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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镜人”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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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所有君王的心理就是：我是整个国家的中心，也是唯一的主角，所有人都要围绕着我来服务，而整部“治国”的大戏，也要围绕着自己这个主角来演。
任何抢自己戏份的角色，轻则踢出剧组，让其去演其它“戏”，重则让其永远消失，再也不能参演其它“戏”，而且大部分帝皇，都把导演、监制和编剧的工作都包揽了。
帝皇手下的群臣，只是其组建的一个名为“盛世明君”剧组里的成员，每个成员都会按照帝皇的想法，设定一个角色，如果不按帝皇的设定去演戏，只为落得被逐或被杀的下场。
但是，这样配合演戏是十分压抑人性的，就如薛之谦里的那句歌词一样：“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有些时候，即使配合再好，在某些时候也会脱离设定，无法令帝皇满意的，从而把“戏”演砸了的。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镜人”魏征，他们两人，一个以“从谏如流、气量宽宏”的千古名君身份，一个以“犯颜直谏、不顾生死”的铮铮诤臣的身份，合演一出“君臣相得、臣死谏君相敬”的大戏十数年。
更使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一段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段话是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说的，这里面的意思，可算是对一个臣子的充分肯定了，历来都是死后哀荣之盛的典型。
但是在李世民说出这段话的同年，李世民就手诏取消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还推倒了魏征的墓碑，据说还把墓碑上的刻字铲平了。
前后待遇如此悬殊，简直是颠覆了李世民一贯英明神武的形象，就算是后来的诸多史学家，都没有人能为李世民将这件事圆过来。
而这件事，也和“玄武门之变”一样，成为了李世民仅有的几个污点之一。李世民为何甘愿在史书上留下污点，也要如此对待魏征？
究其原因，史书记载有三，一是侯君集与太子李承乾密谋造反，失败被论罪处死，而侯君集是魏征推荐给李世民的；二是太子左庶子杜正伦，负责教导太子，太子竟然谋反，显是教导失当，于是杜正伦被罢官流放到驩州，而杜正伦又正是魏征向李世民举荐的；三是魏征死后，李世民得知魏征多次上表献谏，都会拿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观看。
李世民就拿前两件事做文章，说魏征事涉太子谋反，举荐人才有误，故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作惩戒。
但是这个理由其实颇为牵强，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个例子，就算是司马迁受李陵牵连受了宫刑，也是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惹怒了汉武帝刘彻所致的，从来就没有因为被举荐人犯罪，而牵连举主这样的例子啊。
就算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牵连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这样搞，就不会有人负责人事，所以后来有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说这个理由并不是李世民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作惩戒的真正原因。
反而是最后那件不能清楚定罪的事，才是李世民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因为魏征把自己对李世民的谏言拿给史官褚遂良观看，按事实来说并不是什么罪过。
但从李世民那边来看，魏征这样做，有点借李世民的皇帝名义做文章，以求自己名留青史的意思，就犹如后来的明朝文臣“骗廷杖”一样，是有点贬低皇帝提升自己在民间名声的意思。
所以后来明朝的皇帝也不上这当，骂就随便让那些文臣骂，绝对不打他们“廷杖”了，而李世民遇到这种事，估计也是恶心得不行，才会出此下策了。
归根到底，所有君王的心理就是：我是整个国家的中心，也是唯一的主角，所有人都要围绕着我来服务，而整部“治国”的大戏，也要围绕着自己这个主角来演。
任何抢自己戏份的角色，轻则踢出剧组，让其去演其它“戏”，重则让其永远消失，再也不能参演其它“戏”，而且大部分帝皇，都把导演、监制和编剧的工作都包揽了。
帝皇手下的群臣，只是其组建的一个名为“盛世明君”剧组里的成员，每个成员都会按照帝皇的想法，设定一个角色，如果不按帝皇的设定去演戏，只为落得被逐或被杀的下场。
但是，这样配合演戏是十分压抑人性的，就如薛之谦里的那句歌词一样：“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有些时候，即使配合再好，在某些时候也会脱离设定，无法令帝皇满意的，从而把“戏”演砸了的。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镜人”魏征，他们两人，一个以“从谏如流、气量宽宏”的千古名君身份，一个以“犯颜直谏、不顾生死”的铮铮诤臣的身份，合演一出“君臣相得、臣死谏君相敬”的大戏十数年。
更使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一段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段话是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说的，这里面的意思，可算是对一个臣子的充分肯定了，历来都是死后哀荣之盛的典型。
但是在李世民说出这段话的同年，李世民就手诏取消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还推倒了魏征的墓碑，据说还把墓碑上的刻字铲平了。
前后待遇如此悬殊，简直是颠覆了李世民一贯英明神武的形象，就算是后来的诸多史学家，都没有人能为李世民将这件事圆过来。
而这件事，也和“玄武门之变”一样，成为了李世民仅有的几个污点之一。李世民为何甘愿在史书上留下污点，也要如此对待魏征？
究其原因，史书记载有三，一是侯君集与太子李承乾密谋造反，失败被论罪处死，而侯君集是魏征推荐给李世民的；二是太子左庶子杜正伦，负责教导太子，太子竟然谋反，显是教导失当，于是杜正伦被罢官流放到驩州，而杜正伦又正是魏征向李世民举荐的；三是魏征死后，李世民得知魏征多次上表献谏，都会拿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观看。
李世民就拿前两件事做文章，说魏征事涉太子谋反，举荐人才有误，故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作惩戒。
但是这个理由其实颇为牵强，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个例子，就算是司马迁受李陵牵连受了宫刑，也是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惹怒了汉武帝刘彻所致的，从来就没有因为被举荐人犯罪，而牵连举主这样的例子啊。
就算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牵连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这样搞，就不会有人负责人事，所以后来有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说这个理由并不是李世民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作惩戒的真正原因。
反而是最后那件不能清楚定罪的事，才是李世民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因为魏征把自己对李世民的谏言拿给史官褚遂良观看，按事实来说并不是什么罪过。
但从李世民那边来看，魏征这样做，有点借李世民的皇帝名义做文章，以求自己名留青史的意思，就犹如后来的明朝文臣“骗廷杖”一样，是有点贬低皇帝提升自己在民间名声的意思。
所以后来明朝的皇帝也不上这当，骂就随便让那些文臣骂，绝对不打他们“廷杖”了，而李世民遇到这种事，估计也是恶心得不行，才会出此下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