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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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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忽然发现,书都写了这么长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交代清楚,那就是学智名字的由来。省得一会儿一个“学智”一会儿又一个“小圣”地叫着,让人听起来乱糟糟的。

    1963年12月17日,即农历的11月初2日晚12点,伴随着“哇”的一声哭叫,一个小男婴在一户农家院落里呱呱落地了,他就是鲍学智。出生之时,他的家里穷得连一把柴禾棒儿都难以找到。冰冷的南屋里,除了徒然的四壁和稀薄的被褥是自家的外,其余包括大床都是借来的。早在孩子出生的半年前,他的父亲就跟随戏班到远处谋生去了,家里只有一对老婆媳伴随着这对可怜的母子。老婆媳虽然由于男婴的降生而使其家庭地位自然往上提升一级,但往日因贫穷而争吵不休的坏毛病却丝毫没有改变。想想两年来,母亲死,父亲病,大故迭起,眼下婆家又穷得连一口热水都不能满足,这位多灾多难的年青母亲面对可怜的小生命,除了整日伴之以眼泪外,还能给予什么呢?

    男婴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他极不寻常的命运里程。也许天意如此,他每经历一个关口,都会给他的家庭乃至周围的人带来一场震动。喜的,能让你欣喜若狂;惊的,能让你丧魂失魄。后来他的母亲说过这样的话:“谁能相信,我这个文弱得像女孩子一样的儿子,十几年来不知有多少次让我吓得要死,喜得要疯,将来还不知道要做出哪等不同寻常的举动呢!”

    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说说这个小儿命运的不寻常。

    在他落草的第三天夜里,母亲正小心翼翼地给他喂奶,突然发现他满脸黢青,翻着白眼珠儿,只一味地抽风。母亲吓得又哭又喊。文氏和任氏闻声赶来,看着这个连气都喘不动小生命,一时慌得不知所措。最终还是任氏因为年老见识多,劝她婆媳二人先不要着急:“我听说北里铺有个会扎针的婆子,很多快要死的小孩都被她扎活了。也许她能救得了孩子的命。”文氏带着一丁点儿希望,黑夜里叫醒前后院子里的两个老头子。他们用盛黄膜的笸篮抬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往七八里之外的北里铺。两位老汉走后,母亲一个人在昏黄的小煤油灯下巴巴地哭到天明。赶到红日欲出,东方发白时,连眉毛和胡子都结了霜花的两位老汉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母亲来不及道一声谢,疾忙揭开襁褓。当她看见小冤家眨巴着小眼睛,蠕动着小嘴唇,脸上泛出红晕时,真不知道该是笑一阵好,还是哭一场舒服。

    像这样的情景大概经历过七八次。后来,母亲时常用这样的话教育她的儿子:“你将来若是混出息了,谁都可以忘记,惟独不能忘记前后院子里的你的两位爷爷,人家的恩德你一辈子都报不完。”

    倏忽到了百日。当地的习俗,亲朋好友应该来祝贺一番。鲍福一家虽然世亲不多,但总也有人走动啊!眼下家里穷得几乎揭不开锅,拿什么去招待亲友呢?总不能让人家光喝白开水吧!就在一家人焦急万分之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降临了。原来,远在千里之外的鲍福祖父的胞弟寄来一百元钱。一百元呀,这在当时莫说对于一个穷困潦倒的家庭,即使对于一般人家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啊!一家人喜得合不拢嘴。忙完庆典,还清债务,家里只剩下十几块钱了。这十几块钱一下子又成了摇钱树,不到几年的工夫,这户人家就兴旺起来了。

    自打那救命钱进了他们的门,左邻右舍就开始议论了。有的说:“你说这怪不怪?老头子一去五十多年没有音信,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帮了他家的大忙。”有的说:“说一千,道一万,都是这孩子带来的福。”还有的说:“这孩子胸脯上有一颗大痣,相书上说,日后必然有贵人相助,看看,如今就应验了。”

    家人看着这个小宝贝一天天长大,模样儿一天比一天好看,院子里一下子比过去多了很多笑声与和睦。不是她说:“叫奶奶抱抱!”就是他说:“让爸爸亲亲!”

    转眼就要周岁了,家人忽然发现,这么招人疼爱的小祖宗原来还没有名字呢。给他起个啥名字好呢?一家人想了又想,觉得都不合适。

    这天,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不知不觉地又议论起孩子的名字了。

    文氏说:“老年人常说,给小孩子起名儿,不能起得太尊贵,太尊贵了怕是咱这穷苦人家的孩子咱压服不了,不如起个‘狗’呀‘猫’的好,这样好养活。”

    桂晴说:“娘的话一点儿不错,可这给孩子起名儿也不像穿衣服那样随便啊,旧了就换,破了就扔。这孩子的名字呀,一旦叫起来,就得跟着一辈子。其实做个好人,过了几辈子人们都会提到他。孩子小的时候叫什么都没得说,只是年龄再大些,叫起来就有点儿饶口了。当然了,自家人也好,乡里乡亲的长辈们也好,一辈子都可以叫他的小名儿。问题是将来他上了岁数,街上的娃娃们私下里提到他的小名儿时,就不太雅观了。再说啦,街上的婆娘们也不是个个都好,倘若有那不懂事儿的在当街比鸡骂狗地胡咧咧,冲到咱的名字时,咱又没法不让人家骂,到那时,咱岂不干生气?”

    一席话说得婆婆只咽唾沫。

    一向有主意的鲍福这时候觉得谁说得都在理,但又不知道该支持谁,该反对谁。

    鲍福虽然勉强读了初中,就他那点儿小聪明搁在算数上还说得过去,要是让他提笔写文章,非把他的胆子吓破不可。别人看不出,他自己倒觉得寒碜。别看他平日里给这家写家书,替那家报平安,那不过是在一大堆称谓后面加上个祝福词儿而已,就像一顶随意拉伸的橡皮帽子一样,戴在谁的头上都差不离儿。如今一听说要给儿子起名字,首先犯愁的就是他。

    “孩子他爹,”这种极不习惯的称呼使得桂晴刚一出口,就羞得满面通红起来,她“咯咯”地笑了很久,才终于说出一句可有可无的话来:“你觉得给你儿子起个啥名字好?”

    “我要是会起,还能站在这里卖傻?”鲍福直言不韪。

    “瞧你说的,多轻巧!难道你就叫他一辈子‘小宝贝’不成?”

    “要不,咱就叫他‘永传’吧,意思是一代一代地永远传承下去。”鲍福顺口开河道。

    桂晴刚要叫好,只见任氏连连摆手:

    “你爷爷叫‘思传’,他叫‘永传’,乍听起来,那不成了弟兄俩啦?”

    “这我倒忘了。”鲍福脸红得跟猪心肺似的“要不就叫他‘保山’。”

    “不行,不行,大山谁能保得住?你没听说前些年邻村里有个叫‘新河’的孩子,本来还好好的,可是自打城北开挖了那条河,那孩子就一直病病怏怏,到后来,河也挖好了,孩子也没气了。”文氏说得骇人听闻。

    鲍福和桂晴吓出一身冷汗。

    停了很久,鲍福才试探道:“还是按行辈起吧,叫‘学怀’,咋样?不会再犯啥忌讳吧?”

    鲍福自认为这个名字起得有学问,谁知话音刚落,桂晴就表示反对:

    “‘学怀’,‘学怀’,念不准就成了‘学坏’了,俺才不让俺的孩子叫这种怪名字哩!”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究竟叫什么好啊?我是再想不出来了。”正在犯愁,他突然眼睛一亮:“哦,对啦,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来,他一定能帮得了咱家的忙。”

    “到底是谁呀,还这么神神秘秘的?”桂晴催他快说。

    “冯紫寅老先生。你不陌生吧?”

    “呵!有你的。快去请啊。”

    “你慌什么?没准儿他给人家瞧完了病,就在咱的椿树底下歇脚呢。”

    正说着,门外果然传来一位老人的咳嗽声。

    “怎么样?说曹操,曹操真的到了吧?”鲍福用手梳理了一下分头,就朝门外走去。

    片刻工夫,鲍福将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书生让进家门。

    一家人纷纷起身让座。

    老者笑呵呵地走进来,先是给任氏道个平安,然后瞅着孩子逗笑。

    桂晴看着老者一副温和的情态,很得体地逗着孩子:“愿意让爷爷抱抱不?”

    谁知孩子竟然咧开小嘴,张开两只小手臂,意欲投向老者。

    老者高兴地接过孩子,尽情地逗笑。

    文氏看着这一老一小开心的样子,凑趣道:“常听人家说,老年人最待见娃娃冲他笑了。看来大哥您能活到一百岁。”

    “一百岁咱不敢想,活那么大也没用,只要一辈子没病没殃就知足了。瞧这孩子多水灵,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孩子觉得老者银白的胡子好玩儿,便伸着小手去抓。

    老者一边把脸向后躲闪,一边笑道:“这可使不得!娃娃不听话,爷爷给你扎针了。”

    桂晴上前过接孩子:“看爷爷累了吧,让爷爷歇歇。”

    紫寅先生坐下。

    鲍福立即凑到他跟前,笑容可掬地说:“大爷来得正巧,这不,我正要去请您老人家呢。”

    “大家都好好的,请我干吗?”

    “孩子快满周岁了,还没有名字呢,我们想了一大堆,没有一个合适的,您给起个呗。”

    “名字只是一个人的记号,叫什么不都一样?几时生的?”

    “经您老人家这么一问,我又有事儿求您了。人家都说,您从小熟读周易,早年还学过算卦。今儿您既然来了,就请您老给这孩子算一卦吧。”

    紫寅先生拈须一笑:“虚妄之说不可信呀!”

    “信!信!我们全家人都信。”他回过头去一个一个地问道:“是不?”

    “大哥,您就给这孩子算一卦吧。俺啥也不图,就图个平安。”文氏情真意切地说。

    “可不许对外人讲。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给人家算卦,当真我连一套卦具都没有过。这种事情信则有,不信则无,最好不信。今儿既然大家心情好,权当一笑,过后都不要往心里去。记住了?”

    “大爷,您放心,您老也不要想得太多。”鲍福立即附和道。

    “要说起卦,原本需要七七四十九根筮签。这筮签是用筮草的茎叶做成,因这筮草生长时间能过百年,因此又叫长命草。在先人看来,它最能与神灵相通,故占卜者选用它作卦具。凡问卜者须斋戒三日,驱除妄念,然后在筮签前焚香礼拜,方可灵验。”紫寅先生双目微闭,正逐渐进入状态。

    “原来还这么麻烦?”文氏插言道。

    “不过,后来人们把这种程序简化了,如今只用三枚铜钱就可以了。”

    “孩子他娘,我屋里的灯台碗里好像有几枚,你去找找看。”文氏说。

    桂晴红着脸进屋去了,片刻带着一脸失望走出屋门:“我都找过了,只找了这一枚。现在都不用它了。要不,我到别家找找看。”

    “算了。”紫寅先生制止住她“我还是给他排排八字吧。给我找支笔和一张纸。”

    一听说要排八字,一家人顿时来了精神。鲍福连忙从兜里掏出纸笔,恭恭敬敬地放在紫寅先生面前。

    “是上年生的吧?”不等回答,紫寅先生就竖着写了两个字:癸卯。然后又问:“哪月?”

    “十一月。”文氏回答。

    紫寅先生半闭着双眼,口里念道:

    甲己之年丙作首,乙庚之年戊为头,

    丙辛必定寻庚起,丁壬壬位顺行流,

    更有戊癸何处觅?甲寅之上好追求。

    念完,他扳起指头算了一会,然后在下一行又写了两个字:甲子。又问:“哪日?”

    “是初二吧?”文氏含含糊糊地回答。

    “到底是哪一天?”紫寅先生睁大眼睛,认真起来。

    “我觉着好像是下半夜啊。”文氏一边回忆着,一边问桂晴:“孩子他娘,你再想想。”

    “我也觉得像是刚到下半夜。”桂晴不容多想,干脆说:“大爷,您就按下半夜算吧。”

    “说准了?”紫寅先生显出一副很宽容的姿态。

    “没错,就是下半夜。”桂晴毫不含糊地说。

    “如此说来,连时辰都有了。”紫寅先生继续念道:“甲己还生甲”之后,又在下一行写道:甲午。然后继续扳着指头算,算完了,又在下一行写了两个字:甲子。他一边念叨着像咒语一样的“卦辞”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

    鲍福好奇地伸过头去看那纸上的文字,什么“比肩”、“伤财”、“偏印”等等,一概看不懂;又听他口里嘟噜着什么“比肩重重”、“比劫夺财”等等,更是听不明白。

    停了一会,紫寅先生对大家说:“从这孩子的命理上看,有‘文昌’之象。”

    “‘文昌’之象是咋回事儿?”鲍福不解地问。

    “‘文昌’好啊,是说这孩子将来聪明过人、才华出众,想必是在文上有一番造化。”

    “哎哟,阿弥陀佛,托大哥您的福呗。”文氏激动得双手合十。

    “另外,子午相冲,子卯相刑却不是件好事儿。”

    “那该咋办呢?”一家人吓了一跳。

    “莫怕。”紫寅先生安慰道“这也不好说,还得看他的造化了,有道是:

    君子不刑定不发,若居仕途多腾达。

    小人到此必为灾,不然也被官鞭挞。

    我看爷们这一脸的福相,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大灾大难。不过这孩子命主属木,木又太盛,恐有物极必反之患哪!“

    “这又如何是好啊?”文氏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有一个办法,保管他将来遇难呈祥,逢凶化吉。”

    “大哥,您说啥办法?要俺花多少钱哪?”文氏激动地问。

    “我又不是串街卖艺的,要什么钱呀?”紫寅先生笑了起来“你们听好了:克木者,金也。金在西。你们有所不知,这西方有一大圣人现在不兴说这话了就像中国的孔子一样,此人叫耶稣。耶稣生于中世纪,是基督教的创始人。每年的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他的生日,这一天叫圣诞节。每逢圣诞节,西方各国就像中国过年一样热闹。耶稣好善,最后却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弟子将他一生的言行记录在两本书上,这两本书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统称圣经。这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如今这孩子生于十一月初二,正是阳历的十二月十七日,圣诞节前夕。中国古代有一种哲学思想,叫‘天人合一’。为了顺天应人,遵循易理,不如将他的乳名取圣经中的一‘圣’字,叫‘长圣’,你们平时都唤他叫‘小圣’就可以了,这‘圣’字就象征着冥冥之中有耶稣在保佑他。你们觉得怎么样?”

    一家人谁敢说一个“不”字?只有七嘴八舌地夸赞紫寅先生的学问大了。

    “另外,从八字上看”紫寅先生再次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起来“这孩子天生有一种睿智,学名就叫‘学智’吧。”

    小圣学智的名字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叫起来的。

    打那天起,一家人每当呼唤一声‘小圣’时,真像读了一遍圣经一样安宁。小圣的名字不仅被喊在口里,而且被记载在鲍氏家谱中鲍学智后面的括号里。

    谁都不曾想到,仅仅这个奇缘,使得这一老一少成了一对忘年交。

    冯紫寅,原名冯清儒,字紫寅,生于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他的父亲冯聚才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冯聚才总共生了七个儿子,冯清儒排行老大。在这七个儿子当中,只有老大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兄弟七人,性情各异,优劣有别:有早期参加革命现已升到副省级高干的;有曾经当过汉奸还乡团终生被人民政府镇压的;有外出经商数十年早已变为外籍华人的;有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至今不知下落的;有在家务农的。等等不一。老太爷早在土改运动中就暴病身亡了。现在冯紫寅光棍一人在村里艰难度日,同时待在村里的还有他的七弟一家数口。

    冯紫寅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怎奈老先生生不逢时,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考试早在他的学子时代之前就划上了句号。然而八股文的破灭并没有改变他对传统文化孜孜不倦的追索意志。幼年扎下的牢固根基使得他终生都留恋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信仰。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咏得几篇好诗。然而他永远都想不通,他苦苦追求了一辈子的学问到头来却被村里人视为牛鬼蛇神。他本人还因为有一个“疯老头”的绰号而时常被人敬而远之,笑而戏之。

    “疯老头”的绰号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他确实“疯”过,而且“疯”的还不轻。这个“疯”字的来历要直接上溯到1958年。那时,国家鼓励发明创造。老先生倒是挺跟形势,他经过几昼夜的冥思苦索,终于有所“发明”他把自己的“发明”成果直接寄往**中央办公厅(他终生都不知道有中科院这个机构)。从此便天天等,夜夜盼,总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笔巨大的财富(用他的话说叫‘奖赏’)寄到他的名下。他老早就为这笔财富明确了去向:一部分用于购买农业机械,其余的用于扩大农村教育。他连一分钱都没有打算用于他的个人开支。一天天的等待,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然而,老先生并没有气馁,他一方面在坚持不懈地等待,一方面又在不遗余力地写信催问,直到生命的终结。据说有几次他把信件都直接寄给了**。当然,**是不可能在百忙之中去翻阅他的信的。直到他被抬上灵床,也始终没能看到一张印有“**中央办公厅”字样的空信封。

    曾经有人问他究竟发明了什么,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了问他的人。原来,有一天他在河边洗衣服,偶然发现了分别盛在同一个搪瓷盆里的衣服和鞋袜使得盆子在水中下沉的幅度相同。后来他又用铁块和木块做了同样的实验,最后发现一个奥秘:只要两种物体重量相同,它们所受到的水的支撑力就相同。于是他把这一千真万确的“真理”以天地对于万物是平等对待的为题目撰写成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论文。姑且不谈这一结论正确与否,首先肯定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问题:“发明”与“发现”是两回事儿。即使他的“发现”是正确的,他也无法成为这项荣誉的得主。因为这一连普通初中生都明白的道理,早在十七世纪就被一位西方科学家概括为“阿基米德定律”了。

    由此,老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笑话可见一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切莫像村里人那样,因老先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荒唐可笑,从而诋毁他在社会科学中的真知灼见。至少有一点包括村里人都是不可否认的,他是个活字典。

    以前就有那么一个露头青怀疑过上述说法。有一天,这个露头青借来一本大字典,从中找出来一个他认为是最为生僻的字“樾”为了确认这个字的生僻程度,他专门考验过村里的许多文化人,结果都不能辨认。他决定就用这个字来考验一下先生。这一天,他坐在树阴下无聊地在地上划道道,恰好先生路过这里,他就把这个字写在了地上,很谦虚地请教先生这个字念什么?如何解释?他满以为这下准能把先生难住。谁知先生张口便读yue(月音),并且解释说:“你现在所蹲的地方就是这个字的意思。”这个露头青听了,顿时张口结舌。

    先生酷爱读书,可是经过战火的焚烧,他的藏书除了绝无仅有的几本早已发黄的线装本以外,很少再有别的了。后来又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连残存的几本线装本也不见了。如果有哪一天他在道路上拣到一张烂报纸,他会千遍万遍地看个过瘾,并且千方百计地把它保存好。

    为了还老先生一个公平的说法,作者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假设老先生生活于一个处处洋溢着浓厚文化气氛的城市里,并且拥有一个良好的治学环境,也许他会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至少是一位学者。他极有可能在中国古代哲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学以及书法等方面有着重大建树。

    我的这种假设并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早在三十多年前,先生在极小的圈子里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不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家,而是阶级斗争的实践者。因为他在阶级斗争理论上并没有重大建树,或者说他的理论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和列宁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他的许多论著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都是关于阶级斗争实践的学说。没想到三十年后的2005年的冬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听丁小*平教授以关于红楼梦的哲学思考为题目(题目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这个意思)的学术演讲,发现丁教授的观点跟先生不谋而合。当时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然而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早就不陌生了。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当这位不可多见的文化老人默默地走后,他留给人们的除了怜悯和笑谈外,再无别的。

    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历史是一面最公平的镜子。在芦花村人们的心目中,老先生可以被说成是一个疯子,一个书呆子,一个孤苦伶仃、可怜巴巴的老人,甚至可以被说成是一个废人,惟独不能说他是一个坏人。正因为如此,轰轰烈烈的十年浩劫,斗争形势那么残酷和激烈,他却幸免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灾难。

    在那种无情的环境下,不是没有人想整他,那几个出尽风头的红卫兵造反派早已把目光瞄准了他。在他们的眼里,老先生是一本最典型的反面教材。他们多想把这本活教材作为自己猎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啊。也许那些遥远的记忆对他们并不重要,可是他们的爹娘,他们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婶子的心里还有一本帐。

    人们不会忘记解放前的艰难岁月。每年的麦子黄梢、高粱红穗时,先生总会被父亲派到田间地头照看庄稼。那时村里人很多吃了上顿没下顿,眼见得冯老财主那鸦飞不过的田产里长出诱人的庄稼,谁不想趁机捞一把?每当看到那些可怜巴巴的人缩头缩脑地潜到自己的庄稼地里时,先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撞见扛着鼓囊囊包裹的人从庄稼地里走出,先生也不为难人家,只是提醒他以后小心就是。有时老财主发现庄稼被盗问及先生,先生总是百般地替人家遮掩,实在遮掩不过去,只好任凭父亲打骂。

    更加难忘的是1962年的深秋,当最后一片落叶离开树枝时,忽然阴风四起,瘟疫大作,灾难又一次席卷大地。十天之内,邻村已有数条生命被病魔夺去。噩耗接踵而来,芦花村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深夜,伴随着第一声绝望的残叫,死亡的阴影把一颗颗胆怯的心揪得痛不堪言。一时间“天塌地陷”的传说不翼而飞。当第二声残叫即将发出时,一位叫花子模样的老书生出现了。他凭借着自幼学得的一手好针灸留住了这条汉子的性命。当一个又一个即将终结的生命在先生的针头下又恢复了活力时“疯老头”的雅号一夜之间被“活神仙”取而代之。“疯老头”也好“活神仙”也罢,老先生并没有在名字上有所计较。

    老先生一辈子没有娶过女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倒是定过两次亲,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都让先生本人退了。以后年纪再大些,仍然有人给他提过亲,先生却说自己的年纪太大了,不愿意耽误人家的终生。于是一拖再拖,最后真正成了鳏夫。

    先生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奢望,吃的穿的从不讲究,只要能吃饱肚子不被冻坏就行。他一生拯救了无数条生命,却从来没收过人家一分钱的谢礼。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总是笑着回答:“多余的东西是累赘啊。”

    陪伴先生一生的只有一只小黄猫。两间破房子修茸了一茬又一茬,小黄猫延续了一代又一代。老先生告诉小黄猫:“有我吃的,就不能让你饿着。”

    门外传来脚步声,小黄猫“嗖”地窜到衣柜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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