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 广州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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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胜堂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于妓院和鸦片,所以这次广州市扫黄大黑行动中损失最为巨大的就属洪胜堂了。www.tsxsw.com正所谓狗急了也要跳墙,不过最为可惜的是,他们选错了对手。
在洪胜堂的那些大佬们看来,像塘尾镇这样的肥鱼,正好拿来弥补他们最近因为禁烟和扫黄所造成的损失。只不过,他们还不知道这样的试探性行动,到底招惹到了一个怎样的对手。
钟泱可是很清楚的明白,这些所谓的江湖人士欺软怕硬的本性。对待他们,绝不能有任何的妥协和姑息,必须以雷霆的手段去震慑。
已经打定了采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的钟泱,把负责情报工作的周华找来:“周华,把抓起来的那一帮洪胜堂的犯人全都安排好一份适当的工作,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了。还有,关于洪胜堂的调查报告做一份出来备案,不用交给我。两个星期内,我不希望报告里出现的那些人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明白了吗?”
钟泱的意思,周华自然是明白的。那群可怜的小混混,余生将要在某个不知明的矿井里度过了,永不见天日。但是要对洪胜堂下手,以周华现在手上的实力却还远远不够。所以他不得不向钟泱求助:“一个星期的时间太短,而且我手上的力量也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可以调动陆战队吗?”
周华口中的陆战队,就是纯粹由泛用型陆战士兵所组成的作战小队。虽然除了陈泽、刘进洋以及伊忠明,其余人并不知道智能工厂的存在。但是却也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说陆战士兵的存在,他们不知道什么事机械构装体,但是他们明白陆战士兵的强大战斗能力。
明白情报部门的难处,钟泱也只好同意了周华的请求:“需要多少名陆战士兵以及具体的武器装备需求,到时候做一份报告给我。”
得到了想要的答复,周华也感到了欣喜:“是的,我知道了。”
说完,便躬身而退,离开了办公室。
情报部门草创,仅仅是负责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这次这么大规模的刺杀活动,自然必须要向钟泱那里得到足够的武力使用权限。
这一切在常人眼里看来或许很残忍很不符合法律,可是无论是钟泱还是周华,他们都不是警察或者法官,他们没有必要给那些人定罪。只要钟泱觉得有必要消灭他们,就足够了。挡在前面的绊脚石,总要有被碾压得粉碎的觉悟。
收到了钟泱的命令,周华也去做着必要的准备工作,至少查清楚整个洪胜堂的基本状况是必须。
就在钟泱努力排除障碍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广州市的新政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历时数年,轰轰烈烈,但许多人还是搞不懂,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与每天为口奔驰的升斗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陈炯明却把他的理想,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
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是唯一一个用“新文化”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笔墨官司,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内大见成效。
他在广东禁烟、禁赌,作为建设“模范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们对政府的视听,焕然一新。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报纸描绘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这一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广州着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
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5]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这时的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而对于选择市会制还是委员制,陈炯明也给出了最终的答复。
3月中旬,炯明在覆省议会的函中,引用美国的市政发展为例,指出历年来实行市会制的结果:就是使全市事业为无赖政客,社会恶棍所包揽,以致市政日趋**,公款滥用,市债积欠,几绝改良之望,而大城市如纽约已渐趋向采用委员制,亦有城市趋向更进一步的经理制。
炯明解释说:“诚以市政纯为事务性质,非统一事权难得最良之效果。准此以谈市会制为过去不良之制,既绝无采用之余地,市经理制事权更专于一人,惟委员制实折衷于两者之间。是以几经考虑,始行决定采用。我国自改革以来,无论中央行省,凡选举事务,均受恶势力之操纵,选举机关亦鲜不为势力派所利用。事实昭著,无可为讳。”
至于为什么市长,局长由省长委任,而只一部份参事员才由民选呢?炯明申述其用意如下:
“诚以市长局长既属委任,对省长负责,而省长则对市民负责,所以不得不委派一部份之参事员,以代表省长为市行政之监督。其余参事员仍由各界及市民选举,且每年选举一次。一则实行职业代表制,一则令全体市民养成选举习惯,务期五年以后,实行市长民选,不致有紊乱之虞,实为促进民治之深意。”
3月下旬,省议会另定《广州市自治条例》送交省长办理。炯明认为原定的《暂行条例》只使用于广州市市行政区域之内,不能与单行法相比,不必由省议会议决,而且该条例“经由本省长颁布外,已经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令准在案,于法理事实,均不容变更”。
从这件事,我们可看到炯明所作决策,因事就事,对派系分别,不存异心。他要实行市委员制,委任孙科(孙中山的儿子)为市长,不惜给予军政府的孙系在广东省事权内一个重要的职位,而不肯附从平素支持他的陈系省议会的建议。
改造广州,设立现代化的市政府,刻不容缓,广州市政行政委员会于2月15日按期成立,开始积极推行新政。参事会的选举,要等到9月1日才举行。
且不去论到底陈炯明在历史教材上的名声有多臭,在治理地方上他是一个能吏。而其他的私人品德也还无问题,素来被人称道。这才是心系民众的革命者,真正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有志之士。
钟泱不喜欢孙中山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大而空。在自己没有绝对实力的情况下,却仅仅是想着要北伐,统一全国。先不论这样的统一到底有没有意义,事实上革命党也没能在事实上统一了整个中国,反而是把国内的主要军力消耗一空。
蒋中正率领黄埔大军北上征伐,才刚刚完成名义上的统一,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而当时的中国几无可抗之力,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
这样的统一,除了成就一个人的名声之外,对国家和民族到底有什么益处?如果仅仅是凭借着好心就能拯救中国的话,那汪精卫还算是汉奸吗?为了自己的想法而在事实上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即为卖国。主动和被动,只在道德上有不同,在结果上却毫无区别。
想要强大一个国家,就必须要脚踏实地的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完善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而不是利用民意,滥用民心,仅仅是为了心中的一己之私。自己没有实力,再高明的计谋也没有任何意义。钟泱并不理会孙中山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国父”,他仅仅是看不起对方的做法。只知道暗杀和玩弄阴谋,终究上不了台面,非国之栋梁。
作为一个领导者,没有堂堂正正的决心和实力,不断利用一些宣传手段欺瞒和愚弄民众,终究无法长久。革命党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和孙系的激进主义有着很深切的联系。不要忘了,无论是蒋中正还是汪精卫,都是出自于孙系。
而一个脚踏实地的陈炯明,也被说成了地方主义军阀。但倘若连一个广东都治理不好,你又有什么资格说自己可以治理好整个中国?革命党治理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洪胜堂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于妓院和鸦片,所以这次广州市扫黄大黑行动中损失最为巨大的就属洪胜堂了。www.tsxsw.com正所谓狗急了也要跳墙,不过最为可惜的是,他们选错了对手。
在洪胜堂的那些大佬们看来,像塘尾镇这样的肥鱼,正好拿来弥补他们最近因为禁烟和扫黄所造成的损失。只不过,他们还不知道这样的试探性行动,到底招惹到了一个怎样的对手。
钟泱可是很清楚的明白,这些所谓的江湖人士欺软怕硬的本性。对待他们,绝不能有任何的妥协和姑息,必须以雷霆的手段去震慑。
已经打定了采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的钟泱,把负责情报工作的周华找来:“周华,把抓起来的那一帮洪胜堂的犯人全都安排好一份适当的工作,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了。还有,关于洪胜堂的调查报告做一份出来备案,不用交给我。两个星期内,我不希望报告里出现的那些人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明白了吗?”
钟泱的意思,周华自然是明白的。那群可怜的小混混,余生将要在某个不知明的矿井里度过了,永不见天日。但是要对洪胜堂下手,以周华现在手上的实力却还远远不够。所以他不得不向钟泱求助:“一个星期的时间太短,而且我手上的力量也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可以调动陆战队吗?”
周华口中的陆战队,就是纯粹由泛用型陆战士兵所组成的作战小队。虽然除了陈泽、刘进洋以及伊忠明,其余人并不知道智能工厂的存在。但是却也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说陆战士兵的存在,他们不知道什么事机械构装体,但是他们明白陆战士兵的强大战斗能力。
明白情报部门的难处,钟泱也只好同意了周华的请求:“需要多少名陆战士兵以及具体的武器装备需求,到时候做一份报告给我。”
得到了想要的答复,周华也感到了欣喜:“是的,我知道了。”
说完,便躬身而退,离开了办公室。
情报部门草创,仅仅是负责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这次这么大规模的刺杀活动,自然必须要向钟泱那里得到足够的武力使用权限。
这一切在常人眼里看来或许很残忍很不符合法律,可是无论是钟泱还是周华,他们都不是警察或者法官,他们没有必要给那些人定罪。只要钟泱觉得有必要消灭他们,就足够了。挡在前面的绊脚石,总要有被碾压得粉碎的觉悟。
收到了钟泱的命令,周华也去做着必要的准备工作,至少查清楚整个洪胜堂的基本状况是必须。
就在钟泱努力排除障碍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广州市的新政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历时数年,轰轰烈烈,但许多人还是搞不懂,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与每天为口奔驰的升斗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陈炯明却把他的理想,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
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是唯一一个用“新文化”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笔墨官司,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内大见成效。
他在广东禁烟、禁赌,作为建设“模范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们对政府的视听,焕然一新。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报纸描绘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这一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广州着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
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5]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这时的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而对于选择市会制还是委员制,陈炯明也给出了最终的答复。
3月中旬,炯明在覆省议会的函中,引用美国的市政发展为例,指出历年来实行市会制的结果:就是使全市事业为无赖政客,社会恶棍所包揽,以致市政日趋**,公款滥用,市债积欠,几绝改良之望,而大城市如纽约已渐趋向采用委员制,亦有城市趋向更进一步的经理制。
炯明解释说:“诚以市政纯为事务性质,非统一事权难得最良之效果。准此以谈市会制为过去不良之制,既绝无采用之余地,市经理制事权更专于一人,惟委员制实折衷于两者之间。是以几经考虑,始行决定采用。我国自改革以来,无论中央行省,凡选举事务,均受恶势力之操纵,选举机关亦鲜不为势力派所利用。事实昭著,无可为讳。”
至于为什么市长,局长由省长委任,而只一部份参事员才由民选呢?炯明申述其用意如下:
“诚以市长局长既属委任,对省长负责,而省长则对市民负责,所以不得不委派一部份之参事员,以代表省长为市行政之监督。其余参事员仍由各界及市民选举,且每年选举一次。一则实行职业代表制,一则令全体市民养成选举习惯,务期五年以后,实行市长民选,不致有紊乱之虞,实为促进民治之深意。”
3月下旬,省议会另定《广州市自治条例》送交省长办理。炯明认为原定的《暂行条例》只使用于广州市市行政区域之内,不能与单行法相比,不必由省议会议决,而且该条例“经由本省长颁布外,已经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令准在案,于法理事实,均不容变更”。
从这件事,我们可看到炯明所作决策,因事就事,对派系分别,不存异心。他要实行市委员制,委任孙科(孙中山的儿子)为市长,不惜给予军政府的孙系在广东省事权内一个重要的职位,而不肯附从平素支持他的陈系省议会的建议。
改造广州,设立现代化的市政府,刻不容缓,广州市政行政委员会于2月15日按期成立,开始积极推行新政。参事会的选举,要等到9月1日才举行。
且不去论到底陈炯明在历史教材上的名声有多臭,在治理地方上他是一个能吏。而其他的私人品德也还无问题,素来被人称道。这才是心系民众的革命者,真正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有志之士。
钟泱不喜欢孙中山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大而空。在自己没有绝对实力的情况下,却仅仅是想着要北伐,统一全国。先不论这样的统一到底有没有意义,事实上革命党也没能在事实上统一了整个中国,反而是把国内的主要军力消耗一空。
蒋中正率领黄埔大军北上征伐,才刚刚完成名义上的统一,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而当时的中国几无可抗之力,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
这样的统一,除了成就一个人的名声之外,对国家和民族到底有什么益处?如果仅仅是凭借着好心就能拯救中国的话,那汪精卫还算是汉奸吗?为了自己的想法而在事实上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即为卖国。主动和被动,只在道德上有不同,在结果上却毫无区别。
想要强大一个国家,就必须要脚踏实地的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完善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而不是利用民意,滥用民心,仅仅是为了心中的一己之私。自己没有实力,再高明的计谋也没有任何意义。钟泱并不理会孙中山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国父”,他仅仅是看不起对方的做法。只知道暗杀和玩弄阴谋,终究上不了台面,非国之栋梁。
作为一个领导者,没有堂堂正正的决心和实力,不断利用一些宣传手段欺瞒和愚弄民众,终究无法长久。革命党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和孙系的激进主义有着很深切的联系。不要忘了,无论是蒋中正还是汪精卫,都是出自于孙系。
而一个脚踏实地的陈炯明,也被说成了地方主义军阀。但倘若连一个广东都治理不好,你又有什么资格说自己可以治理好整个中国?革命党治理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还不能说明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