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四十四、红颜知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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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冬天到了。早上签到时，办公室的魏老师告诉大家，上午十点半召开职工大会。
“宣传部的肖部长来主持会议，中午在海天大酒店吃饭……大家相互转达一下。”
有人嬉皮笑脸地问：“是不是吃散伙饭？”
“没有这样说哟。不过，部长来主持会议，肯定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消息。”
“最后的午餐，早晚的事！”
说是大会，其实也就二十来个人参加会议。大家的表情，都有些沉重。年轻、帅气的肖部长如约而至，一句话打破了沉闷气氛。
“如果上帝为你关上了一道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大家猜一猜，我是从门进来的还是从窗户进来的？”
话音一落，社长首先鼓掌，会议室里随即掌声一片。
整顿党报党刊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2003年的11月份，各级的有关文件已经下发，取缔县级报纸已成定局。
“没有办法，《阳安报》到今年底停办。所有资产和帐务交宣传部，年底前交办完各种手续。”肖部长肯定了报社近年来的成绩，宣布了市委的决定，也谈到了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
悬而未决的事件，终于尘埃落定，仿佛一个石块从胸部卸下，压抑已久的情绪释放了出来。
阳安是一个一百四十多万人口的县级市，但在不久以后，将失去唯一一张属于自己的报纸。据称，在发达国家，不少几万人的小镇，都有自己的报纸。当然，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有报纸，而在于报纸存在的形式，是不是符合市场和新闻规律。所幸的是，上面的文件并没有一刀切，规定自主发行的报纸，或者免费赠阅的报刊，不在整顿之例。换句话说，如果县级党报不通过行政命令发行而完全市场化，或者政府出钱办报同时以赠阅的形式存在，便可保留。一位小地方的大人物，口若悬河地说：“你还要什么阵地，省上有报纸，地区有报纸，足够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了。”就目前的党报党刊而言，此话可谓千真万确，但新闻则不然。新闻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是一种大众的文化，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当然，也是叶明的饭碗。而且，新闻的地域性，更有可能满足人们对自己身边的人与事的好奇心，这也是地方小报存的最大价值。其次，党报党刊如果失去新闻性，仅仅如某些官员看成其党的传声筒，必然会失去读者，也达不到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的作用。因此，小地方有一张自己的报纸，并非是大义不道的事。但阳安的经济太落后了，年财政收入只有一亿多元，每年的财政缺口达七八千万元，没有闲钱保留这样一份报纸。加之为了各自区间的利益，地区一级无条件取缔县报的态度非常强硬，这会增加地级报纸的权威和广告收入，即使阳安有这个经济势力，也不敌权力的威慑，也只能望着中央或者省里的文件按地区的文件执行，那就是无条件地取缔县报。官大一品压死人，哪怕只差半个级差，下级见了上级只有点头哈腰的份儿。官大的骂官小的，可以如同骂自己的儿女一般。诸多原因，决定了《阳安报》和《阳安周末》的使命。
其实，市领导们非常希望有一张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个阵地，也是一个说话和露脸的地方。总之，无论地方大小，对一级党委政府和当地百姓来说，有一张自己的报纸并不是什么坏事。但事实再一次证明，无论经济实力还是权力，落后或者低了一等，就得受制于人。
阳安曾经是四川的农经作物主产地、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和生猪输出大县，改革开放后，一度什么也不是了。好的企业跑了，大的企业跨了，新的企业还没有起来；棉花不种了，生猪品种落后了、产量也下降了。领导们天天高喊：环境兴市、工业强市；扭住特色产品，构建支柱产业，实现三大赶超。大会小会不停地开，内容不外乎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增添措施、狠抓落实，落实落实再落实等等，已经形成了模式和套路；讲话材料完全可以制成模板文件，只消换题目和部分内容，任何一个会议都用得上。有一位讲话时经常念错别字的领导，在同一时间参加两个会，到了第二个会场，私下里问问前面哪些领导讲了话，然后在他上台的开场白中，甚至可以把前面领导的讲话重点大致不差地重复一遍。会议甚至其它具体工作，大而不当、空而不实，常常流于形式。然而，振兴一方经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喊喊口号和多开几场会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口号喊了会开了，经济则依然停止不前。不过，改革开放后的阳安，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出产干部。市委书记和市长走马灯似地换，屁股还没有坐热，又换了。叶明到报社三年多，阳安就换过两个市委书记和三个市长。据说，阳安不少局行领导的任命，往往都由不得市领导来决定。阳安的干部不好当，当阳安的干部也不容易。干部换得勤，从阳安走出来的干部自然就多；这一来，“干部”可能算得上阳安真正的特色产品了。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和这个地方的领导能力和操守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这个原因，加之阳安的领导难当，每换一届领导，就会有新的形象工程或者民心工程，用以体现领导的政绩和水平。什么彩化工程、亮化工程、绿化工程、城市景观工程、工业园区、音乐广场等等，名目繁多，不亦乐乎。既然是工程，自然免不了在地上动土，由于领导换得勤，好长一段时间，城区的地下挖得稀烂，感觉这个城市永远都处于废墟中一般。有一条曾经是装点脸面的街道，中间一会儿建个花台，一会儿又撒了换成护栏，不久又换成花台，往返数次，好好的街道常常是一片狼藉。市民说得非常形象：“每换一帮领导，就朝着地下挖，好像这地下真的有啥子宝贝……”这可能是阳安城的又一特点了。
有了这些特点，留不住一张报纸就没什么好奇怪了。当然，话也要说回来，说到底也就是一张报纸，没有它人们照样一日三餐、照样呼吸空气、照样工作、照样打牌下棋、照样吃喝玩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阳安报》创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其间因为经费原因几经停刊，最近的一次复刊是在十年前；如今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历史所封存。一张报纸的存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阳安的历史和变迁。
一种新的生活即将结束，在一个时期，报社的人常常议论报社的命运，而且说着说着，没了边际，也不免怨声载道。此时，你一言我一语，表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也表达了一种小人物的无奈和不满。
人员的如何分流，是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报社的多数人是招聘的合同工，这部分人自谋生路。正式员工，由宣传部统筹安排。最后，肖部长诚恳地说：“不论正式工还是合同工，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我帮忙，都可以找我，我会尽力给予帮助……”
叶明当然明白，这不过是领导的客套话而已。最后的午餐，大家喝了不少酒，吃得很开心。管他的，不吃白不吃，不开心白不开心。（未完待续）
2003年的冬天到了。早上签到时，办公室的魏老师告诉大家，上午十点半召开职工大会。
“宣传部的肖部长来主持会议，中午在海天大酒店吃饭……大家相互转达一下。”
有人嬉皮笑脸地问：“是不是吃散伙饭？”
“没有这样说哟。不过，部长来主持会议，肯定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消息。”
“最后的午餐，早晚的事！”
说是大会，其实也就二十来个人参加会议。大家的表情，都有些沉重。年轻、帅气的肖部长如约而至，一句话打破了沉闷气氛。
“如果上帝为你关上了一道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大家猜一猜，我是从门进来的还是从窗户进来的？”
话音一落，社长首先鼓掌，会议室里随即掌声一片。
整顿党报党刊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2003年的11月份，各级的有关文件已经下发，取缔县级报纸已成定局。
“没有办法，《阳安报》到今年底停办。所有资产和帐务交宣传部，年底前交办完各种手续。”肖部长肯定了报社近年来的成绩，宣布了市委的决定，也谈到了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
悬而未决的事件，终于尘埃落定，仿佛一个石块从胸部卸下，压抑已久的情绪释放了出来。
阳安是一个一百四十多万人口的县级市，但在不久以后，将失去唯一一张属于自己的报纸。据称，在发达国家，不少几万人的小镇，都有自己的报纸。当然，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有报纸，而在于报纸存在的形式，是不是符合市场和新闻规律。所幸的是，上面的文件并没有一刀切，规定自主发行的报纸，或者免费赠阅的报刊，不在整顿之例。换句话说，如果县级党报不通过行政命令发行而完全市场化，或者政府出钱办报同时以赠阅的形式存在，便可保留。一位小地方的大人物，口若悬河地说：“你还要什么阵地，省上有报纸，地区有报纸，足够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了。”就目前的党报党刊而言，此话可谓千真万确，但新闻则不然。新闻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是一种大众的文化，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当然，也是叶明的饭碗。而且，新闻的地域性，更有可能满足人们对自己身边的人与事的好奇心，这也是地方小报存的最大价值。其次，党报党刊如果失去新闻性，仅仅如某些官员看成其党的传声筒，必然会失去读者，也达不到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的作用。因此，小地方有一张自己的报纸，并非是大义不道的事。但阳安的经济太落后了，年财政收入只有一亿多元，每年的财政缺口达七八千万元，没有闲钱保留这样一份报纸。加之为了各自区间的利益，地区一级无条件取缔县报的态度非常强硬，这会增加地级报纸的权威和广告收入，即使阳安有这个经济势力，也不敌权力的威慑，也只能望着中央或者省里的文件按地区的文件执行，那就是无条件地取缔县报。官大一品压死人，哪怕只差半个级差，下级见了上级只有点头哈腰的份儿。官大的骂官小的，可以如同骂自己的儿女一般。诸多原因，决定了《阳安报》和《阳安周末》的使命。
其实，市领导们非常希望有一张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个阵地，也是一个说话和露脸的地方。总之，无论地方大小，对一级党委政府和当地百姓来说，有一张自己的报纸并不是什么坏事。但事实再一次证明，无论经济实力还是权力，落后或者低了一等，就得受制于人。
阳安曾经是四川的农经作物主产地、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和生猪输出大县，改革开放后，一度什么也不是了。好的企业跑了，大的企业跨了，新的企业还没有起来；棉花不种了，生猪品种落后了、产量也下降了。领导们天天高喊：环境兴市、工业强市；扭住特色产品，构建支柱产业，实现三大赶超。大会小会不停地开，内容不外乎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增添措施、狠抓落实，落实落实再落实等等，已经形成了模式和套路；讲话材料完全可以制成模板文件，只消换题目和部分内容，任何一个会议都用得上。有一位讲话时经常念错别字的领导，在同一时间参加两个会，到了第二个会场，私下里问问前面哪些领导讲了话，然后在他上台的开场白中，甚至可以把前面领导的讲话重点大致不差地重复一遍。会议甚至其它具体工作，大而不当、空而不实，常常流于形式。然而，振兴一方经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喊喊口号和多开几场会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口号喊了会开了，经济则依然停止不前。不过，改革开放后的阳安，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出产干部。市委书记和市长走马灯似地换，屁股还没有坐热，又换了。叶明到报社三年多，阳安就换过两个市委书记和三个市长。据说，阳安不少局行领导的任命，往往都由不得市领导来决定。阳安的干部不好当，当阳安的干部也不容易。干部换得勤，从阳安走出来的干部自然就多；这一来，“干部”可能算得上阳安真正的特色产品了。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和这个地方的领导能力和操守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这个原因，加之阳安的领导难当，每换一届领导，就会有新的形象工程或者民心工程，用以体现领导的政绩和水平。什么彩化工程、亮化工程、绿化工程、城市景观工程、工业园区、音乐广场等等，名目繁多，不亦乐乎。既然是工程，自然免不了在地上动土，由于领导换得勤，好长一段时间，城区的地下挖得稀烂，感觉这个城市永远都处于废墟中一般。有一条曾经是装点脸面的街道，中间一会儿建个花台，一会儿又撒了换成护栏，不久又换成花台，往返数次，好好的街道常常是一片狼藉。市民说得非常形象：“每换一帮领导，就朝着地下挖，好像这地下真的有啥子宝贝……”这可能是阳安城的又一特点了。
有了这些特点，留不住一张报纸就没什么好奇怪了。当然，话也要说回来，说到底也就是一张报纸，没有它人们照样一日三餐、照样呼吸空气、照样工作、照样打牌下棋、照样吃喝玩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阳安报》创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其间因为经费原因几经停刊，最近的一次复刊是在十年前；如今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历史所封存。一张报纸的存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阳安的历史和变迁。
一种新的生活即将结束，在一个时期，报社的人常常议论报社的命运，而且说着说着，没了边际，也不免怨声载道。此时，你一言我一语，表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也表达了一种小人物的无奈和不满。
人员的如何分流，是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报社的多数人是招聘的合同工，这部分人自谋生路。正式员工，由宣传部统筹安排。最后，肖部长诚恳地说：“不论正式工还是合同工，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我帮忙，都可以找我，我会尽力给予帮助……”
叶明当然明白，这不过是领导的客套话而已。最后的午餐，大家喝了不少酒，吃得很开心。管他的，不吃白不吃，不开心白不开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