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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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瑞在就职宣言中有“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之句。宣言发表后，全国人民一片哗然。所谓“外崇国信”，就是要继续承认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这些侵略者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特权。
这时，西方帝国主义正因它们的工具直系失势，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南方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重新得势而忧心忡忡，见到段祺瑞的宣言后，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因此，段祺瑞上台当天，外交团就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日本人更是喜不自禁，除在东京举行庆祝外，驻中国公使劳泽，还率各国公使分别前往执政祝贺；并秘密接洽以烟酒税为担保，另订借款合同……1月9日，英、美、日、法、意、比、荷七国公使，接受各自政府指令，召开公使会议，公推荷兰公使到中国外交部面交照会，表示（1）愿意协助临时政府解决各项困难；（）各国政府对于临时政府尊重既成条约一事，表示欣慰；（）各国政府愿意在近期内履行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的各项条款。中国外交部声明：中国政府尊重一切既成条约，对各国的“友好”态度引为欣慰。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几年前的卖国贼虽经改头换面，乔装改扮，但骨子里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不过，过去是日本的，现在成了日本与西方的共同工具。中国人被愚弄，被欺骗了，顿感大失所望，段祺瑞到北京后，一日生活跟过去一样绝少改变。只是多了一项内容：起床后在小楼上念经，然后用餐，去执政府上班。午休后照样下棋，作诗，晚饭后打牌消遣。
这次回京，不知出于“来日无多”的心情，还是出于安全考虑，段祺瑞上班时，从公馆到执政府的路上，总要提前净街，沿途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站得满满的。待段执政的车队通过后，岗哨才撤销，恢复正常交通。这点威风是过去所没有的。
这天上午，段祺瑞刚刚坐在高靠背皮面转椅上，秘书长梁鸿志就走进来。梁跟徐树铮一样刚愎自用，飞扬跋扈，人们背后称他“徐树铮第二”。
他说：“芝老，孙中山本月4号到达天津，您看派谁去迎接？”
“噢，他到底来了……”段祺瑞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一边装烟斗，一边陷入沉思。
他不欢迎孙中山，只因中山先生在国内外影响太大，他的大政方针深受民众拥护，他才不敢慢待。自从中山先生宣布北上之日起，他就施阴谋，耍手腕，唱反调。
梁鸿志补充说：“11月1日他从广州出发，17日到达上海，1日乘船东渡取道日本，预计本月4日到达天津。孙中山所到之处受到工人、学生、商人、社会贤达的热烈欢迎。他到处发表演讲，谈话，接见各界代表，宣传革命主张，给激进分子以很大鼓舞，他们要求改造政局，实行民主的情绪日益高涨。这真是个极端危险人物……”
“是啊，”段祺瑞长出一口气，“我担心者正在于此。外国人对他的态度如何。”
“反对。”梁说，“他到上海后，《字西林报》曾公然发表“广州大元帅不应居于商业性租界区”，法租界不允许他进行政治活动；在东京遭日本当局冷遇……”
“哼，”段祺瑞幸灾乐祸地冷笑道，“瞎逞能！得罪了外国人有他好看的。你告诉许世英，要他代我去天津迎接。态度要诚恳，礼仪要周到，外表要做到可挑剔。放心，我能对付他。”
194年，中国近代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这年1月，中山先生在共产党人的参与下，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形势大为改观。由于冯玉祥的倒戈和反直大同盟的建立，加速了直系的倒台……中山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段、张、冯之邀，为改造时局，共商统一建设大计，启程北上的。他在《北上宣言》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治主张。
天津人民听到中山先生到来，奔走相告，群情振奋，像过节一般。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于方舟和直隶省党部负责人江浩等，以国民党省部名义四出联络，筹备欢迎的盛大活动。
北洋官方也对孙先生的欢迎接待工作做了充分筹备。
张作霖的代表总参议杨宇霆，冯玉祥的代表参谋长熊斌，段祺瑞的代表参议许世英和交长叶恭绰等，先期来津进行筹备；直隶省长杨以德抽出可靠亲兵，充作孙先生临时卫士……1月4上午，天津法租界大阪码头（今承德道东头）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天津50多群众团体，万多人到码头欢迎。标语牌上写着：“孙中山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军乐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
上午10时左右，“北岭丸”徐徐驶抵码头，中山先生在夫人宋庆龄、李烈钧、戴季陶等人陪同下，缓缓走出舱门。这时，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群众情绪达到高潮。中山先生面容憔悴，消瘦，但精神尚好，不时向群众挥帽致意。并与许绍英、杨宇霆、熊斌等握手言欢，合影留念。
上岸后，孙先生等登上汽车，缓缓行驶。在所经过之法租界梨栈大街，日租界旭街到宫岛街张园（今鞍山道67号）的途中，数万名商人、学生、市民自发地站立两侧夹道欢迎，欢呼雀跃，盛况空前。
当日下午，中山先生决定驱车赴河北蔡家花园，拜访正在天津的张作霖。李烈钧说：“昔日刘邦会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攀哙保驾，得以平安归来。今总理会晤张作霖，亦当带得力人手相助。”
中山先生笑眯眯地说：“对，那就请你们四位代劳吧。”
当即指定孙科、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和一名副官相随。
中山先生等分乘三辆汽车驶抵蔡家花园。见大门内外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个个横眉立目，满脸杀机，怀抱鬼头大刀，戒备十分森严。充斥着帮会的匪气，与一个封疆大吏格格不入。
知道中山先生到来，张作霖仅派儿子张学良出门迎迓。少帅将客人接到客厅，献上茶点，许久，张作霖才从内室翩然而出，进客厅后毫不谦让就一屁股坐上座，表现出缺乏教养的颟顸愚蠢。一个夜郎自大，愚昧无知的人，只能装腔作势来装点门面，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相形之下，中山先生表现得宽怀大度，温文尔雅。先生首先打破僵局，和颜悦色道：“今日抵津，承派军警迎接，盛情可感，特来申谢。”
张作霖慢吞吞掏出鼻烟壶，将一点粉末倒在手心里，揉进鼻子，接着“啊——嚏，啊——嚏”打起喷嚏来。沉吟片刻，先生又说：“此次直奉交战，仰赖贵军之力，一举击败吴军，实可为奉军而贺。”
张作霖抹把鼻涕，故作高深地说：“唉，算了，自家人打自家人，何以为贺？”
李烈钧插嘴道：“事虽如此，若不将国之障碍吴佩孚之流铲除，则欲求国家进步，人民幸福，终属无望。总理之贺，实有价值，亦唯雨公能当之。”
几句奉承话，说得张作霖心里美滋滋，脸上有了笑容。中山先生说：“协和（李烈钧）所言甚是。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者，唯亭兄一人耳。”
张作霖说：“谢谢中山先生，而今时局维艰，先生你看合肥能当重任吗？”
中山先生说：“现在除合肥外，实无第二者可当此任，今后可全委合肥办理。”
“先生预定在北京滞留多久？”“约二星期。”“此后可有外洋游历计划？”“本人俟时局稍定，即作欧美之游。”“先生请！”张作霖举起茶杯说。
孙中山知道这是下逐客令。于是，他说：“谢谢，告辞了。”“恕不远送。”
二人握手道别。中山先生等对张作霖的浅薄无知有了进一步了解。
先生回到张园，顿觉肝区疼痛。经法国医生诊治，为旅途劳顿，食物不化，以致胃疾，肝脏因之肿大，须静养数日……1月18日，先生在病榻上接见了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和叶恭绰。当他们报告执政府“外崇国信”时，中山先生极为愤慨，他说：“我在外面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却提出尊重这些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还来欢迎我！”
许、叶二人毕恭毕敬，垂首而立。许久，许世英才唯诺诺地说：“总理请息怒……合肥也是没办法……不敢过激，以免引起列强干涉……”
“我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否则我就不革命了！”
许世英又把国务会议通过的《善后会议条例》拿出来请中山先生看。中山先生对此也不赞成，认为这样的会议是以军阀，政客为主所构成，并非以人民团体为主体……段祺瑞听到上述情况报告后，知道改变孙中山的态度已不可能，只有采取虚以委蛇，我行我素的两面派手段……六七一代巨星殒落漫天皆白，银装素裹，空气寒冷而澄澈。
一切斑驳陆离，一切支离破碎，一切陈污堆垢，都让位给白色，都被圣洁的白色掩盖起来。
段祺瑞虽对中山先生“执礼甚恭”，先后派出许世英、段宏业、张树元三批代表赴津迎迓，表示“能容纳先生意见”；又多次函电往还，问候起居。但实际上都是虚情假意，表面敷衍，骨子里既不愿意中山入京，更不愿意他参政议政。
中山先生接受共产党主张，对付军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对付帝国主义，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在北上途中，反复向新闻界，国民党人陈述上述观点。他的观点很快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热烈欢迎。
段祺瑞对中山先生的主张，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第一，他用善后会议对抗国民会议。这两个会议，不管从功能到目的都是截然不同的。中山先生企图用国民会议推行三民主义政体；而段祺瑞则用善后会议巩固北洋政体和个人权位。第二，在会议参加者上，孙、段也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以民众团体、人民代表为会议主要构成人员；而段祺瑞则以官僚政客，军事最高首脑，各省区军民长官等为主体。第三，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两人设想更不一致。中山先生所坚持的是在中国实行他制定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而段祺瑞虽未提出过完整、具体的纲领和主义，但他所建立的是以他为核心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山先生要打倒的，正是这一群祸国殃民的败类。第四，中山先生一再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段祺瑞则在《就职宣言》中公然提出“外崇国信”。即承认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其在中国的特权，以换取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面对这一切，中山先生既失望又恼怒，病情愈加沉重。一方面北京人士切盼先生入京；一方面先生救国救民心切。于是，不顾人们劝阻，于1月1日决定抱病入京。
这天上午，前门车站热闹空前，黑压压站满欢迎学生、市民、政府官员、社会贤达、人民团体多达10来万人。他们手执红绿小旗，在寒风中等待。大字横幅上写着“欢迎中国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这样场面对北京人并不陌生，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来车站迎接大人物，但像今天这样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欢迎还是第一次。
鹿钟麟见今天的欢迎者比预料的多得多，生怕发生意外。于是，赶忙驱车来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先生在这里下车进城。当先生的专列到达永定门站，鹿急步登车到先生车厢时，他所见到的是一位躺在卧铺上肤色苍白，满脸憔悴的重病患者。随从人员站在先生四周，个个忧心忡忡的样子。当鹿钟麟郑重地给先生敬礼，并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先生知道他是冯玉祥的募僚又是他的代表，于是，挣扎着坐起来，与他亲切握手、问候。鹿说：“请允许卑职转达冯玉祥将军对先生的问候和敬意！”中山先生说：“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和敬意！”
“他一再拜读先生的著作，对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决心照先生的教诲身体力行。”
“我为他的勇气和胆识高兴。”
“冯将军现在张家口，他为不便前来聆教而苦恼。他命卑职转告先生，国民军愿听命先生全权指挥。”“谢谢。”
“先生，前门车站欢迎民众甚多，不下十几万人。为先生安全起见，恳请先生在这里下车进城。”
“不，你的好意我领了，但不能这样做。我是为民众而来，民众是为我而等待，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真情。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就在前门车站下车。”
鹿钟麟深为伟人的博大胸怀所感动，眼睛禁湿润了。他说：“好吧，卑职去安排。”说罢，敬礼而去。
上午11时许，先生的专列徐徐停在前门车站。群众秩序井然，只有手中红绿小旗在寒风中瑟瑟作响。先生在随从人员搀扶下走出车厢，只见先生身着蓝缎团花灰鼠皮袍，青缎团花马褂，头戴鸭绒呢帽。夫人宋庆龄身着灰色翻皮大衣，戴着有穗头的灰鼠皮帽。群众振臂欢呼，欢喜雀跃，不时高呼“欢迎中山先生”，“国民党万岁”等口号。先生见民众如此热烈，精神为这一振，不时挥手致意，笑容可掬。广大民众自动让出一条通道，请中山先生一行通过。既没有人拥挤，更没有人非礼。
出站后，先生等分乘几辆汽车，驶向北京饭店下榻。沿途成千上万群众，自动脱帽在街道两旁，或挥动小旗、或挥舞着帽子向伟人致意。有的群众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以示庆祝。中山先生在车内频频挥手，含笑作答。场面真诚感人，毫无矫揉造作之态。
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听说孙中山到来，特派来名俄籍警卫充当保镖，以示友好。其时中外记者几十人拥到北京饭店，要求对先生采访。汪精卫代表先生会见记者。并分发书面谈话。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1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须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不容易，兄弟本想与诸君详细地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1年1月1日。孙文。〔〕当梁鸣志、段宏业向段祺瑞报告了中山先生抱病入京，几十万人夹道欢迎时，段祺瑞既惶恐又妒忌，他摔掉烟斗，精神浮躁，大惑不解地问：“怎么，几十万人？胡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是真的。”段宏业证实道，“恐怕比这要多，都是自发的。”
“啊”，段祺瑞对天长叹，“太可怕了……”段祺瑞咬牙切齿，面肌痉挛，急遽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不过，”梁鸿志说，“他病很沉重，恐怕时日不多了……”段祺瑞似乎没听清，没听懂，忡怔地瞪了他片刻，回到座位上，说：“听着，195年元旦到了，你们代我去为他贺年，并约定宴请日期，为他接风洗尘。你们可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共商建国大计。记住，执礼要恭，态度要诚，多听他的意见，不可有丝毫慢待。”
作为回谢，次日，汪精卫拜会了段祺瑞。
段祺瑞十分重视这次会见，认为是抬高自己，改善形象的大好时机。他满脸堆笑，降阶而迎，握着汪精卫的手，热情寒暄。汪说：“中山先生此次北上，承蒙执政多方关照，先生对执政深表谢意。”
“哪里哪里，略表寸心，不足挂齿。先生德高望韶，能为先生效劳，是祺瑞幸事。”
“先生本想早日就商于执政，无奈病体未愈，暂难遂愿。”
“善后会议即将召开，我请先生出席，至于先生所提各款，都好商量。”
“好的，我转告先生，到时候视情况而定。”
中山的病日渐沉重，经多名外国医生诊断，均诊为肝病，但肝病性质尚难确定。翌日，协和医院医生和外国医生多人，进一步会诊，建议手术治疗。随行人等难以接受手术方案，遂改为针药治疗。
段祺瑞为装点门面，抬高身价，不顾先生病体，一再邀请先生出席善后会议。先生不惜委曲求全，于1月17日在病榻上口授信函，在会议名称、程序上作了让步，同意召开善后会议；但在原则问题上坚定的表示：必须加入人民团体，由人民议决大政方针，摆脱军阀政客的垄断，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先生为人民、为国家、为民主政治披肝沥胆，义正词严，看后令人动情。
然而，段祺瑞看到信后却无动于衷，我行我素。他对许世英说：“不理他，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先生的病日重一日。不得已住进协和医院，又延请著名中医，进行中西医合作治疗。但均告无效。政府官员、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名流俊彦乃至市民，都关心先生健康，要求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源源飞来。对此，段祺瑞心神不安，又恨又怕。（未完待续）
祺瑞在就职宣言中有“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之句。宣言发表后，全国人民一片哗然。所谓“外崇国信”，就是要继续承认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这些侵略者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特权。
这时，西方帝国主义正因它们的工具直系失势，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南方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重新得势而忧心忡忡，见到段祺瑞的宣言后，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因此，段祺瑞上台当天，外交团就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日本人更是喜不自禁，除在东京举行庆祝外，驻中国公使劳泽，还率各国公使分别前往执政祝贺；并秘密接洽以烟酒税为担保，另订借款合同……1月9日，英、美、日、法、意、比、荷七国公使，接受各自政府指令，召开公使会议，公推荷兰公使到中国外交部面交照会，表示（1）愿意协助临时政府解决各项困难；（）各国政府对于临时政府尊重既成条约一事，表示欣慰；（）各国政府愿意在近期内履行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的各项条款。中国外交部声明：中国政府尊重一切既成条约，对各国的“友好”态度引为欣慰。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几年前的卖国贼虽经改头换面，乔装改扮，但骨子里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不过，过去是日本的，现在成了日本与西方的共同工具。中国人被愚弄，被欺骗了，顿感大失所望，段祺瑞到北京后，一日生活跟过去一样绝少改变。只是多了一项内容：起床后在小楼上念经，然后用餐，去执政府上班。午休后照样下棋，作诗，晚饭后打牌消遣。
这次回京，不知出于“来日无多”的心情，还是出于安全考虑，段祺瑞上班时，从公馆到执政府的路上，总要提前净街，沿途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站得满满的。待段执政的车队通过后，岗哨才撤销，恢复正常交通。这点威风是过去所没有的。
这天上午，段祺瑞刚刚坐在高靠背皮面转椅上，秘书长梁鸿志就走进来。梁跟徐树铮一样刚愎自用，飞扬跋扈，人们背后称他“徐树铮第二”。
他说：“芝老，孙中山本月4号到达天津，您看派谁去迎接？”
“噢，他到底来了……”段祺瑞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一边装烟斗，一边陷入沉思。
他不欢迎孙中山，只因中山先生在国内外影响太大，他的大政方针深受民众拥护，他才不敢慢待。自从中山先生宣布北上之日起，他就施阴谋，耍手腕，唱反调。
梁鸿志补充说：“11月1日他从广州出发，17日到达上海，1日乘船东渡取道日本，预计本月4日到达天津。孙中山所到之处受到工人、学生、商人、社会贤达的热烈欢迎。他到处发表演讲，谈话，接见各界代表，宣传革命主张，给激进分子以很大鼓舞，他们要求改造政局，实行民主的情绪日益高涨。这真是个极端危险人物……”
“是啊，”段祺瑞长出一口气，“我担心者正在于此。外国人对他的态度如何。”
“反对。”梁说，“他到上海后，《字西林报》曾公然发表“广州大元帅不应居于商业性租界区”，法租界不允许他进行政治活动；在东京遭日本当局冷遇……”
“哼，”段祺瑞幸灾乐祸地冷笑道，“瞎逞能！得罪了外国人有他好看的。你告诉许世英，要他代我去天津迎接。态度要诚恳，礼仪要周到，外表要做到可挑剔。放心，我能对付他。”
194年，中国近代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这年1月，中山先生在共产党人的参与下，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形势大为改观。由于冯玉祥的倒戈和反直大同盟的建立，加速了直系的倒台……中山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段、张、冯之邀，为改造时局，共商统一建设大计，启程北上的。他在《北上宣言》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治主张。
天津人民听到中山先生到来，奔走相告，群情振奋，像过节一般。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于方舟和直隶省党部负责人江浩等，以国民党省部名义四出联络，筹备欢迎的盛大活动。
北洋官方也对孙先生的欢迎接待工作做了充分筹备。
张作霖的代表总参议杨宇霆，冯玉祥的代表参谋长熊斌，段祺瑞的代表参议许世英和交长叶恭绰等，先期来津进行筹备；直隶省长杨以德抽出可靠亲兵，充作孙先生临时卫士……1月4上午，天津法租界大阪码头（今承德道东头）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天津50多群众团体，万多人到码头欢迎。标语牌上写着：“孙中山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军乐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
上午10时左右，“北岭丸”徐徐驶抵码头，中山先生在夫人宋庆龄、李烈钧、戴季陶等人陪同下，缓缓走出舱门。这时，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群众情绪达到高潮。中山先生面容憔悴，消瘦，但精神尚好，不时向群众挥帽致意。并与许绍英、杨宇霆、熊斌等握手言欢，合影留念。
上岸后，孙先生等登上汽车，缓缓行驶。在所经过之法租界梨栈大街，日租界旭街到宫岛街张园（今鞍山道67号）的途中，数万名商人、学生、市民自发地站立两侧夹道欢迎，欢呼雀跃，盛况空前。
当日下午，中山先生决定驱车赴河北蔡家花园，拜访正在天津的张作霖。李烈钧说：“昔日刘邦会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攀哙保驾，得以平安归来。今总理会晤张作霖，亦当带得力人手相助。”
中山先生笑眯眯地说：“对，那就请你们四位代劳吧。”
当即指定孙科、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和一名副官相随。
中山先生等分乘三辆汽车驶抵蔡家花园。见大门内外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个个横眉立目，满脸杀机，怀抱鬼头大刀，戒备十分森严。充斥着帮会的匪气，与一个封疆大吏格格不入。
知道中山先生到来，张作霖仅派儿子张学良出门迎迓。少帅将客人接到客厅，献上茶点，许久，张作霖才从内室翩然而出，进客厅后毫不谦让就一屁股坐上座，表现出缺乏教养的颟顸愚蠢。一个夜郎自大，愚昧无知的人，只能装腔作势来装点门面，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相形之下，中山先生表现得宽怀大度，温文尔雅。先生首先打破僵局，和颜悦色道：“今日抵津，承派军警迎接，盛情可感，特来申谢。”
张作霖慢吞吞掏出鼻烟壶，将一点粉末倒在手心里，揉进鼻子，接着“啊——嚏，啊——嚏”打起喷嚏来。沉吟片刻，先生又说：“此次直奉交战，仰赖贵军之力，一举击败吴军，实可为奉军而贺。”
张作霖抹把鼻涕，故作高深地说：“唉，算了，自家人打自家人，何以为贺？”
李烈钧插嘴道：“事虽如此，若不将国之障碍吴佩孚之流铲除，则欲求国家进步，人民幸福，终属无望。总理之贺，实有价值，亦唯雨公能当之。”
几句奉承话，说得张作霖心里美滋滋，脸上有了笑容。中山先生说：“协和（李烈钧）所言甚是。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者，唯亭兄一人耳。”
张作霖说：“谢谢中山先生，而今时局维艰，先生你看合肥能当重任吗？”
中山先生说：“现在除合肥外，实无第二者可当此任，今后可全委合肥办理。”
“先生预定在北京滞留多久？”“约二星期。”“此后可有外洋游历计划？”“本人俟时局稍定，即作欧美之游。”“先生请！”张作霖举起茶杯说。
孙中山知道这是下逐客令。于是，他说：“谢谢，告辞了。”“恕不远送。”
二人握手道别。中山先生等对张作霖的浅薄无知有了进一步了解。
先生回到张园，顿觉肝区疼痛。经法国医生诊治，为旅途劳顿，食物不化，以致胃疾，肝脏因之肿大，须静养数日……1月18日，先生在病榻上接见了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和叶恭绰。当他们报告执政府“外崇国信”时，中山先生极为愤慨，他说：“我在外面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却提出尊重这些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还来欢迎我！”
许、叶二人毕恭毕敬，垂首而立。许久，许世英才唯诺诺地说：“总理请息怒……合肥也是没办法……不敢过激，以免引起列强干涉……”
“我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否则我就不革命了！”
许世英又把国务会议通过的《善后会议条例》拿出来请中山先生看。中山先生对此也不赞成，认为这样的会议是以军阀，政客为主所构成，并非以人民团体为主体……段祺瑞听到上述情况报告后，知道改变孙中山的态度已不可能，只有采取虚以委蛇，我行我素的两面派手段……六七一代巨星殒落漫天皆白，银装素裹，空气寒冷而澄澈。
一切斑驳陆离，一切支离破碎，一切陈污堆垢，都让位给白色，都被圣洁的白色掩盖起来。
段祺瑞虽对中山先生“执礼甚恭”，先后派出许世英、段宏业、张树元三批代表赴津迎迓，表示“能容纳先生意见”；又多次函电往还，问候起居。但实际上都是虚情假意，表面敷衍，骨子里既不愿意中山入京，更不愿意他参政议政。
中山先生接受共产党主张，对付军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对付帝国主义，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在北上途中，反复向新闻界，国民党人陈述上述观点。他的观点很快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热烈欢迎。
段祺瑞对中山先生的主张，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第一，他用善后会议对抗国民会议。这两个会议，不管从功能到目的都是截然不同的。中山先生企图用国民会议推行三民主义政体；而段祺瑞则用善后会议巩固北洋政体和个人权位。第二，在会议参加者上，孙、段也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以民众团体、人民代表为会议主要构成人员；而段祺瑞则以官僚政客，军事最高首脑，各省区军民长官等为主体。第三，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两人设想更不一致。中山先生所坚持的是在中国实行他制定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而段祺瑞虽未提出过完整、具体的纲领和主义，但他所建立的是以他为核心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山先生要打倒的，正是这一群祸国殃民的败类。第四，中山先生一再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段祺瑞则在《就职宣言》中公然提出“外崇国信”。即承认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其在中国的特权，以换取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面对这一切，中山先生既失望又恼怒，病情愈加沉重。一方面北京人士切盼先生入京；一方面先生救国救民心切。于是，不顾人们劝阻，于1月1日决定抱病入京。
这天上午，前门车站热闹空前，黑压压站满欢迎学生、市民、政府官员、社会贤达、人民团体多达10来万人。他们手执红绿小旗，在寒风中等待。大字横幅上写着“欢迎中国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这样场面对北京人并不陌生，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来车站迎接大人物，但像今天这样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欢迎还是第一次。
鹿钟麟见今天的欢迎者比预料的多得多，生怕发生意外。于是，赶忙驱车来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先生在这里下车进城。当先生的专列到达永定门站，鹿急步登车到先生车厢时，他所见到的是一位躺在卧铺上肤色苍白，满脸憔悴的重病患者。随从人员站在先生四周，个个忧心忡忡的样子。当鹿钟麟郑重地给先生敬礼，并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先生知道他是冯玉祥的募僚又是他的代表，于是，挣扎着坐起来，与他亲切握手、问候。鹿说：“请允许卑职转达冯玉祥将军对先生的问候和敬意！”中山先生说：“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和敬意！”
“他一再拜读先生的著作，对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决心照先生的教诲身体力行。”
“我为他的勇气和胆识高兴。”
“冯将军现在张家口，他为不便前来聆教而苦恼。他命卑职转告先生，国民军愿听命先生全权指挥。”“谢谢。”
“先生，前门车站欢迎民众甚多，不下十几万人。为先生安全起见，恳请先生在这里下车进城。”
“不，你的好意我领了，但不能这样做。我是为民众而来，民众是为我而等待，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真情。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就在前门车站下车。”
鹿钟麟深为伟人的博大胸怀所感动，眼睛禁湿润了。他说：“好吧，卑职去安排。”说罢，敬礼而去。
上午11时许，先生的专列徐徐停在前门车站。群众秩序井然，只有手中红绿小旗在寒风中瑟瑟作响。先生在随从人员搀扶下走出车厢，只见先生身着蓝缎团花灰鼠皮袍，青缎团花马褂，头戴鸭绒呢帽。夫人宋庆龄身着灰色翻皮大衣，戴着有穗头的灰鼠皮帽。群众振臂欢呼，欢喜雀跃，不时高呼“欢迎中山先生”，“国民党万岁”等口号。先生见民众如此热烈，精神为这一振，不时挥手致意，笑容可掬。广大民众自动让出一条通道，请中山先生一行通过。既没有人拥挤，更没有人非礼。
出站后，先生等分乘几辆汽车，驶向北京饭店下榻。沿途成千上万群众，自动脱帽在街道两旁，或挥动小旗、或挥舞着帽子向伟人致意。有的群众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以示庆祝。中山先生在车内频频挥手，含笑作答。场面真诚感人，毫无矫揉造作之态。
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听说孙中山到来，特派来名俄籍警卫充当保镖，以示友好。其时中外记者几十人拥到北京饭店，要求对先生采访。汪精卫代表先生会见记者。并分发书面谈话。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1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须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不容易，兄弟本想与诸君详细地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1年1月1日。孙文。〔〕当梁鸣志、段宏业向段祺瑞报告了中山先生抱病入京，几十万人夹道欢迎时，段祺瑞既惶恐又妒忌，他摔掉烟斗，精神浮躁，大惑不解地问：“怎么，几十万人？胡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是真的。”段宏业证实道，“恐怕比这要多，都是自发的。”
“啊”，段祺瑞对天长叹，“太可怕了……”段祺瑞咬牙切齿，面肌痉挛，急遽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不过，”梁鸿志说，“他病很沉重，恐怕时日不多了……”段祺瑞似乎没听清，没听懂，忡怔地瞪了他片刻，回到座位上，说：“听着，195年元旦到了，你们代我去为他贺年，并约定宴请日期，为他接风洗尘。你们可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共商建国大计。记住，执礼要恭，态度要诚，多听他的意见，不可有丝毫慢待。”
作为回谢，次日，汪精卫拜会了段祺瑞。
段祺瑞十分重视这次会见，认为是抬高自己，改善形象的大好时机。他满脸堆笑，降阶而迎，握着汪精卫的手，热情寒暄。汪说：“中山先生此次北上，承蒙执政多方关照，先生对执政深表谢意。”
“哪里哪里，略表寸心，不足挂齿。先生德高望韶，能为先生效劳，是祺瑞幸事。”
“先生本想早日就商于执政，无奈病体未愈，暂难遂愿。”
“善后会议即将召开，我请先生出席，至于先生所提各款，都好商量。”
“好的，我转告先生，到时候视情况而定。”
中山的病日渐沉重，经多名外国医生诊断，均诊为肝病，但肝病性质尚难确定。翌日，协和医院医生和外国医生多人，进一步会诊，建议手术治疗。随行人等难以接受手术方案，遂改为针药治疗。
段祺瑞为装点门面，抬高身价，不顾先生病体，一再邀请先生出席善后会议。先生不惜委曲求全，于1月17日在病榻上口授信函，在会议名称、程序上作了让步，同意召开善后会议；但在原则问题上坚定的表示：必须加入人民团体，由人民议决大政方针，摆脱军阀政客的垄断，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先生为人民、为国家、为民主政治披肝沥胆，义正词严，看后令人动情。
然而，段祺瑞看到信后却无动于衷，我行我素。他对许世英说：“不理他，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先生的病日重一日。不得已住进协和医院，又延请著名中医，进行中西医合作治疗。但均告无效。政府官员、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名流俊彦乃至市民，都关心先生健康，要求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源源飞来。对此，段祺瑞心神不安，又恨又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