可是赚足了面子。每个当官的都巴不得盼着能让我的母亲给收拾收拾头发做为一件倍感体面的事。当时，继父在苏可虽不属“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但也是被“专政对象”。为此，一向聪明的母亲也深谙其中“奥秘”，懂得如何用自己的这点“手艺”为继父赢得相对宽松的“管制空间”。在我的印象中，当时苏可分队的朱书记、张连友、会计许兆富、军代表老由、管教崔勋哲等人都纳入了母亲定期为其提供无偿理发服务的关照对象。这些人个个不乏爱美之心。正由于老妈投其所好满足了这个权力圈层的“爱美需求”，所以才一定程度地帮助继父改善了他在苏可屯下放劳改期间的“人权状况”。
1970年的大年三十伴随着中苏两国继“珍宝岛事件”之后的“剑拔弩张”终于到来了。
这一天，农场破天荒地给全场干部放“雪假”一天，目的是让大家“各家自扫门前雪，干干净净过大年”。
吃过早饭，继父即向全家人主动请缨，今年的年饭由他亲自下厨“掌勺”。于是他找来纸笔便独自去“纳摸”年饭的“煎炒烹炸”菜谱去了。
母亲还是不闲着，照着苏可屯的“年俗”她已经蒸了好几天的“年饽饽”了。主要有“年糕”、“粘豆包”、“冻饺子”、“豆沙包”等。苏可屯的“年俗”有个讲究：即从大年初一到初六女人不下厨。故每顿饭都以馏“年干粮”为主。因此家家户户小年一过就开始一锅接一锅地“蒸饽饽”，然后放在外边冻好，再存放到窗根底下的大缸里。
淑峰姐这两天一有空儿就帮老妈打扫室内卫生、浆洗被褥。今天上午她还约了闺蜜陈桂兰和张亚琴要到家里来学习“剪忠字”和“贴窗花”。这不，说着念着的功夫那姐俩就有说有笑地走进了屋里。陈桂兰年方19，身材高挑，眉清目秀，比姐姐大一岁。二舅是苏可分队长张连友；哥哥陈贵福是苏可机务队长。张亚琴年方16，个头不高，面庞白净，丰腴俊美，是苏可分队赶牛车的“车把式”张连芳的二闺女，跟陈桂兰是姑舅表姊妹。这两人进屋之后就被淑峰姐让到炕上。由于姐妹间很熟，故俩人也绝不外道。和姐姐比，那姐俩的手可比俺姐巧多了，没多大功夫就把上边显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大“忠”字的“文革窗花”剪完并贴在了门窗之上。随后，张亚琴又拿出随身揣来的“旯拉蛤”在炕上就地玩了起来。经过几局角逐，张亚琴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试”。看得出，那是姐姐在苏可屯生活三个月最快乐的一天。
现在再来看看我和老五老六那天上午都忙乎了啥吧！早饭过后，我们哥仨首先是用土篮子从院内往外清雪，然后就跟毛羽秋他弟弟“毛蛋”，还有于德水的儿子等一帮半大小子带上自制的20个铁夹子到苏可屯西岗子去打“雪雀”了。
苏可西岗子是整个屯子的最高点。虽刚刚经历“廿六雪暴”，但因风大岗上存雪还不是很厚，用脚一踢很容易就能露出地面。此外，选择这个地点捕捉“雪雀”，是因为这里原为一片谷地，是各种鸟雀常来光顾的觅食场所。
当我们一帮小家伙各自拎着铁夹、柳编笸萝、包着谷穗，蹚着没过脚踝的积雪爬上西岗子最高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老五跟老六更是累得直“咳哟”。尤其是老六久章在爬上西岗子至高点之后算是彻底放赖了。只见他“四仰八叉”把自己整个身体重重地往雪地上一砸，由于用力过猛竟把整个身形都深深地嵌入了雪地，楞是活生生地砸出了一个格外醒目的“大”字。
记得那天上午天空是朗晴朗晴的，没有一丝云彩。站在岗顶环望四周，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银色世界。
出生在苏可屯的农场孩子几乎都熟知大雪过后“雪雀”的觅食规律。在这方面“毛蛋”绝对是个“专家”。据他讲，“雪雀”不是随意出来觅食的，它们不仅需要在“头鸟”号令下实施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而且对天气阴晴、风力大小、气温高低、觅食目的地也都是有相应要求的。如果不了解这些基本常识，你即使在这里守上一、两天恐怕也是很难捕到一只“雪雀”的。
待我们这帮孩子在岗顶稍事休息体力得到恢复后，“毛蛋”开始指挥大伙在这几天别人“罩雀”已经清出的场子上开始下?子的下夹子，支笸箩的支笸箩，搓谷穗的搓谷穗。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儿，总算完成了最重要的“设伏”准备。接着我们又撤到北坡的一片小杨树林卧雪静候。
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为了寻得一口吃食，这些天不知有多少只鸟在这片西岗子成为苏可孩子们的腹中之物。但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些鸟儿能够躲过人为捕杀，恐怕也难逃今冬饥寒之困。
似乎跟垂钓的原理一样，捕鸟也是需要有足够耐心的。大约10分钟过后，在遥远的西南天际忽然有一片黑乎乎的鸟群由远及近地向西岗子飞来。要知道，那可是令人无比振撼的一幕啊！现在想来，当年若不是那场无情的大雪暴残酷地剥夺了那群鸟儿的“生存权”，它们又怎能冒死自投罗网命丧于我们的“铁夹”和“箩筐”之下？
看得清清楚楚，大雪过后可怜的“雪雀”往往都是群体觅食。此时，饥饿已经让它们置生死于度外，只要在死前能寻到一口吃的，它们似乎也就死而无憾了。
鸟群飞得既高又快，转眼就来到了西岗子的上空。它们黑鸦鸦的在低空中一会儿滚成一个球，一会又拉成一条粗线，煞是神奇壮观。盘旋了大概两圈，鸟群在头鸟的带领下猛地扎向岗上裸露地面，把个不到100平方米裸露黑土的“设伏区”罩了黑黑的一层。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了接二连三铁夹传来的“啪啪声”。再有我们还看到了“毛蛋”和于得水儿子等人也快速地拉动了3个罩筐的长绳。随后只听“毛蛋”高喊一声：“走哇！我们起雀去喽！”
应着“毛蛋”这一声喊，大家伙快速地窜到了捕鸟设伏场。未被夹住的鸟被惊得极不情愿地呼啦一下又飞上了天空在那划圈盘旋着。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不亦乐乎”地捡摘着雪雀，随后又快速地把铁?下好；“毛蛋”和于得水儿子收获犹丰，仅这头一回合就捕了80只“雪雀”。就在我们完成了第二回合的捕捉后，头鸟好像悟出点什么道理似的带着鸟群又在倏忽之间很知好歹地飞离了西岗子……
大概中午时分，我和老五老六拎着50只捕获的“雪雀”回到了家中。正在灶房忙活做年夜饭的继父看我们所获颇丰，乐呵呵地说：“你们三个小犊子挺尿性！今晩我们又可以多道油炸雪雀哩！”随后，我的任务就是忙着烧开水，准备“秃噜雪雀”去了。说句心里话，就当时农场生活境况而言，过年的饭桌上能平添这样一道美味也真算得上是相当惬意的人生享受了！
午后一点半左右，我的三哥贵章终于赶回苏可家中和我们来过年了。一路上的旅途颠簸让他显现出很是疲惫的样子。看到他这副样子，母亲又一次心疼地落下了眼泪。随后她先给三哥煮了碗热面，接着又给三哥理了发。还别说，经过老妈这一“匝咕”三哥一下又变得精神起来。只见他找出毛笔和墨汁，裁下红纸先是遵循东北“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年俗挥笔写下了上联为“日日天天家常乐”；下联为“岁岁年年庆有余”；横批是“福运高照”的自拟“年对”。而后，他又挥笔写了几个“忠”字和“福”字就和淑峰姐去贴“对子”了……
约在下午3点半左右，扎着围裙在厨房忙活了一小天的继父终于把“掂当”出的12道菜摆上了饭桌。此时，我和老五老六正在当院放“二踢脚”和“小鞭”。其他人家的孩子们也都在“挂灯”、“放炮”。整个苏可屯都沉浸在了浓浓的过大年气氛中……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1970年的春节是最令人难忘的。对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普通人家来说，那是一个在政治“极左年代”历经一次从城市到农村人生起伏后，每个人多少都能找到一点“幸福感”的春节；她就像一波涌起的海浪把漂泊在茫茫海天之间的一叶小舟从浪谷推上了“浪峰”；她就象一树在广褒沙丘之上绽放的“昙花”美好而又短暂。正因如此，所以1970春节才刻骨铭心般地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之中……
公元1969年初冬时节。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雪花纷纷洒洒地在车窗外飘落着……
一列绿皮火车正沿着“沈齐铁路”在吉林与内蒙交界的科尔沁大草原一路向北疾驶……
在这辆火车的第四节车厢内，乘客挤得满满登登，什么坐姿和站姿的人都有。此时已是后半夜3点左右，大多数乘客都处于睡意朦胧的状态。也许是那个时代交通极不发达的缘故，人们出远门几乎都选坐火车。正因如此，本次列车被称为“沈齐”线上出了名的“绿皮慢”。这列火车，每天从齐齐哈尔和沈阳各对开一个车次，全程约需走行两天一宿。许是方便老百姓出行缘故吧，火车几乎见站就停。乘车的人多是一些“背抱摞散”的农民。故此起彼伏的“哟喝声”、睡在过道和座位下的“打呼噜声”、侧歪在座位上前仰后合的“咬牙放屁声”充斥在整个车厢之内。此时，最愁人的事是上厕所。瞧吧，排在厕所门口要大小便的男男女女，面部表情几乎都奇奇怪怪的。有的急不可耐，有的呲牙咧嘴，有的干脆提着嗓子迫不及待地朝里面解手的人“嗷嗷催喊”，有的甚至在排队解手时候还在“假寐”……那一幕幕情景就象刻在了我少年的记忆中一样，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不知为何却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广大旅客请注意！广大旅客请注意！请带好你的随身物品，下一站是坦途车站！”
随着女列车员清脆动听的报站声传遍整个车厢，一些“哈欠连天”的乘客极不情愿地睁开了惺松的睡眼。这时我和老五（当时叫子章，多年后自己改叫会章）、老六（久章）也被继父、母亲和淑峰姐逐个“拍打着”叫了起来。5分钟过后，“绿皮慢”在一个叫做“坦途”的小镇鸣着非常刺耳的汽笛声缓缓地停了下来。跟着迤逦下车的人流，我们小哥仨跟在继父、老妈和姐姐的身后也先后下了车。
此时，东方地平线上刚刚泛起“鱼肚白”。初冬时节的北国之冬虽不象“三九”天那样滴水成冰，但同比吉林老家依然是冷得格外出奇。小镇上没有多少人家，更没有看见袅袅升起的炊烟。随着天光的越来越亮，才看清小镇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银白色的雪野。不大不小的雪花还在不停地飘落着，地上的雪积了很厚的一层。走出站台的人，脚底下还不时地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大草原上的风很大，虽不十分凛冽，但吹在我的脸上照样有一种“刮鼻刮脸”的感受。
“孩子们，快些走！我们去坐小火车！”继父于海生在行进过程忽然转身向我们哥仨大声的催促道。他看上去有50多岁的模样，一身干部打扮，走起路来官架十足，长着一只非常特别的“酒糟鼻”，言谈举止给人以“不怒自威”的感受。此时他身披一件奢华的高档大衣，头戴貂皮男士棉帽，项上围着一条棕色围脖，手戴一副黑棉皮手套，脚穿一双高档军用大头鞋随着下车的人流走在一家六口人的最前面。紧随继父身后的是时年10岁的我；接着是7岁的老五和5岁的老六；后面是我们41岁的母亲杨素琴和18岁的淑峰姐。
记得还在故乡吉林做前往镇赉四方坨子劳改农场下放准备的时候，继父就曾多次给我母亲讲到北大荒冬季“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气候特征。为此，在做出行准备时母亲才提前为我们哥仨和淑峰姐都各做了一套厚实的棉袄棉裤和一身新外套。只记得我们哥仨的外套是“藏蓝色”的，鞋都是一个样式的“水靰鞡”，帽子都是新买的“狗皮棉帽”；走在母亲前面的是淑峰姐，她围着一条色彩鲜艳的“红围脖”，身穿一套大表哥张延忠送给姐姐的一套新军服，脚上穿的是一双棕色反毛棉皮鞋，加之姐姐原本自带“天然去雕饰”的美人相，故这一路走来不知收获了多少“路人”的回头率；母亲走在一行6人的最后边，她戴着口罩，围着一条银灰色的由淑峰姐新织的“毛围脖”，身穿一件黑色带貂毛领的大衣，脚穿一双蓝泥子面的女士棉鞋，外加母亲有着风韵犹在的姣好面孔，故给过往行人留下了很深的“贵妇”形象。
从坦途镇开往四方坨子劳改农场的小火车站相距坦途火车站约有300米的间距。由于这段路雪厚、路滑，外加行走过程人们“一哧一滑”，所以才显得好象走出了二、三里地似的。
小孩子历来是充满好奇心的。我们仨小子从未见过“小火车”。看到这个正在“呼哧呼哧”冒着黑烟的怪物，这老五和老六也不困了，他俩飞也似地抢到继父前面钻上了“小火车”。我也是不乏好奇心的，紧跟着他俩也先继父一步上了车。
上了小火车才知道，这个“玩艺儿”跟刚坐的大火车可不是一回事。整个车身比大火车小多了：先说车头吧，比大火车“小老鼻子”了，“哥俩”从外观看，长得多少有点像，但根本不能相比。再说说车厢吧，大小也不一样，整个火车只有8节车厢。其中有4节是坐人的，其余4节是拉货的。再看看旅客坐小火车是啥感受吧，小火车好象是没有暖气，坐在车上冻得直跺脚。我们哥仨在车没开动时也不敢坐在座上，因为脚冻得老难受了。车上也没有列车员，很多人都站在过道上，所有的人绝对不分“三六九等”，不论是当官模样的，还是穿着“绅士”一点的人，在这辆车上都是一个待遇。
“坦途镇”听名字好象挺顺耳。但在上了这辆车后，我却生起了一缕“忧虑前路”的耽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在后边第4节车厢里还有同车坐着被多名身着蓝色警服并荷枪实弹押解着的10多名带着“手铐”的犯人。这些人一个个面如土色，神态木然。一看就是神志和精神已近崩溃边缘。
“呜—呜—”，随着小火车气笛的一声长鸣，火车终于“呼哧呼哧”地徐徐开动了……转瞬之间，车厢里咒天骂地的嘈杂声也随之平息下来……
小火车在白雪覆盖且一望无垠的旷野上不快不慢地行进着……火车大约在走行一个半小时后，我们一家6口总算在难捱的奇冷中到达了距终点四方坨子还有10公里（全程约80公里）的“树北车站”。
树北，是从坦途坐小火车去往四方坨子中途经停的一个重要“站点”，它位于上个经停站点“哈吐气蒙族乡”和“四方坨子”之间。当我们一家人从小火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已是上午8点半左右。此时，雪花已不再飘洒，阴云密布的苍穹也开始有了“雪霁云开”的征兆。“树北”是当年兴建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建设“坦—四”小火车专线时，为就近就便实现新来“犯人”、干警及往来家属人员分流而设置的一个经停站点。从这里一路向北可就近去达吉黑两省交界嫩江边上的嘎什根、丹岱和黑龙江省的“泰赉”县城；一路向南可经“五棵树”、“李八虎”到达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十分场“张家园子”，以及久负盛名的“丹顶鹤故乡”——镇赉县“莫莫格蒙族乡”。
“树北”既非乡镇，也非村屯。只因地处“五棵树”之北，故名曰“树北”。由此可知，国家是把“四方坨子劳改农场”选在了吉林省西北角与内蒙、黑龙江“两省一区”交汇处的“沼泽之国”。在这里建立劳改农场一则可利用犯人“垦荒”生产粮食，自给自足；二则可利用一望无际的“泡沼”作为“天然屏障”阻遏“服刑犯”的越狱逃匿。事实上，假若你把在押犯人放掉，那么他即使不成为沿途野狼的猎食对象，也定逃不出在某地深陷“湿地泡沼”，命丧于“蚊虫叮咬”。总之，对于城里人来说你假若搞个“问卷调查”，每10人中你提“镇赉”在哪？那么十有其一能答对就不错了；但若问“四方坨子”在哪？那么我敢说十有八九都能答出“在镇赉”。有鉴于此，不难看出“镇赉”是沾了“四方坨子”的光才扩大了老百姓的“认知度”。而四方坨子也早已在国民心中因是“劳改监狱”而成了令人谈虎色变的“百慕大”。
的确，“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就建在“莫莫格国家湿地”中的某些土丘之上。而我们下步要坐马车前往劳改农场十分场下面的四分队“苏可”，还得需要走上小半天才能到达。下了小火车后，继父先让我们进“候车室”在一个用汽油桶改装的“火炉”边烤火取暖。然后他就到外面联系接我们的马车去了。此时，火炉旁已站了一圈取暖的人。还别说，也就10分钟光景大家都暖和过来。表情自然也就不象下车时那么愁眉苦脸的了。 “树北”车站候车室是一幢“干打垒”房，内部空间相对宽敞，外部抹有“碱土”墙面。外观上虽不美观、耐看，但却冬暖夏凉。特别是冬季的“保暧”和春季的“防风”功能尤为明显。准确地说，自打坐火车过了四平“八面城”，我看到铁路两边的很多房屋都是“干打垒”。因那时我在孩提时代，还揣摸不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直到现在才弄明白我们的先祖为什么能在这到处白花花的“盐碱泡沼”之地维持生存的“奥秘”了。而这“干打垒”土房则正是先祖在这“不毛之地”探究生存之道的“智慧结晶”。
“走了！走了！马车到了！”
这时继父掀开侯车室的帆布门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在门口大声地招呼着我们。
一听说有拉车的马，我们哥仨又高兴得撒起欢儿来。老五又是第一个窜到侯车室外面去了，老六紧随其后，然后是我。
接我们的车是一部由4匹马拉的安有两只胶皮轮的大车。驾辕的马是枣红色的，前面左中右并驾齐驱的3匹马颜色也都相差无几。车老板是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看上去也就30多岁的名叫牛二宝的中年男子。待我们一家6口上车坐稳之后，只听牛二宝跟我继父说了句：
“于叔哎，坐稳了咱们走哩！”
随后，二宝用双手扬起大鞭甩出一个“脆响”，口中紧跟着喊了一声“驾！”马车往左一兜便顺着落雪覆盖的乡间道路，马蹄“嘚嘚”地经“五棵树”、过“铁力”、再过“两棵树”一直朝向南面的“苏可屯”跑去……。
大约中午时分，远处座落在一处土丘上的“苏可屯”已然依稀可见了。在马车经过的区域由于覆盖着皑皑白雪，似乎还看不清哪是耕地，哪是沼泽地。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趁着帮二宝叔点烟的当口，我带着疑惑的口气向他问道：
“牛叔，这一大片白茫茫的哪是泡子？哪是地呀？”“噢！”二宝用右手向左一指：“瞧，孩子那下边一定就是沼泽地。”接着他用手又朝右边一指说道：“那边星崩能看见麦秸垛的地方就是俺四分队的麦田！二宝一边吸着烟一边用腾出的右手左右比划着。
可不是咋地，朝左看去还真有一丛丛被雪后凛冽寒风吹得瑟瑟抖动的芦杆在风中摇曳。而右手边在远处的一个麦秸堆旁好象还猫着两个人影蜷缩在那里不知偷偷摸摸地在干着什么。
正在我满腹狐疑之时，牛二宝又跟我继父搭上话茬了：“于叔哎，你上次来信让沙门山留心帮你搞只老鵏尝鲜的事，弄好了今天兴许有门呀！”他随后用手朝右前方天空盘旋的一群“老鵏”一指接着说道：“您瞧见没，张彦军这小子今天好像不能空手哩！”
说时迟 ，那时快，只见那群在天空盘旋的“老鵏”突然陆续落在了“麦秸堆”旁被人为扒出的一小片黑土地“觅食”来了。其不知，这里早被一个专业的捕禽能手张彦军提前下了好多部“翻车子”。那是由张彦军自制的捕禽工具。这两年他没少通过捕售大雁和老鵏赚取外快。此事若放在这年月，借他十个胆好象都不敢碰这些珍禽。但那时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什么环保和珍禽保护意识呀！
继父听牛二宝这么一说，立刻叫二宝停车屏息观瞧。只见，落在黑土地上的那群觅食的“老鵏”。不一会，因几只被翻车套住爪子的老鵏拼命挣扎，故而转瞬震惊了鵏群，致使多数老鵏又腾空飞起。呵，好家伙！张彦军和另一位叫许言义的山东人这回一共套了6只老鵏。趁着鵏群飞去的当口，继父与我和老五快速地朝张彦军和许言义那边跑去……
张彦军是劳改十分场苏可分队长张连友的亲侄子，张连芳的大儿子。年方16岁，长得人高马大，穿了一身掉了色的黄军服，腰间系着根麻绳，棉帽的两只帽耳反扣在后脖颈上，说话还多少有点“大舌头”。但人特别热心、厚道。看到继父与我哥俩跑过去，张彦军还瓮声瓮气主动跟我继父搭了话：
“于叔哎，你是成及有口福哇！知道你今天带着家里人要过来，这老鵏都来给你接风喽！”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从翻车上解下的一只老鵏拴好腿和翅膀后递给了我继父。
继父在接过老鵏的同时随口问道：“彦军大侄子，这只老鵏得多少钱？”
只见张彦军不耐烦地摇了摇右手说道：“啥钱不钱的，就当我给婶子和姐弟们接风了！”
“好！彦军大侄儿，那我先谢谢你了！”说完这句话，继父提上老鵏和我们哥俩又返回坐上马车继续朝南边依稀可见的“苏可屯”跑去了……
“苏可屯”是四方坨子劳改十分场下属的一个最大农垦作业队。原本是隶属五棵树公社的一个农村大队，后整建制划归劳改农场。该屯是方圆30公里范围内的最大村落。自划为张家园子十分场第四作业队后人口规模爆增，常住人口由原来的1000口人一跃增加到3000人；耕地面积由原来的110余垧增加到900垧，是十分场下辖6个农耕作业队中小麦机播面积最大的农业机械化分队。
苏可屯南北有一条穿屯而过的主街，路的右侧片区是农场分散居住的一百二十多户职工家属；路的左侧片区，在从南到北的一个大斜坡上成排的建有三十多趟“干打垒”土房。在主路的中央区域，分别建有学校、供销社、卫生所、农机作业队等。在主路的最南端，建有砖木结构的红色场部办公区和大礼堂、食堂、变电所等公共设施。在屯子的西南边缘建有农场的一处种马场；在屯子的正东约1.5公里区域建有一处大型“沙果园”和一处为职工和家属种植蔬菜的“菜园子”。
拉着我们一家人的马车在跃上苏可屯北坡土丘时，天空已开始放晴。一缕缕的日光偶尔会从裂开的云缝中投射到地面上。冷风还在耳边呼呼地擦着面颊吹过，但风力不是很大。当马车跃上岗丘之后，四匹马开始由巅跑变为碎步慢行。此时，恰好赶上农场职工下班和学生放学回家吃午饭时间。三三两两的男女职工和一帮帮学生有说有笑地顺着中央主路左侧人行路往家走着。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认识继父，还时不时地摆手与継父和牛二宝打着“招呼”。因为，继父早在一年前就下放来苏可屯工作了，屯子里的男女老少都认识他。这次他是经四方坨子总队长特批专程回吉林接老婆孩子的。
在途经学校、供销社，机务队大院时，墙面上赫然地用石灰桨刷写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时刻准备打仗”；“坚决打败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等宣传标语。此外，在主街西侧路边还看见有多个用3根圆木支起的三角形木架。每个木架顶端都装有一个滑轮并向地面井坑中坠有一根长绳。原来那是农场职工在昼夜不停地开挖地道工程。当时，在黑龙江珍宝岛刚刚爆发苏军入侵我国边防哨所的军事冲突。同时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又陈兵百万，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是在这苏军大兵压境之际，劳改农场和周边农村都把“深挖洞，广积粮”当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大约在中午12点左右，马车总算一路颠簸地绕过场部和大礼堂，停在了场部食堂门口。这时，个头矮胖、脸面黝黑的苏可分队书记祝金山和身材瘦高，眼睛看上去有点一大一小的队长张连友一同从食堂迎了出来，逐一同刚从车上下来的我的母亲和淑峰姐握手打着招呼：“老嫂子，这一路上让你和孩子们受苦喽！俺这疙瘩条件不比城里，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别外道了，直接跟我和连友队长说。”
母亲笑盈盈地回道：“让你们费心了！今后不能少给你们添麻烦！”
这时，只听一个扎着围裙的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男子用一口山东话推开食堂风门大声招呼道：“祝书记，俺给客人擀的热面煮好了！再不吃就坨哩！”这个人是食堂炊事员沙门山。 随后我们一家人还有二宝一同走进食堂吃饭。祝书记和张队长因已先一步吃罢午饭，便转身向办公室走去。
也许是一路冻饿交加的缘故，中午的这顿面条每个人都吃得特别香。对我来说，那是今生今世口感最好的一顿面条。听我继父说，面是用分队自己新开垦土地播种的头茬小麦磨的。用现在的专业术语说那叫“有机面”，所以吃在嘴里才会有不同凡响的感觉。
继父是第一个吃完午饭的。只见他先到墙旮旯把老鵏拎进了灶房里。一看那架式我就知道这两天要有“美味”吃了。
老五和老六又是最后吃完面条的。两小子撑得接连打着“饱嗝儿”。当我们陆续走出食堂时，牛二宝已在变电室门前把车上的行李都搬进了屋里。于是，我们又陆续进了这个行将要住下的新家。屋内早已打扫干净，大约有25平方米的空间。在靠近南窗一侧搭有一铺8米多长的土炕，看来从今晚开始一家6口人就要都挤在这一铺炕上了。沙门山知道我们今天全家到，故已提前把炕烧得挺热乎。就这样，一家人的千里奔波就此打住。但对我而言，十八载春秋的艰涩岁月才刚刚开始……
还记得在“北大荒”地区流传着“宁吃飞禽一两，不吃走兽半斤”的乡村俚语。就我家到达苏可屯的当晚，由山东伙夫“沙门山”给我们做的“红烧鵏肉”不仅是难得一尝的“绝世佳肴”，而且也是我今生吃到的顶级“人间美味”。
老鵏这种大禽，体重和个头比之家养的大鹅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羽毛是灰褐色的，体态臃肿笨拙，现属国家一类保护禽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老鵏似乎已经绝迹。究其原因，是人类残酷猎捕和可供繁衍栖息之地被人为破坏所致。
继父在苏可屯是一位绝对的“美食家”。他不仅会吃，而且还总爱下厨露上“两手”。在品偿了沙门山所做的“红烧鵏肉”后，他的评语是“烹艺不输顶级名厨，味美不亚禽中飞龙”。家在城市的时候，我在江南公园也见过不少珍禽，却从未听说过老鵏这种大鸟，更别说尝其美味了。总的感觉是，“鲜嫩味美，奇香盈口。”堪称今生今世一次最美的“舌尖感受”。
在入住“苏可屯”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领着我和老五到苏可小学联系插班上学的事去了。接待我们的是大个子校长“孙永余”。大概也就10多分钟的功夫上学的事就办完了。我插班三年，班主任是一位看上去蛮漂亮的名叫王桂香的女老师。老五插的是一年级。跟母亲分开后，王老师把我带进班级介绍给全班同学，然后安排我在北侧第二排和一位叫祝莉的女同学共用一桌。
苏可小学三年班是全校一至五年5个教学班中学生最多的一个班级。共有学生48名，男生比女生略多。跟我同桌的祝莉就是祝金山书记的女儿；同班张亚范的父亲就是队长张连友。记得当时学校曾流传过这样两句儿歌：”一日生，两日熟， 三日能和泥球球。”
可不咋地，一点不假，我入班三天还没到放学光景，就早在操场上和一群淘气的男同学疯翻了天。他们当中有崔苍松、邱元友、李瑞峰、王军、王志国、周静臣、许言信、魏仁君、张恩志。在班内的女同学中，现在能想起名字的有靳凤华、鲁春荣、曲淑芹、冯淑华、王淑兰、朱莉、张亚范等。
整个学校，现在依稀能记得名字的老师有马文秀、于桂琴、王桂香、徐星国、孙有余等。在这些老师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文秀老师。马老师是教我们班音乐和体育的科任老师。她长相虽不漂亮，但对学生却不乏亲和力。所有的同学都非常喜欢她。
我们家自打在苏可屯入住后，所有的生活均逐渐进入常态。继父接着去上班、下班，每天必须自斟自饮喝上二两“老白干”；淑峰姐姐也去上班了，每天跟般般大的姑娘一样加入了”深挖洞”的劳动大军；我跟老五有规律地上学、放学；老六在家陪母亲；母亲就是一天三歺地在家里操持着家务。
在变电所我们家住了大概不足一个月，祝书记和张队长就给我家在连片住宅区的最后一栋住宅靠西山墙把头安排了2间“干打垒”住房，面积约有60平方米左右。这时，用火车发来的箱柜等家具也陆续到了。经过两天的拾掇安顿后，我们总算带着一丝乔迁的喜悦，搬离了一家拥挤不堪的变电所，住进了相对条件好点的新家。但从城市到农场的巨大生活“落差”，仍使母亲难过得总是在漫漫冬夜里暗自垂泪。
其实，人生在世最令人伤感和痛心的莫过于“生离和死别”。
随着1970年春节的日愈迫近，母亲牵挂独留千里之外吉林三哥的心情也愈加急迫了。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母亲忙活小半天为家人备了一桌饭并还包了酸菜馅饺子。可是当6道菜上桌，饺子也端上来之后，母亲却不见了身影。我随即跑出屋外想看看母亲到底干啥去了。结果我发现此时的母亲正在山墙根下低声地啜泣。这一天虽说是她的生日，但她一想到三儿还远在吉林不能与家人共吃这顿“团圆饭”，所以她才会泪如泉涌，心如刀绞。
在苏可屯新增的人员中，结构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当中有的是劳改农场刑满释放滞留当地的就业人员、有的是“摘帽”右派不愿迁返故里人员、有的是省内公检法系统在政治或经济上犯过错误的下放改造人员。在这各色人等当中，每个人都有不一般的智商，而毎个人又几乎都拥有让人匪疑所思的不凡身世。
就拿我继父于海生来说吧，谁都不曾想到他竟是扶余三岔河地区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双枪于大头”。他原本出身于扶余县“大林子乡”的一户贫苦农民之家。是家中五儿一女中的“老大”。在“伪满”时期，由于大林乡地处吉林与黑龙江省交界处，东部毗邻弓棚子、长春岭、三岔河；向北隔第二松花江与哈尔滨“三肇”之一的肇源县隔江相望。在14年东北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时期，这一两省交界地带即是赵尚志、李兆麟领导的抗联第三军下属一支名叫“十三省”游击分队的活动区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遏制“日本开拓团”在松花江两岸的“移民拓荒”和“惩治汉奸”。据继父老弟于海春介绍：1940年上秋的时候，他25岁的大哥因实在太饿掰了地主王老七家几穗包米在草甸上拢火烧烤时，被王老七的儿子发现导致双方动起了“五把抄”。结果在撕打过程中王老七的儿子被脾气火爆的继父用镰刀把左耳朵给削掉了，吓得王老七儿子捂着“哧哧”冒血的耳朵“妈呀！妈呀”地叫着往家里跑……，待火气平息之后，继父知道祸闯得不小，觉得“三十六计 走为上”，故他把牙一咬朝屯子方向连磕三个响头大声喊道：
“爹—！娘—！不孝儿子对不起你二老和珍儿她娘俩了！”
随后，他起身便消失在逃往“三岔河”的乡间小道上。就在继父跑了不到5分钟，王老七带着十几个家丁扛着“尖镐”，手持大刀就追来寻仇了。若非继父跑得快他不被打死至少也会被削去两只耳朵。王老七复仇未成，于是转身把报仇对象瞄向了继父的妻子和一周岁大的女儿“珍儿”。王老七的这一举动终于激怒了于氏一族。为保珍儿母女平安，全族男女老幼齐上阵拉开了和王老七一伙“火拼”的架势，足足相峙了有一个小时。最后在屯子老辈人的“说和”下总算把势态平息下来。继父这边珍儿母女搬去自己母亲家居住，把房子顶给王老七儿子就权当伤残补偿了。
再回头看看继父。此时他已一气逃到“三岔河”在“刘秃子”马掌铺落脚当了“帮工”。早在一年前,继父就跟刘秃子面熟了。如今见继父一脸愁云的跑来三岔河,知道他肯定是遇上难事了。所以他也不多问就把继父留下当了一名只管饭，不管钱的“帮工”。
刘秃子是1937年从肇源搬到“三岔河”镇的。他马掌挂得方圆百里甚是有名。不糊弄人不说，一副马掌若跑不上一个月免费“包换新掌”。凭着这份信誉和“口碑”，刘秃子便结识了好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其不知，刘秃子是深藏肇源“十三省”抗日队伍中身怀“绝技”的抗联战士“马掌刘”。由于肇源“十三省”大掌包等多位主要干将相继牺牲，故剩下的抗联战士迫于形势压力只能“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正因此故，“马掌刘”才奉命南避扶余“三岔河”在暗中发展力量隐蔽开展抗日活动。
继父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马掌刘”一个不奇眼的收留举动，竟让他成了日后在三岔河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双枪于大头”。正所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44年5月，就在“马掌刘”策划指挥的一次袭击“长春岭日伪警所”的除奸行动中，因事先不慎走漏风声，最终导致“马掌刘”马失前蹄牺牲在长春岭。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在袭击行动开始的前一天，一位叫高占德的长春岭警尉来三岔河开会。中午吃饭时被同事灌了个“酩酊大醉”。在路过“马掌刘”店铺时他实在是太困了，于是临时决定趁给马换副新掌的空档想“打个盹”休息一会儿再西返长春岭。但见他把马嚼子往马掌桩上一挂，进到店里倒头便在木櫈上呼呼大睡了。见此情形，马掌刘和继父都以为这个家伙睡得死死的呢，所以在对话过程一不小心泄露了第二天凌晨3点“袭击长春岭伪警所”的绝密信息。表面看，高警尉好像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其不知这家伙是个“海量”的酒鬼，表面看似迷迷糊糊，其实神思尤为清醒。马掌刘和继父的对话被他一字不落地都记在了心里。高警尉直到钉完马掌被继父推醒上马离去，这个狡猾的家伙都没露出一丁点破绽。
翌日凌晨3点，马掌刘指挥12名抗日队员准时包围了长春岭伪警所。然而，当一名队员翻墙进入院子打开院门有一半人员刚进入大门时，有两顶安在正房房顶的探照灯突然把院门口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接着，两挺机关枪对准院门“嗒嗒嗒嗒嗒”就是一阵狂扫。马掌刘冲在所有人的最前面；我继父紧随马掌刘的身后，若非前面有他挡着，继父恐怕早就没命了。遗憾的是马掌刘到死都没功夫交待一句话，他只是跟继父使劲握了两下手就算是对继父饱含深意地作了临终的嘱托和交待。说时迟，那时快，继父突然抬手“叭叭”两枪把两眼探照灯打灭，后边没有中弹的队员趁此当口迅速从院门快速地退去200米外的安全地带。后经清点人数，十二名参战队员有七人当场牺牲。包括继父在内只有五人死里逃生。
马掌刘牺牲后，继父心如刀绞。他连夜遣散了剩下的队友，然后独自一人潜回了大林子乡老屯三弟家的菜窖里躲了起来。开始有一个问题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即为何计划周密的的行动转眼变成了惨不忍睹的败局？直到三天后三弟告知从三岔河那边传来消息说：马掌刘等七人的人头被小日本割下装在木笼里正挂在三岔河广场日军司令部门口的旗杆上当街“示众”。同时还说长春岭的高警尉在这次剿杀“马掌刘”等七名反满抗日分子战斗中立有大功，现已升任三岔河伪警署副警长并获领不少奖金。得知这一消息，继父气得指天发誓若不杀死汉奸高警尉，替马掌刘报仇雪恨誓不为人！
1945年4月中旬的一个月暗云黑之夜，经过一连多日的侦察、摸底、踩线，机会终于来了。继父和他的另外两名队员经过一番化妆之后进入三岔河开始实施“锄奸计划”了。
高警尉这个家伙是个集阴险、狡诈、凶险、狠毒于一身的恶棍。自从升任三岔河伪警署副警长后，仗着有日本“黑田少佐”的赏识开始肆无忌殚地为害十里八乡。高警尉最缺德的是极为好色。在三岔河他要是看上谁家的姑娘或媳妇那是准没好。在这方面他简直比日本人还禽兽不如。当了副署长后，三岔河镇的买卖人年节都得给他上“孝敬银子”或献上“有姿色的女人”。谁要敢说个“不”字立马叫你“关门大吉”。在升任副署长一年多时间里，他在镇上同时霸占着七个女人，年龄最小的才十五岁。继父得知高警尉专好这口以后，为投其所好他专门花大钱从辽宁铁岭那边请来两位“二人转”演员。其中那位艺名叫“小百合”的女演员年方二十，长得象天仙一般美丽。在舞台表演时，其曼妙的身姿、甜美的表情、一举手一投足、一嗔一怒、一颦一笑足可钩走任何一位“采花贼”的魂魄。有了这张“王牌”后继父觉得已有了铲除高警尉的八分胜算。
“小百合”的演出是在三岔河最好的“站前戏楼”准时上演的。开始三天高警尉逢场必到，但自我防范很严，身边总跟着四名伪警。三天过后见安然无事这家伙就有点放松了，身边的伪警开始变成两名。尤为要命的是他焦灼难耐的心实在是让他无法再装斯文了。故小百合演出刚一结束，这家伙果然自己就上了后台化妆室想强行猥亵“小百合”。他的这一举动继父早就料到了，于是在暗中紧随其后。待到这家伙堆着满脸淫笑突然扑向小百合之际，继父猛然窜出用一根细钢丝绳从高警尉身后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同时另两个队员迅速让小百合和男演员披上事先备好的黑色大敞迅速从戏院后门上了一台事先停在后街的马车神速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与此同时，戏院舞台正由另外一对二人转演员上演着“马前泼水”。台下的看客包括两名伪警谁都不会想到后台化妆室所发生的一切。
由于继父是带着满腔仇恨勒杀高警尉的，所以都没让对方使出一点挣扎的动作就一命呜呼了。随后，继父从戏院后门跑出快速跳上拴在胡同电杆上的一匹黑马飞也似地朝前郭尔罗斯方向跑去……
二十分钟过后，当“马前泼水”一唱完，仍不见高警尉从后台回来，两名伪警才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才蹑手蹑脚地向后台走去。但一切都晚了，化妆室里只有高警尉直挺挺地圆瞪两只眼睛，口吐一条长舌地横卧在地上。同时在胸前还放了一张字条，上书：“杀人者于大头！”
高警尉被勒杀后，黑田少佐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派出宪兵队封锁了东南西北四面进出镇子的路口。但为时已晚，此时继父和小百合等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向全世界发布“终战诏书”。时隔不久，大批苏联红军接管东北全境。紧接着一批又一批关内八路军进入东北，还有一些退到苏联的东北抗联人员也陆续回到国内。其中，有一位叫王根宝的“十三省”老战士还专程赶来三岔河寻找“马掌刘”的下落。这时，正赶上继父从前郭那边返回三岔河，所以有幸跟王根宝见面并向他讲述了“马掌刘”牺牲及勒死汉奸高警尉的具体经过。时隔不久，共产党很快在扶余三岔河建立了地方政权，并相应开展了土改和剿匪工作。鉴于继父在抗战期间的“除奸”表现和王根宝的鉴证，继父被安排到三岔河公安局当了治安科科长。而后他相继在剿匪工作中多次立功。1958年因工作需要被上调吉林省第二监狱任供销科长。随后，妻子和女儿珍儿也一并随迁吉林市生活。
自打过了腊月小年，苏可屯的“年味儿”首先从天真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中散发出来了。
跟城里孩子嬉戏打闹生活方式不同的是，苏可屯的孩子们喜欢仨俩成群，四五成伙地出西家串东家。缘于此故，好像也就十几天的功夫，我和老五几乎就串遍了苏可屯所有半大小子的人家。由于接触的人家多了，玩伴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此外，通过串门子得知在苏可屯爆增的外来人口中有一多半是来自山东高密、诸城的支边人口。他（她）们与本地“东北土着人”的区别是，人家勤劳、心齐、能吃苦、抗压性好。相比之下，东北人懒惰、保守、奴性太强、思想僵化、开拓性差。但有一点山东人是比不了的，那就是“土着东北人”不论男女在遭遇急难险危境况拼胆略时往往要比外来人略胜一筹。要不咋说“二人转”戏词中会有“关东女子猛如虎”的唱法呢！
记得还是那一年腊月廿六的早晨。我家刚吃过早饭俺班大个子同学邱元友“呼哧带喘”地跑来我家带着很浓的山东口音兴奋地告诉我说：“孝章，听说今晚“小岗子”演电影《地道战》，可打仗了，你去不去看！”还没等我回话呢，母亲在桌子上一边捡碗一边不无担心地说：“没有大人跟着光你们一帮小孩去可不中啊！听说这条道晚上可背了！”
“大娘，别担心！我二哥邱元义和张彦军他们和俺一起去！”为消除我妈的担心邱元友又随口补了这么一嘴。听了邱元友这么一说，我冲着厨房刷碗的母亲多少有些不耐烦地说：“妈，你就别说了，我一定要去！”这时坐在炕梢翻看“小人书”的老五和老六也都从炕上蹦到地上一起喊着要跟着去。我随口敷衍道：“行行行！晚上一定领你俩去！”说完我跟邱元友便又去串掇别的孩子了。
当我俩离开我家顺两栋住宅之间的屯路向南一路小跑的时候，突然从右栋“干打垒”第一家院门“毛毛楞楞”地快步窜出一位个头挺高挺膀，梳着一条大辫，额前刘海略带“羊毛卷”的女孩在屯路中间把两臂一张，两腿一叉便拦住了我跟邱元友的去路：“哎，俺跟你俩说说，晚上我们几个女生想跟你们一起去小岗子看电影行不？”跟我们打招呼的这个女孩是比我们高一年的毛玉秋。她年龄其实跟我相仿，就是上学比我早了一年，个头发育得比我高些罢了。她父亲毛书文是苏可分队的电工；母亲名叫张艳芳。看到毛玉秋已经摆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驾式，邱元友随口答道：“腿长在你们身上，不让跟着，是我能说得算得吗？但丑话可说好了，出了啥子事俺可不管！”就这么一边说着，邱元友还一边故意给我使了个眼神。于是，俺俩突然“撒丫子”向苏可屯西片区跑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农场和农村的文化生活依然单调而又枯燥。偶尔能看上一场电影简直就是那一时期孩子们望眼欲穿的天大快事。
苏可屯本就不是很大，故位于西边十里外的小岗子放映露天电影《地道战》的消息早就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苏可屯。所有的孩子们心里都像长了“草”。大家都在盼着今天的太阳还是快一点地落下山去吧……
那一天的黄昏时分终于在我们焦灼难耐的等待中姗姗来到了。想去看电影的孩子们都在屯西去往小岗子村的路口不期而遇了。屈指一算，好家伙！连男带女、连大带小共有81人。其中有16岁左右的大男孩14人。
隆冬时节是夜长昼短的。大概也就5点钟光景，天已经黑得不象个样子。那一晩，夜很静，夜风也很是柔顺，天是晴的，满天的寒星依稀可见。所有的人排成一溜长队，一个紧跟一个，鱼贯而行。老五是在我们临近出发时赶来的，母亲说啥都没让他带久章来，弄得久章在家好顿闹不说，还挨了老妈两“笤扫疙瘩”。
当我们一行人到达小岗子露天电影放映场时，电影还没开演。在面对高挂银幕的正面，观众已经有序地坐着从自家携带的椅凳排成了一个大扇面。其间以老人和孩子居多。在大伞面左右两翼和后边人们围了一圈又一圈。靠里圈的直接站在地上，靠外圈的就只能站在凳子上了。就在电影机开始转动的一刹那，嘁嘁喳喳的嘈杂声终于平静下来。电影在未放映正片之前先放了一卷《新闻纪录片》，随后才正式放映《地道战》。
绝不“扒瞎”地说，我那时是带着对“英雄高老忠”无尚崇敬和对“山田和汤司令”无比憎恨之情观看这场电影的。时至今日，该部影片中由多位老艺术家塑造的“高老忠、高传宝、赵平原、山田、汤司令”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深植心中挥之不去。
时间过得真是老快了，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觉得好像还没演完似的就“煞场”了。此时，由于眼睛长时间未离开过银幕，故对天气骤然发生的突变，所有人似乎都没有一点感觉。谁都不会想到一场“特大暴风雪”正在向毫无准备的科尔沁大草原快速袭来……正如文人墨客形容暑季“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样，“暴雪欲来同样风生满楼”。可不，当我们一行人鱼贯离开小岗子的时候，从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力突然加大，大片大片的雪花砸到脸上让人瞬间就睁不开眼睛了。好在风刚起，雪刚落，气温还没有一下骤降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这时，偶尔朝远在十里之外的苏可屯望去，高悬在场院水泥杆上闪亮的“水银灯光”还依稀可见。所以不论男女每个人的心起初还没有恐惧感，但多少都有点心慌。走在我前面的是邱元友；元友前面是邱元义和张彦军；我跟在元友身后；老五跟在我身后；老五的身后是崔苍松、王志国、王军；再往后是毛玉秋、靳凤华、鲁春荣等多名女孩。大家一个拽着一个像蜗牛一样缓缓地向前走动着……
此时，时间大约是在晚上10点左右。风越刮越急；气温越降越低；雪越下越大……苏可场院的灯光再也看不见了……孩子们相互抓着的手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麻木了……终于，个别胆小怕冷的女孩和年龄偏小的男孩开始间或发出低沉的啜泣声……
正在此时，临时充当队伍总指挥的邱元义通过“一传一”的方式把话传了过来：“不论男女，为防止冻坏露在外面的手每人必须允许后边的人紧紧抓住前一个人的棉裤裤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场《地道战》电影邱元义真没白看，他的这招“实在是高”。若非他灵机一动使出这一“高招”，还真不知要冻坏多少孩子呢！
大约在半夜11点左右，狂风卷集着乌云，终于把这场突降大雪演变为一场50年难得一见的“白毛风”。此时，风力约达10级。好在气温还没有降到令人无法招架的程度。这时，走在最前面的邱元义又传来第二道命令：“停止前行，不论男女每5人必须抱成团蹲于地上，等待分场派人接应！”事实再次证明：这同样又是一计“高招”。若非如此，那一夜百分之百会要出人命的。
“时间就是生命，暴雪就是命令！”苏可分队朱书记和张队长在场部办公室正在紧急调度车辆和救援人员。约在十点半左右，由4台“耶特”和10名救援人员带着面包、白酒等迅速朝小岗子方向顶着风雪摸了过去。
记得后来我在《狼图腾》一书中曾看到有过“雪夜风高日，狼群出没时”的描述。让我们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的是，还是那个大暴雪之夜，就在我们紧挨在一起的两个人圈外围不知什么时候有多只上下左右翻动且射出蓝光的狼眼正贪婪地瞄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由于夜黑可视性不好，加之每五个人是处于挽肘、围蹲、低头、面地、闭眼状态。故也就等于谁都没看见一样，所以自然也就没人害怕或吓得连哭带叫了。好在狼这种猛兽它历来是不猎杀死物的。也亏着当时的孩子们是处于围拢死寂状，才让那几只狼只是在一米之外摇头晃脑的逡寻嗅望着，才一直没有做出攻击的动作……
大约十五分钟以后，从苏可屯出发的“耶特”救援队就亮着灯柱“突突突突”地驶到蹲坐在地上的这群孩子跟前。此时，暴风雪好像更加肆虐，鹅毛似的雪片扑打到脸上让人很难睁开眼睛。待4台“耶特”依次列队停在人堆跟前的时候，救援人员开始从车上下来并在8支“耶特”灯柱的交叉照耀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连拖带?地推上了有一侧打开沙箱板的“耶特”拖车上。
邱元义、邱元友、毛羽秋和我等四人是最后在救援人员掩护下开始上车的。这时，只见两只缓过神的灰狼在灯柱里偷偷绕到了我们跟前分别咬住了毛羽秋和邱元友的棉祆袖，任凭3名救援人员怎么用脚踹狼就是不撒口。放在一般孩子的身上这场景可能早就把人“吓瘫”了，可是人家毛羽秋却转身用右手拎着的一根铁棍“啪啪”两下就把两只灰狼打得“嗷嗷”地嚎着跑走了。随后，所有的人都上了“耶特”。直到这时，惊魂未定的孩子才一个个地掩面放出一阵哭声来。其实，那是孩子们的喜极而泣。正是这场骤然而来的科尔沁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白毛风”才给我们这群孩子留下了永远烙在心中的记忆……
事实证明，在骤然突发的“大雪暴”面前，人类将永远是脆弱不堪的。好在那一夜苏可分队救援及时外加孩子们在邱元义组织指挥下“自救得当”，除23个孩子的“手脚耳脸”有轻度冻伤之外无一人有生命之忧。然而，同是跨屯追看《地道战》电影的“腰杭乃”和“兰家堡”的孩子在返回本屯的路上因自我防范不当却被活活冻死了三个。令人心有余悸的是，当第二天早上家家推开房门的时候，一米来厚的雪都把房门堵到无法推开。走到外边一看，所有的道路都没存雪，只是家家房前屋后和低洼窝风之处积雪特多。个别地方多达两三米深。直到后来方知，那场50年一遇的“大雪暴”给镇赉东部农耕区域造成的灾害还要小些。雪灾最严重的则是以牧业为赖以生存方式的“莫莫格”、“岔台”、“哈土气”等地牛羊成圈成圈的被冻饿而死。灾情过后的村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很多百姓都不得不被迫离开家园，浪迹他乡……
腊月“廿六雪暴”过后四天就是1970年的“除夕”日了。好在铁路和小火车还在照常通行，农场每天到树北接送站的也由通常的马车改用了“马拉爬梨”。这种交通工具在雪地上跑起来似乎更为轻便、快捷。
约摸是腊月三十的那天中午光景，我的三哥贵章搭坐苏可分场接送站的“马爬梨”回来和我们一道过年了。自打来到苏可屯脸子几乎没有放过“晴”的母亲看到自己最惦记的三儿从吉林回家了，她的那张“苦瓜脸”总算露出了一丝笑意。她先是给三哥按老家吉林“上车饺子下车面”的习俗擀了面条。吃完面后，她又接着使出她的手艺给三哥理了发。我和老五久章还有继父昨天都先理过了。老妈的这手“拿手活儿”简直让苏可全屯子的人羡慕极了。别人家的孩子年节也都收拾头发，但不是专业手把剃的，有的看上去就像是“狗啃的”老砢碜了。在这点上，老妈的“理发技艺”着实给一向爱美的继父在农场台面上可是赚足了面子。每个当官的都巴不得盼着能让我的母亲给收拾收拾头发做为一件倍感体面的事。当时，继父在苏可虽不属“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但也是被“专政对象”。为此，一向聪明的母亲也深谙其中“奥秘”，懂得如何用自己的这点“手艺”为继父赢得相对宽松的“管制空间”。在我的印象中，当时苏可分队的朱书记、张连友、会计许兆富、军代表老由、管教崔勋哲等人都纳入了母亲定期为其提供无偿理发服务的关照对象。这些人个个不乏爱美之心。正由于老妈投其所好满足了这个权力圈层的“爱美需求”，所以才一定程度地帮助继父改善了他在苏可屯下放劳改期间的“人权状况”。
1970年的大年三十伴随着中苏两国继“珍宝岛事件”之后的“剑拔弩张”终于到来了。
这一天，农场破天荒地给全场干部放“雪假”一天，目的是让大家“各家自扫门前雪，干干净净过大年”。
吃过早饭，继父即向全家人主动请缨，今年的年饭由他亲自下厨“掌勺”。于是他找来纸笔便独自去“纳摸”年饭的“煎炒烹炸”菜谱去了。
母亲还是不闲着，照着苏可屯的“年俗”她已经蒸了好几天的“年饽饽”了。主要有“年糕”、“粘豆包”、“冻饺子”、“豆沙包”等。苏可屯的“年俗”有个讲究：即从大年初一到初六女人不下厨。故每顿饭都以馏“年干粮”为主。因此家家户户小年一过就开始一锅接一锅地“蒸饽饽”，然后放在外边冻好，再存放到窗根底下的大缸里。
淑峰姐这两天一有空儿就帮老妈打扫室内卫生、浆洗被褥。今天上午她还约了闺蜜陈桂兰和张亚琴要到家里来学习“剪忠字”和“贴窗花”。这不，说着念着的功夫那姐俩就有说有笑地走进了屋里。陈桂兰年方19，身材高挑，眉清目秀，比姐姐大一岁。二舅是苏可分队长张连友；哥哥陈贵福是苏可机务队长。张亚琴年方16，个头不高，面庞白净，丰腴俊美，是苏可分队赶牛车的“车把式”张连芳的二闺女，跟陈桂兰是姑舅表姊妹。这两人进屋之后就被淑峰姐让到炕上。由于姐妹间很熟，故俩人也绝不外道。和姐姐比，那姐俩的手可比俺姐巧多了，没多大功夫就把上边显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大“忠”字的“文革窗花”剪完并贴在了门窗之上。随后，张亚琴又拿出随身揣来的“旯拉蛤”在炕上就地玩了起来。经过几局角逐，张亚琴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试”。看得出，那是姐姐在苏可屯生活三个月最快乐的一天。
现在再来看看我和老五老六那天上午都忙乎了啥吧！早饭过后，我们哥仨首先是用土篮子从院内往外清雪，然后就跟毛羽秋他弟弟“毛蛋”，还有于德水的儿子等一帮半大小子带上自制的20个铁夹子到苏可屯西岗子去打“雪雀”了。
苏可西岗子是整个屯子的最高点。虽刚刚经历“廿六雪暴”，但因风大岗上存雪还不是很厚，用脚一踢很容易就能露出地面。此外，选择这个地点捕捉“雪雀”，是因为这里原为一片谷地，是各种鸟雀常来光顾的觅食场所。
当我们一帮小家伙各自拎着铁夹、柳编笸萝、包着谷穗，蹚着没过脚踝的积雪爬上西岗子最高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老五跟老六更是累得直“咳哟”。尤其是老六久章在爬上西岗子至高点之后算是彻底放赖了。只见他“四仰八叉”把自己整个身体重重地往雪地上一砸，由于用力过猛竟把整个身形都深深地嵌入了雪地，楞是活生生地砸出了一个格外醒目的“大”字。
记得那天上午天空是朗晴朗晴的，没有一丝云彩。站在岗顶环望四周，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银色世界。
出生在苏可屯的农场孩子几乎都熟知大雪过后“雪雀”的觅食规律。在这方面“毛蛋”绝对是个“专家”。据他讲，“雪雀”不是随意出来觅食的，它们不仅需要在“头鸟”号令下实施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而且对天气阴晴、风力大小、气温高低、觅食目的地也都是有相应要求的。如果不了解这些基本常识，你即使在这里守上一、两天恐怕也是很难捕到一只“雪雀”的。
待我们这帮孩子在岗顶稍事休息体力得到恢复后，“毛蛋”开始指挥大伙在这几天别人“罩雀”已经清出的场子上开始下?子的下夹子，支笸箩的支笸箩，搓谷穗的搓谷穗。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儿，总算完成了最重要的“设伏”准备。接着我们又撤到北坡的一片小杨树林卧雪静候。
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为了寻得一口吃食，这些天不知有多少只鸟在这片西岗子成为苏可孩子们的腹中之物。但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些鸟儿能够躲过人为捕杀，恐怕也难逃今冬饥寒之困。
似乎跟垂钓的原理一样，捕鸟也是需要有足够耐心的。大约10分钟过后，在遥远的西南天际忽然有一片黑乎乎的鸟群由远及近地向西岗子飞来。要知道，那可是令人无比振撼的一幕啊！现在想来，当年若不是那场无情的大雪暴残酷地剥夺了那群鸟儿的“生存权”，它们又怎能冒死自投罗网命丧于我们的“铁夹”和“箩筐”之下？
看得清清楚楚，大雪过后可怜的“雪雀”往往都是群体觅食。此时，饥饿已经让它们置生死于度外，只要在死前能寻到一口吃的，它们似乎也就死而无憾了。
鸟群飞得既高又快，转眼就来到了西岗子的上空。它们黑鸦鸦的在低空中一会儿滚成一个球，一会又拉成一条粗线，煞是神奇壮观。盘旋了大概两圈，鸟群在头鸟的带领下猛地扎向岗上裸露地面，把个不到100平方米裸露黑土的“设伏区”罩了黑黑的一层。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了接二连三铁夹传来的“啪啪声”。再有我们还看到了“毛蛋”和于得水儿子等人也快速地拉动了3个罩筐的长绳。随后只听“毛蛋”高喊一声：“走哇！我们起雀去喽！”
应着“毛蛋”这一声喊，大家伙快速地窜到了捕鸟设伏场。未被夹住的鸟被惊得极不情愿地呼啦一下又飞上了天空在那划圈盘旋着。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不亦乐乎”地捡摘着雪雀，随后又快速地把铁?下好；“毛蛋”和于得水儿子收获犹丰，仅这头一回合就捕了80只“雪雀”。就在我们完成了第二回合的捕捉后，头鸟好像悟出点什么道理似的带着鸟群又在倏忽之间很知好歹地飞离了西岗子……
大概中午时分，我和老五老六拎着50只捕获的“雪雀”回到了家中。正在灶房忙活做年夜饭的继父看我们所获颇丰，乐呵呵地说：“你们三个小犊子挺尿性！今晩我们又可以多道油炸雪雀哩！”随后，我的任务就是忙着烧开水，准备“秃噜雪雀”去了。说句心里话，就当时农场生活境况而言，过年的饭桌上能平添这样一道美味也真算得上是相当惬意的人生享受了！
午后一点半左右，我的三哥贵章终于赶回苏可家中和我们来过年了。一路上的旅途颠簸让他显现出很是疲惫的样子。看到他这副样子，母亲又一次心疼地落下了眼泪。随后她先给三哥煮了碗热面，接着又给三哥理了发。还别说，经过老妈这一“匝咕”三哥一下又变得精神起来。只见他找出毛笔和墨汁，裁下红纸先是遵循东北“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年俗挥笔写下了上联为“日日天天家常乐”；下联为“岁岁年年庆有余”；横批是“福运高照”的自拟“年对”。而后，他又挥笔写了几个“忠”字和“福”字就和淑峰姐去贴“对子”了……
约在下午3点半左右，扎着围裙在厨房忙活了一小天的继父终于把“掂当”出的12道菜摆上了饭桌。此时，我和老五老六正在当院放“二踢脚”和“小鞭”。其他人家的孩子们也都在“挂灯”、“放炮”。整个苏可屯都沉浸在了浓浓的过大年气氛中……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1970年的春节是最令人难忘的。对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普通人家来说，那是一个在政治“极左年代”历经一次从城市到农村人生起伏后，每个人多少都能找到一点“幸福感”的春节；她就像一波涌起的海浪把漂泊在茫茫海天之间的一叶小舟从浪谷推上了“浪峰”；她就象一树在广褒沙丘之上绽放的“昙花”美好而又短暂。正因如此，所以1970春节才刻骨铭心般地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