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的通牒_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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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那是一场审判。对不对，亚历山大？”伯恩困惑不解地说，他的语气飘忽而犹豫，“是军事法庭。”
“对，没错，”康克林说，“但审判的不是你。你不是被告。”
“我不是吗？”
“不是。你是提出起诉的人，当时在你们那帮人里头——不管是不是搞外勤的——这种事都很罕见。军队里有几个人想阻止你，但他们阻止不了……这事我们以后再说，以后再详细谈。”
“我现在就想谈，”伯恩坚决地说，“跟‘胡狼’在一起的那个人，他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想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会在莫斯科——还跟‘胡狼’在一起。”
“以后再——”
“现在就说。你的朋友克鲁普金在帮助我们国家，这也就等于是在帮助玛莉和我，对此我很感激。这位上校也站在我们这一边，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此刻看到那幅画面。我想知道那个人和我之间发生过什么，兰利的所有保密规定都可以见鬼去了。我对他了解得越多——现在就得了解——对于该要求些什么、可能会碰到哪些情况就更心中有数。”伯恩突然转向了苏联人，“跟你们解释一下，我对自己以前的一段时光记得不太清楚，你们知道这点就够了。说吧，亚历山大。”
“我连昨天晚上的事都记不住。”上校说。
“他想知道什么你就告诉他吧，亚历山大。这不会对我们的利益产生任何影响。西贡的事情早已结束了，喀布尔也一样。”
“好吧。”康克林坐到一把椅子上，揉了揉右腿的腿肚子；他说话时想尽力轻松一点，但这努力并没有完全奏效。“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你手下的一个人在一次搜索歼敌的巡逻中被打死了。据说那是一起‘己方误伤’事件，但你知道实情并非如此。你知道南方总部里有几个满嘴狗屁的家伙盯上了他；他们想要他的命。那人是柬埔寨的，当然也算不得什么圣人，不过他知道走私用的每一条小路，因此就成了你的先头侦察兵。”
“只有画面，”伯恩插话说，“我只能想起一些零碎的画面。我能看见，但想不起来。”
“事实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它们已经和其他好几千起值得质疑的事件一起被埋葬。看来，当时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有一大宗毒品交易告吹了，责任被算在了你的侦察兵头上。于是，西贡的几个大人物认为要教训一下这些替他们跑腿的亚洲佬。他们飞到你的地盘上，像一帮来袭的越南人那样跑进草丛里干掉了他。但你正好在一块高地上看到了他们，都气炸了。你跟着他们回到停直升机的地方，让他们自己选择：要是上飞机，你就会把直升机轰掉，不留一个活口；要么就跟着你返回大本营。他们在你手下人的枪口下回来了，你硬是让战地司令部接受了你提出的多项谋杀指控。冷若冰霜的布赖斯·奥格尔维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他要罩着自己在西贡的伙计们。”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不对？很疯狂的事——一切都混乱了，扭曲了。”
“一点没错。布赖斯·奥格尔维要求你出庭作证。他把你形容成一个狂人，一个性格阴郁、精神错乱的骗子和杀手；要不是因为在打仗，你又有这方面的本领，你这种人就应该关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他把所有卑鄙龌龊的恶名都扣在你头上，还逼着你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这你是不会说的，也不能说；因为他们一旦知道了这个真名，你第一个妻子在柬埔寨的家人就会惨遭杀害。他想用语言的陷阱困住你，结果没能成功；后来他又威胁军事法庭说要揭露这一整支杂牌军，法庭决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布赖斯·奥格尔维辩护的那帮恶棍被开释了，因为缺乏可信的证词。审判结束后，他们不得不强行把你关在军营里，直到布赖斯·奥格尔维登上回西贡的飞机。”
“他叫关苏。”伯恩恍恍惚惚地说。他来回摇着头，仿佛是想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他还是个孩子，大概才十六七岁。他把贩毒得来的钱送回三个村子，这样村里的人才能吃上饭。根本就没有别的出路……唉，该死！假如我们自己的家人都快饿死了，我们又能怎么办？”
“这种事可不能在法庭上说，这你心里也知道。你只有闭上嘴巴忍受布赖斯·奥格尔维的恶毒谩骂。我来旁听时看到了你，我可从没见过有谁能像你那样克制住自己的憎恨。”
“我记忆中好像不是这样——从我能记起的一点内容来看。有的记忆又回来了，不太多，但还是有一些。”
“在那次审判中，由于情势所迫，你让自己去适应所处的那个环境——可以说就像是一条变色龙。”他们俩的眼神碰到了一起，伯恩又转向了电视机。
“瞧，他现在又和卡洛斯搞到一块去了。这个堕落的世界还真小啊，是不是？他知道我是杰森·伯恩吗？”
“怎么可能呢？”康克林从椅子里站起身，“那时候根本就没提到杰森·伯恩。连大卫这个名字都没提，只有一个人称三角洲一号的游击队员。审判时根本没使用姓名，记得吗？”
“我总是忘记；还有什么新情况？”伯恩指着电视屏幕说，“他为什么要到莫斯科来？你干吗说梅杜莎找到了‘胡狼’？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纽约的那家律师事务所。”
“什么？”伯恩刷地把头转向康克林，“他是——”
“董事会主席，”康克林替他把话说完了，“中情局正在逼近目标，他逃了出来。是两天前的事。”
“见鬼，你怎么不告诉我？”伯恩愤怒地喊道。
“因为我根本没想到我们会站在这里眼睁睁地瞧着屏幕上的那副画面。我还是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也不能否认它。还有，我觉得没必要提起一个你说不定都不记得的名字，没必要提起一件曾让你深受困扰、现在可能已记不起的旧事。干吗毫无必要地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压力已经够多了。”
“好了，阿列克谢！”克鲁普金上前一步恼怒地说，“引起不快回忆的话语和名字我也曾经听到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提一两个问题——尤其是这一个：让你们如此担心的这个布赖斯·奥格尔维究竟是什么人？你刚才说他以前在西贡干过，但他现在又在做什么？”
“干吗不告诉你们呢？”康克林轻声自问，“他是个纽约律师，领导着一个遍布整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组织。起初，他们在华盛顿打通了关节，通过敲诈和杠杆收购买下了许多家公司；他们使市场陷入困境，自行指定价格，而且还玩起了杀人游戏，雇佣了这一行里最厉害的几个职业杀手。有确凿证据表明他们雇人杀害了政府和军方的多位官员，最近的一个例子——你们对这事肯定很熟悉——就是北约总司令蒂加登上将。”
“难以置信！”克鲁普金低声说。
“我的天啊！”农民上校瞪着眼拖长声音说。
“这帮人非常有创意，布赖斯·奥格尔维则是最有创造力的一个。他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编织了一张遍及华盛顿和欧洲各国首都的大网。不幸的是他给自己编的网困住了，变成了一只苍蝇，这得多亏我的这位同事。华盛顿有些人他是不可能拉下水的，他们马上就要向他发动突袭。不过他得到了消息，在前天逃了出来……至于他为什么要来莫斯科，我可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问题我也许可以帮你回答，”克鲁普金望着克格勃上校点了点头，仿佛在对他说这没关系，“你说的这些谋杀我完全不知情——一点儿也不知道——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谋杀我都没听说过。不过，你说的这张网可能就是一家开在欧洲的美国企业，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怎么个服务法？”康克林问道。
“各种各样受到严格限制的美国技术，还有军械、材料、飞机和武器系统的零部件——有许多次他们甚至通过东欧集团国家运来了完整的飞机和武器系统。我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数：要是有人讲这是我说的，我会极力否认。”
“明白，”康克林点点头，“这个企业的名字叫什么？”
“没有统一的总称。相反，它包括五六十家公司，显然隶属于同一个伞形结构。这些公司名目繁多，来源各异，因此几乎不可能查明具体的关系。”
“名字是有的，经营它的人就是布赖斯·奥格尔维。”康克林说。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克鲁普金说。他的双眼突然变得玻璃一般冷酷，脸上露出狂热分子那种坚定不移的神情。“不过，虽说这个美国律师似乎让你们俩大为烦恼，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自己心里的担忧还要重得多。”克鲁普金转向电视机和屏幕上抖动着的那幅定格画面，他的双眼现在满是怒火，“屏幕上的那个苏联情报官是罗琴科上将，他是克格勃高层的第二号人物，也是苏联总书记的亲密顾问。也许有许多事情是假借苏联利益的名义去做的，而且连总书记都不知情；但在如今的这个年代，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你所说的那些领域。我的天，北约的总司令！而且我们根本不会——绝对不会——雇‘胡狼’卡洛斯去杀人！这种令人尴尬的事件，绝不亚于极度危险、令人恐惧的灾难。”
“你有什么建议吗？”康克林问道。
“你这话问得很蠢，”上校粗鲁地回答说，“把他抓起来，送进卢比扬卡监狱……然后就静悄悄了。”
“这种解决办法有个问题，”康克林说，“中央情报局知道奥格尔维在莫斯科。”
“有什么问题？我们双方都除掉了一个害群之
马，也彻底制止了他的罪行，这样我们就可以接着干自己的事了。”
“也许你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问题不仅仅在于害群之马和他的罪行，甚至不在于它牵扯到苏联。问题在于掩盖——这牵扯到华盛顿。”
克格勃军官看着克鲁普金，用俄语说道：“这个家伙在说些啥？”
“他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克鲁普金也改用母语说，“不过，对他们而言这的确是个问题。我试着来解释一下。”
“他说什么呢？”伯恩恼火地问道。
“我想他准备讲一堂公民教育课，还是美国式的。”
“华盛顿的人对这种课往往置若罔闻。”克鲁普金用英语插了一句，接着马上就继续用俄语对他的克格勃上司说，“你知道，同志，美国人谁也不会责怪我们在奥格尔维的犯罪活动中得到了好处。他们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谚语，这句话也不知掩盖住了多少罪恶：‘别人要是送马给你当礼物，你就不该掰开嘴来看牙口。’”
“马嘴跟礼物有什么关系？马屁股能拉出田里用的肥料；嘴巴里只能吐吐沫。”
“翻译过来意思难免会有点走样吧……不管怎么说，这个叫奥格尔维的律师显然跟美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官员看在大把钞票的分上，就对他那些可疑的业务不闻不问，这些业务可是能带来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法律被规避了，有人丢掉了性命，谎言变成了真理；总而言之，这其中的腐败勾当可有一大堆。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对腐败一向耿耿于怀。就连旨在促进合作的小小通融，在他们看来都有可能‘造成腐败’，而那些历史更悠久、更有知识的民族对这种死脑筋简直是无计可施。美国人就爱自曝家丑，把脏兮兮的床单晾出来供全世界瞻仰，仿佛那是荣誉的象征。”
“因为它确实是荣誉的象征，”康克林用英语插话说，“这一点你们这儿的许多人都是不会理解的，因为你们每做出一次通融、每犯下一桩罪行、每封死一张嘴巴，都会拿一篮子玫瑰来掩盖真相……但是，考虑到‘罐子别嫌锅黑’之类的比喻太恶俗，我也就不给你们上课了。我只告诉你一点：奥格尔维必须被送回美国，他的每一笔账都得清算；这就是你们为促进合作而必须做出的通融。”
“你这个建议我们肯定会好好考虑的。”
“光这样还不够，”康克林说，“咱们这么说吧。除了追究责任的事，他那个企业的情况已经曝光了许多——或者不出几天就会曝光——包括他和蒂加登之死的关联。不光是华盛顿，连整个欧洲都会对你们大加指责。要说尴尬，这才叫尴尬呢，它对你们的贸易和进出口的影响就更别提了——”
“阿列克谢，你已经把意思说明白了，”克鲁普金打断了他，“假如能做出这样的通融，你们会不会申明莫斯科在美国将本国罪犯捉拿归案时给予了全面的合作？”
“没有你们，这件事我们显然是办不成的。作为有案可查的临时外勤特工，我会在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面前宣誓证明此事，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
“还得说明我们和你刚才提到的那些谋杀，尤其是北约总司令被刺一事毫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绝对会说清楚。这也是你们给予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刺杀事件把你们的政府吓得够呛。”
克鲁普金死死地盯着康克林，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却很有力。他慢慢回过身，朝电视屏幕瞥了一眼，随即又转向康克林。“那罗琴科将军呢？”他说，“我们该拿罗琴科将军怎么办？”
“你们拿罗琴科将军怎么办是你们自己的事，”康克林马上答道，“伯恩和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行，”克鲁普金点了点头，动作也很慢，“那么，阿列克谢，你们在苏联领土上拿‘胡狼’怎么办也就是你们的事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给予最为全面的合作。”
“咱们从哪开始？”伯恩不耐烦地问道。
“先做要紧的事。”季米特里·克鲁普金朝克格勃政治委员望去，“同志，我们刚才说的你听懂了吗？”
“足够了，克鲁普金。”肥胖的农民上校回答说。他走到嵌在墙上的一张大理石台子前，那上头放着一部电话。他拿起听筒，拨了号码；对方立刻就接起了电话。“是我，”政治委员用俄语说，“七号录像带上跟罗琴科和牧师在一起的第三个人，纽约方面认出他是个美国人，叫奥格尔维。从现在起，要把他置于我们的监控之下，不能让他离开莫斯科。”上校突然挑起了两条浓眉，脸也涨红了。“那条命令撤销了！他再也不归外事局管了，现在完全由克格勃一个部门负责！……理由？动动脑子，你个笨蛋！就跟他们说，我们确信他是个美国双重间谍，说那帮傻瓜没发现。然后再用老一套的大话吓吓他们；他们马虎的工作庇护了国家敌人，克格勃又一次帮他们保住了高高的位子——就这类东西。另外，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别人要是送马给你当礼物，你就不该掰开嘴来看牙口……同志，这句话我跟你一样也搞不懂，但那帮穿着紧身西服的花花公子可能会明白。给机场发警报。”
“他办妥了，”康克林转向伯恩说，“奥格尔维别想离开莫斯科。”
“我他妈才不在乎奥格尔维！”伯恩大吼。他的声音很激动，下颚处的肌肉一跳一跳。“我来这儿是为了‘胡狼’！”
“那个牧师？”上校问道，从台子旁边走开了。
“我说的就是那个人。”
“这很简单。我们用一根很长的绳子拴住罗琴科将军，这绳子他看不见，也感觉不到。绳子另一头的人就是你。他会再和‘胡狼’牧师会面的。”
“我别无他求。”杰森·伯恩说。
在莫斯科河克雷姆斯基桥边的拉斯托奇卡餐馆，格里戈里·罗琴科上将坐在一个靠窗的位子上。这是他午夜用餐时最喜欢来的地方；大桥和缓缓经过河面的船只上都点着灯，瞧在眼里让人很放松，因而也有助于新陈代谢。他需要这宁静的气氛，因为过去两天来发生的事太令人不安了。他的判断到底是对还是错？他的直觉是准确无误，还是谬以千里？眼下他还不知道，但正是这些直觉让他安然度过了几代领导人的统治：他年轻时是疯狂的斯大林，中年时是气势汹汹的赫鲁晓夫，几年之后则是碌碌无能的勃列日涅夫。现在，新的俄国——实际上是新的苏联——又处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之下，上了年纪的他对此倒是颇为欢迎。也许局势会比以前放松一点，由来已久的敌意也将在一度势不两立的地平线上渐渐消失。然而，地平线并不会真正改变。地平线永远是地平线，它们遥远而又平坦，有的色彩缤纷，有的则一片黑暗；但它们还是那么遥远、那么平坦，那么不可企及。
罗琴科是个擅长生存的人，这一点他心里很明白。擅长生存的人只要看到周遭显露出任何威胁，都会在相应的每一方面做好自我保护。另外，他也尽可能让自己融入周遭的这个环境。因此，他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成为了深得克格勃主席信赖的代言人；他是为克格勃搜集情报的专家；他是那家美国企业最初的联络渠道，全莫斯科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它名叫梅杜莎；通过这家企业，一批批极为特别的货物被运往整个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与此同时，他也是巴黎那位大人——“胡狼”卡洛斯的联络人，他曾多次劝说或出钱让这个杀手放弃可能牵扯到苏联的生意。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官僚，总是在国际舞台的幕后工作，不为掌声，也不求出名，只是为了生存下去。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仅仅是因乏味、恐惧和“两家都不得好报”的心理而产生的鲁莽冲动吗？不，这是事件发展可想而知的结果，与他祖国的需求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它符合莫斯科必须和梅杜莎、和“胡狼”绝对划清界限的要求。
据驻纽约总领事说，布赖斯·奥格尔维在美国已经算是完蛋了。领事的建议是在某个国家帮他找个庇护所；而作为交换，苏联就可以逐步吞并他在欧洲星罗棋布的资产。虽说奥格尔维操纵经济的行为破坏了多项法律，法庭连审都审不过来，驻纽约总领事却并不为此担忧；让他担心的是奥格尔维主使的杀人事件。根据领事查明的情况，这些事件非常普遍，被害者之中有美国政府的多位高级官员，还有那位遇刺的北约总司令——这么大的事领事绝对不至于弄错。除了这一系列可怕的杀人事件，纽约方面还认为奥格尔维为了让自己的一些公司不致被充公，可能已经下令在欧洲再开杀戒。刺杀对象主要是几家公司很有权力的管理人员，他们知道错综复杂的国际关联最终指向的是一家伟大的律师事务所，以及那个秘而不宣的代号——梅杜莎。假如奥格尔维身在莫斯科的时候发生了这些雇凶杀人事件，就会带来苏联政府所无法容忍的问题。因此，尽快把奥格尔维弄到苏联来，然后再尽快弄走，这个建议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罗琴科突然想到，巴黎那位多疑的大人也搅进了这场死亡之舞。他们必须马上见面！刚才他们用约定好的公用电话联系时，卡洛斯简直是扯着嗓子喊出了这句话，不过他还是坚持要采取所有的防范措施。和以往一样，“胡狼”要求在公共场合见面，周围要有人群，有众多可以利用的出口；他会像老鹰一样在附近盘旋，他那双杀手的眼睛不把一切看清，就绝对不会现身。他们又通了两次电话——是从不同的地方打来的——定下了会面的地点。傍晚时分在红场的圣巴西勒大教堂，那正是游客大批涌入的高峰时段。在祭坛右侧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好几条挂着帘子的走道是通向圣器室的，从那儿就可以走到外
面。就这样！
后来，在第三次通话的时候，格里戈里·罗琴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主意，简直就像是黑海上空响起的一个炸雷：这个主意极富戏剧性，可谓十分大胆；但它也很简单，几乎就是明摆着的，一时间让罗琴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这个解决方案将使苏联政府彻底与“胡狼”或梅杜莎的奥格尔维划清界限，不会有任何牵扯或串通的嫌疑——假如文明世界认为苏联有必要划清这个界限的话。
很简单，让“胡狼”和奥格尔维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凑到一起，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刻；只要能用相机留下证据，把他们拍在同一张照片里就行。只需要这么一张照片。
昨天下午他去了外事局，要求和奥格尔维进行一次简短的例行会面。在这次内容极其乏味、态度非常友好的会面中，罗琴科等待着他的机会——他已经做了功课，这个机会是他精心策划过的。
“你夏天在科德角过，对吧？”将军说。
“我一般周末才去那儿。我妻子和孩子整个夏天都在。”
“以前我派驻华盛顿的时候，在科德角认识了两个很好的美国朋友。我在他们家过了几个非常愉快的周末——跟你说的一样。说不定你还认识我的朋友呢，就是弗罗斯特两口子——哈德莱·弗罗斯特和卡罗尔·弗罗斯特？”
“当然认识啦。跟我一样，他也是个律师，专门搞海商法。他们就住在丹尼斯的滨海路上。”
“弗罗斯特夫人可是位非常迷人的女士。”
“非常迷人。”
“没错。你就没想过把她丈夫招进你的事务所？”
“没有。他自己开了家事务所。弗罗斯特戈德法布奥肖内西事务所；可以说，马萨诸塞州的码头全是他们的天下。”
“我觉得自己好像认识你，奥格尔维先生，也许只是通过共同的朋友吧。”
“我们没在科德角见上面，真是遗憾。”
“唔，咱们毕竟差点就见上了——通过共同的朋友——也许我可以借这个情分请你帮一个忙。只是个小忙，据我所知比我国政府为你提供的便利小得多。”
“照你们告诉我的情况，这种便利是相互的。”奥格尔维说。
“哦，这么策略的事情我可是一无所知。不过可以想见，如果你跟我们合作，我就会替你说说好话——我的部门虽然小，但也不是无足轻重。”
“要我帮什么忙？”
“有这么一个牧师，他是个热衷社会活动的激进分子。他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鼓动家，在纽约市的法庭上很有点名气。几个小时前他来到这里，要求和我秘密会面，再过几个钟头我就得去见他。我根本没时间去核查他说的那些事是真是假。不过，既然他坚称自己在纽约法庭上遭到过长期的法律‘迫害’，还说报纸刊登过他的许多照片，你也许就能认出这个人。”
“如果他说的是真话，我应该就能认得出来。”
“好！不管能不能认出来，我们都会让上面知道你很配合。”
他们做了安排。布赖斯·奥格尔维将混进圣巴西勒大教堂的人群之中，就在靠近会面地点的地方。等他看到罗琴科朝祭坛右侧深处角落里的一个牧师走去，他就要装作随意地与克格勃的将军“偶遇”，好像很意外。两人的寒暄将会很简短，短得都有些失礼，话说得既快又含混，简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碰面时就像是两个彬彬有礼却心怀敌意的熟人在公众场合不期而遇，不得不应酬一番。奥格尔维还必须凑得很近，因为光线太昏暗，而且到处都是阴影，律师可能看不清那个牧师的样子。
碰面时奥格尔维施展出了一名成功律师的手段。他就像在法庭上那样，先对控方证人提出一个会引来反对的问题，用语言引对方上当；紧接着就大喊“我收回刚才的问题”，让控方气得说不出话来。
奥格尔维说完这番话，“胡狼”马上就愤然转开了；但没等他转过脸，一个肥胖的老女人就用提包里暗藏的微型照相机抓拍了一连串照片。自动上卷的相机用的是超高速胶卷。这些证据现在锁进了罗琴科办公室的一个保险柜。卷宗的名称是“美国男子B. 奥格尔维的监控记录”。
在那张拍出杀手和美国律师的照片下方，纸上写着这么几行字：监控对象和身份不明的联系人在圣巴西勒大教堂秘密会面。会面时长十一分三十二秒。照片已传往巴黎进行身份验证。据信，身份不明的联系人有可能是“胡狼”卡洛斯。
不消说，巴黎方面自然编出了一份答复，其中有几张从第二局和安全局弄来的合成照片。答案是：已确认。此人确是“胡狼”无疑。
多么令人震惊啊！而且还是在苏联的领土上。
然而，杀手就不像律师那么乐于通融了。在跟美国人那番短暂而尴尬的碰面之后，卡洛斯继续冷冰冰地向将军提问。在那幅冷酷的外表下，他残暴的自我正怒火中烧。
“他们逼近你了！”
“谁啊？”
“克格勃。”
“我就是克格勃！”
“也许你搞错了。”
“克格勃发生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
“巴黎。来源是克鲁普金。”
“只要能往上爬，克鲁普金什么都肯干，包括散布虚假的消息，连与我有关的消息他都敢传。他就是个谜——一会儿是个效率极高、精通好几门语言的情报官，一会儿又变成了身穿法国服装、到处嚼舌头的小丑，接着又成了出访部长们的皮条客。他这个人是不能当真的，特别是碰到重大事情的时候。”
“但愿你是对的。我明天再和你联系，深夜的时候。你会在家吗？”
“我可不会待在家里等你的电话。晚上迟一点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到拉斯托奇卡餐馆吃饭。你明天打算干什么？”
“我得确定你是对的。”“胡狼”消失在了大教堂的人群之中。
这已经是超过二十四小时之前的事了，罗琴科还没有听到任何需要改变时间安排的消息。也许那个神经病已经回巴黎去了；也许不知怎么，他确信自己偏执的疑心其实没有根据，他得不断行动、奔走，在欧洲到处飞，这种要求压倒了一时的慌乱。谁知道呢？卡洛斯也是个谜。从某一方面来说，他是个智力迟钝的施虐狂，精通最为残忍的折磨和杀人手段；但他的另一面呈现出的却是一个身患疾病、心理扭曲的浪漫主义者，一个脑子受过损伤、想法幼稚的人，极力要追求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幻想。谁知道呢？快到那个时候了：照他脑袋上来一枪才能解决问题。
罗琴科招手叫侍者过来；他得来点咖啡和白兰地——那是上好的法国白兰地，专门留给真正的革命英雄喝的，特别是那些擅长生存的英雄。侍者没来，来的倒是拉斯托奇卡餐馆的经理；他拿着一部电话匆匆奔到餐桌前。
“您的紧急电话，将军。”一身黑西装松垮垮的经理说。他把电话放在桌上，手里举着分机线的塑料插头。这个头得接到墙上的电话插座里。
“谢谢你。”经理走开了，罗琴科把电话接了上去，“喂？”
“你到哪儿都有人盯着。”“胡狼”的声音说。
“谁在盯我？”
“是你们自己的人。”
“我不相信。”
“我一整天都在观察。想不想让我描述一下这三十个小时之内你去过的地方？先是在加里宁街上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然后进了阿尔巴特街的一个电话亭；到斯拉维扬基街吃的午饭，下午再沿着卢兹涅卡亚街散步？”
“别说了！你在哪儿？”
“到拉斯托奇卡餐馆外面来。慢慢走，样子随便点。我证明给你看。”电话挂断了。
罗琴科挂掉电话，示意侍者结账。系着围裙的侍者立马作出了反应，这倒不是因为将军地位高，而是因为餐馆里只剩他这一位顾客了。老将军把钱放在账单上，道了声晚安，穿过灯光黯淡的门厅走到门口，自己开了门走到外面。时间将近凌晨一点；除了几个灌多了伏特加的家伙在晃荡，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没过多久，右边大约三十米远处的一家店面里冒出了一个挺直的身影，街灯的光芒勾勒出了那人的轮廓。是“胡狼”，他还穿着黑衣白领的教士服。他招手让将军跟上来，然后缓步朝停在街正对面的一辆深棕色轿车走去。罗琴科赶上杀手，他现在站到了汽车靠马路的那一侧，车头的方向冲着拉斯托奇卡餐馆。
突然，“胡狼”啪地打开一支手电筒，耀眼的光柱直射进敞开的车窗。老将军一时间屏住了呼吸，他那双眼袋很重的眼睛扫视着面前的可怕景象。在座位那边，方向盘后面的克格勃特工向后仰着，喉咙被割开了，汩汩涌出的鲜血把衣服浸得透湿。紧靠车窗的座位上是第二个监控人员，他双手双脚都用电线捆着，脸上还绑了一根粗绳。绳子紧紧地勒在他张开的嘴里，让他没法喊叫，只能喘着气发出咯咯作响的咳嗽声。他还活着，圆睁的双眼里满是恐惧。
“司机在诺夫哥罗德受过训。”将军说，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褒贬之意。
“我知道，”卡洛斯回答说，“我拿到他的证件了。训练可是大不如前了，同志。”
“另一个是克鲁普金在莫斯科的联络官。我听说他是克鲁普金一个好朋友的儿子。”
“现在他是我的了。”
“你打算怎么样？”罗琴科盯着“胡狼”问道。
“纠正一个错误。”卡洛斯说着举起装好消声器的枪，把三颗子弹射进了将军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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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场审判。对不对，亚历山大？”伯恩困惑不解地说，他的语气飘忽而犹豫，“是军事法庭。”
“对，没错，”康克林说，“但审判的不是你。你不是被告。”
“我不是吗？”
“不是。你是提出起诉的人，当时在你们那帮人里头——不管是不是搞外勤的——这种事都很罕见。军队里有几个人想阻止你，但他们阻止不了……这事我们以后再说，以后再详细谈。”
“我现在就想谈，”伯恩坚决地说，“跟‘胡狼’在一起的那个人，他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想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会在莫斯科——还跟‘胡狼’在一起。”
“以后再——”
“现在就说。你的朋友克鲁普金在帮助我们国家，这也就等于是在帮助玛莉和我，对此我很感激。这位上校也站在我们这一边，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此刻看到那幅画面。我想知道那个人和我之间发生过什么，兰利的所有保密规定都可以见鬼去了。我对他了解得越多——现在就得了解——对于该要求些什么、可能会碰到哪些情况就更心中有数。”伯恩突然转向了苏联人，“跟你们解释一下，我对自己以前的一段时光记得不太清楚，你们知道这点就够了。说吧，亚历山大。”
“我连昨天晚上的事都记不住。”上校说。
“他想知道什么你就告诉他吧，亚历山大。这不会对我们的利益产生任何影响。西贡的事情早已结束了，喀布尔也一样。”
“好吧。”康克林坐到一把椅子上，揉了揉右腿的腿肚子；他说话时想尽力轻松一点，但这努力并没有完全奏效。“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你手下的一个人在一次搜索歼敌的巡逻中被打死了。据说那是一起‘己方误伤’事件，但你知道实情并非如此。你知道南方总部里有几个满嘴狗屁的家伙盯上了他；他们想要他的命。那人是柬埔寨的，当然也算不得什么圣人，不过他知道走私用的每一条小路，因此就成了你的先头侦察兵。”
“只有画面，”伯恩插话说，“我只能想起一些零碎的画面。我能看见，但想不起来。”
“事实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它们已经和其他好几千起值得质疑的事件一起被埋葬。看来，当时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有一大宗毒品交易告吹了，责任被算在了你的侦察兵头上。于是，西贡的几个大人物认为要教训一下这些替他们跑腿的亚洲佬。他们飞到你的地盘上，像一帮来袭的越南人那样跑进草丛里干掉了他。但你正好在一块高地上看到了他们，都气炸了。你跟着他们回到停直升机的地方，让他们自己选择：要是上飞机，你就会把直升机轰掉，不留一个活口；要么就跟着你返回大本营。他们在你手下人的枪口下回来了，你硬是让战地司令部接受了你提出的多项谋杀指控。冷若冰霜的布赖斯·奥格尔维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他要罩着自己在西贡的伙计们。”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不对？很疯狂的事——一切都混乱了，扭曲了。”
“一点没错。布赖斯·奥格尔维要求你出庭作证。他把你形容成一个狂人，一个性格阴郁、精神错乱的骗子和杀手；要不是因为在打仗，你又有这方面的本领，你这种人就应该关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他把所有卑鄙龌龊的恶名都扣在你头上，还逼着你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这你是不会说的，也不能说；因为他们一旦知道了这个真名，你第一个妻子在柬埔寨的家人就会惨遭杀害。他想用语言的陷阱困住你，结果没能成功；后来他又威胁军事法庭说要揭露这一整支杂牌军，法庭决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布赖斯·奥格尔维辩护的那帮恶棍被开释了，因为缺乏可信的证词。审判结束后，他们不得不强行把你关在军营里，直到布赖斯·奥格尔维登上回西贡的飞机。”
“他叫关苏。”伯恩恍恍惚惚地说。他来回摇着头，仿佛是想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他还是个孩子，大概才十六七岁。他把贩毒得来的钱送回三个村子，这样村里的人才能吃上饭。根本就没有别的出路……唉，该死！假如我们自己的家人都快饿死了，我们又能怎么办？”
“这种事可不能在法庭上说，这你心里也知道。你只有闭上嘴巴忍受布赖斯·奥格尔维的恶毒谩骂。我来旁听时看到了你，我可从没见过有谁能像你那样克制住自己的憎恨。”
“我记忆中好像不是这样——从我能记起的一点内容来看。有的记忆又回来了，不太多，但还是有一些。”
“在那次审判中，由于情势所迫，你让自己去适应所处的那个环境——可以说就像是一条变色龙。”他们俩的眼神碰到了一起，伯恩又转向了电视机。
“瞧，他现在又和卡洛斯搞到一块去了。这个堕落的世界还真小啊，是不是？他知道我是杰森·伯恩吗？”
“怎么可能呢？”康克林从椅子里站起身，“那时候根本就没提到杰森·伯恩。连大卫这个名字都没提，只有一个人称三角洲一号的游击队员。审判时根本没使用姓名，记得吗？”
“我总是忘记；还有什么新情况？”伯恩指着电视屏幕说，“他为什么要到莫斯科来？你干吗说梅杜莎找到了‘胡狼’？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纽约的那家律师事务所。”
“什么？”伯恩刷地把头转向康克林，“他是——”
“董事会主席，”康克林替他把话说完了，“中情局正在逼近目标，他逃了出来。是两天前的事。”
“见鬼，你怎么不告诉我？”伯恩愤怒地喊道。
“因为我根本没想到我们会站在这里眼睁睁地瞧着屏幕上的那副画面。我还是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也不能否认它。还有，我觉得没必要提起一个你说不定都不记得的名字，没必要提起一件曾让你深受困扰、现在可能已记不起的旧事。干吗毫无必要地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压力已经够多了。”
“好了，阿列克谢！”克鲁普金上前一步恼怒地说，“引起不快回忆的话语和名字我也曾经听到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提一两个问题——尤其是这一个：让你们如此担心的这个布赖斯·奥格尔维究竟是什么人？你刚才说他以前在西贡干过，但他现在又在做什么？”
“干吗不告诉你们呢？”康克林轻声自问，“他是个纽约律师，领导着一个遍布整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组织。起初，他们在华盛顿打通了关节，通过敲诈和杠杆收购买下了许多家公司；他们使市场陷入困境，自行指定价格，而且还玩起了杀人游戏，雇佣了这一行里最厉害的几个职业杀手。有确凿证据表明他们雇人杀害了政府和军方的多位官员，最近的一个例子——你们对这事肯定很熟悉——就是北约总司令蒂加登上将。”
“难以置信！”克鲁普金低声说。
“我的天啊！”农民上校瞪着眼拖长声音说。
“这帮人非常有创意，布赖斯·奥格尔维则是最有创造力的一个。他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编织了一张遍及华盛顿和欧洲各国首都的大网。不幸的是他给自己编的网困住了，变成了一只苍蝇，这得多亏我的这位同事。华盛顿有些人他是不可能拉下水的，他们马上就要向他发动突袭。不过他得到了消息，在前天逃了出来……至于他为什么要来莫斯科，我可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问题我也许可以帮你回答，”克鲁普金望着克格勃上校点了点头，仿佛在对他说这没关系，“你说的这些谋杀我完全不知情——一点儿也不知道——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谋杀我都没听说过。不过，你说的这张网可能就是一家开在欧洲的美国企业，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怎么个服务法？”康克林问道。
“各种各样受到严格限制的美国技术，还有军械、材料、飞机和武器系统的零部件——有许多次他们甚至通过东欧集团国家运来了完整的飞机和武器系统。我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数：要是有人讲这是我说的，我会极力否认。”
“明白，”康克林点点头，“这个企业的名字叫什么？”
“没有统一的总称。相反，它包括五六十家公司，显然隶属于同一个伞形结构。这些公司名目繁多，来源各异，因此几乎不可能查明具体的关系。”
“名字是有的，经营它的人就是布赖斯·奥格尔维。”康克林说。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克鲁普金说。他的双眼突然变得玻璃一般冷酷，脸上露出狂热分子那种坚定不移的神情。“不过，虽说这个美国律师似乎让你们俩大为烦恼，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自己心里的担忧还要重得多。”克鲁普金转向电视机和屏幕上抖动着的那幅定格画面，他的双眼现在满是怒火，“屏幕上的那个苏联情报官是罗琴科上将，他是克格勃高层的第二号人物，也是苏联总书记的亲密顾问。也许有许多事情是假借苏联利益的名义去做的，而且连总书记都不知情；但在如今的这个年代，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你所说的那些领域。我的天，北约的总司令！而且我们根本不会——绝对不会——雇‘胡狼’卡洛斯去杀人！这种令人尴尬的事件，绝不亚于极度危险、令人恐惧的灾难。”
“你有什么建议吗？”康克林问道。
“你这话问得很蠢，”上校粗鲁地回答说，“把他抓起来，送进卢比扬卡监狱……然后就静悄悄了。”
“这种解决办法有个问题，”康克林说，“中央情报局知道奥格尔维在莫斯科。”
“有什么问题？我们双方都除掉了一个害群之
马，也彻底制止了他的罪行，这样我们就可以接着干自己的事了。”
“也许你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问题不仅仅在于害群之马和他的罪行，甚至不在于它牵扯到苏联。问题在于掩盖——这牵扯到华盛顿。”
克格勃军官看着克鲁普金，用俄语说道：“这个家伙在说些啥？”
“他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克鲁普金也改用母语说，“不过，对他们而言这的确是个问题。我试着来解释一下。”
“他说什么呢？”伯恩恼火地问道。
“我想他准备讲一堂公民教育课，还是美国式的。”
“华盛顿的人对这种课往往置若罔闻。”克鲁普金用英语插了一句，接着马上就继续用俄语对他的克格勃上司说，“你知道，同志，美国人谁也不会责怪我们在奥格尔维的犯罪活动中得到了好处。他们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谚语，这句话也不知掩盖住了多少罪恶：‘别人要是送马给你当礼物，你就不该掰开嘴来看牙口。’”
“马嘴跟礼物有什么关系？马屁股能拉出田里用的肥料；嘴巴里只能吐吐沫。”
“翻译过来意思难免会有点走样吧……不管怎么说，这个叫奥格尔维的律师显然跟美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官员看在大把钞票的分上，就对他那些可疑的业务不闻不问，这些业务可是能带来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法律被规避了，有人丢掉了性命，谎言变成了真理；总而言之，这其中的腐败勾当可有一大堆。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对腐败一向耿耿于怀。就连旨在促进合作的小小通融，在他们看来都有可能‘造成腐败’，而那些历史更悠久、更有知识的民族对这种死脑筋简直是无计可施。美国人就爱自曝家丑，把脏兮兮的床单晾出来供全世界瞻仰，仿佛那是荣誉的象征。”
“因为它确实是荣誉的象征，”康克林用英语插话说，“这一点你们这儿的许多人都是不会理解的，因为你们每做出一次通融、每犯下一桩罪行、每封死一张嘴巴，都会拿一篮子玫瑰来掩盖真相……但是，考虑到‘罐子别嫌锅黑’之类的比喻太恶俗，我也就不给你们上课了。我只告诉你一点：奥格尔维必须被送回美国，他的每一笔账都得清算；这就是你们为促进合作而必须做出的通融。”
“你这个建议我们肯定会好好考虑的。”
“光这样还不够，”康克林说，“咱们这么说吧。除了追究责任的事，他那个企业的情况已经曝光了许多——或者不出几天就会曝光——包括他和蒂加登之死的关联。不光是华盛顿，连整个欧洲都会对你们大加指责。要说尴尬，这才叫尴尬呢，它对你们的贸易和进出口的影响就更别提了——”
“阿列克谢，你已经把意思说明白了，”克鲁普金打断了他，“假如能做出这样的通融，你们会不会申明莫斯科在美国将本国罪犯捉拿归案时给予了全面的合作？”
“没有你们，这件事我们显然是办不成的。作为有案可查的临时外勤特工，我会在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面前宣誓证明此事，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
“还得说明我们和你刚才提到的那些谋杀，尤其是北约总司令被刺一事毫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绝对会说清楚。这也是你们给予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刺杀事件把你们的政府吓得够呛。”
克鲁普金死死地盯着康克林，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却很有力。他慢慢回过身，朝电视屏幕瞥了一眼，随即又转向康克林。“那罗琴科将军呢？”他说，“我们该拿罗琴科将军怎么办？”
“你们拿罗琴科将军怎么办是你们自己的事，”康克林马上答道，“伯恩和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行，”克鲁普金点了点头，动作也很慢，“那么，阿列克谢，你们在苏联领土上拿‘胡狼’怎么办也就是你们的事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给予最为全面的合作。”
“咱们从哪开始？”伯恩不耐烦地问道。
“先做要紧的事。”季米特里·克鲁普金朝克格勃政治委员望去，“同志，我们刚才说的你听懂了吗？”
“足够了，克鲁普金。”肥胖的农民上校回答说。他走到嵌在墙上的一张大理石台子前，那上头放着一部电话。他拿起听筒，拨了号码；对方立刻就接起了电话。“是我，”政治委员用俄语说，“七号录像带上跟罗琴科和牧师在一起的第三个人，纽约方面认出他是个美国人，叫奥格尔维。从现在起，要把他置于我们的监控之下，不能让他离开莫斯科。”上校突然挑起了两条浓眉，脸也涨红了。“那条命令撤销了！他再也不归外事局管了，现在完全由克格勃一个部门负责！……理由？动动脑子，你个笨蛋！就跟他们说，我们确信他是个美国双重间谍，说那帮傻瓜没发现。然后再用老一套的大话吓吓他们；他们马虎的工作庇护了国家敌人，克格勃又一次帮他们保住了高高的位子——就这类东西。另外，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别人要是送马给你当礼物，你就不该掰开嘴来看牙口……同志，这句话我跟你一样也搞不懂，但那帮穿着紧身西服的花花公子可能会明白。给机场发警报。”
“他办妥了，”康克林转向伯恩说，“奥格尔维别想离开莫斯科。”
“我他妈才不在乎奥格尔维！”伯恩大吼。他的声音很激动，下颚处的肌肉一跳一跳。“我来这儿是为了‘胡狼’！”
“那个牧师？”上校问道，从台子旁边走开了。
“我说的就是那个人。”
“这很简单。我们用一根很长的绳子拴住罗琴科将军，这绳子他看不见，也感觉不到。绳子另一头的人就是你。他会再和‘胡狼’牧师会面的。”
“我别无他求。”杰森·伯恩说。
在莫斯科河克雷姆斯基桥边的拉斯托奇卡餐馆，格里戈里·罗琴科上将坐在一个靠窗的位子上。这是他午夜用餐时最喜欢来的地方；大桥和缓缓经过河面的船只上都点着灯，瞧在眼里让人很放松，因而也有助于新陈代谢。他需要这宁静的气氛，因为过去两天来发生的事太令人不安了。他的判断到底是对还是错？他的直觉是准确无误，还是谬以千里？眼下他还不知道，但正是这些直觉让他安然度过了几代领导人的统治：他年轻时是疯狂的斯大林，中年时是气势汹汹的赫鲁晓夫，几年之后则是碌碌无能的勃列日涅夫。现在，新的俄国——实际上是新的苏联——又处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之下，上了年纪的他对此倒是颇为欢迎。也许局势会比以前放松一点，由来已久的敌意也将在一度势不两立的地平线上渐渐消失。然而，地平线并不会真正改变。地平线永远是地平线，它们遥远而又平坦，有的色彩缤纷，有的则一片黑暗；但它们还是那么遥远、那么平坦，那么不可企及。
罗琴科是个擅长生存的人，这一点他心里很明白。擅长生存的人只要看到周遭显露出任何威胁，都会在相应的每一方面做好自我保护。另外，他也尽可能让自己融入周遭的这个环境。因此，他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成为了深得克格勃主席信赖的代言人；他是为克格勃搜集情报的专家；他是那家美国企业最初的联络渠道，全莫斯科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它名叫梅杜莎；通过这家企业，一批批极为特别的货物被运往整个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与此同时，他也是巴黎那位大人——“胡狼”卡洛斯的联络人，他曾多次劝说或出钱让这个杀手放弃可能牵扯到苏联的生意。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官僚，总是在国际舞台的幕后工作，不为掌声，也不求出名，只是为了生存下去。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仅仅是因乏味、恐惧和“两家都不得好报”的心理而产生的鲁莽冲动吗？不，这是事件发展可想而知的结果，与他祖国的需求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它符合莫斯科必须和梅杜莎、和“胡狼”绝对划清界限的要求。
据驻纽约总领事说，布赖斯·奥格尔维在美国已经算是完蛋了。领事的建议是在某个国家帮他找个庇护所；而作为交换，苏联就可以逐步吞并他在欧洲星罗棋布的资产。虽说奥格尔维操纵经济的行为破坏了多项法律，法庭连审都审不过来，驻纽约总领事却并不为此担忧；让他担心的是奥格尔维主使的杀人事件。根据领事查明的情况，这些事件非常普遍，被害者之中有美国政府的多位高级官员，还有那位遇刺的北约总司令——这么大的事领事绝对不至于弄错。除了这一系列可怕的杀人事件，纽约方面还认为奥格尔维为了让自己的一些公司不致被充公，可能已经下令在欧洲再开杀戒。刺杀对象主要是几家公司很有权力的管理人员，他们知道错综复杂的国际关联最终指向的是一家伟大的律师事务所，以及那个秘而不宣的代号——梅杜莎。假如奥格尔维身在莫斯科的时候发生了这些雇凶杀人事件，就会带来苏联政府所无法容忍的问题。因此，尽快把奥格尔维弄到苏联来，然后再尽快弄走，这个建议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罗琴科突然想到，巴黎那位多疑的大人也搅进了这场死亡之舞。他们必须马上见面！刚才他们用约定好的公用电话联系时，卡洛斯简直是扯着嗓子喊出了这句话，不过他还是坚持要采取所有的防范措施。和以往一样，“胡狼”要求在公共场合见面，周围要有人群，有众多可以利用的出口；他会像老鹰一样在附近盘旋，他那双杀手的眼睛不把一切看清，就绝对不会现身。他们又通了两次电话——是从不同的地方打来的——定下了会面的地点。傍晚时分在红场的圣巴西勒大教堂，那正是游客大批涌入的高峰时段。在祭坛右侧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好几条挂着帘子的走道是通向圣器室的，从那儿就可以走到外
面。就这样！
后来，在第三次通话的时候，格里戈里·罗琴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主意，简直就像是黑海上空响起的一个炸雷：这个主意极富戏剧性，可谓十分大胆；但它也很简单，几乎就是明摆着的，一时间让罗琴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这个解决方案将使苏联政府彻底与“胡狼”或梅杜莎的奥格尔维划清界限，不会有任何牵扯或串通的嫌疑——假如文明世界认为苏联有必要划清这个界限的话。
很简单，让“胡狼”和奥格尔维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凑到一起，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刻；只要能用相机留下证据，把他们拍在同一张照片里就行。只需要这么一张照片。
昨天下午他去了外事局，要求和奥格尔维进行一次简短的例行会面。在这次内容极其乏味、态度非常友好的会面中，罗琴科等待着他的机会——他已经做了功课，这个机会是他精心策划过的。
“你夏天在科德角过，对吧？”将军说。
“我一般周末才去那儿。我妻子和孩子整个夏天都在。”
“以前我派驻华盛顿的时候，在科德角认识了两个很好的美国朋友。我在他们家过了几个非常愉快的周末——跟你说的一样。说不定你还认识我的朋友呢，就是弗罗斯特两口子——哈德莱·弗罗斯特和卡罗尔·弗罗斯特？”
“当然认识啦。跟我一样，他也是个律师，专门搞海商法。他们就住在丹尼斯的滨海路上。”
“弗罗斯特夫人可是位非常迷人的女士。”
“非常迷人。”
“没错。你就没想过把她丈夫招进你的事务所？”
“没有。他自己开了家事务所。弗罗斯特戈德法布奥肖内西事务所；可以说，马萨诸塞州的码头全是他们的天下。”
“我觉得自己好像认识你，奥格尔维先生，也许只是通过共同的朋友吧。”
“我们没在科德角见上面，真是遗憾。”
“唔，咱们毕竟差点就见上了——通过共同的朋友——也许我可以借这个情分请你帮一个忙。只是个小忙，据我所知比我国政府为你提供的便利小得多。”
“照你们告诉我的情况，这种便利是相互的。”奥格尔维说。
“哦，这么策略的事情我可是一无所知。不过可以想见，如果你跟我们合作，我就会替你说说好话——我的部门虽然小，但也不是无足轻重。”
“要我帮什么忙？”
“有这么一个牧师，他是个热衷社会活动的激进分子。他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鼓动家，在纽约市的法庭上很有点名气。几个小时前他来到这里，要求和我秘密会面，再过几个钟头我就得去见他。我根本没时间去核查他说的那些事是真是假。不过，既然他坚称自己在纽约法庭上遭到过长期的法律‘迫害’，还说报纸刊登过他的许多照片，你也许就能认出这个人。”
“如果他说的是真话，我应该就能认得出来。”
“好！不管能不能认出来，我们都会让上面知道你很配合。”
他们做了安排。布赖斯·奥格尔维将混进圣巴西勒大教堂的人群之中，就在靠近会面地点的地方。等他看到罗琴科朝祭坛右侧深处角落里的一个牧师走去，他就要装作随意地与克格勃的将军“偶遇”，好像很意外。两人的寒暄将会很简短，短得都有些失礼，话说得既快又含混，简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碰面时就像是两个彬彬有礼却心怀敌意的熟人在公众场合不期而遇，不得不应酬一番。奥格尔维还必须凑得很近，因为光线太昏暗，而且到处都是阴影，律师可能看不清那个牧师的样子。
碰面时奥格尔维施展出了一名成功律师的手段。他就像在法庭上那样，先对控方证人提出一个会引来反对的问题，用语言引对方上当；紧接着就大喊“我收回刚才的问题”，让控方气得说不出话来。
奥格尔维说完这番话，“胡狼”马上就愤然转开了；但没等他转过脸，一个肥胖的老女人就用提包里暗藏的微型照相机抓拍了一连串照片。自动上卷的相机用的是超高速胶卷。这些证据现在锁进了罗琴科办公室的一个保险柜。卷宗的名称是“美国男子B. 奥格尔维的监控记录”。
在那张拍出杀手和美国律师的照片下方，纸上写着这么几行字：监控对象和身份不明的联系人在圣巴西勒大教堂秘密会面。会面时长十一分三十二秒。照片已传往巴黎进行身份验证。据信，身份不明的联系人有可能是“胡狼”卡洛斯。
不消说，巴黎方面自然编出了一份答复，其中有几张从第二局和安全局弄来的合成照片。答案是：已确认。此人确是“胡狼”无疑。
多么令人震惊啊！而且还是在苏联的领土上。
然而，杀手就不像律师那么乐于通融了。在跟美国人那番短暂而尴尬的碰面之后，卡洛斯继续冷冰冰地向将军提问。在那幅冷酷的外表下，他残暴的自我正怒火中烧。
“他们逼近你了！”
“谁啊？”
“克格勃。”
“我就是克格勃！”
“也许你搞错了。”
“克格勃发生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
“巴黎。来源是克鲁普金。”
“只要能往上爬，克鲁普金什么都肯干，包括散布虚假的消息，连与我有关的消息他都敢传。他就是个谜——一会儿是个效率极高、精通好几门语言的情报官，一会儿又变成了身穿法国服装、到处嚼舌头的小丑，接着又成了出访部长们的皮条客。他这个人是不能当真的，特别是碰到重大事情的时候。”
“但愿你是对的。我明天再和你联系，深夜的时候。你会在家吗？”
“我可不会待在家里等你的电话。晚上迟一点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到拉斯托奇卡餐馆吃饭。你明天打算干什么？”
“我得确定你是对的。”“胡狼”消失在了大教堂的人群之中。
这已经是超过二十四小时之前的事了，罗琴科还没有听到任何需要改变时间安排的消息。也许那个神经病已经回巴黎去了；也许不知怎么，他确信自己偏执的疑心其实没有根据，他得不断行动、奔走，在欧洲到处飞，这种要求压倒了一时的慌乱。谁知道呢？卡洛斯也是个谜。从某一方面来说，他是个智力迟钝的施虐狂，精通最为残忍的折磨和杀人手段；但他的另一面呈现出的却是一个身患疾病、心理扭曲的浪漫主义者，一个脑子受过损伤、想法幼稚的人，极力要追求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幻想。谁知道呢？快到那个时候了：照他脑袋上来一枪才能解决问题。
罗琴科招手叫侍者过来；他得来点咖啡和白兰地——那是上好的法国白兰地，专门留给真正的革命英雄喝的，特别是那些擅长生存的英雄。侍者没来，来的倒是拉斯托奇卡餐馆的经理；他拿着一部电话匆匆奔到餐桌前。
“您的紧急电话，将军。”一身黑西装松垮垮的经理说。他把电话放在桌上，手里举着分机线的塑料插头。这个头得接到墙上的电话插座里。
“谢谢你。”经理走开了，罗琴科把电话接了上去，“喂？”
“你到哪儿都有人盯着。”“胡狼”的声音说。
“谁在盯我？”
“是你们自己的人。”
“我不相信。”
“我一整天都在观察。想不想让我描述一下这三十个小时之内你去过的地方？先是在加里宁街上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然后进了阿尔巴特街的一个电话亭；到斯拉维扬基街吃的午饭，下午再沿着卢兹涅卡亚街散步？”
“别说了！你在哪儿？”
“到拉斯托奇卡餐馆外面来。慢慢走，样子随便点。我证明给你看。”电话挂断了。
罗琴科挂掉电话，示意侍者结账。系着围裙的侍者立马作出了反应，这倒不是因为将军地位高，而是因为餐馆里只剩他这一位顾客了。老将军把钱放在账单上，道了声晚安，穿过灯光黯淡的门厅走到门口，自己开了门走到外面。时间将近凌晨一点；除了几个灌多了伏特加的家伙在晃荡，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没过多久，右边大约三十米远处的一家店面里冒出了一个挺直的身影，街灯的光芒勾勒出了那人的轮廓。是“胡狼”，他还穿着黑衣白领的教士服。他招手让将军跟上来，然后缓步朝停在街正对面的一辆深棕色轿车走去。罗琴科赶上杀手，他现在站到了汽车靠马路的那一侧，车头的方向冲着拉斯托奇卡餐馆。
突然，“胡狼”啪地打开一支手电筒，耀眼的光柱直射进敞开的车窗。老将军一时间屏住了呼吸，他那双眼袋很重的眼睛扫视着面前的可怕景象。在座位那边，方向盘后面的克格勃特工向后仰着，喉咙被割开了，汩汩涌出的鲜血把衣服浸得透湿。紧靠车窗的座位上是第二个监控人员，他双手双脚都用电线捆着，脸上还绑了一根粗绳。绳子紧紧地勒在他张开的嘴里，让他没法喊叫，只能喘着气发出咯咯作响的咳嗽声。他还活着，圆睁的双眼里满是恐惧。
“司机在诺夫哥罗德受过训。”将军说，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褒贬之意。
“我知道，”卡洛斯回答说，“我拿到他的证件了。训练可是大不如前了，同志。”
“另一个是克鲁普金在莫斯科的联络官。我听说他是克鲁普金一个好朋友的儿子。”
“现在他是我的了。”
“你打算怎么样？”罗琴科盯着“胡狼”问道。
“纠正一个错误。”卡洛斯说着举起装好消声器的枪，把三颗子弹射进了将军的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