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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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焦虑和苦恼当中的现在又多了几个人，他们是渤海行的几位行长。那些被下岗的职工可能是花完了补偿金或者快花完了补偿金，他们要求行里给他们一个说法，为什么要用这种说是公开公正公平实际恰恰相反的做法使他们下岗，他们要求来一次真的公平公正公开。这些往日的华夏员工整天在电梯里上上下下的乘坐，碰到同事就诉苦，尤其碰到符锐这样有共同语言的同志。如果碰不到同志，就去找行长，有本人去的，有托人去的，有带老婆孩子去的，有吵架的，有说理的，也有唠家常的。总之，活在焦虑和苦恼中的现在又多了几个人。
正如符锐总结出的祸不单行那样，以前那些储蓄所的朋友们也联合起来，找上华夏的大门了。符锐见到了久违的朋友们，他们难为情的跟符锐笑一下，符锐说：“你们找的好，是华夏欠你们的，又不是你们欠华夏的，有什么难为情的。”储蓄所人多，有男有女，并且大多数都年轻，他们其中有敢干的，有说去省行告的，有说去北京告的，反正哪儿热闹去哪儿闹。
这些储蓄所朋友们请教了劳动局的专家，查阅了国家颁布的劳动法，提出了各种个样合理的补偿或赔偿，总之，国家的很多相关政策是对他们绝对有利的，有国家的法律做保障，这些年轻人就更加心里有底了。
其实别看几位行长说啥是啥，如果真的用法律跟他较真，他也不敢来硬的。他既要遵从法律给员工一个合法的交待又要服从上级下达的任务给上级一个满意的答卷，所以弄不好他就会掉乌纱帽。但行长们会推呀，他们说向上级行请示，请同志们先留步，等上级行的回复，上级行会给你们一个公平的解释的。这样推卸的结果就是整天有一大帮闲散人员在渤海行的电梯里上上下下的坐着玩。
其实渤海行除了下岗的人员是闲散人员，即使上岗的人也有极大一部分是闲散人员，因为渤海行是个地级行，它有很大一部分管理职能，由于管理职能不涉及到具体业务，无法给这样的职能统计工作量，所以人员的分配是靠嘴说出来的。会说的就叭叭叭叭一通神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小嘴越能叭叭工作量就越大政策就越往他那倾斜。而这年头嘴大的说了算，大嘴说的话就是政策，大嘴喜欢哪张小嘴，就帮哪张小嘴说话，大嘴说给哪个小嘴喂奶就给哪个小嘴喂奶。
打个比方：a科室负责全地区的政治思想工作，不会哭的孩子会想：我每月写几篇先进报道，发布一些行内外政策，一年顶多搞一次什么什么竞赛的就行了，要不了三、五个人就完事了。但会哭的孩子却说：全地区好几千人，每人有每人的想法，我们每天都要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脖时发现存在和潜在的问题，并且每个人每一天的思想都发生着变化，一年365天，赶上大年是366天，你用一千乘以365或366将得到一个惊人的数字，我们用一个人去说服另一个人都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要去说服几千人，即使我们科每个人去管理十个人也需要100多人才够，结果你才给我10个人，我们是以一挡十的为行里拼命干啊！
行长们有的确实不懂业务和业务量，因为他们从参加工作那一天起就没有往那方面使过劲，他们自然就是听信那叭叭叭叭的小嘴神说了。而有的行长也不是不懂业务和业务量，但他们高屋建瓴，他们的思考角度不一定是为了业务，也可能是为了协调下面和上面的方方面面。总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会哭的孩子饿死拉**倒。
而一般来说，以汪行长为核心的行领导，对下级行的力度就远远大于对本级行了。因为本级的改革直接面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员工们，如果没有平衡好，他们随时就可以找行长理论，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下级行离得远，整出个爷爷奶奶样，基层行行长先抵挡一阵子，等基层行行长挂了，打过来的也就是很少很少几个人了，再何况基层行行长个个都是光着大膀子、摔着大脚片子干出来的，他横刀立马吹胡子瞪眼，有几个高手能过他那一关啊。于是乎，以汪行长为核心的行领导对下级行的要求就突出三个字：快、狠、准。具体来说就是：说下岗就下岗，一刻也不能耽误；说下多少就下多少，决不留情；说下谁就下谁，准确无误。
具体的例子也有啊，汪行长一行去某基层行视察，上午说你们行必须撤掉一半的储蓄所，下午他走人了，第二天此行果真有一半的储蓄所就永远的关上大门了。还有就是，汪行长在某基层行说话：“你们行目前有120人，我预计60天以后，你们行就剩下60人了。”这样60天以后再去那家银行，一点人数，刚好和汪行长预计的一模一样，你就不能不佩服汪行长的非人能力。那么假如一点人数是61人，比汪行长预言的多了一位怎么办呢？不要紧，该银行的一把手行长滚蛋不就刚好了吗。
还有更狠的例子，汪行长稳坐军中帐，遥控于千里之外。他说：“某某行和某某行的行长，都调到分行来当某某科的科长，剩下的员工来他个一窝端！”结果除了几个行长，行里的全体员工就结束了他们的银行生涯。你在地图上就再也看不到华夏银行在那个地区的分支机构了。
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靠汪行长近的员工们伤害要远远小于基层行的员工们。从数字上来看，周边七、八个支行的业务量和效益是分行的一倍，可是员工只有分行的一半，同时每个员工的收入也只有分行的一半。渤海行仅仅在任和调研的行长就有10位之多，其中有6位行长决大多数员工都没有见过。至于那些脱产的科长和享受科长待遇的人们，少说也要比任一个基层行的在职员工多得多。
总行的决策层们，当然是经过各种评估才开始减员增效的，但他们哪里知道下面具体是怎样操作的，他们看到的各种数据都是一级一级报上去的，当然就象汪行长这样专门搞权术和文字游戏的人，那个上级能从他的嘴里听到实话呢。
也许总行的决策层们也有这样的预料，因为政策和对策已经是一对连体婴儿，已经到了拿掉一半，另一半就活不下去的地步。所以他们把政策落实时将要引起的各种误伤和牺牲都考虑进去了。所以杀掉10人，可能会错杀5人。但这样的做法也许比10个人一起混要好得多。
活在焦虑和苦恼当中的现在又多了几个人，他们是渤海行的几位行长。那些被下岗的职工可能是花完了补偿金或者快花完了补偿金，他们要求行里给他们一个说法，为什么要用这种说是公开公正公平实际恰恰相反的做法使他们下岗，他们要求来一次真的公平公正公开。这些往日的华夏员工整天在电梯里上上下下的乘坐，碰到同事就诉苦，尤其碰到符锐这样有共同语言的同志。如果碰不到同志，就去找行长，有本人去的，有托人去的，有带老婆孩子去的，有吵架的，有说理的，也有唠家常的。总之，活在焦虑和苦恼中的现在又多了几个人。
正如符锐总结出的祸不单行那样，以前那些储蓄所的朋友们也联合起来，找上华夏的大门了。符锐见到了久违的朋友们，他们难为情的跟符锐笑一下，符锐说：“你们找的好，是华夏欠你们的，又不是你们欠华夏的，有什么难为情的。”储蓄所人多，有男有女，并且大多数都年轻，他们其中有敢干的，有说去省行告的，有说去北京告的，反正哪儿热闹去哪儿闹。
这些储蓄所朋友们请教了劳动局的专家，查阅了国家颁布的劳动法，提出了各种个样合理的补偿或赔偿，总之，国家的很多相关政策是对他们绝对有利的，有国家的法律做保障，这些年轻人就更加心里有底了。
其实别看几位行长说啥是啥，如果真的用法律跟他较真，他也不敢来硬的。他既要遵从法律给员工一个合法的交待又要服从上级下达的任务给上级一个满意的答卷，所以弄不好他就会掉乌纱帽。但行长们会推呀，他们说向上级行请示，请同志们先留步，等上级行的回复，上级行会给你们一个公平的解释的。这样推卸的结果就是整天有一大帮闲散人员在渤海行的电梯里上上下下的坐着玩。
其实渤海行除了下岗的人员是闲散人员，即使上岗的人也有极大一部分是闲散人员，因为渤海行是个地级行，它有很大一部分管理职能，由于管理职能不涉及到具体业务，无法给这样的职能统计工作量，所以人员的分配是靠嘴说出来的。会说的就叭叭叭叭一通神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小嘴越能叭叭工作量就越大政策就越往他那倾斜。而这年头嘴大的说了算，大嘴说的话就是政策，大嘴喜欢哪张小嘴，就帮哪张小嘴说话，大嘴说给哪个小嘴喂奶就给哪个小嘴喂奶。
打个比方：a科室负责全地区的政治思想工作，不会哭的孩子会想：我每月写几篇先进报道，发布一些行内外政策，一年顶多搞一次什么什么竞赛的就行了，要不了三、五个人就完事了。但会哭的孩子却说：全地区好几千人，每人有每人的想法，我们每天都要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脖时发现存在和潜在的问题，并且每个人每一天的思想都发生着变化，一年365天，赶上大年是366天，你用一千乘以365或366将得到一个惊人的数字，我们用一个人去说服另一个人都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要去说服几千人，即使我们科每个人去管理十个人也需要100多人才够，结果你才给我10个人，我们是以一挡十的为行里拼命干啊！
行长们有的确实不懂业务和业务量，因为他们从参加工作那一天起就没有往那方面使过劲，他们自然就是听信那叭叭叭叭的小嘴神说了。而有的行长也不是不懂业务和业务量，但他们高屋建瓴，他们的思考角度不一定是为了业务，也可能是为了协调下面和上面的方方面面。总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会哭的孩子饿死拉**倒。
而一般来说，以汪行长为核心的行领导，对下级行的力度就远远大于对本级行了。因为本级的改革直接面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员工们，如果没有平衡好，他们随时就可以找行长理论，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下级行离得远，整出个爷爷奶奶样，基层行行长先抵挡一阵子，等基层行行长挂了，打过来的也就是很少很少几个人了，再何况基层行行长个个都是光着大膀子、摔着大脚片子干出来的，他横刀立马吹胡子瞪眼，有几个高手能过他那一关啊。于是乎，以汪行长为核心的行领导对下级行的要求就突出三个字：快、狠、准。具体来说就是：说下岗就下岗，一刻也不能耽误；说下多少就下多少，决不留情；说下谁就下谁，准确无误。
具体的例子也有啊，汪行长一行去某基层行视察，上午说你们行必须撤掉一半的储蓄所，下午他走人了，第二天此行果真有一半的储蓄所就永远的关上大门了。还有就是，汪行长在某基层行说话：“你们行目前有120人，我预计60天以后，你们行就剩下60人了。”这样60天以后再去那家银行，一点人数，刚好和汪行长预计的一模一样，你就不能不佩服汪行长的非人能力。那么假如一点人数是61人，比汪行长预言的多了一位怎么办呢？不要紧，该银行的一把手行长滚蛋不就刚好了吗。
还有更狠的例子，汪行长稳坐军中帐，遥控于千里之外。他说：“某某行和某某行的行长，都调到分行来当某某科的科长，剩下的员工来他个一窝端！”结果除了几个行长，行里的全体员工就结束了他们的银行生涯。你在地图上就再也看不到华夏银行在那个地区的分支机构了。
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靠汪行长近的员工们伤害要远远小于基层行的员工们。从数字上来看，周边七、八个支行的业务量和效益是分行的一倍，可是员工只有分行的一半，同时每个员工的收入也只有分行的一半。渤海行仅仅在任和调研的行长就有10位之多，其中有6位行长决大多数员工都没有见过。至于那些脱产的科长和享受科长待遇的人们，少说也要比任一个基层行的在职员工多得多。
总行的决策层们，当然是经过各种评估才开始减员增效的，但他们哪里知道下面具体是怎样操作的，他们看到的各种数据都是一级一级报上去的，当然就象汪行长这样专门搞权术和文字游戏的人，那个上级能从他的嘴里听到实话呢。
也许总行的决策层们也有这样的预料，因为政策和对策已经是一对连体婴儿，已经到了拿掉一半，另一半就活不下去的地步。所以他们把政策落实时将要引起的各种误伤和牺牲都考虑进去了。所以杀掉10人，可能会错杀5人。但这样的做法也许比10个人一起混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