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起死又“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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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
随着“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垮台，中华大地终于结束“十年动乱”呈现出“严冬过尽绽春蕾”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新气象。其中最具标志性的重大政治事件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恢复“高考制度”。面对国家首先在教育领域的“破冰”改革，一度被压抑多年的全国各族青年无不欢呼雀跃。大家奔走相告，竟相翻出书本，挑灯复习，开始迎战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大考”。
那一年，三哥贵章和我也都决定参加高考。当时贵章哥已结束知青生活返城在吉林市第二建筑公司做了一名瓦匠。他在磐石朝阳山结识的右派陈子夫也已平反被安排到吉林市总工会职工培训中心做了一名讲师。儿子陈晓珊和女儿陈菲菲还在磐石朝阳山参加劳动。据贵章哥讲，陈晓珊和妹妹陈菲菲也都准备报名参加1977年度的冬季高考。后来政审时妹妹陈菲菲通过并一举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后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黄金研究所当了一名研究员；陈晓珊则因在文革期间“涉嫌现反言论”尚未作出评反结论而被剥夺了当年的“报考权”。
在此期间，贵章哥为鼓励我参加高考还专门给我邮来了一叠子复习资料。怎奈因当年在校读书我哥俩均以语文一科见长，数理化失分太多而双双落榜。有鉴于此，为寻求改变现状我兄弟决定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备战1978年度高考。
令我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是：当年鹿场书记徐乃迁为支持我备战1978年高考曾为我提供了许多便利。此外，我的母亲还从一家人的“牙缝中”每月抠出10块钱支持我去上县里的高考补习班。初始阶段我借住在县玻璃厂我的同学赫令江的职工宿舍，一日三餐吃在玻璃厂的职工食堂，一应花销还能承担得起。然而好景不长，10天后我就被赫令江的领导给轰了出来。无奈，我只能被迫退出补习班，回鹿场边上班边备战高考。因为我不忍心只为自己而让家人去喝“西北风”。结果，1978年的高考本人非常遗憾地只因一分之差再次名落孙山。值得庆贺的是，贵章哥当年总算将巴进线考入吉林市联大”中文系，结束了他在吉林市第二建筑公司的“瓦匠生涯”；他的好友陈晓珊当年也通过政审一举考入大连铁道学院，后成为吉林电力大学的一名老师。
打这以后，高考一年比一年难度大。特别是与刚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同台pK”已经几乎没有胜出的可能。说白了，要实现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改变，唯一的途径就是报考农场“以工代干”岗位了。好在1977年10月我已被恢复“团籍”，同时还被解除了报考场内“公共岗位”的各项封禁。
在默默的期盼和等待中，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机会终于来到了：1979年10月，农场计划面向全场在职青年职工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考试公开招聘5名“以工代干”教师。得到这个消息，我立即前往场部政工股李忠孝股长处报了名。现在看来，那是农场有史以来声势最大、报考人员最多的一次公招，但也是存在舞弊非议最多的一次公招。
关于那次公考，全场上至场领导，下到普通职工无不期盼参考子女有幸通过公招改变自己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近水楼台者”不惜铤而走险，开始挖空心地把“算盘”打到“出题老师”的身上。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也的确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
针对那次公招我是不配也不敢作非分之想的。但我自有我的一套“妙想”。即先对本次公招从报名对象、录用名额、出题老师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得出“知己知彼”的判断：即本次公招农场若单凭文化课考试排序作为唯一录取标准，我百分之百没戏。其理由，一是本人严重偏科，数理化会扯后腿；二是已离开校门三年半，与刚毕业的“小字辈”同时竞考根本没有胜出的可能。由于本人事先对这次“公招”看得很透，所以后经两天苦思冥想，终于给自己憋出个“出奇制胜”的“绝招儿”。即以给场党委上“万言书”引起朱书记和全体党委委员对我个人“才华”的重视。此外，我当时敢突发这一奇想的关键还在于有两个难能可贵的外部条件：一个是场党委当时正在全场干部职工和党团员中开展“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活动”，这样一来，本人所上“万言书”就纯属是响应党委号召的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建言献策”行为了；再一个就是79年5月朱书记到鹿场调研时我的发言曾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对于我个人而言，此时我给场党委所上“万言书”就是一次“破釜沉舟”式的自己跟自己命运的“博弈”。赢了，我的人生轨迹就能出现“拐点”；输了，大不了我接着继续养鹿。这就是我在当时面对那次“公招”毫不掺假的真实心态。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赌赢了。恰是这“挽狂澜于既倒”的拼死一搏，才让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即终于使我通过本次公考成为一名“以工代干”的农场教师了。
主意拿定之后，我只用了两个夜晚就动笔写完了《论农场管理十大弊痈》的万言书，并通过朱书记的内弟张守双把这份材料直接递交给了场党委的朱百顺书记。针对我的这个举动，不明真相的母亲吓坏了，她深怕我考虑不周在政治上再栽了跟头。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即然做了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在鹿场放上一辈子鹿吗！
时隔不久，场党委朱百顺书记代表场党委专门给我就所上“万言书”回了一封复信，大意是：“对我响应场党委号召，发扬主人翁精神建言献策表示感谢！对于所提建议农场将在今后工作中逐渐采纳并加以整改。”
一周之后，农场面向全场发布了“关于公开招聘5名以工代干教师的录用结果”。按照文化课考试成绩排序：第一名张树新；第二名沈艳娇；第三名沈艳梅；第四名朱景芝；第五名杨秋慧；第六名陈孝章。
另据后期农场权威人士透露：在农场召开党委会确定录用人选时，朱百顺书记曾在会上宣读了我的“万言书”。之后是副书记高景山第一个发言，他说这个叫陈孝章的小伙子挺有才华应该考虑使用。而后在研究老师录用问题时，考第五名的杨秋慧因已在造纸厂做了出纳员，故把排在第六名的我直接串上来列为录用对象。这就是那次党委会的大体经过。
事实再一次证明，那份“万言书”对于场党委最后拍板决定用我这个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非本人对那次公招作最后“拼死一搏”，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由此可见，这件事堪称是“自己跟自己命运博奕”的一个“经典范例”。
下面，对当年那份题为《论农场管理十大弊痈》万言书特作如下提纲挈领式的摘录：
尊敬的朱百顺书记及各位党委委员：大家好！
我是鹿场一线养鹿工人共青团员陈孝章。为响应场党委“关于解放思想为农场发展积极谏言献策”号召，本人决定本着实事求是和对农场发展高度负责精神，提出如下建议：
一、关于农场目前在管理上存在的“十大弊端”：
（一）做为全省最大谷物农场，没有真正培树起可以凝聚全体干部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农场精神”。此为“弊”之一。
（二）全场职工昏昏噩噩，精神状态不佳，主人翁意识不强。此为“弊”之二。
（三）干部职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差，只是一味地端着“铁饭碗”混饭吃。此为“弊”之三。
（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不同步。全体职工“爱岗敬业，以场为家”意识严重缺失。此为“弊”之四。
（五）法纪教育严重滞后，职工法纪观念淡薄。此为“弊”之五。
（六）农耕作业机械化程度不低，但劳动生产率不高。此为“弊”之六。
（七）后勤管理混乱，没有章法，浪费现象比比皆是。此为“弊”之七。
（八）农耕作业经营粗放，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此为“弊”之八。
（九）农场工会形同虚设，职工权益保障严重缺失。此为“弊”之九。
（十）建章建制流于形式化，对各项制度的执行监督不到位。此为“弊”之十。
二、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改进建议：
第一，从农场实际出发，开展一次“关于培树农场精神大讨论活动”。记得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抗大精神”就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那么做为全省最大谷物农场，我认为同样需要一种精神。
第二，农场的主人是农场的全体职工。要实现由“员工”向“主人”的角色转换，就必须通过群团组织把职工组织起来，开展经常性地教育活动，让他们切实找到“家”的感觉才行。
第三，“大锅饭”思想是制约职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挥的“罪魁祸首”。为此应通过建立并完善“激励机制”帮助职工彻底克服“铁饭碗”思想。
第四、要通过精心设计一系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丰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只有让职工首先在精神上充实起来，才能焕发出冲天的工作干劲。
第五、要不断加大对广大职工法纪和场纪教育力度。要通过办短训班的方式培训若干遵纪守法典型，然后再以点带面寻求提高法纪建设的整体水平。
第六，要加强农机专业队伍建设，开展经常性的岗位练兵和劳动竞赛活动。以确保农机设备发挥出最大的劳动效能。
第七，继续强化对后勤“人财物”的科学管理，要通过制度建设“看住盲点，堵上漏点”，进而实现后勤保障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第八，要探索农耕生产向“高产和高效”发展。纠正“广种薄收”的放羊思维，不断提高土地种植的综合效益。
第九，不断强化工会组织在农场民主管理中的存在感。要让职工通过工会平台积极参与到农场民主管理中来。
第十，进一步加大对各项规章制度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考核力度。不能让制度只是挂在墙上的摆设，要让制度成为形成全场从上到下贯彻执行力的“最佳帮手”。
综上所述，即本人向场党委提出的十点建议，如有不妥，诚盼批评指教。
“…………”
1977年12月。
随着“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垮台，中华大地终于结束“十年动乱”呈现出“严冬过尽绽春蕾”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新气象。其中最具标志性的重大政治事件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恢复“高考制度”。面对国家首先在教育领域的“破冰”改革，一度被压抑多年的全国各族青年无不欢呼雀跃。大家奔走相告，竟相翻出书本，挑灯复习，开始迎战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大考”。
那一年，三哥贵章和我也都决定参加高考。当时贵章哥已结束知青生活返城在吉林市第二建筑公司做了一名瓦匠。他在磐石朝阳山结识的右派陈子夫也已平反被安排到吉林市总工会职工培训中心做了一名讲师。儿子陈晓珊和女儿陈菲菲还在磐石朝阳山参加劳动。据贵章哥讲，陈晓珊和妹妹陈菲菲也都准备报名参加1977年度的冬季高考。后来政审时妹妹陈菲菲通过并一举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后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黄金研究所当了一名研究员；陈晓珊则因在文革期间“涉嫌现反言论”尚未作出评反结论而被剥夺了当年的“报考权”。
在此期间，贵章哥为鼓励我参加高考还专门给我邮来了一叠子复习资料。怎奈因当年在校读书我哥俩均以语文一科见长，数理化失分太多而双双落榜。有鉴于此，为寻求改变现状我兄弟决定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备战1978年度高考。
令我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是：当年鹿场书记徐乃迁为支持我备战1978年高考曾为我提供了许多便利。此外，我的母亲还从一家人的“牙缝中”每月抠出10块钱支持我去上县里的高考补习班。初始阶段我借住在县玻璃厂我的同学赫令江的职工宿舍，一日三餐吃在玻璃厂的职工食堂，一应花销还能承担得起。然而好景不长，10天后我就被赫令江的领导给轰了出来。无奈，我只能被迫退出补习班，回鹿场边上班边备战高考。因为我不忍心只为自己而让家人去喝“西北风”。结果，1978年的高考本人非常遗憾地只因一分之差再次名落孙山。值得庆贺的是，贵章哥当年总算将巴进线考入吉林市联大”中文系，结束了他在吉林市第二建筑公司的“瓦匠生涯”；他的好友陈晓珊当年也通过政审一举考入大连铁道学院，后成为吉林电力大学的一名老师。
打这以后，高考一年比一年难度大。特别是与刚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同台pK”已经几乎没有胜出的可能。说白了，要实现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改变，唯一的途径就是报考农场“以工代干”岗位了。好在1977年10月我已被恢复“团籍”，同时还被解除了报考场内“公共岗位”的各项封禁。
在默默的期盼和等待中，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机会终于来到了：1979年10月，农场计划面向全场在职青年职工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考试公开招聘5名“以工代干”教师。得到这个消息，我立即前往场部政工股李忠孝股长处报了名。现在看来，那是农场有史以来声势最大、报考人员最多的一次公招，但也是存在舞弊非议最多的一次公招。
关于那次公考，全场上至场领导，下到普通职工无不期盼参考子女有幸通过公招改变自己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近水楼台者”不惜铤而走险，开始挖空心地把“算盘”打到“出题老师”的身上。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也的确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
针对那次公招我是不配也不敢作非分之想的。但我自有我的一套“妙想”。即先对本次公招从报名对象、录用名额、出题老师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得出“知己知彼”的判断：即本次公招农场若单凭文化课考试排序作为唯一录取标准，我百分之百没戏。其理由，一是本人严重偏科，数理化会扯后腿；二是已离开校门三年半，与刚毕业的“小字辈”同时竞考根本没有胜出的可能。由于本人事先对这次“公招”看得很透，所以后经两天苦思冥想，终于给自己憋出个“出奇制胜”的“绝招儿”。即以给场党委上“万言书”引起朱书记和全体党委委员对我个人“才华”的重视。此外，我当时敢突发这一奇想的关键还在于有两个难能可贵的外部条件：一个是场党委当时正在全场干部职工和党团员中开展“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活动”，这样一来，本人所上“万言书”就纯属是响应党委号召的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建言献策”行为了；再一个就是79年5月朱书记到鹿场调研时我的发言曾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对于我个人而言，此时我给场党委所上“万言书”就是一次“破釜沉舟”式的自己跟自己命运的“博弈”。赢了，我的人生轨迹就能出现“拐点”；输了，大不了我接着继续养鹿。这就是我在当时面对那次“公招”毫不掺假的真实心态。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赌赢了。恰是这“挽狂澜于既倒”的拼死一搏，才让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即终于使我通过本次公考成为一名“以工代干”的农场教师了。
主意拿定之后，我只用了两个夜晚就动笔写完了《论农场管理十大弊痈》的万言书，并通过朱书记的内弟张守双把这份材料直接递交给了场党委的朱百顺书记。针对我的这个举动，不明真相的母亲吓坏了，她深怕我考虑不周在政治上再栽了跟头。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即然做了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在鹿场放上一辈子鹿吗！
时隔不久，场党委朱百顺书记代表场党委专门给我就所上“万言书”回了一封复信，大意是：“对我响应场党委号召，发扬主人翁精神建言献策表示感谢！对于所提建议农场将在今后工作中逐渐采纳并加以整改。”
一周之后，农场面向全场发布了“关于公开招聘5名以工代干教师的录用结果”。按照文化课考试成绩排序：第一名张树新；第二名沈艳娇；第三名沈艳梅；第四名朱景芝；第五名杨秋慧；第六名陈孝章。
另据后期农场权威人士透露：在农场召开党委会确定录用人选时，朱百顺书记曾在会上宣读了我的“万言书”。之后是副书记高景山第一个发言，他说这个叫陈孝章的小伙子挺有才华应该考虑使用。而后在研究老师录用问题时，考第五名的杨秋慧因已在造纸厂做了出纳员，故把排在第六名的我直接串上来列为录用对象。这就是那次党委会的大体经过。
事实再一次证明，那份“万言书”对于场党委最后拍板决定用我这个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非本人对那次公招作最后“拼死一搏”，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由此可见，这件事堪称是“自己跟自己命运博奕”的一个“经典范例”。
下面，对当年那份题为《论农场管理十大弊痈》万言书特作如下提纲挈领式的摘录：
尊敬的朱百顺书记及各位党委委员：大家好！
我是鹿场一线养鹿工人共青团员陈孝章。为响应场党委“关于解放思想为农场发展积极谏言献策”号召，本人决定本着实事求是和对农场发展高度负责精神，提出如下建议：
一、关于农场目前在管理上存在的“十大弊端”：
（一）做为全省最大谷物农场，没有真正培树起可以凝聚全体干部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农场精神”。此为“弊”之一。
（二）全场职工昏昏噩噩，精神状态不佳，主人翁意识不强。此为“弊”之二。
（三）干部职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差，只是一味地端着“铁饭碗”混饭吃。此为“弊”之三。
（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不同步。全体职工“爱岗敬业，以场为家”意识严重缺失。此为“弊”之四。
（五）法纪教育严重滞后，职工法纪观念淡薄。此为“弊”之五。
（六）农耕作业机械化程度不低，但劳动生产率不高。此为“弊”之六。
（七）后勤管理混乱，没有章法，浪费现象比比皆是。此为“弊”之七。
（八）农耕作业经营粗放，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此为“弊”之八。
（九）农场工会形同虚设，职工权益保障严重缺失。此为“弊”之九。
（十）建章建制流于形式化，对各项制度的执行监督不到位。此为“弊”之十。
二、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改进建议：
第一，从农场实际出发，开展一次“关于培树农场精神大讨论活动”。记得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抗大精神”就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那么做为全省最大谷物农场，我认为同样需要一种精神。
第二，农场的主人是农场的全体职工。要实现由“员工”向“主人”的角色转换，就必须通过群团组织把职工组织起来，开展经常性地教育活动，让他们切实找到“家”的感觉才行。
第三，“大锅饭”思想是制约职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挥的“罪魁祸首”。为此应通过建立并完善“激励机制”帮助职工彻底克服“铁饭碗”思想。
第四、要通过精心设计一系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丰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只有让职工首先在精神上充实起来，才能焕发出冲天的工作干劲。
第五、要不断加大对广大职工法纪和场纪教育力度。要通过办短训班的方式培训若干遵纪守法典型，然后再以点带面寻求提高法纪建设的整体水平。
第六，要加强农机专业队伍建设，开展经常性的岗位练兵和劳动竞赛活动。以确保农机设备发挥出最大的劳动效能。
第七，继续强化对后勤“人财物”的科学管理，要通过制度建设“看住盲点，堵上漏点”，进而实现后勤保障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第八，要探索农耕生产向“高产和高效”发展。纠正“广种薄收”的放羊思维，不断提高土地种植的综合效益。
第九，不断强化工会组织在农场民主管理中的存在感。要让职工通过工会平台积极参与到农场民主管理中来。
第十，进一步加大对各项规章制度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考核力度。不能让制度只是挂在墙上的摆设，要让制度成为形成全场从上到下贯彻执行力的“最佳帮手”。
综上所述，即本人向场党委提出的十点建议，如有不妥，诚盼批评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