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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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刘兴便接到李容通过牛得草转来的消息，德国方面在今天上午将不安排谈判，中午将在宾馆的餐厅举行欢迎酒会，谈判将在下午进行。听到这里，刘兴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便又继续开始看起昨天晚上没有看完的文章来。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作战指挥理论建设成绩斐然。
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对指挥理论的研究多分散于对战略、战役、战术、军制、军事辩证法等问题的研究之中。随着指挥学作为军事科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相对独立出来，指挥理论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并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领域。经过专业研究队伍和众多业余研究力量的共同努力，指挥理论建设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指挥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建立起来，作战指挥理论方面的专著、辞书完成了从无到有的飞跃。一是指挥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建立起来，它以专业研究人员和指挥理论教学人员为骨干，以全军从事指挥、参谋工作的人员等业余力量为基础，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批各个方向或者各个系统的学科带头人。二是理论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相当数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论著相继面世，如军队指挥学、军队指挥学基础、合成军队指挥学、作战指挥学、合同作战指挥概论、我军若干著名战役指挥实践与经验、军队指挥系统概论、作战指挥概论、高技术条件下合同作战指挥、后勤指挥学、海军指挥学、第二炮兵指挥学等：编篡出版了一批权威性的辞书，初步统一了指挥理论范畴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中**事百科全书；军队指挥分册等；编撰出版了一批司令部方面的专著，为新时期军队司令部建设和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司令部工作概论、军事参谋学、参谋训练指南、军用文书新编、作战指挥与外军司令部建设等；出版了一批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方面的专著，有力地促进了我军指挥手段的建设，如军队指挥自动化、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指挥所自动化建设、合成军队指挥自动化等；编译出版了一批外军指挥理论专著、条令条例，为学习和研究外军指挥理论，借鉴外军有益经验提供了良好条件，如军队指挥理论基础、美军高层领导与指挥、外军司令部资料汇编等。另外，规范新时期司令部建设和工作的新一代司令部法规，也以崭新的形式和内容面世；回答和解决当前我军指挥建设和未来作战指挥具体问题的大量成果，还以论文、研究报告等形式出台。对作战指挥领域里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初步形成共识，并进行了科学合理的阐释。
十多年来，指挥理论研究的各条战线均围绕着我军指挥建设和未来作战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展开，并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如，对于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作战指挥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要求，认为高技术武器装备特别是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广泛使用，虽然深刻地影响了作战指挥，但战争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武装冲突，是以人为主体并由人指挥的战争，因此，战争和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指挥速率成为决定作战成败的关键，信息领域成为敌对双方进行较量的焦点，对作战决心正确性和计划、指令准确性的要求更高，计划组织工作量增大，指挥控制任务更加艰巨，指挥系统的稳定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威胁。要求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必须具有高速率、高质量和稳定、不间断的情报资料获取与处理能力、运筹谋划与决断能力、计划与组织能力、控制与协调能力。对于作战指挥原则，认为它与作战原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所有参战人员共有的行为准则，前者是指挥人员所特有的行为准则。作战的成败，除了武器装备、官兵军政素质和战争的性质等因素外，关键取决于指挥人员的指挥。因此，总结概括作战指挥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它应当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组织指挥活动的准则”；其规范的主体，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思维活动和组织指挥行为，同时，对作战指挥原则的具体内容也基本形成共识。对于作战指挥的基本程序，认为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运用虽然提高了指挥与控制的速率，部分地替代或提高了人的功能，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指挥功能。就作战指挥总体而言，围绕着定下决心和实现决心这一核心问题，仍然需要从获取与处理情报资料开始，进行运筹谋划和决断，计划组织部队进行交战。因此，作战指挥的基本程序应当也必须是“掌握情况定下决心计划组织部队作出反应”（亦称“情况决心处置”）。对于指挥方式的运用，认为其根本目的在于统一意志，以统一协调、迅速有效的行动达成预定作战目的。片面地强调集中统一易于统得过死，影响部队的反应速度；片面地强调分散势必影响作战行动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协调性。未来作战指挥，应当坚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与适当分散指挥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集”而不死“分”而不散，充分发挥上下两级的积极性。对于指挥机构编组，认为尽管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建立平战合一的指挥机构，但“两全”很难。指挥自动化系统在战场上的广泛使用，几乎强制性地要求指挥机构必须与技术手段相适应；指挥机构既要精干、合成，又不是越小越好、人越少越好，必须以满足作战指挥需求为标准来确定指挥机构的编成和编组。对于指挥系统的稳定性，认为抓住影响指挥系统稳定的关键问题，是确保稳定指挥的前提和基础。在影响指挥系统稳定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一是电磁辐射，二是指挥系统本身功能的强弱，因为，现代作战指挥离不开以电磁设备为主的信息传输；在现代战场上指挥系统不暴露任何征候是不可能的，暴露就意味着遭受攻击，系统功能强遭受攻击时的受损程度就低、恢复就快、指挥就有保障。对于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认为应当走“渐进获取”的道路，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武器装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系统要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因为一两个要素更新换代而导致系统整体的更新换代，从上述主要观点看，我们的指挥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所研究的问题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指导意义。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指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并对毛**作战指挥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边境反击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作战指挥的经验，是指挥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军队指挥理论的基础性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目前已经对战役指挥的基本经验形成了共识，即：胸怀战略全局，深刻领会上级意图；全面分析判断敌我情况，科学预见战局发展趋势；从不同战略阶段的大局和战场实际出发，明确战役任务，确定作战方针；审慎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和作战目标；多案权衡、多手准备，适时定下战役决心；坚定地实现既定决心，实施及时、不间断的指挥；全力抓住重心，牢牢把握关节；坚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提倡积极灵活机断行事；审时度势，灵活地使用兵力和运用战法；周密组织战役协同，确保战役的统一行动；对敌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进行政治瓦解；抓住作战间隙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组织部队休整等。毛**不仅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也是人民军队的指挥者。毛**作战指挥思想，是人民军队指挥理论的核心，也是指导我军指挥实践的理论基础。
对毛**作战指挥思想进行研究和梳理，是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目前，对毛**作战指挥思想的基本内容已经进行了初步梳理，将其概括为：努力提高主观指导能力，能动地指挥作战；全面掌握敌我双方及各方面情况，努力做到知彼知己；每战力求有较充分的准备，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着眼，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正确确立作战方针；慎重选择作战目标、作战地区（方向）和作战时机，拣弱的打，力争地点、时机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以集中兵力为主，集中使用、分散使用和转移兵力灵活运用；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基本战法，依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有效的歼敌手段；抓住作战的中心问题，统筹全局，把握关节；集中统一指挥，灵活机断行事；适时组织休整，把握作战节奏，保持作战锐势；主动、灵活、坚定、隐蔽地实施指挥，充分发挥司令机关的作用。另外，还系统地梳理了毛**从哲学高度和我军作战历史经验等不同角度揭示的作战指挥规律，研究了毛**作战指挥思想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上述总结概括和研究、梳理，虽然还有欠深入、准确，但毕竟填补了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空白，为加强军队指挥建设和指导未来作战指挥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的作战指挥思想和理论，有选择地借鉴了其有益的成份。学习、借鉴外军优秀的指挥思想和理论，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早在红军时期，红军第一部司令部法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队各级司令部野战勤务暂行教令，就是在原苏军司令部法规的基础上，结合红军实际制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一些成果，促进了我军指挥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可以说，军队指挥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既是军事科学发展和指挥理论研究深入的需要，也是受外军指挥理论发展的促进。80年代初，原苏军正式将指挥学列为其军事科学的二十重要组成部分，井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1984年，原苏联国防部出版了由军事科学博士、教授、上将阿尔图霍夫主编的军队指挥理论基础一书。这部著作的引进，不仅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原苏军指挥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而且启发我们把指挥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美军注重指挥法规建设的做法及其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的成功尝试，也后发和促使我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以法规的形式规范指挥行为。任何优秀的军事思想和理论，都难免带有其所从属的阶级、政治集团、国家和军队属性的胎记。我们对外军优秀指挥思想和理论，基本上做到了结合国情和军情，批判地学习、有选择地借鉴，经过“技术改造”后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起步较早，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在建设的思路和组织上，由于理论研究不够、学术准备不足，加之缺乏统一的论证，各军兵种“各自为战”不仅造成了建设投入的分散，也使系统与系统之间一度相互封闭、难以融合，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在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上，认真汲取了这些教训，基本做到了理论研究先行，从作战需求、战术技术功能到系统的战术、技术结构模式，甚至系统的对抗能力等，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准备，从而使有限的投入发挥了较高的效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成效。
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建设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为加强指挥建设、提高指挥效能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军队指挥理论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对一些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欠深入，贴近实际不够，理论阐释不透；对长远建设特别是新军事革命可能引发的一些根本性变革研究不够，存在着“近视”的倾向；一些规定性成果还存在定量分析不够的问题，缺乏可信度和可行性；研究自己如何完成指挥任务多，研究如何在指挥上“致人而不致于人”少；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等等。简言之，指挥理论研究任重道远。
二、进一步发展作战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军事理论战线上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战争历史证明，指挥优势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指挥优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战场上的指挥优势，来源于和平时期的指挥建设。“科技强军，理论先行”掌握指挥优势离不开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纵观近年来军队建设状况，指挥建设所以成为制约军队建设整体水平提高的“瓶颈”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挥理论滞后。当前的新军事革命，从某种意义讲上就是一场指挥观念、指挥手段和指挥组织体制的革命，因此，着眼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跟上世界性新军事革命发展的步伐，大力发展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理论作指导。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军事工程革命、军事技术革命，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使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达到或者接近极限。如在航（射）程方面，一些武
器装备的作战范围实际上已经延伸到“天涯海角”；在破坏力方面，一些武器的毁伤力已经达到可以“毁灭人类”的程度；在速度方面，航空和航天器、导弹、舰船、运输车辆、装甲战车等，虽然没有超越物理规律的绝对极限，但几乎达到由成本效益所决定的实际极限。这就把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提高的速度越来越慢，而每提高一步所需投入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把眼光由提高单个武器系统的性能转向提高作战力量的整体功能上。指挥手段革命（亦称“军事通信革命”），带来了指挥与控制、通信、情报、决策效率、效益和效果的根本性变革，它像“粘网”一样把各种各样的作战力量（包括人流、物质流、信息流）联结在一起，使之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产生巨大的整体作战效能。伴随着指挥手段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如何充分利用计算机、监视器、传感器、现代通信工具等先进技术组成的一个能够起到战斗力“倍增器”作用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以及这个系统在战略、战役、战术层次中，在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及各兵种系统中，在后勤、政治工作等领域里如何组织（诸如作战需求、战术和技术结构）等，就是人们不能不予以回答和解决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必然带动军事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求军事理论给予必要的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几年来指挥建设的历史也表明，没有必要的、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指挥建设就很难突破低水平徘徊的樊篱。
作战指挥建设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申之重，作战指挥理论必须充分发挥全面引导的作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以来，围绕着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基点，提高战斗力水平的努力分别在武器装备研制、战法研究、指挥建设三条战线上展开，三者互相促进、互为依托。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来说，少装备几十架飞机、十艘八艘舰艇、百八十辆坦克，不会对其战斗力产生重大影响；再好的战法也需要通过一定的运筹、组织，才能由“纸上谈兵”变为“战场搏奔”现代战争中，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由“主观指导正确”＋“指挥速率高”＋“指挥系统稳定性强”所构成的指挥优势，是夺取作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先进的指挥手段、顺畅的指挥机制、科学的指挥理论、完善的指挥法规、高素质的指挥人才，是产生正确主观指导（包括发挥武器装备作用、合理运用战法）、高效和稳定指挥的基础。把指挥建设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进行系统建设，已经成为战略性问题。要加强指挥建设，首要的是从宏观上确立正确的思路，使指挥建设成为一个系统工程，统一目标、统一筹划、统一组织、统一步骤，同步发展。指挥建设的核心，是如何确保产生正确的主观指导、如何确保指挥高速、稳定和不间断，以及如何形成真正的指挥优势。另外，就指挥的组织体制而言，已被世人公认为是与“技术发展”、“作战理论革新”并驾齐驱的新军事革命的三个基本因素。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军队现行的指挥组织体制面临着哪些新情况和新要求？指挥组织体制的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是什么？联合战役中，指挥机构采取什么样的编组形式才能确保“联得起来”如何以结构谋求整体功能？这些，都是需要回答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指挥手段而言，除了前面所述之外，还有一系列建设的重点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
如战略网和战役战术网建设何为重点？诸军兵种分系统以准为重点？指挥、控制、情报、通信、辅助决策功能以准为重点？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有限资金的投向，而且关系到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的效益。就指挥法规而言，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标志是依法治军，现代化的指挥也必须有法可循。然而，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指挥法规，就指挥训练而言，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教范，对于指挥领域里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军队作战指挥的传统经验，中华民族优秀的指挥思想和理论，指挥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指挥艺术的内核，指挥系统构成的原理和原则，指挥活动的一般规律，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全军尽早达成共识。只有尽快回答和解决诸
如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作战指挥理论在我军作战指挥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军队未来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与以往有很大区别，要求作战指挥理论必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同条件下的作战，有不同的作战规律和作战指挥规律，在指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特点。在未来战争中，从总体上讲军队可能遂行的作战任务，具有攻势行动为主、海上行动力主、联合行动为主、自我保障为主的特点。
作战的基本背景条件，就军队数量而言我多敌少，就技术装备而言我劣敌优，就地理条件而言我好敌差，就民心士气而言我强敌弱。这就决定了未来作战，既反映作战和作战指挥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殊的规律，比如，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人民战争与以往的人民战争，脱离大陆的机动战与“依托阵地或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以海空为主要战场的作战与以陆地为主要战场的作战，诸军种的联合作战与战区或者战役集团之间的联合作战，主要依靠战役军团自身保障与主要依靠人民群众保障完成作战任务，等等，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新的作战特点，必然引起指挥领域里一系列问题发生重大变化。要适应未来作战任务的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指挥理论研究必须有针对性地、具体地回答和解决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总体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指挥上确保优势和主动。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优势技术装备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指挥上再逊敌一筹，那么“以劣胜优”就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就联合战役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指挥上确保“联得起来”它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指挥手段建设和运用等技术性问题，更主要的是指挥系统的编成和组织，指挥机制的建立，特别是联合战役军团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和编成内的军兵种战役军团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责任、权力，以及军兵种战役军团原隶属的战区、军种部的义务，诸军种的协同原则和组织协同动作的规程，等等。目前，我们虽然在指挥机构编组的大结构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各指挥所中各个要素的编成、编组及其相互关系，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如，统一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对地支援人力和防空人力，是对现代战役的基本要求。但是，火力协调机构如何组织，它担负有哪些责任、权力和义务，作业规程是什么，等等，一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军委已经在有关法规中明确了指挥机构中专门设立通信中心、情报中心、电子对抗中心，以从指挥的组织体制上确保有限的、低水平的装备器材形成整体合力，然而，这三个“中心”的具体组织结构及其责任、权力、义务等有关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另外，人民战争仍然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拥有高技术优势之敌所最惧怕的；游击战曾经是我们的“拿手戏”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如何编组群众武装，如何运用传统游击战、现代特种战的战法，也都是作战指挥理论亟待研究的课题。
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将“信息战”作为未来战争中一种重要的作战样式，它的核心是“指挥与控制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指挥战”理论。“信息战”是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大力推崇的一种作战样式。所谓“信息战”有社会、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之分。军事领域里的“信息战”是一种以打击对方指挥系统和保护己方指挥系统为目标，以攻击对方指挥人员决策过程和保证己方正确决策为重点，集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电子战和直接摧毁为一体的作战样式，其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摧毁对方的指挥系统、摧垮对方的作战意志特别是指挥人员的作战意志。指挥领域里的较量古已有之。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围绕着争夺指挥领域里优势和主动的科学技术研究、武器装备发展、作战理论和组织体制改革愈演愈烈。“信息战”理论的提出，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产物，也是战争实践中的一种“省悟”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历来是军事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以火器为主的战场上，战争多是面积破坏，战火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瓦砾遍地，一切人类文明荡然无存，民众的哀怨之声便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辉煌胜利黯然失色，有时甚至使战争的指导者们不得不放弃以战争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努力。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在战争中越来越“计较”生命的代价；随着战争耗费比的不断增大，大规模的搏杀越来越成为战争双方都难以承受的一种灾难，因此，人们不能不在作战形式上另僻蹊径。既要实现战争的既定目标，又要少付出甚至不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战”就成为一种越来越受青睐的作战样式。目前，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不仅大力发展可用于“信息战”的武器装备，而且初步形成了”信息战”的作战理论，并开始着手实验适应“信息战”的指挥系统和作战力量编成、编组方式。面对外军的“信息战”我们应当尽快建立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指挥战”理论。
三、发展作战指挥理论，必须确立正确的思路发展作战指挥理论，首要的是根据当今时代的各种客观情况和未来作战指挥的实际需要，确立正确的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不仅要考虑近期内军队可能担任的作战任务的需要，还要考虑新军事革命可能给下个世纪战争带来的深刻影响；不仅要继承和学习借鉴先进的指挥思想和理论，还要学习和借鉴产生先进指挥思想和理论的方法；不仅要在指挥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上有所发展，在具体的、现实指挥问题上也要有所发展。
1.置身于世界性新军事革命的大背景，从更高层次上发展作战指挥理论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战争与反战争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正迈入信息时代，跨进第三次浪潮文明。当今世界三种文明并存（第一次浪潮文明、第二次浪潮文明、第三次浪潮文明）。”文明的冲突”是当前和未来战争的主要根源。在这一背景下，正发生一场最深刻的“战争革命”或者“军事革命”它必将带来新的战争样式，即“第三次浪潮战争”并认为“海湾战争反映了三百年来首次出现的一种新型战争”俄国人将有史以来的战争划分为五代，认为未来战争属于”第六代战争”目前的新型武器研制、作战理论调整、军队组织体制改革都是为“第六代战争”奠定基础。我国一些著名学者指出，当代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军事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世界已经进入新军事革命时期，引起这场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发展。总之，以军事技术革命为龙头的新一代军事革命，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席卷全世界，涉及军事和战争的各个领域。新军事革命，以先进的技术及所产生的武器系统、创新的军事理论、科学的军事组织体制为基本要素。创新的军事理论是灵魂，先进的技术及所产生的武器系统是物质基础，科学的组织体制是上述两者的具体体现。这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前所未有的精度和实时作战的管理与控制能力”解决使军队的全部力量“处在一个共同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之中”这个长期困扰军队的“最大难题”面对这场新的军事革命，如果坐在“第二次浪潮”或者“第一次浪潮”的船头上观赏“第三次浪潮”大船的飞速前进，只能在未来战争中遭到惨败。军队指挥理论要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其作用，必须适应新军事革命技术发展和组织体制变革的要求，必须为技术发展和组织体制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上述考虑，军队指挥理论的发展，首先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惰性历次军事革命实践证明，军事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创新的思维。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一方面要跳出已有认识的圈子，向新的更高的领域探索；
一方面要“正本清源”按照战争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指挥的客观规律办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象组织体制特别是指挥的组织体制、党的领导体制与军队指挥体制的系、军事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指挥系统的运行机制等重大问题，绝不能因为目前还不宜进行调整而放弃必要的研究和探索。科学的认识、优秀的理论本来就是一种积淀，只有今天的研究和探索，才有明天的决策和施行。
当然，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必须以适应未来战争需要为基本着眼点。其次，要瞄准最新发展，从技术发展趋势和物质运动原理上选择突破点。决定指挥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先进的技术及其所产生的武器系统。一方面，要研究目前外军先进技术及武器系统在战争中的运用所产生的新情况、新特点；一方面，要研究我军正在发展的新技术及新的武器系统可能产生的新情况、新特点。它们不仅影响到作战力量的使用、作战方法的运用，还影响到指挥的组织体制和指挥方式的运用，以及指挥活动内容和方法。
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指挥亦不例外。“结构决定功能”这一原理，反映在指挥领域里，既可以依其考察己方指挥系统的建构，也可以依其探索彼坏对方指挥系统的对策。把握支配指挥发展变化一些原理性的东西，充分考虑到技术发展因素的影响，就可以做到科学预测、合理假设未来作战指挥的要求。“指挥就是预测”在指挥理论研究领域里多一点科学预测、多一点合理假设，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第三，从整体上系统考虑指挥理论发展的问题。历次军事革命都具有一体化、整体化的特点，即各个要素互相依存、互相支持、协调发展。军队指挥理论的发展与新军事革命相适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整体协调发展，不能搞“单臂大回环”就指挥理论整体而言，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技术理论研究三者应当互为支持、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就某一个方面而言，如指挥组织体制、指挥活动、指挥法规、指挥训练、指挥手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亦应当如此。任何孤立地、片面地研究，都将无益甚至有害。
第四，走自己的路，不能跟着西方发达国家军队的舆论走。一支军队的指挥理论是否先进、是否具有指导作用，衡量其科学价值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适合这支军队的军情和其所在国的国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须走自己发展的道路，既要迎接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又不能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跑，更不能嚼人家嚼过的馍，拣人家的残汤剩菜。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的特色之一就是重视谋略艺术，强调以谋制力，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以群体力量对单一的军力。发展军队指挥理论，应当把“借用”技术、研究指挥的组织体制与创新谋略艺术、发挥人民战争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我军的指挥优势。
2.从概括走向“分化”到新的具体的作战行动中探寻作战指挥理论的发展纵观科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和趋势，即综合分化再综合。所谓“综合”是对已有认识的总结概括，这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形成系统化的基础。所谓“分化”是在总结概括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具体的、个性的、细化的研究。所谓“再综合”是在对具体的、个性的、细化研究基础上获得的新的理性认识进行新的总结概括，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科学理论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这种不断循环的过程。目前，我军指挥理论以指挥学在军事科学中相对独立为新的起点，经过全军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综合”的过程。面对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仍在继续变化的新形势，指挥理论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迈出“分化”的步伐，跳出对已有认识总结概括的“圈子”研究和解决具体的作战指挥问题。当然，这种“分化”不是盲目的、无序的。
它应当以深入系统地回答和解决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作战指挥的具体问题为基本着眼点，紧紧围绕难点和重点问题，进行分门别类、分层次的研究。通过这种“分化”研究，一方面反观指挥理论已有成果的价值，一方面为“再综合”奠定基础。“分化”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按照武装力量构成，分系统展开。就作战指挥理论而言，可以分为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炮兵、防空兵、通信兵、电子对抗兵、工程兵、防化兵，后勤，武装警察部队等若干个分系统，分别研究各个系统中作战指挥的基本问题。
按照战争、战役、战斗范畴，分层次展开。研究指挥问题，离不开战争、战役、战斗三个基本范畴。每一个范围的问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回顾军队指挥学科独立以来的历程不难看出，许多理论成果之所以长时间内在“共性”问题研究上打转转，被视为“阳春白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离开了具体的战争、战役、战斗。近年来，有些作战指挥理论专著所以受到部队的青睐，因为它们比较系统和具体地总结了军队作战指挥的历史经验，井提供了对未来战役指挥具有指导意义的理性认识。有许多成果，正是由于把握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战役、战斗指挥的具体问题，才显示了其生命力和重要价值。按照作战任务特点，分样式展开。作战样式不同，指挥的许多问题也不相同。如登陆作战与抗登陆作战，防空袭作战与空中打击作战，边境地区反击作战与海空封锁作战，等等，无论指挥的组织体制还是指挥活动的内容、方法和要求，都有很大区别，再如，不同层次、不同军兵种的联合（合同）作战，也有其各自的特点。在不同层次、不同军兵种联合（合同）作战中，如何确定组织体制模式、规范指挥的责任和权力、编组作战力量等，都是应当细化研究的问题。
按照指挥的职能性活动，分环节展开。围绕定下决心和实现决心这一核心以及“情况决心处置”这一基本程序展开的指挥活动，有四个主要环节，即掌握情况、定下决心、计划组织、控制协调，这回个环节，联系紧密又自成一体，都有着特殊的规律性和特定的规程。分别对这四个环节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于提高指挥理论的针对性、实用性是十分有益的。当然，不同的军兵种、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作战样式，这四项职能性活动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应当注意区别。
总之，指挥理论研究的“分化”是指挥理论发展的需要，是新军事革命的客观要求。正如有识之士所言“只有深入到具体的作战行动当中去，才能把握指挥的真谛”“指挥理论研究与具体的作战指挥活动相结合之际，就是指挥理论建设再度辉煌之时”
3.继承毛**作战指挥思想，吸收中国古代作战指挥思想的精华，学习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军队发展军事理论的有益做法任何一种先进的思想和理论，都是一种传统，都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点一点积淀起来的；同时，也是各种优秀思想和理论的融合，毛**历来主张，对于一切优秀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不管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古代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同志的、朋友的或者是敌人的，只要科学合理就为我所用。集优秀思想之大成、博采众长，既是军事理论发展的必需，也是其生命力所在。
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军队指挥理论，也必须按照这一客观规律办事。毛**作战指挥思想，是毛**关于共**领导的武装斗争作战指挥的科学理论，是毛**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指挥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古今中外优秀作战指挥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是中国革命战争指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作战指挥实践之长、作战规模之大，最终胜利之辉煌，均属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毛**对作战指挥问题认识之深刻，理论阐述之精辟，思想体系之完整和系统，也是中外军事思想史上所没有的。实事求是，是毛**作战指挥思想的精髓；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是毛**作战指挥思想的立足点；灵活地实施指挥，是毛**作战指挥思想活的灵魂；人民战争，是毛**作战指挥思想的基础。她深刻地揭示了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符合中国武装斗争的客观规律，提供了认识和掌握作战指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的条件下战争、战役、战斗指挥和指挥建设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毛**作战指挥思想，经历了作战指挥实践的反复检验和充实、完善，是当今最先进、最科学、最管用的作战指挥理论，因此，它过去是、今天是、明天仍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指挥的理论指南和指挥建设的理论基础。在新形势下，学习研究井继承毛**作战指挥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军事遗产之丰富，理论成就之高深，成熟时间之远古，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些宝贵的财富，曾经哺育过无数兵家名将，指导过无数有声有色的战争。虽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从本质上说是为奴隶主阶级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反映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战争的认识、态度及相应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治军思想，揭示的是古代农业经济和以冷兵器为主体装备的古代战争的规律，但这些军事思想又与近代、现代军事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无古不成今”、“知今必鉴古”就是对这种关系的科学概括。无论任何时代的战争和指挥都具有共同特性，即它强制人们必须使自己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否则就要遭受惨痛的失败。因此，正确反映军事斗争规律的思想，总是一种传统。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军队指挥理论的胚胎。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作战指挥思想的精华，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也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军队发展指挥理论的重要途径。因此，军队作战指挥理论应当充分汲取中国古代作战指挥思想的丰富营养。
洋为中用、敌为我用，也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指出：“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毛**军事文集1993年版第2卷，第335页）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军队除了在技术和武器装备、组织体制上有许多成就外，在作战指挥思想上也有许多可借鉴之处，英军在英阿马岛战争中、美军在空袭利比亚和海湾战争中作战指挥的成功经验，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当然，这种研究和借鉴绝非良莠不分、盲目照搬，笔者以为，学习和借鉴其发展作战指挥理论的思路和方法。较之学习和借鉴其理论成果更为重要。因为，各国的国情、军情不同，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优秀思想和理论，在另一国或另一支军队也许“中看不中用”而科学合理的思路和方法，则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一个时期以来，美军在大力发展技术和武器系统的同时，特别注意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重视对古代特别是中国孙子优秀军事思想遗产的学习，着重研究如何用高新技术手段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战而屈人之兵”运用反串思维，我们是不是应当更大地发挥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以谋制力的传统，着重研究如何使有限的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有机结合的方法和途径，以“四两拨千斤”呢，美军在新军事革命中，尤其重视模拟实验的作用，并相继建立了6个联网的作战实验室。这一做法，充分发挥了计算机等现代技术的作用，使作战理论、部队作战能力、人与武器结合模式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既缩短了周期，又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其成果的准确性、可信性、可行性比较高。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观点：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方法时，才算走出了艺术的殿堂，迈进科学的“门槛”当前。科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数字化。有鉴于此，我军指挥理论乃至整个作战理论的发展，能不能也走一条“实验室演习场战场实验室”的发展道路呢？这种做法对短于定量分析、经费不足的军队来说，也许更具特殊的意义。
内容提要：要战胜强敌，比发展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更新作战理论。作者认为，当前我军作战理论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其中心一环是提出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一核心思想，是关于我军作战的基本认识，是作战指导规律的高度概括，是作战理论的灵魂。它反映了作战指导的辩证关系，对确立和规范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基本战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应当是“自主作战，以长制敌”它是我军传统经验与现代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是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指导力图追求的最高境界。其基本精神是：强调不为强敌所吓倒，确立作战必胜的信心；强调作战的自主地位，不被敌人牵着跑：强调发挥我军优势，以我之长克敌之短。其精义是扬长避短，在对自己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与敌作战，而决不按敌人设计好的方案与敌正面交锋。作者还提出了这一核心思想的七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在高技术条件下作战，改善武器装备是重要的，这对于现代化水平还不高的我军来说，尤为迫切。然而，要战胜强敌，更重要的是变革作战理论，这可能是未来我军取胜的捷径。因此，深化作战理论研究，是当前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课题。实现作战理论的变革，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环是明确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理论面临青一场深刻的变革，变革的中心一环是提出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
1、高技术引起的战场新变化触目可见，我军传统作战理论遇到严峻挑战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最密集、科技作用最突出的战争。高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科学技术含量，显著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和运动方式，必然引起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方法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现代战场上表现得尤为集中、突出：高“能见度”透明的战场。在高技术条件下，从水下至太空布满了各种侦察平台，光、电。磁、声等多种手段并用，超视距侦察、全时辰侦察。全天候侦察、揭伪装侦察等并行，构成了侦察、监视与预警的“天罗地网”一颗侦察卫星的观察面积是飞机的几万倍，远程搜索雷达的作用距离达4800公里，微光夜视仪可将夜间景物亮度提高10万倍，手持热像仪能探测到密林中60米深处的人员、车辆和地下1米深度的目标，当一个飞行目标在300米以上高度飞行时，可能受到800～1600部雷达的照射，雷达信号密度高达每秒120万个脉冲。可以说，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和战场目标，都难以逃脱它们的“眼睛”高强度、全纵深的综合火力突击被同时覆盖的战场。现代军队拥有多种强大的火力突击手段，形成了陆海空大一体、高中低结合、远中近衔接。“软硬”两手兼备的综合打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间、空间、天候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可在一定时间内对作战空间的全正面、全高度、全纵深实施同时打击，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拓战场空间的能力。例如，美军战术攻击纵深已达“公里，战役攻击纵深已达700公里，战略攻击纵深则达1000公里以上。综合人力突击可将纵深突击与同时突击合为一体，其终极目标是打乱和破坏敌之作战节奏，动摇敌各级作战体系，使敌丧失攻防作战的整体能力。今后，交战双方综合运用高强度、全纵深的火力突击，将成为达成作战目的的一种基本手段。频繁的高速机动非线性的战场。除传统的兵力人力转移、作战样式变换之外，机动的内涵有了新的延伸。机动不仅作为一种运动方式，而且被当作一种主要战法；机动的最大特征是进攻性，首要原则是避强击弱；在作战双方都拥有高速机动能力的情况下，强调通过改变利用信息的方式，来提高对战场情况的反应速度，使自己比敌人行动得更快；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机动与火力、突击的结合，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集中作战效能，攻占“决定点”打击敌重心；在己方实施有利机动的同时，重视制止和破坏敌之机动，不让敌人享有行动的自由，等等。机动的这一系列变化，突破了固定战线的限制，使战场没有明显的前后方之分，线式的梯次的战场结构将逐步萎缩，整个战场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非线性状态。
脱离接触的精确打击“无遮蔽”的战场。战场透明度和远程毁伤力的增大，极大地提高了作战的精度和确定性，连的控制范围可达200公里，航空母舰的控制范围可达2000公里，而部署在外层空间的装备作用距离则可达几万公里。它使历代军人梦寐以求的“发现即摧毁”成为现实，战场全纵深几乎不存在打击不到的地区和目标。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可使现代军队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至少在不与敌直接接触的状态下，以各种间接火力杀伤敌人。
软硬兼施的电子战无形的战场。电子战开辟了继陆、海、空战场之后的第四维战场。”软杀伤”、“硬摧毁”与“隐身术”紧密结合的电子战，渗透于现代作战的各个方面，贯穿于作战的全过程。制电磁权已成为取得制空、制海、制陆、制天权的首要前提。电子战模糊了“交战开始”的界限，是现代战场上的无形力量，谁要是在电子战中失利，准就会变成“瞎子”、“聋子”手中的武器就会失灵，从而导致战斗、战役乃至战略全局的被动。陆海空天一体作战全维的战场。未来战场将呈现“一体”、“联合”、“全维”等特点，强大的信息网络，可使作战信息在各个作战单元间以近实时的速度传递，军队捕捉和利用战机的能力显著提高，各作战方向、各作战领域和各军兵种的作战行动，以空前的程度形成为一个整体。各军兵种的作战空间相互交织，陆海空大战场相互协调，作战、支援、保障的结合更加紧密，从而达成了在时？间、空间、目的和资源等方面实施充分联合的作战。在这种全维战场上，诸军种联合作战所产生的威力，远远超过了各个单一军种威力的总和。
全时空的指挥与控制战核心的战场。现代战场的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指挥员及其指挥机构之间较量的新变化带来的。高技术所提供的作战手段，使对指挥机构的摧毁与防护，日益成为作战双方关注的焦点。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和保护己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的客观要求，使得指挥与控制战这种新的作战样式应运而生。指挥与控制战的目的，是切断敌方指挥系统与作战部队的联系。一旦对方不能有效地控制部队，将其歼灭就变得容易多了。战场的上述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时间、空间、作战力量、战场结构和作战效益观念，对我军传统作战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使更新作战理论成为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紧迫要求。
2、迎接挑战，首要的一条是实现作战理论的重大突破，其关键是提出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作战理论在整个军事理论中居于中心地位，它不但对军事斗争准备和未来作战起指导作用，而且对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起牵引作用。我军要迎接挑战，实现军事斗争准备从一般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向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历史性转变，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的一条主要任务，是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导，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理论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局部战争的实践证明，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同机械化战争之间，虽然在内容、结构、表现形态上存在着内在联系，但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不能正视这种变化，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就不可能对我军作战理论进行客观的审视，明确哪些应当继承，哪些应当修改，哪些应当舍弃，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胜利的军队，往往易患“胜利病”误将适合于过去战争的作战理论，用于指导未来的作战，以至于当下一次战争来临之时，军队无法适应新的情况才痛切地感觉到因循守旧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次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播下了下次战争失败的种子。由此可见，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理论体系，何等重要！
中央军委对研究我军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理论十分关注，全军指战员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军的战法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创造出许多新的战法，揭开了我军作战理论变革的序幕，为建立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用科学的、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成果还是初步的，距突破还有较长的一段路程要走。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军作战理论的研究，同时将战法研究引向深入，有必要首先研究和提出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
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关于我军作战的基本认识，是作战指导规律的高度概括，是作战理论的灵魂。它集中反映了作战指导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发挥我军优势、实现“以劣胜优”的思想，对确立和规范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基本战法，都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据此可以认为，提出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对于进一步探讨和更新我军作战理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
二、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应当是“自主作战，以长制敌”它是我军传统经验与现代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1、“自主作战，以长制敌”是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自主作战，以长制敌”说的不是作战的方针原则，更不是具体的战法，而是统酬作战方针、原则、战法，渗透于整个作战理论之中的思想。它是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力图追求的最高境界。其基本精神，有如下几点。
第一，强调不力强敌所吓倒，确立作战必胜的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是“自主作战，以长制敌”思想的基点。我军战史证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作战，第一位的问题，是对敌我双方情况和所处态势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为敌人的强大所震慑，不为敌人一时的主动所左右，充分看到自己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坚信经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能够实现作战力量的优劣转化，最终战胜敌人。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就先要保持作战指导或者说作战思维的主动权；否则，就会在思想上当敌人的“俘虏”自己把自己导向失败。没有这个思想前提，就谈不到作战的胜利，正确的作战理论也无从谈起。
第二，强调作战的自主地位，不被敌人牵着跑。作战的自主地位，还不是作战的主动权，它是争取作战主动权的前提。作战的自主地位，主要是指作战指导主体的自主地位，即指挥主体在思考作战问题时必须始终坚持“以我为主”：打什么目标最为有利，就选择什么目标打；在什么时间、地点打最为合适，就在什么时间、地点打；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打最易夺取作战胜利，就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打。换句话说，就是不在敌人期待的时间、地点，不采用敌人预想的方式方法与敌作战。只有这样，才能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夺取作战的主动权。
第三，强调发挥我军的长处，以我之长克敌之短。长短是相对的，是发展变化的。每一支军队，都各有长短。长短在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下都客观存在。“自主作战，以长制敌”就是要全面、辩证地认识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并在作战中正确地发挥己方和避开敌方的长处，打击敌人和弥补自己的短处。这是改变作战力量对比、转换战场形势最基本的思路和途径。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说来简单，实行不易。其关节点在于，在认识敌我长短上，要防止思维定势，必须根据当时当地和作战目标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找出每战敌我双方“的具体长短；在实行扬长击短上，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敢于合理冒险，要打消顾虑，善于排除各种消极因素的干扰。只要找出并牢牢抓住我之主要长处和敌之主要短处，就可以果断地定下决心，采取行动。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刘兴便接到李容通过牛得草转来的消息，德国方面在今天上午将不安排谈判，中午将在宾馆的餐厅举行欢迎酒会，谈判将在下午进行。听到这里，刘兴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便又继续开始看起昨天晚上没有看完的文章来。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作战指挥理论建设成绩斐然。
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对指挥理论的研究多分散于对战略、战役、战术、军制、军事辩证法等问题的研究之中。随着指挥学作为军事科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相对独立出来，指挥理论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并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领域。经过专业研究队伍和众多业余研究力量的共同努力，指挥理论建设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指挥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建立起来，作战指挥理论方面的专著、辞书完成了从无到有的飞跃。一是指挥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建立起来，它以专业研究人员和指挥理论教学人员为骨干，以全军从事指挥、参谋工作的人员等业余力量为基础，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批各个方向或者各个系统的学科带头人。二是理论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相当数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论著相继面世，如军队指挥学、军队指挥学基础、合成军队指挥学、作战指挥学、合同作战指挥概论、我军若干著名战役指挥实践与经验、军队指挥系统概论、作战指挥概论、高技术条件下合同作战指挥、后勤指挥学、海军指挥学、第二炮兵指挥学等：编篡出版了一批权威性的辞书，初步统一了指挥理论范畴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中**事百科全书；军队指挥分册等；编撰出版了一批司令部方面的专著，为新时期军队司令部建设和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司令部工作概论、军事参谋学、参谋训练指南、军用文书新编、作战指挥与外军司令部建设等；出版了一批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方面的专著，有力地促进了我军指挥手段的建设，如军队指挥自动化、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指挥所自动化建设、合成军队指挥自动化等；编译出版了一批外军指挥理论专著、条令条例，为学习和研究外军指挥理论，借鉴外军有益经验提供了良好条件，如军队指挥理论基础、美军高层领导与指挥、外军司令部资料汇编等。另外，规范新时期司令部建设和工作的新一代司令部法规，也以崭新的形式和内容面世；回答和解决当前我军指挥建设和未来作战指挥具体问题的大量成果，还以论文、研究报告等形式出台。对作战指挥领域里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初步形成共识，并进行了科学合理的阐释。
十多年来，指挥理论研究的各条战线均围绕着我军指挥建设和未来作战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展开，并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如，对于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作战指挥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要求，认为高技术武器装备特别是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广泛使用，虽然深刻地影响了作战指挥，但战争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武装冲突，是以人为主体并由人指挥的战争，因此，战争和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指挥速率成为决定作战成败的关键，信息领域成为敌对双方进行较量的焦点，对作战决心正确性和计划、指令准确性的要求更高，计划组织工作量增大，指挥控制任务更加艰巨，指挥系统的稳定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威胁。要求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必须具有高速率、高质量和稳定、不间断的情报资料获取与处理能力、运筹谋划与决断能力、计划与组织能力、控制与协调能力。对于作战指挥原则，认为它与作战原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所有参战人员共有的行为准则，前者是指挥人员所特有的行为准则。作战的成败，除了武器装备、官兵军政素质和战争的性质等因素外，关键取决于指挥人员的指挥。因此，总结概括作战指挥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它应当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组织指挥活动的准则”；其规范的主体，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思维活动和组织指挥行为，同时，对作战指挥原则的具体内容也基本形成共识。对于作战指挥的基本程序，认为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运用虽然提高了指挥与控制的速率，部分地替代或提高了人的功能，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指挥功能。就作战指挥总体而言，围绕着定下决心和实现决心这一核心问题，仍然需要从获取与处理情报资料开始，进行运筹谋划和决断，计划组织部队进行交战。因此，作战指挥的基本程序应当也必须是“掌握情况定下决心计划组织部队作出反应”（亦称“情况决心处置”）。对于指挥方式的运用，认为其根本目的在于统一意志，以统一协调、迅速有效的行动达成预定作战目的。片面地强调集中统一易于统得过死，影响部队的反应速度；片面地强调分散势必影响作战行动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协调性。未来作战指挥，应当坚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与适当分散指挥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集”而不死“分”而不散，充分发挥上下两级的积极性。对于指挥机构编组，认为尽管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建立平战合一的指挥机构，但“两全”很难。指挥自动化系统在战场上的广泛使用，几乎强制性地要求指挥机构必须与技术手段相适应；指挥机构既要精干、合成，又不是越小越好、人越少越好，必须以满足作战指挥需求为标准来确定指挥机构的编成和编组。对于指挥系统的稳定性，认为抓住影响指挥系统稳定的关键问题，是确保稳定指挥的前提和基础。在影响指挥系统稳定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一是电磁辐射，二是指挥系统本身功能的强弱，因为，现代作战指挥离不开以电磁设备为主的信息传输；在现代战场上指挥系统不暴露任何征候是不可能的，暴露就意味着遭受攻击，系统功能强遭受攻击时的受损程度就低、恢复就快、指挥就有保障。对于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认为应当走“渐进获取”的道路，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武器装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系统要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因为一两个要素更新换代而导致系统整体的更新换代，从上述主要观点看，我们的指挥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所研究的问题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指导意义。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指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并对毛**作战指挥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边境反击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作战指挥的经验，是指挥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军队指挥理论的基础性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目前已经对战役指挥的基本经验形成了共识，即：胸怀战略全局，深刻领会上级意图；全面分析判断敌我情况，科学预见战局发展趋势；从不同战略阶段的大局和战场实际出发，明确战役任务，确定作战方针；审慎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和作战目标；多案权衡、多手准备，适时定下战役决心；坚定地实现既定决心，实施及时、不间断的指挥；全力抓住重心，牢牢把握关节；坚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提倡积极灵活机断行事；审时度势，灵活地使用兵力和运用战法；周密组织战役协同，确保战役的统一行动；对敌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进行政治瓦解；抓住作战间隙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组织部队休整等。毛**不仅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也是人民军队的指挥者。毛**作战指挥思想，是人民军队指挥理论的核心，也是指导我军指挥实践的理论基础。
对毛**作战指挥思想进行研究和梳理，是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目前，对毛**作战指挥思想的基本内容已经进行了初步梳理，将其概括为：努力提高主观指导能力，能动地指挥作战；全面掌握敌我双方及各方面情况，努力做到知彼知己；每战力求有较充分的准备，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着眼，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正确确立作战方针；慎重选择作战目标、作战地区（方向）和作战时机，拣弱的打，力争地点、时机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以集中兵力为主，集中使用、分散使用和转移兵力灵活运用；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基本战法，依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有效的歼敌手段；抓住作战的中心问题，统筹全局，把握关节；集中统一指挥，灵活机断行事；适时组织休整，把握作战节奏，保持作战锐势；主动、灵活、坚定、隐蔽地实施指挥，充分发挥司令机关的作用。另外，还系统地梳理了毛**从哲学高度和我军作战历史经验等不同角度揭示的作战指挥规律，研究了毛**作战指挥思想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上述总结概括和研究、梳理，虽然还有欠深入、准确，但毕竟填补了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空白，为加强军队指挥建设和指导未来作战指挥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的作战指挥思想和理论，有选择地借鉴了其有益的成份。学习、借鉴外军优秀的指挥思想和理论，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早在红军时期，红军第一部司令部法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队各级司令部野战勤务暂行教令，就是在原苏军司令部法规的基础上，结合红军实际制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一些成果，促进了我军指挥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可以说，军队指挥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既是军事科学发展和指挥理论研究深入的需要，也是受外军指挥理论发展的促进。80年代初，原苏军正式将指挥学列为其军事科学的二十重要组成部分，井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1984年，原苏联国防部出版了由军事科学博士、教授、上将阿尔图霍夫主编的军队指挥理论基础一书。这部著作的引进，不仅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原苏军指挥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而且启发我们把指挥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美军注重指挥法规建设的做法及其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的成功尝试，也后发和促使我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以法规的形式规范指挥行为。任何优秀的军事思想和理论，都难免带有其所从属的阶级、政治集团、国家和军队属性的胎记。我们对外军优秀指挥思想和理论，基本上做到了结合国情和军情，批判地学习、有选择地借鉴，经过“技术改造”后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起步较早，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在建设的思路和组织上，由于理论研究不够、学术准备不足，加之缺乏统一的论证，各军兵种“各自为战”不仅造成了建设投入的分散，也使系统与系统之间一度相互封闭、难以融合，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在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上，认真汲取了这些教训，基本做到了理论研究先行，从作战需求、战术技术功能到系统的战术、技术结构模式，甚至系统的对抗能力等，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准备，从而使有限的投入发挥了较高的效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成效。
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建设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为加强指挥建设、提高指挥效能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军队指挥理论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对一些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欠深入，贴近实际不够，理论阐释不透；对长远建设特别是新军事革命可能引发的一些根本性变革研究不够，存在着“近视”的倾向；一些规定性成果还存在定量分析不够的问题，缺乏可信度和可行性；研究自己如何完成指挥任务多，研究如何在指挥上“致人而不致于人”少；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等等。简言之，指挥理论研究任重道远。
二、进一步发展作战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军事理论战线上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战争历史证明，指挥优势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指挥优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战场上的指挥优势，来源于和平时期的指挥建设。“科技强军，理论先行”掌握指挥优势离不开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纵观近年来军队建设状况，指挥建设所以成为制约军队建设整体水平提高的“瓶颈”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挥理论滞后。当前的新军事革命，从某种意义讲上就是一场指挥观念、指挥手段和指挥组织体制的革命，因此，着眼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跟上世界性新军事革命发展的步伐，大力发展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理论作指导。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军事工程革命、军事技术革命，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使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达到或者接近极限。如在航（射）程方面，一些武
器装备的作战范围实际上已经延伸到“天涯海角”；在破坏力方面，一些武器的毁伤力已经达到可以“毁灭人类”的程度；在速度方面，航空和航天器、导弹、舰船、运输车辆、装甲战车等，虽然没有超越物理规律的绝对极限，但几乎达到由成本效益所决定的实际极限。这就把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提高的速度越来越慢，而每提高一步所需投入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把眼光由提高单个武器系统的性能转向提高作战力量的整体功能上。指挥手段革命（亦称“军事通信革命”），带来了指挥与控制、通信、情报、决策效率、效益和效果的根本性变革，它像“粘网”一样把各种各样的作战力量（包括人流、物质流、信息流）联结在一起，使之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产生巨大的整体作战效能。伴随着指挥手段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如何充分利用计算机、监视器、传感器、现代通信工具等先进技术组成的一个能够起到战斗力“倍增器”作用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以及这个系统在战略、战役、战术层次中，在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及各兵种系统中，在后勤、政治工作等领域里如何组织（诸如作战需求、战术和技术结构）等，就是人们不能不予以回答和解决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必然带动军事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求军事理论给予必要的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几年来指挥建设的历史也表明，没有必要的、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指挥建设就很难突破低水平徘徊的樊篱。
作战指挥建设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申之重，作战指挥理论必须充分发挥全面引导的作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以来，围绕着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基点，提高战斗力水平的努力分别在武器装备研制、战法研究、指挥建设三条战线上展开，三者互相促进、互为依托。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来说，少装备几十架飞机、十艘八艘舰艇、百八十辆坦克，不会对其战斗力产生重大影响；再好的战法也需要通过一定的运筹、组织，才能由“纸上谈兵”变为“战场搏奔”现代战争中，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由“主观指导正确”＋“指挥速率高”＋“指挥系统稳定性强”所构成的指挥优势，是夺取作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先进的指挥手段、顺畅的指挥机制、科学的指挥理论、完善的指挥法规、高素质的指挥人才，是产生正确主观指导（包括发挥武器装备作用、合理运用战法）、高效和稳定指挥的基础。把指挥建设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进行系统建设，已经成为战略性问题。要加强指挥建设，首要的是从宏观上确立正确的思路，使指挥建设成为一个系统工程，统一目标、统一筹划、统一组织、统一步骤，同步发展。指挥建设的核心，是如何确保产生正确的主观指导、如何确保指挥高速、稳定和不间断，以及如何形成真正的指挥优势。另外，就指挥的组织体制而言，已被世人公认为是与“技术发展”、“作战理论革新”并驾齐驱的新军事革命的三个基本因素。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军队现行的指挥组织体制面临着哪些新情况和新要求？指挥组织体制的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是什么？联合战役中，指挥机构采取什么样的编组形式才能确保“联得起来”如何以结构谋求整体功能？这些，都是需要回答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指挥手段而言，除了前面所述之外，还有一系列建设的重点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
如战略网和战役战术网建设何为重点？诸军兵种分系统以准为重点？指挥、控制、情报、通信、辅助决策功能以准为重点？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有限资金的投向，而且关系到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的效益。就指挥法规而言，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标志是依法治军，现代化的指挥也必须有法可循。然而，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指挥法规，就指挥训练而言，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教范，对于指挥领域里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军队作战指挥的传统经验，中华民族优秀的指挥思想和理论，指挥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指挥艺术的内核，指挥系统构成的原理和原则，指挥活动的一般规律，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全军尽早达成共识。只有尽快回答和解决诸
如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作战指挥理论在我军作战指挥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军队未来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与以往有很大区别，要求作战指挥理论必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同条件下的作战，有不同的作战规律和作战指挥规律，在指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特点。在未来战争中，从总体上讲军队可能遂行的作战任务，具有攻势行动为主、海上行动力主、联合行动为主、自我保障为主的特点。
作战的基本背景条件，就军队数量而言我多敌少，就技术装备而言我劣敌优，就地理条件而言我好敌差，就民心士气而言我强敌弱。这就决定了未来作战，既反映作战和作战指挥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殊的规律，比如，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人民战争与以往的人民战争，脱离大陆的机动战与“依托阵地或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以海空为主要战场的作战与以陆地为主要战场的作战，诸军种的联合作战与战区或者战役集团之间的联合作战，主要依靠战役军团自身保障与主要依靠人民群众保障完成作战任务，等等，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新的作战特点，必然引起指挥领域里一系列问题发生重大变化。要适应未来作战任务的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指挥理论研究必须有针对性地、具体地回答和解决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总体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指挥上确保优势和主动。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优势技术装备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指挥上再逊敌一筹，那么“以劣胜优”就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就联合战役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指挥上确保“联得起来”它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指挥手段建设和运用等技术性问题，更主要的是指挥系统的编成和组织，指挥机制的建立，特别是联合战役军团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和编成内的军兵种战役军团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责任、权力，以及军兵种战役军团原隶属的战区、军种部的义务，诸军种的协同原则和组织协同动作的规程，等等。目前，我们虽然在指挥机构编组的大结构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各指挥所中各个要素的编成、编组及其相互关系，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如，统一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对地支援人力和防空人力，是对现代战役的基本要求。但是，火力协调机构如何组织，它担负有哪些责任、权力和义务，作业规程是什么，等等，一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军委已经在有关法规中明确了指挥机构中专门设立通信中心、情报中心、电子对抗中心，以从指挥的组织体制上确保有限的、低水平的装备器材形成整体合力，然而，这三个“中心”的具体组织结构及其责任、权力、义务等有关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另外，人民战争仍然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拥有高技术优势之敌所最惧怕的；游击战曾经是我们的“拿手戏”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如何编组群众武装，如何运用传统游击战、现代特种战的战法，也都是作战指挥理论亟待研究的课题。
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将“信息战”作为未来战争中一种重要的作战样式，它的核心是“指挥与控制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指挥战”理论。“信息战”是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大力推崇的一种作战样式。所谓“信息战”有社会、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之分。军事领域里的“信息战”是一种以打击对方指挥系统和保护己方指挥系统为目标，以攻击对方指挥人员决策过程和保证己方正确决策为重点，集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电子战和直接摧毁为一体的作战样式，其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摧毁对方的指挥系统、摧垮对方的作战意志特别是指挥人员的作战意志。指挥领域里的较量古已有之。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围绕着争夺指挥领域里优势和主动的科学技术研究、武器装备发展、作战理论和组织体制改革愈演愈烈。“信息战”理论的提出，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产物，也是战争实践中的一种“省悟”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历来是军事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以火器为主的战场上，战争多是面积破坏，战火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瓦砾遍地，一切人类文明荡然无存，民众的哀怨之声便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辉煌胜利黯然失色，有时甚至使战争的指导者们不得不放弃以战争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努力。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在战争中越来越“计较”生命的代价；随着战争耗费比的不断增大，大规模的搏杀越来越成为战争双方都难以承受的一种灾难，因此，人们不能不在作战形式上另僻蹊径。既要实现战争的既定目标，又要少付出甚至不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战”就成为一种越来越受青睐的作战样式。目前，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不仅大力发展可用于“信息战”的武器装备，而且初步形成了”信息战”的作战理论，并开始着手实验适应“信息战”的指挥系统和作战力量编成、编组方式。面对外军的“信息战”我们应当尽快建立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指挥战”理论。
三、发展作战指挥理论，必须确立正确的思路发展作战指挥理论，首要的是根据当今时代的各种客观情况和未来作战指挥的实际需要，确立正确的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不仅要考虑近期内军队可能担任的作战任务的需要，还要考虑新军事革命可能给下个世纪战争带来的深刻影响；不仅要继承和学习借鉴先进的指挥思想和理论，还要学习和借鉴产生先进指挥思想和理论的方法；不仅要在指挥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上有所发展，在具体的、现实指挥问题上也要有所发展。
1.置身于世界性新军事革命的大背景，从更高层次上发展作战指挥理论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战争与反战争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正迈入信息时代，跨进第三次浪潮文明。当今世界三种文明并存（第一次浪潮文明、第二次浪潮文明、第三次浪潮文明）。”文明的冲突”是当前和未来战争的主要根源。在这一背景下，正发生一场最深刻的“战争革命”或者“军事革命”它必将带来新的战争样式，即“第三次浪潮战争”并认为“海湾战争反映了三百年来首次出现的一种新型战争”俄国人将有史以来的战争划分为五代，认为未来战争属于”第六代战争”目前的新型武器研制、作战理论调整、军队组织体制改革都是为“第六代战争”奠定基础。我国一些著名学者指出，当代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军事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世界已经进入新军事革命时期，引起这场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发展。总之，以军事技术革命为龙头的新一代军事革命，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席卷全世界，涉及军事和战争的各个领域。新军事革命，以先进的技术及所产生的武器系统、创新的军事理论、科学的军事组织体制为基本要素。创新的军事理论是灵魂，先进的技术及所产生的武器系统是物质基础，科学的组织体制是上述两者的具体体现。这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前所未有的精度和实时作战的管理与控制能力”解决使军队的全部力量“处在一个共同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之中”这个长期困扰军队的“最大难题”面对这场新的军事革命，如果坐在“第二次浪潮”或者“第一次浪潮”的船头上观赏“第三次浪潮”大船的飞速前进，只能在未来战争中遭到惨败。军队指挥理论要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其作用，必须适应新军事革命技术发展和组织体制变革的要求，必须为技术发展和组织体制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上述考虑，军队指挥理论的发展，首先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惰性历次军事革命实践证明，军事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创新的思维。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一方面要跳出已有认识的圈子，向新的更高的领域探索；
一方面要“正本清源”按照战争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指挥的客观规律办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象组织体制特别是指挥的组织体制、党的领导体制与军队指挥体制的系、军事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指挥系统的运行机制等重大问题，绝不能因为目前还不宜进行调整而放弃必要的研究和探索。科学的认识、优秀的理论本来就是一种积淀，只有今天的研究和探索，才有明天的决策和施行。
当然，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必须以适应未来战争需要为基本着眼点。其次，要瞄准最新发展，从技术发展趋势和物质运动原理上选择突破点。决定指挥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先进的技术及其所产生的武器系统。一方面，要研究目前外军先进技术及武器系统在战争中的运用所产生的新情况、新特点；一方面，要研究我军正在发展的新技术及新的武器系统可能产生的新情况、新特点。它们不仅影响到作战力量的使用、作战方法的运用，还影响到指挥的组织体制和指挥方式的运用，以及指挥活动内容和方法。
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指挥亦不例外。“结构决定功能”这一原理，反映在指挥领域里，既可以依其考察己方指挥系统的建构，也可以依其探索彼坏对方指挥系统的对策。把握支配指挥发展变化一些原理性的东西，充分考虑到技术发展因素的影响，就可以做到科学预测、合理假设未来作战指挥的要求。“指挥就是预测”在指挥理论研究领域里多一点科学预测、多一点合理假设，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第三，从整体上系统考虑指挥理论发展的问题。历次军事革命都具有一体化、整体化的特点，即各个要素互相依存、互相支持、协调发展。军队指挥理论的发展与新军事革命相适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整体协调发展，不能搞“单臂大回环”就指挥理论整体而言，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技术理论研究三者应当互为支持、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就某一个方面而言，如指挥组织体制、指挥活动、指挥法规、指挥训练、指挥手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亦应当如此。任何孤立地、片面地研究，都将无益甚至有害。
第四，走自己的路，不能跟着西方发达国家军队的舆论走。一支军队的指挥理论是否先进、是否具有指导作用，衡量其科学价值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适合这支军队的军情和其所在国的国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须走自己发展的道路，既要迎接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又不能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跑，更不能嚼人家嚼过的馍，拣人家的残汤剩菜。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的特色之一就是重视谋略艺术，强调以谋制力，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以群体力量对单一的军力。发展军队指挥理论，应当把“借用”技术、研究指挥的组织体制与创新谋略艺术、发挥人民战争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我军的指挥优势。
2.从概括走向“分化”到新的具体的作战行动中探寻作战指挥理论的发展纵观科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和趋势，即综合分化再综合。所谓“综合”是对已有认识的总结概括，这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形成系统化的基础。所谓“分化”是在总结概括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具体的、个性的、细化的研究。所谓“再综合”是在对具体的、个性的、细化研究基础上获得的新的理性认识进行新的总结概括，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科学理论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这种不断循环的过程。目前，我军指挥理论以指挥学在军事科学中相对独立为新的起点，经过全军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综合”的过程。面对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仍在继续变化的新形势，指挥理论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迈出“分化”的步伐，跳出对已有认识总结概括的“圈子”研究和解决具体的作战指挥问题。当然，这种“分化”不是盲目的、无序的。
它应当以深入系统地回答和解决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作战指挥的具体问题为基本着眼点，紧紧围绕难点和重点问题，进行分门别类、分层次的研究。通过这种“分化”研究，一方面反观指挥理论已有成果的价值，一方面为“再综合”奠定基础。“分化”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按照武装力量构成，分系统展开。就作战指挥理论而言，可以分为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炮兵、防空兵、通信兵、电子对抗兵、工程兵、防化兵，后勤，武装警察部队等若干个分系统，分别研究各个系统中作战指挥的基本问题。
按照战争、战役、战斗范畴，分层次展开。研究指挥问题，离不开战争、战役、战斗三个基本范畴。每一个范围的问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回顾军队指挥学科独立以来的历程不难看出，许多理论成果之所以长时间内在“共性”问题研究上打转转，被视为“阳春白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离开了具体的战争、战役、战斗。近年来，有些作战指挥理论专著所以受到部队的青睐，因为它们比较系统和具体地总结了军队作战指挥的历史经验，井提供了对未来战役指挥具有指导意义的理性认识。有许多成果，正是由于把握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战役、战斗指挥的具体问题，才显示了其生命力和重要价值。按照作战任务特点，分样式展开。作战样式不同，指挥的许多问题也不相同。如登陆作战与抗登陆作战，防空袭作战与空中打击作战，边境地区反击作战与海空封锁作战，等等，无论指挥的组织体制还是指挥活动的内容、方法和要求，都有很大区别，再如，不同层次、不同军兵种的联合（合同）作战，也有其各自的特点。在不同层次、不同军兵种联合（合同）作战中，如何确定组织体制模式、规范指挥的责任和权力、编组作战力量等，都是应当细化研究的问题。
按照指挥的职能性活动，分环节展开。围绕定下决心和实现决心这一核心以及“情况决心处置”这一基本程序展开的指挥活动，有四个主要环节，即掌握情况、定下决心、计划组织、控制协调，这回个环节，联系紧密又自成一体，都有着特殊的规律性和特定的规程。分别对这四个环节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于提高指挥理论的针对性、实用性是十分有益的。当然，不同的军兵种、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作战样式，这四项职能性活动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应当注意区别。
总之，指挥理论研究的“分化”是指挥理论发展的需要，是新军事革命的客观要求。正如有识之士所言“只有深入到具体的作战行动当中去，才能把握指挥的真谛”“指挥理论研究与具体的作战指挥活动相结合之际，就是指挥理论建设再度辉煌之时”
3.继承毛**作战指挥思想，吸收中国古代作战指挥思想的精华，学习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军队发展军事理论的有益做法任何一种先进的思想和理论，都是一种传统，都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点一点积淀起来的；同时，也是各种优秀思想和理论的融合，毛**历来主张，对于一切优秀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不管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古代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同志的、朋友的或者是敌人的，只要科学合理就为我所用。集优秀思想之大成、博采众长，既是军事理论发展的必需，也是其生命力所在。
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军队指挥理论，也必须按照这一客观规律办事。毛**作战指挥思想，是毛**关于共**领导的武装斗争作战指挥的科学理论，是毛**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指挥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古今中外优秀作战指挥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是中国革命战争指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作战指挥实践之长、作战规模之大，最终胜利之辉煌，均属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毛**对作战指挥问题认识之深刻，理论阐述之精辟，思想体系之完整和系统，也是中外军事思想史上所没有的。实事求是，是毛**作战指挥思想的精髓；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是毛**作战指挥思想的立足点；灵活地实施指挥，是毛**作战指挥思想活的灵魂；人民战争，是毛**作战指挥思想的基础。她深刻地揭示了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符合中国武装斗争的客观规律，提供了认识和掌握作战指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的条件下战争、战役、战斗指挥和指挥建设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毛**作战指挥思想，经历了作战指挥实践的反复检验和充实、完善，是当今最先进、最科学、最管用的作战指挥理论，因此，它过去是、今天是、明天仍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指挥的理论指南和指挥建设的理论基础。在新形势下，学习研究井继承毛**作战指挥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军事遗产之丰富，理论成就之高深，成熟时间之远古，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些宝贵的财富，曾经哺育过无数兵家名将，指导过无数有声有色的战争。虽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从本质上说是为奴隶主阶级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反映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战争的认识、态度及相应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治军思想，揭示的是古代农业经济和以冷兵器为主体装备的古代战争的规律，但这些军事思想又与近代、现代军事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无古不成今”、“知今必鉴古”就是对这种关系的科学概括。无论任何时代的战争和指挥都具有共同特性，即它强制人们必须使自己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否则就要遭受惨痛的失败。因此，正确反映军事斗争规律的思想，总是一种传统。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军队指挥理论的胚胎。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作战指挥思想的精华，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也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军队发展指挥理论的重要途径。因此，军队作战指挥理论应当充分汲取中国古代作战指挥思想的丰富营养。
洋为中用、敌为我用，也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指出：“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毛**军事文集1993年版第2卷，第335页）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军队除了在技术和武器装备、组织体制上有许多成就外，在作战指挥思想上也有许多可借鉴之处，英军在英阿马岛战争中、美军在空袭利比亚和海湾战争中作战指挥的成功经验，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当然，这种研究和借鉴绝非良莠不分、盲目照搬，笔者以为，学习和借鉴其发展作战指挥理论的思路和方法。较之学习和借鉴其理论成果更为重要。因为，各国的国情、军情不同，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优秀思想和理论，在另一国或另一支军队也许“中看不中用”而科学合理的思路和方法，则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一个时期以来，美军在大力发展技术和武器系统的同时，特别注意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重视对古代特别是中国孙子优秀军事思想遗产的学习，着重研究如何用高新技术手段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战而屈人之兵”运用反串思维，我们是不是应当更大地发挥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以谋制力的传统，着重研究如何使有限的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有机结合的方法和途径，以“四两拨千斤”呢，美军在新军事革命中，尤其重视模拟实验的作用，并相继建立了6个联网的作战实验室。这一做法，充分发挥了计算机等现代技术的作用，使作战理论、部队作战能力、人与武器结合模式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既缩短了周期，又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其成果的准确性、可信性、可行性比较高。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观点：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方法时，才算走出了艺术的殿堂，迈进科学的“门槛”当前。科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数字化。有鉴于此，我军指挥理论乃至整个作战理论的发展，能不能也走一条“实验室演习场战场实验室”的发展道路呢？这种做法对短于定量分析、经费不足的军队来说，也许更具特殊的意义。
内容提要：要战胜强敌，比发展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更新作战理论。作者认为，当前我军作战理论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其中心一环是提出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一核心思想，是关于我军作战的基本认识，是作战指导规律的高度概括，是作战理论的灵魂。它反映了作战指导的辩证关系，对确立和规范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基本战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应当是“自主作战，以长制敌”它是我军传统经验与现代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是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指导力图追求的最高境界。其基本精神是：强调不为强敌所吓倒，确立作战必胜的信心；强调作战的自主地位，不被敌人牵着跑：强调发挥我军优势，以我之长克敌之短。其精义是扬长避短，在对自己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与敌作战，而决不按敌人设计好的方案与敌正面交锋。作者还提出了这一核心思想的七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在高技术条件下作战，改善武器装备是重要的，这对于现代化水平还不高的我军来说，尤为迫切。然而，要战胜强敌，更重要的是变革作战理论，这可能是未来我军取胜的捷径。因此，深化作战理论研究，是当前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课题。实现作战理论的变革，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环是明确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理论面临青一场深刻的变革，变革的中心一环是提出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
1、高技术引起的战场新变化触目可见，我军传统作战理论遇到严峻挑战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最密集、科技作用最突出的战争。高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科学技术含量，显著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和运动方式，必然引起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方法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现代战场上表现得尤为集中、突出：高“能见度”透明的战场。在高技术条件下，从水下至太空布满了各种侦察平台，光、电。磁、声等多种手段并用，超视距侦察、全时辰侦察。全天候侦察、揭伪装侦察等并行，构成了侦察、监视与预警的“天罗地网”一颗侦察卫星的观察面积是飞机的几万倍，远程搜索雷达的作用距离达4800公里，微光夜视仪可将夜间景物亮度提高10万倍，手持热像仪能探测到密林中60米深处的人员、车辆和地下1米深度的目标，当一个飞行目标在300米以上高度飞行时，可能受到800～1600部雷达的照射，雷达信号密度高达每秒120万个脉冲。可以说，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和战场目标，都难以逃脱它们的“眼睛”高强度、全纵深的综合火力突击被同时覆盖的战场。现代军队拥有多种强大的火力突击手段，形成了陆海空大一体、高中低结合、远中近衔接。“软硬”两手兼备的综合打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间、空间、天候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可在一定时间内对作战空间的全正面、全高度、全纵深实施同时打击，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拓战场空间的能力。例如，美军战术攻击纵深已达“公里，战役攻击纵深已达700公里，战略攻击纵深则达1000公里以上。综合人力突击可将纵深突击与同时突击合为一体，其终极目标是打乱和破坏敌之作战节奏，动摇敌各级作战体系，使敌丧失攻防作战的整体能力。今后，交战双方综合运用高强度、全纵深的火力突击，将成为达成作战目的的一种基本手段。频繁的高速机动非线性的战场。除传统的兵力人力转移、作战样式变换之外，机动的内涵有了新的延伸。机动不仅作为一种运动方式，而且被当作一种主要战法；机动的最大特征是进攻性，首要原则是避强击弱；在作战双方都拥有高速机动能力的情况下，强调通过改变利用信息的方式，来提高对战场情况的反应速度，使自己比敌人行动得更快；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机动与火力、突击的结合，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集中作战效能，攻占“决定点”打击敌重心；在己方实施有利机动的同时，重视制止和破坏敌之机动，不让敌人享有行动的自由，等等。机动的这一系列变化，突破了固定战线的限制，使战场没有明显的前后方之分，线式的梯次的战场结构将逐步萎缩，整个战场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非线性状态。
脱离接触的精确打击“无遮蔽”的战场。战场透明度和远程毁伤力的增大，极大地提高了作战的精度和确定性，连的控制范围可达200公里，航空母舰的控制范围可达2000公里，而部署在外层空间的装备作用距离则可达几万公里。它使历代军人梦寐以求的“发现即摧毁”成为现实，战场全纵深几乎不存在打击不到的地区和目标。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可使现代军队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至少在不与敌直接接触的状态下，以各种间接火力杀伤敌人。
软硬兼施的电子战无形的战场。电子战开辟了继陆、海、空战场之后的第四维战场。”软杀伤”、“硬摧毁”与“隐身术”紧密结合的电子战，渗透于现代作战的各个方面，贯穿于作战的全过程。制电磁权已成为取得制空、制海、制陆、制天权的首要前提。电子战模糊了“交战开始”的界限，是现代战场上的无形力量，谁要是在电子战中失利，准就会变成“瞎子”、“聋子”手中的武器就会失灵，从而导致战斗、战役乃至战略全局的被动。陆海空天一体作战全维的战场。未来战场将呈现“一体”、“联合”、“全维”等特点，强大的信息网络，可使作战信息在各个作战单元间以近实时的速度传递，军队捕捉和利用战机的能力显著提高，各作战方向、各作战领域和各军兵种的作战行动，以空前的程度形成为一个整体。各军兵种的作战空间相互交织，陆海空大战场相互协调，作战、支援、保障的结合更加紧密，从而达成了在时？间、空间、目的和资源等方面实施充分联合的作战。在这种全维战场上，诸军种联合作战所产生的威力，远远超过了各个单一军种威力的总和。
全时空的指挥与控制战核心的战场。现代战场的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指挥员及其指挥机构之间较量的新变化带来的。高技术所提供的作战手段，使对指挥机构的摧毁与防护，日益成为作战双方关注的焦点。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和保护己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的客观要求，使得指挥与控制战这种新的作战样式应运而生。指挥与控制战的目的，是切断敌方指挥系统与作战部队的联系。一旦对方不能有效地控制部队，将其歼灭就变得容易多了。战场的上述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时间、空间、作战力量、战场结构和作战效益观念，对我军传统作战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使更新作战理论成为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紧迫要求。
2、迎接挑战，首要的一条是实现作战理论的重大突破，其关键是提出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作战理论在整个军事理论中居于中心地位，它不但对军事斗争准备和未来作战起指导作用，而且对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起牵引作用。我军要迎接挑战，实现军事斗争准备从一般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向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历史性转变，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的一条主要任务，是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导，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理论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局部战争的实践证明，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同机械化战争之间，虽然在内容、结构、表现形态上存在着内在联系，但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不能正视这种变化，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就不可能对我军作战理论进行客观的审视，明确哪些应当继承，哪些应当修改，哪些应当舍弃，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胜利的军队，往往易患“胜利病”误将适合于过去战争的作战理论，用于指导未来的作战，以至于当下一次战争来临之时，军队无法适应新的情况才痛切地感觉到因循守旧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次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播下了下次战争失败的种子。由此可见，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理论体系，何等重要！
中央军委对研究我军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理论十分关注，全军指战员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军的战法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创造出许多新的战法，揭开了我军作战理论变革的序幕，为建立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用科学的、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成果还是初步的，距突破还有较长的一段路程要走。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军作战理论的研究，同时将战法研究引向深入，有必要首先研究和提出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
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关于我军作战的基本认识，是作战指导规律的高度概括，是作战理论的灵魂。它集中反映了作战指导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发挥我军优势、实现“以劣胜优”的思想，对确立和规范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基本战法，都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据此可以认为，提出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对于进一步探讨和更新我军作战理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
二、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应当是“自主作战，以长制敌”它是我军传统经验与现代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1、“自主作战，以长制敌”是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理论的核心思想“自主作战，以长制敌”说的不是作战的方针原则，更不是具体的战法，而是统酬作战方针、原则、战法，渗透于整个作战理论之中的思想。它是高技术条件下我军作战力图追求的最高境界。其基本精神，有如下几点。
第一，强调不力强敌所吓倒，确立作战必胜的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是“自主作战，以长制敌”思想的基点。我军战史证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作战，第一位的问题，是对敌我双方情况和所处态势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为敌人的强大所震慑，不为敌人一时的主动所左右，充分看到自己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坚信经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能够实现作战力量的优劣转化，最终战胜敌人。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就先要保持作战指导或者说作战思维的主动权；否则，就会在思想上当敌人的“俘虏”自己把自己导向失败。没有这个思想前提，就谈不到作战的胜利，正确的作战理论也无从谈起。
第二，强调作战的自主地位，不被敌人牵着跑。作战的自主地位，还不是作战的主动权，它是争取作战主动权的前提。作战的自主地位，主要是指作战指导主体的自主地位，即指挥主体在思考作战问题时必须始终坚持“以我为主”：打什么目标最为有利，就选择什么目标打；在什么时间、地点打最为合适，就在什么时间、地点打；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打最易夺取作战胜利，就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打。换句话说，就是不在敌人期待的时间、地点，不采用敌人预想的方式方法与敌作战。只有这样，才能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夺取作战的主动权。
第三，强调发挥我军的长处，以我之长克敌之短。长短是相对的，是发展变化的。每一支军队，都各有长短。长短在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下都客观存在。“自主作战，以长制敌”就是要全面、辩证地认识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并在作战中正确地发挥己方和避开敌方的长处，打击敌人和弥补自己的短处。这是改变作战力量对比、转换战场形势最基本的思路和途径。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说来简单，实行不易。其关节点在于，在认识敌我长短上，要防止思维定势，必须根据当时当地和作战目标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找出每战敌我双方“的具体长短；在实行扬长击短上，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敢于合理冒险，要打消顾虑，善于排除各种消极因素的干扰。只要找出并牢牢抓住我之主要长处和敌之主要短处，就可以果断地定下决心，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