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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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当今首屈的一指领袖的接见与褒奖,陈调元甚感荣幸,到现在为止,他才感到自己的路子走对了。毕恭毕敬地说:“卑职对执政敬慕已久,今日承蒙错爱,实感荣幸。今后愿唯执政马首是瞻,虽万死不辞。为表示卑职对执政的赤胆忠心,我愿把家眷送到北京表明心迹。”

    次日,陈调元跟随吴、张再次回到天津,出席张作霖举行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卢永祥、李景林、张宗昌、吴光新等,张作霖向大家介绍陈调元,什么“弃暗投明”,“深明大义”等伤害感情的话,他一概不说,只以奉系一员大将的身份对待之。气氛既亲切,又随便,使陈调元彻底放弃成见,好像自己确确实实与奉系成了一家人。

    会议最后决定:由陈调元回徐州部署一切,并对齐燮元和同事多做说服、策反工作,奉军只进军到韩村为止,卢永祥率卫队一旅去南京就职……由于陈调元的反水,加上他的策反活动,使齐燮元的旧部分崩离析,四分五裂。齐燮元一看大势已去,只好忍气吞声悄悄溜出南京,乘船去了上海。几天后,卢永祥由徐州到达南京。与此同时,张宗昌扯下不进兵江苏的假面,率领他的俄军旅团到达浦口,使局势益形复杂化……这天晚上,卢永祥成了段祺瑞的座上宾。段祺瑞很重视这次会见,因为他们许久没见面了。卢永祥心力交瘁地说:“芝老啊,我已身心俱疲,实在不想干了。”段祺瑞亲切地说:“子嘉老弟,何出此言?你是我的台柱子,我还依靠你撑局面呢。”

    “芝老对我的知遇之恩岂敢忘记?不过我处境艰危,实难一展抱负啊。”“齐燮元已无权无勇,孙传芳志在浙江,构不成什么威胁,你还有什么不开心吗?”“唉,我担心的不是拿枪动刀的敌人,而是自己的‘朋友’啊。他所谓帮卢大哥打地盘儿,纯粹是谎话,他的真实目的是霸占东南地区,把我挤出江苏!”

    说着,卢永祥眼圈红了,伤心,难过,痛苦。段祺瑞口衔烟斗,半响不语。其实,奉张的狼子野心,他既有所想,又有所悟,不过自己仰人鼻息,看人脸色,又有什么办法,只有眼泪往肚里咽。卢永祥知道段祺瑞处境并不比他好,只是为了发泄内心苦闷,才叙说衷肠的,他介绍说,齐燮元潜入上海后,住进租界区。当年,徐树铮住在租界时,因为从事政治活动而遭拘禁,驱逐;齐燮元从事政治活动,租界当局却视而不见,反给予种种方便,因为西方人支持直系。出于共同利益,齐燮元很快与鄂督萧耀南、浙督孙传芳勾结起来,结成省军事同盟。如奉军继续南下,他们便宣布“自治”脱离段政府。

    不久,齐、孙二人发表联电,组成江浙联军,他们分任第一、二路军总司令,拆毁嘉善铁路,调兵遣将进军松江。第一个打击目标是倒向段政府的张允明,继而驱逐投奉的宫邦铎,把第19师据为已有。张允明不堪一击,刚一交火便土崩鱼烂,本人逃进租界。宫邦铎经不住压力,被迫辞职。不久,江浙军控制了上海,对卢永祥形成沉重压力。

    上海战争爆发后,段政府曾责令孙传芳退兵,先后任命陈调元为江苏军务帮办,白宝山为海州护军使,马玉江为淮扬护军使,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郑士琦为山东军务督办,孙传芳为浙江军务督办,周荫人为福建军务督办。并下令斥责齐燮元挑起战争,派员查办。同时,为了讨好西方帝国主义,宣布上海永不驻兵,亦不设军事机关,兵工厂停造军火,转为民办……段祺瑞这样做是为了安抚孙传芳,孤立齐燮元。

    段祺瑞说:“这样一来,东南形势应该比较稳定了吧?”

    卢永祥说:“唉,张作霖不达目的,能让它稳定吗?奉军到达浦口第天,就开始向南推进。很快占领高资、镇江、丹阳、常州。张宗昌把气势汹汹的俄军兵团摆在前面。暮气沉沉的齐军,一见洋兵吓破胆,很快由镇江败退无锡。这时孙传芳也来助战。但经不住奉军攻势,很快退败上海。

    “齐燮元这才感到大势已去,在上海宣布下野,把残部交给孙传芳,自己东渡扶桑,退出军政舞台。不久,奉军先头部队到达上海。上海的各团休奔走调停,孙、奉两军划分势力范围,彼此互不侵犯,一俟秩序恢复,双方即行撤兵。随后,我、孙传芳、张作霖先后发表互不侵犯通电。不久,自堂到上海,与孙传芳、张宗昌的代表举行会谈,签定江浙和平条约,商定孙、奉两军同时退出上海。上海管辖权划归江苏……”

    段祺瑞颇感自得:“这不挺圆满吗?”“唉,”卢永祥苦涩一笑道:“圆满,圆满什么?叨到狼嘴里的肉岂能吐出来?孙军如期撤军,奉军却赖着不走。孙军一再催促奉军履行诺言。张作霖却借口‘苏人治苏’,保荐他的秘出长郑谦为江苏省长,保荐张宗昌为江苏军务督办,目的是把我挤下台,把江苏纳入他的势力范围……”

    “太不像话了,”段祺瑞有气元力地说,似乎没有愤怒,只有感慨,“这简直是背信弃义!”

    “前天,”卢永祥又说,“张学良、韩麟春以劳军为名来到上海,开大会,发表讲演,检阅军队,举行军事演习,表明长期霸占上海的野心。我的处境更困难了……”

    段祺瑞手托烟斗,踱步沉思。许久,才蓦然停步说:“我任命张宗昌为苏、鲁、皖剿匪总司令,以徐州为驻地如何?”

    “您是想一来保全我的地盘儿,二来避免孙、奉在上海打仗。可是,张宗昌对这个职务未必感兴趣呀!”

    突然下人报告,山东督办郑士琦紧急求见,卢永祥起身告辞。段祺瑞说:“子嘉,别泄气,咱们再想办法。”卢永祥说:“唉,能有什么办法呀?”说罢,惴怏而去。

    不一会儿精瘦大高的郑士琦满脸泪痕出现在门口,颓丧地说:“执政,我,我没法活了!”

    七十步步劲逼段祺瑞知道郑士琦因何而来,他深感对不起他。

    郑士琦邋里邋遢像个活鬼,一进门一屁股坐在段祺瑞对面,一行鼻涕两行泪地哭诉起来:“老总儿啊,我完蛋了,成丧家犬了。我的山东地盘让张宗昌挤占了,军队让张宗昌收编了。你早说过维持我的地盘,我是在直奉大战中立过汗马功劳的人,现在变得一无所有!张胡子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了……”

    段祺瑞性情耿介而豪强,他上台伊始,想以北洋元老和临时执行的双重身份,对军阀们发号施令。但很快发现,军阀我行我素,再没有人听他的。于是,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向他们妥协退让,委曲求全,靠仰人鼻息来维持自己的傀儡地位。

    今天,面对郑士琦的哭诉,他能说什么?只有用惯常的沉默来表达心中的苦闷,只有垂眉低首来回答部下的诉说。这才短短几个月,他的地盘儿一块一块被张作霖挤占去,弄的他想怒不敢怒,想言不敢言,不死不活活受罪。他给部下的只有沉默、忍让、逆来顺受。过去,他敢说敢作敢火敢怒,敢于拍案而起,敢于固执己见,他对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何其严厉;曾几何时,他的棱角个性早已不复存在,、变得鼠首两端,畏首畏尾,简直换了一个人!

    郑士琦连哭带说大概累了,也许意识到白白浪费感情,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终于停下来。双手托着脏兮兮的脑袋,腰弯得似一张弓,喘着粗气。那谢了顶的脑袋,直挺挺对着老段,使老段十分厌恶。他不耐烦地说:“行了,你先去安徽上任去,军队的事回头再说。”

    一言出口,连段祺瑞自己也觉得没劲。这分明是一句姑息迁就的话。果然,郑士琦很不满意,我要去上任,还来找你干什么?他把腰一挺,哭哭咧咧地说:“一个光杆司令顶不上一班士兵,倪家军能赶走王揖唐,就不能赶走我吗?”张作霖为打通津浦路,把东北和东南连成一体,硬逼老段把山东地盘让给张宗昌,把郑士琦赶到安徽去。郑士琦是皖系,但他惧怕张作霖的势力,只好割肉喂虎……段祺瑞说:“那怎么办,你甘心放弃安徽?”

    “不是我要放弃,是张胡子跟我为难:倪家军受奉系挑唆,决心与我为敌。还有,张作霖保荐姜登选为苏鲁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这不成心挤兑我吗?”

    “别说了!”段祺瑞站起来,怒气冲天,不可一世,似乎又回到横刀立马的过去,“这件事我一定要管,我连自己的家乡都管不了,还干个蛋?!”

    郑士琦的三角眼,认真盯视了老段片刻,看他的话有多大分量。当他感到“只好如此”时,才无可奈何地说:“老总儿休息吧,我走了。”

    果然,郑士琦还没上任,张作霖就迫不及待地发起进攻:他毫不客气地保举姜登选为皖督。段祺瑞忍无可忍,忿忿地说:“我还留在北京干什么?让张作霖干好了!”

    这些话很快传到张作霖耳朵里。因为还不到“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还不便把段祺瑞赶下台,所以,安徽易督才暂时搁置下来……5月上旬的一个上午,段宏业突然出现在段祺瑞的办公室。段宏业对父亲的感情历程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怕他,时时处处躲着他,他十几岁时,段祺瑞还动不动用鞭子抽他;长到0多岁,还时常罚跪罚站,让下人打他;久而久之常在背后骂他,诅咒他。待他年龄增长,经历荣辱沉浮,世事沧桑,各自的性格经过磨合之后,段宏业对父亲渐生崇敬之情,父子间才有感情交流和共同语言。现在,他对父亲屈从忍让越来越不满,对父亲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失望,渐渐产生敬而远之地举动……今天,他之所以到办公室找他段执政,一是事情紧急,二是显得郑重,因为,他是受同道之托好好跟老头子谈谈的。他郑重其事地说:“爸爸,我有事对你讲!”

    父亲不以为然:“哼,你能有什么要事?”

    段宏业执拗地说:“有,我有,它关系到国家命运和您的前途!”段祺瑞放下毛笔,摘掉花镜,身子仰在靠背上,无可奈何地说:“好,你说。”

    他坐在父亲对面,满脸正肃地说:“最近,张作霖在天津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以“巩卫中枢”为名,要把他的第5、第6两师调到关内,进驻北京!”

    段宏业的话一记重锤敲在老段心上,他惊问:“真的?”

    “千真万确!张作霖认为,要想顺利的实行其扩张野心,必须首先控制中央,控制北京,必须把国民军赶出北京去。因此,决定加派大量奉军进关,分驻京津重地……”段祺瑞坐不住了,起而徘徊:“好狠毒啊!”段宏业继续说,“他们作了部置,北京至天津一线由张学良负责,天津至德州由李景林负责,德州至徐州由张宗昌负责,徐州至浦口由姜登选负责。同时,派兵控制京汉线。张胡子还极力拉拢吴佩孚,以共同对付冯玉祥将军……”

    段祺瑞怒不可遏,陡地站起来,问:“冯玉祥有何动作?”

    段宏业为激起父亲的情绪而开心,说:“将领们听到消息,非常气愤,纷纷要求与张胡子决一死战。5月9日,冯将军在张家口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对策,为了顾全大局,避免战争,决定将西苑、北苑及通州等营房让给奉军,但不退出南苑,以免奉军全部控制北京……冯将军完全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由此可以看出冯将军的为人。相比之下,张作霖是什么东西?决不能再对他抱有幻想了!”

    段祺瑞一言不发。他的任何一句话,一个表示,都可能影响国奉双方,都可能造成双方口实,对政局产生影响……段祺瑞知道,假如奉军真的控制了北京,他便成了一个十足的政治俘虏,那日子不会好过。唉,左边煎着,右边烤着,怎么也不会好受啊……段宏业深知父亲的隐哀,说:“爸爸,张胡子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您该考虑自己的前途了。”

    老段以少有的亲情说:“孩子,你的心思我知道。贾德耀、许世英等都向我多次渗透,让我与国民军共同对付奉张。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冯玉祥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旦他翅膀硬了,他会抛弃我们的;再说,在冯、张冲突中,获胜者未必是冯玉祥,到那时,我们就彻底完了……”

    “那是后来的事,总比这样受夹板气好。”“唉,我的心搅乱了,你让我清静一会吧。”

    段宏业刚走,机要秘书拿着一份电稿走进来:“报告执政,奉天急电!”

    “好,放下,你去吧。”段祺瑞的心怦怦直跳,手轻轻颤抖起来,他不敢去拿电报,手几次触摸到它有缩回来。他已预感到这就是儿子刚才说的,奉军要求“进驻北京”。不过,他还是把电报打开,果然证实了儿子的话。这意味着更大的灾难和麻烦临头了!

    他觉得仕途如此艰辛,生活如此无情,人生如此乏味。他把身子向后一仰头悬空仰着,闭着眼睛,头脑一片空白,眼前一片漆黑,好像这个世界死了,就要连同他一起毁灭了……段祺瑞一筹莫展。不说同意,不说不同意,只有拖。

    你拖他不拖。第天,段祺瑞又收到张作霖一份软中有硬,志在必得的电报:“关于奉军进京一事,已得冯督办同意。奉军不干预政事,只为巩为中枢。如政府不同意,我即将苏鲁皖奉军全部撤回关外,什么事也不管了……”

    字里行间透着杀机。这分明是说:你段祺瑞如不同意,我就宣布独立,我就对执政府处于敌对状态,我便可以兴兵讨伐你。

    段祺瑞吓坏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傀儡元首,是经不起这种威胁的。思来思去,只有召开国务会议,就商对策。其实,这只是自我欺骗,他早就不对内阁寄以希望了。

    果然,国务会议大煞风景,到会的只有四个总长;他们是陆军总长吴光新,内务总长袭心湛,海军总长林建章,司法总长杨庶堪。而外交沈瑞麟,财务李思浩,司法章士剑,交通叶恭绰,教育王九龄等5人均未到场。

    叶恭绰是亲奉派,一切看奉张眼色行事。为了给执政府施加压力,经常采取不合作态度。前不久,他受到张作霖指使,请了10天假去奉天,一到奉天便寄来一份威胁性辞呈。

    王九龄是中立派,上任几个月见绌象百出,内忧外患,对执政府,对段执政失去信心,也提交了辞呈。

    说到沈瑞麟、李思浩、章士剑、不得不说金法郎案,说到金法郎案,不得不说杨庶堪。

    那是一月前,杨庶堪突然出现在段祺瑞面前,要求天内就任农商总长,而农商总长早已许给奉系次长莫德惠。日后,杨庶堪挺胸昂首出现在农商部。他以总长身份,大模大样巡视各司局室,与部员们握手言欢。部员们大为惊异:农商部凭空又冒出一个部长,这回有好戏看了,不知这盆“馅儿”老段怎么“和”?更令人震惊和尴尬的是老官僚莫德惠,不知怎样处理这令人难堪的局面。

    正巧,次日是阁务例会,莫德惠接到秘书厅通知出席会议;而没有接到通知的杨庶堪,也理直气壮参加。于是,戏剧性场面出现了!一名值日官拦住杨鹿堪,彬彬有礼地一鞠躬说:“对不起杨先生,这是国务会议,你不能进。”

    “混蛋!我是农商总长,为什么不能进?”

    “先生,我不管你是部长还是混蛋,没有秘书处的通知,你休想进去!”

    杨庶堪勃然大怒,猛地转向幸灾乐祸的莫德惠,只见他若无其事地作了一揖,以讥讽的口吻说:“对不起杨先生,老朽失陪了。”

    说罢,昂首挺胸步入会议厅。而杨庶堪色苍白,口唇紫青,声嘶力竭地喊:“段祺瑞,我不会放过你——”

    杨庶堪不再上班,使出全身解数大肆攻击执政府。于是乎,各大小报纸大做文章,令段政府十分难堪……正当段祺瑞被舆论搞得焦头烂额时,另一位被金法郎案搞得神魂颠倒的司法总长章士钊来到执政府。他表示愿将司法总长让给杨庶堪,并说司法终非自己所长,自己是搞学问的,还是让我回到书斋去吧。

    像溺水人抓住破木板,段祺瑞喜出望外,没想到困扰许久的问题,举手之间解决了。他激动地说:“哎呀章公,你帮了我的大忙,我怎么感谢你!这样吧,教育总长正乏合适人选,章公勉为其难吧”

    梁鸿志带着这一妥协方案,再次出现在杨庶堪面前。不料,在会议厅前受胯下之辱的杨麋堪,还未能从大愤中平静下来,梁话没说完,他便跳起来,说:“我要人格,人格,你懂吗?让你的司法总长见鬼去吧!”

    “要去就去司法部,不去就请便!”说罢,梁鸿志把一份执政府任命书摔在桌上,愤然离去。

    次日晚,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敲开杨庶堪的房门。杨庶堪没好气地问:“你找谁?”“我找司法总长杨庶堪先生。”“我不认识你,你请便吧。”“我认识您哪。”“我是您的部下——总检察官翁敬棠……”“你有何贵干?”“指点迷津。”“请进……”

    杨庶堪向左右看了看,确认没有人盯梢之后,轻轻关上房门。

    因为,杨庶堪早就听说翁敬棠对调查金法郎案特别热心,一再提议对与金法郎有关的外交、财政、司法三总长提出法律侦察;他还知道,翁敬棠为扳倒三总长,搞清金法郎案的来龙去脉,大兴破釜沉舟之念,把自己的妻儿老小送回天津。毫无疑问,翁敬棠是他的同道,是跟他一样决心拆段政府台的人……次日,杨庶堪坐上司法总长的宝座。翁敬棠有了杨庶堪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很快组织人力投入对金法郎案的全面侦察。三总长以退为守,撂挑子不干以示“抗议”……段祺瑞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内阁,几乎与8年前(1917年)毫无二致,只可惜没有督军团撑腰保驾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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