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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你身后I_二十周年纪念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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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朋友，你们一定知道吸血鬼吧？传说中，它们是一群行尸走肉，会吸人血，会变形，会像蝙蝠一样飞行，必须在它们心脏上插上木桩才能将其杀死。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种吸血鬼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虚构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你们必须相信我。我去过弗拉德·采佩什的出生地（锡吉什瓦拉）和墓地——斯纳哥夫岛（墓里是空的），也去过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喀尔巴阡山脉中摇摇欲坠的城堡（不是布朗城堡，那是骗游客用的，而是弗拉德的真正城堡，罗马尼亚人对其讳莫如深），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德古拉和吸血鬼都是无稽之谈。
但精神吸血鬼是真实存在的。
可以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精神吸血鬼“进食”过不止一次。这些恶魔连孩子都不放过。
精神吸血鬼以暴力为食，但对他们来说，终极的暴力是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们身上。我很早之前就发现，这种强加意志的行为，以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是一种暴力的形式，而我们只要有机会使用这种暴力，就会对其上瘾。
作为成年人，我们在工作中几乎都遭遇过精神吸血鬼的攻击——心胸狭窄、崇尚权力的经理让我们工作不顺，生活悲惨；管理者或监督者武断地指使我们，他们对权力甘之如饴，就像精神吸血鬼吮吸温血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遇到精神吸血鬼——在高速公路上，在公共场所，在政治生活中。可悲的是，我们许多人在私人关系中也遇得到精神吸血鬼。
没有人的脖子上留有真正吸血鬼的咬痕，但精神吸血鬼却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一旦精神吸血鬼入侵我们的生活，他/她/它就可以随时回来“进食”。他们向来都是这样做的。
你很有可能已经遇到了一个生活在我们当中、最罕见也最危险的精神吸血鬼。如果你遇到了，那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精神吸血鬼已经对你使用了念控力，扭曲你的意志，吸食你的灵魂。
起初，我并没有打算为《魔鬼在你身后》（该书最早出版于1989年）二十周年纪念版撰写序言，但最后，我得到了一天的时间来写这段文字。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就的文章，难免会包含一些大多数作家——包括我在内——竭力在序言中避免的东西，那就是近乎残酷的诚实。
我几乎从不在序言中透露创作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情况（我首先就不怎么写序言）。只有极少的几次，我谈了谈写作创意，但我总是避免谈小说本身得以出版的历史逸事。可是这本书不一样。精神吸血鬼就生活在我们当中，而《魔鬼在你身后》就是关于它们的史诗故事。这本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历程充满了艰辛，有挣扎，也有噩梦，可以说也是一个（荒唐的）史诗般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有一张丑陋的蜘蛛网——这是事实，也是比喻。而我们遭遇真正的精神吸血鬼时的感觉，就像是被粘在致命蜘蛛网上的苍蝇。《魔鬼在你身后》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但结果却成了我与真正的精神吸血鬼之间的搏斗，这场史诗般的搏斗定义了我的人格，也决定了我的生活和事业。
所以，尽管没有插图，尽管缺乏润色，我还是打算将《魔鬼在你身后》诞生的真实故事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们，在那既快乐又痛苦的几年里，这本书是怎样将我带入了那张精神吸血鬼的噩梦般的蜘蛛网里。
在我的所有已出版的作品中，《魔鬼在你身后》是唯一一部基于梦中形象创作的小说。现在常听到有人说，一些作家根据梦境来创作小说，但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作家。（我喜欢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打交道，他们的工作并不依赖于做梦、嗑药或是灵光乍现）一些读者和不搞文学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作家经常在梦中找到灵感。但除了偶尔提供几个鲜明的形象，梦境大多是不可靠的，不能利用它们来构思情节，讲述故事。我本人就从未靠做梦来辅助创作。
然而，《魔鬼在你身后》的核心形象却来自我的一个梦。事实上，我清楚记得的只是一小段梦，前后都被截去，只剩下这段插曲。没有情节，连荒谬的情节也没有，只是一个形象。
我梦见我看见一个老妇人在黑暗的森林里奔跑，树木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老妇人跑得不快——她太老了，动作已不灵敏——但她明显正在躲避什么。我听见震耳欲聋的噪声。梦中光线昏暗，可能是日落后，也可能是黎明前，森林幽深黑暗，老妇人正在逃避那越来越响的可怕咆哮。这时，我看见这咆哮来自于一架飞在树冠之上、正从侧面靠近的巨大的黑色直升机。直升机显然正在追击逃跑的老妇人。我看着她，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头：她不是受害者，不是被迫害的无辜者，而是一种非人类的存在，直升机里的杀手应该找到她，应该杀了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面容和善的老妇人会是恶魔，但我在梦里非常肯定，她就是恶魔，而且必须被消灭。
然后我就醒了。
这场梦发生于1982年的夏天，那时我正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迦梨之歌》。这个形象同这部小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将它存储在记忆深处，暂时忘却了。当年我还是一名全职教师，只能在不到三个月的暑假里将构思好的小说写出来。对于要当全职作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训练，因为全职作家这辈子都在一个接一个的截稿日期之间奋战。
前一年，也就是1981年，我已经开始职业写作。在那之前，我差点儿放弃了发表小说的梦想——当我妻子告诉我她已怀孕，我就决定不再为能发表小说而继续奋斗了（我已奋斗了三年）——但一件事改变了我。作为封笔前的最后一次努力，我去参加了一个夏季作家讲习班，想听听一直喜欢的作家的演讲，乔治·R. R. 马丁就是其中一位。可是，你必须提交一篇小说才能参加这个讲习班，所以我就交了一篇。然后，我遇到了哈兰·埃利斯，那天他在点评学员的作品，其中就包括我的。我们对他的点评终生难忘。
与哈兰的那次相遇，可以说谱写了一段传奇（在哈兰为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碎石祷者》写的序言，以及我的自序中，你们可以看到对这件事的描述）。我承认，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作者来说，除非发生奇迹，否则不可能发表作品，但哈兰的点评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他在讲习班上告诉我，我别无选择，我就是那种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作家。无论我是不是以发表作品为目标训练自己，我都永远是作家。于是，我又重新继续写作，同时继续从事教学。1981年秋季，我将一篇短篇卖给了《全知》杂志。同一年，在《全知》杂志发表那篇小说之前，我得知我提交给讲习班的小说《冥河逆流而上》，被选为《迷离境界杂志》首届短篇小说大赛未出道作家组的并列第一名。原来，哈兰是四位评委之一。另外三位是卡罗尔·塞林（已故编剧罗德·塞林的妻子）、罗伯特·布洛赫（《惊魂记》作者）和理查德·马西森。如果不是哈兰看到我的名字和小说后主动避嫌，我本可以一举夺魁，而不是与人并列第一。《迷离境界杂志》的编辑说，那场比赛他们收到了一万五千多篇参赛作品。
当时的写作者都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发表。现在也一样。于是，1982年，我的参赛作品《冥河逆流而上》发表在《迷离境界杂志》上。几星期后，我的另一篇短篇——《我不敢在梦中见到的眼睛》，后来我将其扩写成了长篇小说《透明人魔》——又在《全知》杂志上发表。
1982年夏天，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迦梨之歌》。它后来赢得了世界奇幻大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赢得该奖项的处女作。1982年夏天，我想起了在森林中躲避直升机的那个可怕的老妇人，于是写了名为《魔鬼在你身后》的短中篇或者中篇（我总是忘记这两者的具体字数），将其卖给了《全知》杂志。这篇小说成了《全知》杂志历史上首部分两次刊载完的作品。
那篇小说中还没有森林，也没有直升机——最初的故事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周末，老精神吸血鬼们在梅勒妮·福勒的家里重聚——但至少我明白为什么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会那么可怕。她是一个精神吸血鬼。
生活给予了我厚赠。1982年2月，就在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在《迷离境界杂志》上的时候，我们的女儿简出生了。那年夏天，我创作了《迦梨之歌》，将其寄给了我的新经纪人和朋友——理查德·柯蒂斯。虽然没有出版社愿意买这部小说，但那不是我的问题。我相信理查德早晚会为它找到出版商的。与此同时，我还是一名六年级教师，一如既往地热爱并赞美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我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写短篇小说，晚上写，早上写，周末写，尤其是在老师的特别福利——暑假里写。
到1984年，《迦梨之歌》仍然没有卖出去——这本书的加尔各答背景和悲剧基调有效地吓走了出版商——但我得到了一份新的正职工作：同另外三个老师一起，为我们的大型学区设计新的六年级天才培训班项目。这个项目规模惊人，远超我们的预期。参与该项目的四名教师负责设计项目，从数以千计的六年级学生中遴选天才学生，然后编写并教授课程。这份工作令其中两名教师精疲力竭，第二天就辞职了。但剩下的两名，弗兰克和我坚持了下去，最终设计出了APEX（Advans for Exce，优等生高级项目）。校董事会要求项目名用首字母缩写表示，而他们否定了GANDALF（Gifted and Able Learners Forum，天才超能学生论坛）和LPOP（Little ProG.R.am on the Prairie，大草原上的小项目）。
APEX旨在为数以千计的高智商儿童服务。该服务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面向从幼儿园到十九所小学的六年级学生；更令人兴奋的是第二个层级，它面向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孩子们将在APEX中心受训，每隔八个星期就学习一轮新的课程。本学区任何满足年龄条件的孩子都可以提出申请，然后参加半个小时的DAT（能力展现任务）测试。该测试旨在发现三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优等生，他们在某学科拥有优于其他学生的学习能力，包括文学、历史、科学、艺术、音乐、“演艺”、数学、海洋学、生物学、社会研究，等等。每八个星期左右，就会有几百名毛遂自荐的学生来APEX中心，学习新一轮课程。其中一些孩子有资格参加每周五个上午的APEX课程，一连八周，并持续数年。这些高级课程专门为优等生设置，在课程之间还会有独立的特殊培训。
我负责的一堂课是讲解卡尔·萨根的《宇宙》，采用的是大学水平的课程，但扩展阅读材料是我撰写的。这堂课讲授的科学知识都是高中以上的水平，而听这堂课的都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五六年级学生，他们从来没有被冠以“天才”或“神童”之类的头衔。直到今天，我都认为APEX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天才/神童”超前学习项目。在APEX中心接受培训的一批批学生（每批数百人）所完成的作品、设计的方案、展现的思维水平，足以让全国任何一位高级教师感到震惊。
设计、管理APEX项目并亲自参与教学，是我当时乃至迄今从事过的最成功、最具创造性的工作——尽管我现在已经出版过二十七本书。整整三年，我每周都会在APEX项目上倾注一百个小时的心血：开会，回顾并研究相关领域的知识，撰写高级课程，策划新课程，设计最重要的DAT测试（用于发现天才儿童），培训他人做这种设计，培训他人做DAT所需的全面能力群体评估，对八百多名在职老师进行天才/神童培训项目和教室教学的培训，以及大量行政工作。APEX项目日常服务的孩子高达数千，我还要同这些孩子的父母和相关人士会面……而在这三年里，我从未因为经常加班而抱怨过一次，因为我乐在其中。我有幸同如此优秀的孩子一起，为实现高远的目标而奋斗，我感觉就像注射了海洛因一样，兴奋又上瘾。我喜欢这份工作。
1985年，我在APEX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是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蒂斯打来的。他通知我，《迦梨之歌》终于卖出去了。被双日、兰登书屋和班坦图书等许多出版社“几乎拒绝”之后，一家名叫蓝鸟书店的出版社——由詹姆斯·法兰科创办——愿意冒险购买这部由不知名作家创作的小说，预付金为五千美元。
我当晚回到家，将这个消息告诉卡伦，我俩高兴得绕着厨房跳起舞来。三岁的简被卡伦和我先后抱起，跟着跳舞，尽管她似乎并不愿意。我当时觉得生活简直美好极了。
在1990年华纳出版公司的平装版《魔鬼在你身后》的封底上，写着一段文字，可以当作对1985年的我的告诫和警示——
所有人都以暴力为食，但只有那些拥有念控力的家伙才能品尝到终极权力的滋味。
普通吸血鬼侵占的是肉体，只有操控活人的吸血鬼才能亵渎灵魂。
他们经年累月地积聚力量。他们谋划罪恶的游戏。他们发动彼此攻伐的战争。而他们中的胜利者将对整个世界为所欲为，无人能挡。
你们看到了吧，精神吸血鬼有无穷的耐心。他们会耐心等待下去，在你最掉以轻心的时候给你猝不及防的一击。
《迦梨之歌》卖得并不太好，但获得了一定关注，最后还被提名并获得了世界奇幻奖。
没多久，我的经纪人又带来“好消息”，说詹姆斯·法兰科想买我的第二本书。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实际上，我这辈子都痴迷于用精神的力量强迫他人服从这一主题——于是我提出要写一部超长的小说，名叫《魔鬼在你身后》。
詹姆斯·法兰科同意了。这一次，蓝鸟书店愿意给我惊人的两万五千美元预付金，而且只要签合同就付一半定金。卡伦和我（还有小简）一直都靠我的教师薪水勉强度日，这笔钱让我们欣喜若狂。这一次，我们三人不仅在厨房里跳舞，还穿过了我们房子的小客厅，直接出了前门。
接下来，我开始创作史诗巨著《魔鬼在你身后》。（我从一开始就警告詹姆斯·法兰科，这会是一本很厚很厚的书。我还很年轻，至少当作家还不久，对于暴力，以及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我们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这个故事以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一直讲述到糟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暴力事件，比如1980年和1981年的谋杀约翰·列侬、枪击教皇和刺杀美国总统）
读者朋友，你遇到过的最可怕的精神吸血鬼是谁？
是你那吹毛求疵、对你指手画脚、令你痛不欲生的老板吗？
是你那心机重重、玩弄爱情的恋人吗？
是你那魔鬼般的导师吗？
是你那索求无度、喜怒无常、同你争执不下的孩子吗？
抑或是某个你从未想过会是精神吸血鬼的人？他潜伏在阴影中积蓄力量，等待着你自投罗网，然后吸干你的灵魂。
1985年到1986年，我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写作《魔鬼在你身后》。但对于一个热情勃发的年轻小说家来说，足够了。
当然，我每周还要为APEX项目工作八十个小时以上，但这不成问题。夜晚、周末、同卡伦和小简看电视，进电影院，外出游玩，短途旅行……一切休闲时间都被占用了。我在黄色稿纸上运笔如飞，写作到深夜。我一大早就爬起来——我常常不得不六点半以前离家，带着满巴士的孩子去APEX中心，然后七点刚过就得开始上课——将昨晚手写的章节用打字机疯狂地打出来。我花了一大笔钱，从文具租赁行买了一台返修过的二手IBM Selectric打字机。我下了好大决心才购入这台设备，因为以前那台Olivetti小打字机已经不能胜任新的艰巨任务——一部最终长达一千五百多页的大部头。
《魔鬼在你身后》是如此之复杂——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角色是如此之多，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卧室改装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牛皮纸纸条。我在纸条上记录了众多角色的行为、互动以及最终命运，并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勾出来。我记得，梅勒妮·福勒是红色，索尔·拉斯基是蓝色，尼娜·德雷顿是淡黄色，托尼·哈罗德是黄绿色，上校——也就是威利——是纳粹制服般的黑色。我的书房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线条，杂乱地交错着，在重要的交叉点旁还写有潦草的注释。有的线条会突然断掉，因为那条线代表的角色死了。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牛皮纸纸条，看上去就像坏掉的地震检波器吐出的纸带。
秋过冬来，冬去春至，写满字的黄色稿纸、参考书、地图和打字机打出的《魔鬼在你身后》的稿子在身边越累越高，堆成了小山。我不时会告知詹姆斯·法兰科我的这本书会有多厚，而我的出版商兼编辑的回答总是三个字：“没问题。”
这本书计划1986年秋天写完。那年夏天，我聘请APEX项目的秘书阿琳为我工作。她每天在自己家中，根据我修订过的已打出的稿子，将其重新再打出来。当时，我有五六十本字迹潦草、布满涂改痕迹的稿纸，我自己打出来的稿子也有两英尺半高。
那年夏天，我每天有十六到二十个小时用于创作《魔鬼在你身后》。简有时候会来书房找我玩，但她在那个小房间里几乎找不到落脚的空地。卡伦会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来对我说晚安。她知道，我还会继续工作四五个小时，直至寂静的凌晨。每天阿琳都会将她打出的倒数第二稿带给我，而我又会在稿子上做修改，再返给她，然后继续手写剩下的几百页。我就像疯了一样。但我喜欢这种状态。
卡伦和我本来对必须支付给阿琳的昂贵打字费而忧心，但后来我们打消了顾虑。签订合同之后拿到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不是一笔小钱，书稿交出之后，我们又能拿到一万两千五百美元。而1987年初出版精装本后，我们还能拿到六千两百五十美元。就算我必须将预付金的一半拿出来购买打字机、聘请打字员、购买记号笔，那又如何？不管怎样，我都得把书写完！
那年夏末，我终于完成了《魔鬼在你身后》，总共一千五百三十四页。我同詹姆斯·法兰科上次联系还是在好几个星期前，当我把这部巨著的最终长度告诉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真长，但别担心，我们可以出成一本书。”（法兰科一页都没读过，但他喜欢我口头汇报的故事情节）
在理论上的暑假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我夜以继日地将部分章节的最后定稿打出来，阿琳则以更快的速度将我给她的其他章节打出来。我们在学校开学、我必须重新将每周八十到一百个小时投入APEX教学之前的一天大功告成。我请了一天假，带着卡伦和简去了我们镇上的小公共游泳池。我躺在夏末的阳光中（我像蛆一样苍白），看着周围别的家庭和游泳者，我暗暗感叹：这会儿——这短短几小时——就是我的暑假啊。
但我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在我准备将《魔鬼在你身后》交给法兰科的时候，我得知了两件事：第一，我的第一部小说《迦梨之歌》入围世界奇幻奖，成为最后六个候选作品之一；第二，蓝鸟书店破产了。
“何时姊妹再相逢？”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三个女巫之一问。女巫有可能说的是人类大脑的三个主要部分。
几十年前，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脑进化和行为实验室主任保罗·麦克莱恩提出了人类“三位一体脑”理论。这个理论引发了争议，先是被认可，后来遭否定，但他提出的解剖学和进化论上的核心证据却十分明确：我们的大脑是数亿年进化的结果，今天我们的大脑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最新发展出来、也最高级的、位于外层的新皮质，只有我们人类、高等灵长目、鲸鱼和海豚拥有足够复杂、足够多的新皮质；边缘系统——该部分控制我们的肢体动作——所有哺乳动物和一部分爬行动物都有边缘系统；隐藏最深的，是爬行动物脑，这一部分早在几亿年前就进化出来了，早期爬行动物和恐龙的大脑中就只有这一部分。
这就相当于，一部iPod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台古老的odore 64，而odore 64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把锈迹斑斑的算盘。
爬行动物脑关心的是领地，是仪式和模仿，是打斗和逃跑，是愤怒、暴力和侵害，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它念念不忘的就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卡尔·萨根提醒我们，“冷血杀手”这个词十分精确，因为人类的极端暴力行为都是大脑底层的爬行动物脑所驱使的，其背后是充满攻击性的等级观念，以及“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紧迫意识。正如马基雅维利对王子的谏言，如果通过语言和其他高等大脑功能操纵他人失败，就必须“有意地采用野兽的方式”。
古代希腊人从来没有梦想过平等和博爱。他们认为，世界处在一刻不停的竞争（agon）当中——没错，agon就是agony（痛苦、挣扎）的词根——世界上的每个人、每种东西都始终处在竞争中，竞争的结果将人和物分为三等：次等、高等，以及同等。
然而，爬行动物脑——我们所有人大脑中都有这一部分，而我们当中精神吸血鬼的大脑则被这部分所占据——却没有“同等”这一概念，它只知道“高等”和“次等”。恐龙这样的原始掠食者就是这样思维的，所以，如果有必要，它们会杀了你，让自己进入“高等”之列。
在现代人类的大脑中，新皮质占了总质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但许多证据表明，我们的大部分个人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行为、性行为、官僚行为，以及无休无止的战争——都是由爬行动物脑所操控的。
G. K. 切斯特顿曾写道：“你虽然或可摆脱不兼容或偶发的规律，但……不要煽动三角形挣脱三边的捆绑，这只会叫三角形死于非命。”
作为教师（我接受过纽约州教育服务协作机构的培训，有资格测试、诊断、矫正学习障碍），我曾教过近乎自闭的孩子，以及患有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在我十八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接触过心智不健全的孩子，包括两名反社会人格分子。
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年纪不大的孩子，如果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玩玩具，就经常会表现出重复性的行为。在那些精神有残疾或心智不健全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严重。这在医学上被称为“持续重复症”，其表现是不能停下某种行为，比如在眼前挥手扇风，或者不断摇晃、哼唱。在那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复杂，比如，他们必须随时随地带着自制的硬纸板“机器”和绳子做的“电线”，不然就会变得十分消沉。
在自然状态下，所有孩子的重复性的行为——男孩身上最明显，女孩身上更隐蔽——都是在对自己进行接纳和包容，一旦这种尝试失败，孩子就会失魂落魄、孤独无助。
孩子大脑里的新皮质还在发育之中，这一部分对他们行为的控制力还很弱。
相反，爬行动物脑反而十分活跃。有时候，这部分大脑会驱使他们做出可怕的行为。
蒙田在他的《随笔集》第十卷中写道：“……经常，事情是逆向而行的；我们对孩子的喧闹、游戏和稚拙，仍然较之他们长大后循规蹈矩的行为更感到兴趣，仿佛我们爱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消遣，当作小猴，而不是当作人。”
但以专业的眼光观察，孩子自己玩耍时不像猴子，而更像迅猛龙。
精神吸血鬼是大脑新皮质先天被抑制的进化案例，他们的额叶罕见地发达，导致神经元的自转轴垂直于物理极性磁场轴，所以他们的大脑成了一种简陋的全息影像发生器，而不是波前坍塌干扰仪——我们的大脑是后一种情况。换言之，精神吸血鬼的爬行动物脑可以将纯粹的意志力“投射”到其他人脑中相对比较被动的新皮质、边缘系统和爬行动物脑中，尽管目前还不知道这种“投射”是通过电磁波谱进行的，还是某种其他范围的能量。
精神吸血鬼的大脑虽然也有高等新皮质，但那只是一种附属物。精神吸血鬼可以流利地说话，或者伪装出利他主义行为和社交礼仪，但精神吸血鬼（就像反社会人格者）真正关心的，只有打斗和逃跑、优势和劣势、等级和控制。
还有暴力。他们永远都热衷暴力。
用暴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的意志之上。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操控你。
1986年10月，我去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参加第十二届世界奇幻大会。在此之前，我很少参加科幻或奇幻大会，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囊中羞涩。
1986年，卡伦和我其实也无法负担从科罗拉多到罗得岛的机票，但几个星期以来，大会相关人士都在“强烈建议”我参加，我的经纪人和其他作家解释说，这可能意味着我的小说赢得了世界奇幻奖，所以组织者希望我去现场领奖。我之前还从未亲自领取过写作方面的大奖。（我曾经在《迷离境界杂志》短篇小说大赛中与人共同获奖，我在电视上看见罗德·塞林的老友杰克·克卢格曼替我从主持人麦克·道格拉斯手上领取了罗德·塞林纪念奖奖状。颁奖仪式前三十分钟左右，杂志社的人才打电话让我打开电视。大约一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了邮寄回来的奖状，但奖状包装得不好，镀金边框的一边都被撞掉了。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奖状上评委的签名也都看不清了。这些评委是：哈兰·埃利斯、卡罗尔·塞林、罗伯特·布洛赫、理查德·马西森——其中三人被我奉为写作偶像）
1986年10月，我们想去普罗维登斯，但我们无法负担两个人的费用。于是，尽管非常不情愿，但卡伦只好同四岁的简留在家里，我则请了一天假，飞到那里参加周末举行的活动。
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终稿带在身上，它比我的行李箱还重。
蓝鸟书店破产之后，我的手稿——尽管蓝鸟里没有一个人读过——成了蓝鸟的“资产”，被打包交给了债权人，就像办公家具和打字机一样。我宁愿相信，吉姆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给包括《魔鬼在你身后》在内的未能出版的文学资产寻找新东家。
总而言之，一个大出版社——现在姑隐其名，原因很快就会揭晓——得到了尚待出版的《魔鬼在你身后》。我的经纪人安慰我这是好事，因为大出版社的印量会更高，发行也会更好。他还告诉我，参加世界奇幻奖的颁奖宴会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我可以认识我的新出版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的新编辑。
一念及此，我就十分兴奋。法兰科是《迦梨之歌》的出版人和临时编辑，但他的编辑和修改很少很潦草。当然，这主要是我的责任。1986年之前，我发表的都是短篇小说，与我搭档的都是十分优秀的编辑，比如《全知》杂志的埃伦·达特洛，《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肖娜·麦卡锡。但我还没有同图书编辑合作过，我很期待能有这样的经历。
到了普罗维登斯之后，我仍然不相信《迦梨之歌》真的能获奖，尽管活动举办者是那么急切地要求我到场。在世界奇幻奖的历史上，还没有处女作能得奖。何况，同时被提名的作品全都来头不小，有克莱夫·巴克的《诅咒游戏》、彼得·凯里的《骗子》、丽莎·戈尔茨坦的《梦想年代》、保罗·黑兹尔的《冬王》，以及安妮·赖斯的《吸血鬼莱斯特》。《迦梨之歌》只出版发行了几千本精装书，又有几个人会真的读过呢？
不过，无论能不能得奖，只要能见到我的新编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完整手稿交给它的新主人，也就算不枉此行了。
颁奖宴会举行前一天，我和我的编辑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见面了。我之前已经见过了我的新出版商，对他很有好感。
我还记得我吃力地搬出装手稿的大箱子的样子。那一幕像极了斯波尔丁·格雷那部令人又哭又笑的独角戏电影《箱中怪物》。电影里，他的桌上也摆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着他永远都写不完的小说。
我的新编辑是个女人，刚满二十一岁，刚被出版社任命为“恐怖小说”部门的主编。我也姑隐其名吧。
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我头一个小时几乎没有说话。我的新编辑问我除了写作还干什么，我告诉她我的职业是教师，还介绍了正在进行的APEX项目。
“哦，天才/神童培训项目啊。”她轻蔑地挥了挥苍白的手，“我参加过很多次。”
我解释说，我们从不给任何孩子贴“天才”的标签，只是为他们提供学习能力超前的孩子需要的诸多领域的高水平指导。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母亲我是个天才。”我的编辑又挥了下手，“但我们天才知道自己是天才。”
我不回应，只是听她说。“我不会做被动的编辑，”我的新编辑说，“我也不会做好好先生。我们会把这看成是你的第一本小说。你会收到我写的详细修改意见，每一页都是单倍行距。我不会漏过任何一处改动。”
“太——”我说。我本来还要说“好了”两字，但我刚说出一个“太”，就又得听她说了。
“我会在我们公司缔造一个恐怖小说的新王朝，”我的编辑说，“或者说帝国。我将把整个行业的水平提升到新高度。我还没有读你的这本书，我们还没有买你的这本书，但通过我的编辑，它会达到我们的标准，否则根本就进不了待出版名单。”
“太——”我说。
“我知道，你的这本书……有点儿像是剽窃了罗宾森的《念控力》的创意……但我不相信这个设定撑得起那么长的故事。”她向我的大箱子投去恶意而挑剔的目光。
我没有接话。
“总之先看它能不能改出来吧。”她说。然后我只是默默地喝可乐，听她讲述她读书时参加的天才培训项目，以及她在出版业迅速成名的传奇经历。
第二天，《迦梨之歌》赢得世界奇幻奖的时候，我的妻子卡伦竟然出现在了晚宴上。原来，在我走后，她找她哥哥借钱买了机票。当主持人宣布《迦梨之歌》获奖时，我很开心她能在场。
下面我要写的东西，可能会让卡伦抡拳打我。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绝不写别人的负面形象（尤其是女人的），即便在小说中也不写（除了个别大反派）。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面貌、体重都无能为力，还会不时穿错衣服。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然而，在1986年的那场颁奖宴会上，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新编辑却真的很奇葩，她的奇葩着装暗喻了我以后十八个月的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讲讲她有多奇葩。
我的新编辑又矮又胖，而且非常非常苍白，这些都无关紧要。但她那天下午的穿着实在让人无语。她只穿着黑色比基尼小内裤和黑色胸罩，没有穿其他内衣。我之所以看得到这些，是因为她的“长袍”不过是菱形大网眼黑色连体丝袜，让我不禁联想到渔网。我小时候和父亲去伊利诺伊河或明尼苏达州的湖泊上捕鱼时，用的就是这种网。（有一次，我抓住的一条大鳗鱼大网眼中溜走了，但我没有发现，因为我觉得自己网到了一条大蛇，吓得转身就朝反方向全速逃跑。爸爸一把拽住我的皮带，把我甩回了船上，而那条鳗鱼已经穿过网眼溜回河里了）
总而言之，连体丝袜这种服装穿在身上，本来就让观者很不舒服，而她那天穿的这套又太小了，浑身上下的菱形网眼里都是鼓出来的白花花的肉。成年之后，为了避免成为最性感的怪胎，我学会了与女人保持礼貌的目光接触，不管对方的长相或穿着如何。但她这身黑色网眼蜘蛛网“长袍”让我着实不忍直视。这身穿着根本谈不上性感。我的新编辑看上去就像是被缠进了蜘蛛网里。蜘蛛网不断收缩、闭合、勒紧、挤压，似乎要将它的猎物置于死地。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穿这身肯定很不舒服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当天那身黑网是一个比喻。这张网网住的不是她，而是我。在未来的十几个月里，这张网将缠在我身上，越勒越紧。
卡伦和我那年秋天从普罗维登斯回来之后，我告诉她，我的书稿将面临大规模的编辑和修改。我们决定，我将尽其所能地协助编辑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1987年1月开学后，那个学期，我每天仍然要花很长时间为APEX项目工作，但每天的最后几小时，我可以去拜访由我们监督其项目进展的十九所学校中的一所或几所，所以我可以每天只坐班半天——当然，这也意味着，我的收入会减半。虽然我每天仍然有八小时、每周仍然有八十小时为APEX项目工作，但在工作日的下午，我可以抽出几个小时出来。我的新出版商和编辑将在1986年圣诞节前把修改建议反馈给我，我打算用挤出来的这几个小时处理他们的反馈。
说实话，我收入减半后，卡伦和我的生活将十分拮据——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我的工资，我们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孩要养，房贷也才刚还两年。当初我们之所以敢于贷款，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写小说可能会提高收入。何况我们还被告知，如果我的修改令新编辑满意，就能拿到剩下一半预付金的一半，并在出版之后拿到另一半——尽管我的书离出版那天似乎还遥遥无期。
于是，我做出了令教师同事和学区管理者惊讶的举动：拿着一半的薪水，却干了百分之九十该干的工作，为的仅仅是每个工作日下午能抽出两三个小时来。我的编辑承诺说，她的“详细修改建议”将在感恩节前发给我。
可是，1986年的感恩节前，我并没有收到她的建议，直到圣诞节都没有。
我继续拿着一半的薪水干着全天的活儿，望眼欲穿地等着。
直到1987年的复活节，她的修改建议都不见踪影。四月过去了，五月上旬也过去了。我仍在等待。
就在正常学年就快结束的时候（这一学年，我只拿了一半的薪水，但几乎干完了全部工作），我的编辑的信件终于雪片般飞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这种东西）。
她兑现了承诺——她的信写了很多页，全是单倍行距。第一份修改建议信长达十六页。
但我几乎无法理解她的修改建议。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我很快就明白，她的主要意图是，《魔鬼在你身后》必须大幅缩减字数，我当然知道出版商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这本书太长了，很不适合出版。不过，我大概就在那时同罗伯特·里克·麦卡蒙谈了谈——他的畅销恐怖小说《天鹅之歌》也是大部头——里克说，一本书只要上了五百页，其单位成本就会降下来。他说出版商只是习惯性地对大部头持谨慎态度，除非是斯蒂芬·金写的（就连金，出版商也让他把《末日逼近》删了六万字）。
不管怎样，我硬着头皮开始删改《魔鬼在你身后》，同时尽量完整地保留本书的灵魂。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这边还没改完，她那边又寄来了二十页的修改。这一次，我的编辑告诉我：“删掉大屠杀的情节。这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只会拖慢情节。”
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
在我看来，大屠杀这部分就是小说的核心。
自从高中以来，我就对大屠杀倍感兴趣——就算说“着迷”也并不过分。读大学的时候，我曾查阅德语文献，对特别行动队进行了独立研究。这支队伍的大部分成员是前警察、公务员，甚至还有教师，负责对东线的犹太人进行集体枪决。
现代发达国家的一群文明程度应该最高的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野蛮残暴？
德国将现代工业国家的力量同行政和技术手段结合起来，用于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这就是大屠杀。在我看来，大屠杀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对邪恶的登峰造极的崇拜。毫无疑问，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它也是《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涵、血肉和灵魂。“删掉它。”我对编辑解释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地说。
那年夏天，我都在改写、删减《魔鬼在你身后》，在不伤害或阉割小说精华的前提下平衡编辑的出版要求和我的创作理念。但无论我怎么做，我的编辑都不满意。苦苦挣扎九个月后，我感觉自己落入了一张越缩越紧的蜘蛛网中。
编辑的修改建议纷至沓来。
到1987年夏天，我收到的最新修改建议是：“分成两本书重写。”
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分拆为上下册的做法会显得太做作，就像我之前看过的那种古老的星期六系列电影，总是故意留一个所谓的悬念。我做不出这样的事。
1987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的职业生涯遭遇了新的转折。为了表示“所有的教师都是可以交换岗位的”“不需要天才来教育天才儿童”，校区管理者宣布，他们将把APEX项目的设计者/课程编写者/协调者/教师调回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中，然后随机挑选他们的继任者。
我热爱教学。我也热爱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但我知道一个校区管理者不知道的小秘密：教育天才儿童（以及为他们编写合适的课程）确实需要天才。APEX是我当时从事过的最富创造性和最成功的项目，而一旦那些没有能力或意愿为APEX项目奉献时间和创造力的老师接手负责，这个项目的生命力就终止了。
于是，卡伦和我做出了我们生命中也许是最危险也最大胆的决定：我将辞去教职，全职写作。不错，和一年前一样，《魔鬼在你身后》依然没有被出版商接纳，那六千五百美元也依然是镜花水月。而且，为了取悦我那难以取悦的编辑，我不得不经常重写，从而无法着手创作别的长篇小说，甚至连写短篇小说的机会也少得可怜。但如果我全职写作的话……
这是个疯狂的决定。但我们还是迈出了这一步。那年秋天，自从1953年去上幼儿园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九月去学校。实事求是地说，与学校的分别让我的心灵备受创伤。
时间进入九月和十月，我依然在等待明确的修改指示。我渐渐意识到，我的新出版商对《魔鬼在你身后》根本就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将其列入出版计划，没有支付预付金，他们只是将其作为欠他们债的破产了的短命出版社的一份资产接收过来。我的那位在过去十四个月里寄来如此之多（无法理解、无从着手的）单倍行距修改信的编辑也对《魔鬼在你身后》没有多少兴趣。她的工作是重塑整个恐怖小说行业，将她的出版社打造成这个行业的杰出承包商，而不是“修改”由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创作的这部冗长而凌乱的作品。
1987年10月下旬，我陷入了恐慌。虽然两个多月前学校就开学了，但我还是飞到
马萨诸塞州——这是少数几个认真对待天才/神童培训计划的州之一——在波士顿地区寻找一份天才/神童培训计划协调员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竞争异常激烈，参与竞争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往往都有博士学位。
我拿到了波士顿附近地区的三份录取通知书，但我最终选择返回科罗拉多。卡伦和我认为，既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获得比之前的教职更好的工作，那我就应该暂时放弃登上这艘救生船，转而集中精力促成《魔鬼在你身后》的出版，并创作更多长篇小说。
我们开始靠微薄的积蓄和教师退休金度日。我还记得，那年初冬，我在密苏里和纽约的教师养老金账户里发现还有几百美元之后，我们跳着舞大肆庆祝了一番，就像又卖出了一部小说一样高兴。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在寅吃卯粮了。
1988年初，在我同我的编辑相识十八个月之后，她给我提出了最后一条修改建议：“保留《魔鬼在你身后》这个书名，把其他的都推倒重来。”
我受够了。
我浪费了一年半时间来修改小说，损失了一半的教师薪水，还放弃了正式的工作，结果却一无所获。
我给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蒂斯打了个电话，说我想从这个出版商手里将我的小说买回来。我当时没有钱，我打算卖掉房子，把小说买回来，然后……
理查德解释说，我用不着卖房子。他会去同这个出版商磋商赎回《魔鬼在你身后》，争取让他们同意，在我找到新的出版商买这本书之后，再偿还他们预支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
我暂时松了口气。
当然，我不相信还会有出版商买这本书。
达尔顿·特朗勃——优秀的反战小说和电影《约翰尼上战场》的作者——没有写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野牛之夜》，就去世了。
特朗勃出生于1905年，在科罗拉多的大章克申长大。我非常了解那个地方。特朗勃在1939年出版了《约翰尼上战场》，这部小说是受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启发而创作的，那篇文章报道了一位在一战中严重毁容的英国军官。（讽刺的是，作为当时乃至迄今最残酷无情的反战小说，《约翰尼上战场》在二战之前的日本最受欢迎，尽管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了全面军国主义的道路。或者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特朗勃自己后来说，他欣喜地看到，美国参战的时候，他的书已经绝版。他后来撰写了《东京上空三十秒》的剧本，这部电影描写了1942年4月吉米·杜利特尔率领的空袭东京行动，由斯宾塞·特蕾西和范·约翰逊主演）
1943年，特朗勃加入共产党，但很快就因为太忙而无法参加会议，或担负积极角色。不过这并没有让他逃过麦肯锡的指控。他因为拒绝在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上出席作证，成了臭名昭著的“好莱坞十人帮”之一，1950年被关入监狱，刑期一年。
我认为我同达尔顿·特朗勃只有两点相同。第一，我们都是快枪手。（他创作了《罗马假日》的剧本，但伊恩·麦克莱伦·亨特“代替”他出现在职员表里，而亨特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后来特朗勃以真名创作了《斯巴达克斯》《出埃及记》《蝴蝶》等许多获奖影片）第二，我们都痴迷于将一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人这种邪恶的暴行。
《野牛之夜》在特朗勃去世后出版，而我直到写完《魔鬼在你身后》之后才读到这本书。他在书中试图解释人性的最黑暗面，正是这些黑暗面导致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且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的大屠杀。）书名中的野牛是指一种毛发浓密的欧洲野牛，现在已经灭绝。
《野牛之夜》至少有一部分是以名为格里班的年轻纳粹为第一视角的自传，这名纳粹后来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同大多数恶魔一样，格里班并不觉得自己是恶魔。他的大部分第一人称叙述是在为第三帝国的“最终解决方案”辩护，认为这同美国南方邦联试图阻止黑人与白人混血一样。在他看来，自己在捍卫种族纯洁性方面同罗伯特·E. 李没有分别。
当然，事实上，格里班是精神吸血鬼。他追求的不是种族纯洁性，而是对他人的控制。在我们物种的近代历史中，1936年至1945年的欧洲是精神吸血的灾难传播得最快最彻底的地方。
尽管我读《野牛之夜》是几十年前，但我至今仍记得全书开头不久的一个情节，那是格里班讲述的他十多岁时干过的一件事：他带着纯真可爱的雅利安金发小表妹去树林，到了那里，他发现自己可以完全操控八九岁的小表妹。
“蹲下。”他命令道。她惊恐地蹲下。“脱掉内裤。”他接着命令。她乖乖服从。“现在撒尿。”他继续命令。
她最终哆哆嗦嗦地撒了尿。
格里班看着小表妹在自己面前撒尿，竟然感到性兴奋——不是因为她暴露出的性器官，而是因为他对她可以为所欲为。他当时就意识到，在适当的条件下，一个人可以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任何事。这个想法令他产生了高潮，不仅在当时，更在之后的奥斯维辛。
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绝对的权力不仅会带来绝对的腐败，还会让我们对绝对的控制产生欲望，对鲜血带来的权力产生欲望。一旦我们品尝了这种权力的滋味，就会像吸食了海洛因一样不可自拔。让我们上瘾的，是精神吸血。
当我读到特朗勃未能完成的《野牛之夜》的初稿，我就知道自己创作《魔鬼在你身后》并争取将其出版的努力没有白废，尽管这本书可能永远都没有付梓的那一天。
1986年至1987年，当我意识到，我的编辑和出版商绝不会花时间理解并出版我的小说，我便开始忙碌起来。
早在从他们手中赎回《魔鬼在你身后》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疯狂地创作。1987年辞职后的那个秋天，对我来说最艰难的事是承认我实际上已经失业。一想到这里我就抓狂。我辛辛苦苦地念完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就从事教师工作。可是现在，我一没有班可上，二没有收入来养家——半点儿都没有——我害怕极了。（卡伦比我冷静许多，尽管我们最后连教师退休基金的养老金都花掉了。她知道，在美国三亿人口里，只有不到五百人是全职作家，可以单单靠写小说谋生。但她仍然相信，我们的状况会好起来，我的写作生涯会走出低谷。至少她是这么告诉我的……而我被她说服了）
理查德·柯蒂斯继续为我这个不怎么知名的作者服务，四处寻找愿意购买长达一千页（打印稿）的长篇恐怖小说的出版商。我则坚持创作新的小说。
我创作了《重力相》，一部充满哲理的小说，讲述“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前宇航员的中年危机。主人公曾在月面行走，却发现那感觉像是模拟出来的。
我创作了《海伯利安》——一部恢宏的杰克·万斯式的科幻小说。但彼时科幻小说已经日渐式微，大多数都在描写黑暗的未来，或者是赛博朋克风格。
我知道，如果将《海伯利安》的故事讲完，那又会是一部一千五百页的书，但我决定再也不为争取出版这种大部头而吃苦头了。我得成长为重磅作者之后，才有机会争取到将其作为单行本出版。紧接着，我开始创作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但形式上是《海伯利安》的续作，名叫《海伯利安的陨落》。
我又为《全知》杂志写了两个短篇，为黑暗丰收出版社的一个名叫《夜视5》的作品集写了四个短篇。这个作品集只收录了三位作家的作品，另外两位是乔治·R. R. 马丁和斯蒂芬·金。
《海伯利安》和《重力相》都卖给了班坦图书，前者作为科幻小说，后者作为主流小说。《重力相》还作为第一篇小说入选了名叫“光谱”的品牌书系，该品牌专攻“近科幻主流小说”。（他们后来将《重力相》重新贴上了“科幻”的标签。它也许是我最中意的一部小说，但它真的不是科幻）
然后……《魔鬼在你身后》卖出去了。
预付金非常低，还不足以支付我从原出版商手里将其赎回的钱，但我可以用别的小说的预付金弥补差额。我的新出版商——就是将我的三篇短篇小说同乔治·马丁和斯蒂芬·金的作品混合成作品集出版的黑暗丰收出版社——专注于特殊限量版图书出版，而《魔鬼在你身后》的印量很低，只有精装本三千册。
但我不在乎，因为《魔鬼在你身后》终于可以出版了。
新出版商同样没有对我的书稿进行真正的编辑和修改。我记得，我的两名男性出版商给我的全部修改建议只有两条：将“mael”，把“adrenaline”里面的最后一个“e”去掉。（我没接纳最后一条，尽管“adrenalin”也并不算错）
就在《海伯利安》快要创作完成时，他们寄来了《魔鬼在你身后》的校对稿，要求我三天之内修改完毕。我简直快忙疯了。
然后，他们给我介绍了他们唯一可以聘请的设计师——这位设计师要设计封面、扉页和内文的大概十幅插图。（为《魔鬼在你身后》设计插图？我觉得这么做怪怪的，但这毕竟是限量版，而我对这种图书的操作手法一无所知）但我有一点非常清楚：我不喜欢这位设计师的作品。
于是，在全套设计稿截稿前五个星期，我请到了本地的一位设计师朋友凯西——凯瑟琳·麦克尼尔·谢尔曼——同我一起设计封面、扉页和十幅内文插图。
出于某种原因，凯西和我决定采用刮版画作为基本的构图方式。刮版画做起来很有趣——用刀片把一张大刮画板上的黑色图层刮去，露出白底，从而形成一定的明暗效果。不过，刮版画相当于负片构图，做起来相当考验人——就像把挂车倒进弯曲的小巷。凯西和我都很久没有玩过刮版画了，所以我们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
这个过程确实很有趣。每天在楼上写十五个小时的小说之后，我会下楼进入小地下室，来到胡乱拼凑出的临时画板前，一点点地创作《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文插图。
至于封面，则是我画的图，卡西着的色。我用刮版画和彩色墨水创作了扉页。
这些插图——至少我画的插图——相当粗糙，但又透露着诡异的张力。至少我是满意的。
《魔鬼在你身后》最终出版后，我们邀请两位出版商——保罗和斯科特——参加了出版庆祝会。保罗和斯科特都拒绝坐飞机，所以他们从芝加哥开车来到科罗拉多帮助我们庆祝。我们的小房子里一下子容纳了大约六十名客人，拥挤不堪。卡伦定制了一个蛋糕，蛋糕表面用彩色糖霜完美地复制了《魔鬼在你身后》的封面。我刚购入了一台小黑白影印机（用来复印最终版的手稿，不过我得用好几个小时才能一页页地将手稿复印完毕）。我还记得，我们喝了几杯酒之后做了一个小游戏。我的客人——作家、设计师、出版商和其他朋友——分别单独进入我的小书房，影印一样东西，然后拿着自己的“作品”接受评判。
我还记得，我们七岁的女儿简一直在楼梯上看我们开庆祝会，但她参加了这个游戏，并且高票获胜。她的影印作品是她的泰迪熊。
那一天，真好。那一年，真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早年涉足的恐怖小说领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的前编辑达成了她的目标——缔造了一个恐怖小说“帝国”。她和其他出版社的编辑觉得，读者再怎么看恐怖小说都看不厌（因为读者似乎永远都不会厌倦斯蒂芬·金或者迪恩·孔茨的作品），于是出版了数不胜数的恐怖小说。然而几年之后，劣币开始驱逐良币。市场饱和了。读者先是觉得腻烦，继而开始产生戒备心理，因为他们发现充斥市场的几乎全是低质量的恐怖小说。
我看到，有一段时间，恐怖小说作为一个类型几乎彻底消亡。一些连锁书店取消了“恐怖小说”分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许多恐怖小说作家，包括我自己，都转行写别的类型小说去了。
后来，几位杰出作家的优秀作品重新定义了恐怖小说，这一门类才得以再获生机。
主约翰出版社的出版人赫布·叶林是我的朋友，应他的邀请，我曾在洛杉矶同他和他的老朋友们聚过一晚。他的老朋友有罗伯特·布洛赫（《惊魂记》作者）、喜剧演员兼广播明星斯坦·弗雷伯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热门喜剧专辑《美国》的作者兼演员），以及雷·布拉德伯里。几十年来，他们都保持着每个月抽一个晚上聚在一起闲聊的习惯。
那一晚令我终身难忘。
罗伯特·布洛赫警告我，一旦开聊，我就听不到他说话了。他是对的。（我爱罗伯特·布洛赫）整个晚上都是弗雷伯格和布拉德伯里在发言，他们那晚聊的话题是：我们生活中那些魔鬼般的导师。
对弗雷伯格来说，这个人是他的老板鲍勃·克拉姆佩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曾担任艾美奖最佳人偶剧得主《该比尼了》的编剧和人偶操纵者，而这部电视剧的制片人克拉姆佩特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甚至让他的编剧们去洛杉矶街头“朋友的车”中工作，而弗雷伯格和另一个编剧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他朋友的车。有一次，克拉姆佩特为他们安排了繁华街一座空房子里的“写作办公室”。尽管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为了省钱，斯坦·弗雷伯格和同样收入微薄的写作搭档道斯·巴特勒只好搬去那里住。
然后，一天早晨，他们醒来之后发现，他们的“办公室”和家正在被搬到同一条街上的新地点。
不过，弗雷伯格的终极导师/恶魔是百老汇经理戴维·梅里克。他同梅里克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让我忽而大笑、忽而痛哭。
然后，雷·布拉德伯里开始讲述他的终极导师/恶魔——约翰·休斯顿。
1953年，布拉德伯里还是一名年轻而无知的科幻作家，他正同好友雷·哈里豪森在长滩寻找恐龙方面的书，这时他接到消息，说休斯顿想见他。第二天，布拉德伯里前往休斯顿在洛杉矶入住的酒店，这位导演通告了布拉德伯里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已选定年轻的布拉德伯里将《大白鲸》改编为电影，但布拉德伯里之前从未有编剧经验。约翰·休斯顿坚持让布拉德伯里和他妻子去休斯顿在爱尔兰的宅邸中写作。
布拉德伯里向休斯顿先生坦白，他从没读完过那本书。“那你今晚回家就读吧，然后明天回来告诉我，你会帮我杀掉那头该死的白鲸。”约翰·休斯顿用独特的低沉嗓音说。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布拉德伯里的讲述常常被斯坦·弗雷伯格随意打断，要么是做补充，要么是大声质问。但那可以说是我听过的最有趣也最悲伤的故事，或许只有布雷伯格同戴维·梅里克之间的故事可与其相比。
布拉德伯里描述了自己在休斯顿的爱尔兰宅邸中的悲惨遭遇。休斯顿会在一群又一群来他家做客的名人面前取笑、嘲弄布拉德伯里，让这个无知的年轻作家大出洋相。那些名人有著名作家和导演，也有劳伦·巴考尔和汉弗莱·博加特这样的明星。可是，每当休斯顿喝了酒，就会变得特别尖酸刻薄。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与人分别的时候会送上祝福。”布拉德伯里说，“我现在仍然保留了这个习惯。不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爱尔兰酒吧外向朋友们送上祝福的时候，休斯顿突然大发雷霆地大声责怪我：‘你以为你是谁！该死的教皇吗？少装圣人了！’”
在折磨达到巅峰的时候，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考虑过悄悄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天黑后到休斯顿宅邸的长车道尽头接走他们，乘下一趟返回美国的飞机回家。让《大白鲸》见鬼去吧。没有人受得了那种虐待。
不过，导师/魔鬼总是知道被自己折磨的人会何时崩溃，休斯顿也不例外。
洛杉矶那晚，我看见布拉德伯里将四十多年前那晚发生的一幕幕表演出来。尽管长桌边坐着许多名人，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却打算匆匆吃完晚餐，悄悄带着行李上出租车，逃离那个魔窟。但就在这时候——布拉德伯里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约翰·休斯顿的低沉嗓音——休斯顿让在座者都安静下来，宣布道：“今晚有不少才俊到场，但只有一位称得上天才。我现在就要向诸位介绍这个天才。这个年轻人写了一个超级精彩的故事，关于一座灯塔、一只雾号角，还有一头恐龙。”
约翰·休斯顿将布拉德伯里的小说《浓雾号角》完完整整地表演出来——一会儿是灯塔守护者，一会儿是吹响的雾号角，一会儿是吼叫的恐龙。最后，休斯顿让年轻的布拉德伯里站起身，接受桌边所有人的掌声致敬。
在这之后，雷·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玛吉（玛格丽特）起身上楼，打开行李箱，取消了出租车，退掉了回美国的机票。
就这样，这位导师／恶魔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长达八个月。
我也有自己的导师，只是他当时隐于幕后。
我后来发现，一个叫迪恩·孔茨的人是1986年世界奇幻奖的五位评委之一。（埃伦·达特洛是另一位）
孔茨看到了《迦梨之歌》的闪光之处，强烈建议其他评委认真阅读这本大部头，尽管一些评委很不情愿将这个知名奖项颁给第一次创作长篇的作家。
后来，《魔鬼在你身后》由黑暗丰收出版社出版了特殊限量版精装书。（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年轻投机者卖掉了母亲的保险，买了一千本精装书，相当于总印数的三分之一。在橙县的一个书店里，当他拖着一千本书来找我签名的时候，我直接把他和他的跟班赶了出去。后来我听说，这家伙一直等着这些书升值之后脱手牟利，却付不起仓储费，于是仓库老板将书没收，并以定价出售。我尽量回购了这些书。我扯远了）虽然黑暗丰收出版社的精装本《魔鬼在你身后》在市场上来去匆匆，迪恩·孔茨却说服了华纳图书将其出版成九百多页的小号字平装本。他为我做的一切，我之前全不知情，我甚至从未见过孔茨本人。
1990年，《魔鬼在你身后》的平装本出版。同一年，《海伯利安的陨落》由双日出版集团出版，我的长中篇《午夜的熵之床》由主约翰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碎石祷者》也出版了。（诚如我前面所说，我很忙碌）
在我未曾谋面、也未曾与之交谈过的这位畅销书作家的鼎力帮助下，读者终于可以在书店找到并阅读全本的《魔鬼在你身后》。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何时姊妹再相逢，
雷电轰轰雨蒙蒙？
且等烽烟静四陲，
败军高奏凯歌回。
半山夕照尚含辉。
读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喜欢《魔鬼在你身后》二十周年纪念版。祝你们能在生活中避开真正的精神吸血鬼——他们会像猫玩毛线球一样耍弄你们。最后，读者朋友，我祝你们能战胜生活中不得不遭遇的那些恶魔……也祝你们能遇到一位给你们不断带来惊喜的导师。
丹·西蒙斯
2009年7月，于科罗拉多
不，我不会从绝望中寻找慰安，做腐朽的慰藉
不会解散（也许已松了的）人最后的缆绳
或者万分厌倦，喊一声“我不能再忍”……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读者朋友，你们一定知道吸血鬼吧？传说中，它们是一群行尸走肉，会吸人血，会变形，会像蝙蝠一样飞行，必须在它们心脏上插上木桩才能将其杀死。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种吸血鬼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虚构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你们必须相信我。我去过弗拉德·采佩什的出生地（锡吉什瓦拉）和墓地——斯纳哥夫岛（墓里是空的），也去过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喀尔巴阡山脉中摇摇欲坠的城堡（不是布朗城堡，那是骗游客用的，而是弗拉德的真正城堡，罗马尼亚人对其讳莫如深），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德古拉和吸血鬼都是无稽之谈。
但精神吸血鬼是真实存在的。
可以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精神吸血鬼“进食”过不止一次。这些恶魔连孩子都不放过。
精神吸血鬼以暴力为食，但对他们来说，终极的暴力是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们身上。我很早之前就发现，这种强加意志的行为，以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是一种暴力的形式，而我们只要有机会使用这种暴力，就会对其上瘾。
作为成年人，我们在工作中几乎都遭遇过精神吸血鬼的攻击——心胸狭窄、崇尚权力的经理让我们工作不顺，生活悲惨；管理者或监督者武断地指使我们，他们对权力甘之如饴，就像精神吸血鬼吮吸温血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遇到精神吸血鬼——在高速公路上，在公共场所，在政治生活中。可悲的是，我们许多人在私人关系中也遇得到精神吸血鬼。
没有人的脖子上留有真正吸血鬼的咬痕，但精神吸血鬼却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一旦精神吸血鬼入侵我们的生活，他/她/它就可以随时回来“进食”。他们向来都是这样做的。
你很有可能已经遇到了一个生活在我们当中、最罕见也最危险的精神吸血鬼。如果你遇到了，那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精神吸血鬼已经对你使用了念控力，扭曲你的意志，吸食你的灵魂。
起初，我并没有打算为《魔鬼在你身后》（该书最早出版于1989年）二十周年纪念版撰写序言，但最后，我得到了一天的时间来写这段文字。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就的文章，难免会包含一些大多数作家——包括我在内——竭力在序言中避免的东西，那就是近乎残酷的诚实。
我几乎从不在序言中透露创作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情况（我首先就不怎么写序言）。只有极少的几次，我谈了谈写作创意，但我总是避免谈小说本身得以出版的历史逸事。可是这本书不一样。精神吸血鬼就生活在我们当中，而《魔鬼在你身后》就是关于它们的史诗故事。这本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历程充满了艰辛，有挣扎，也有噩梦，可以说也是一个（荒唐的）史诗般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有一张丑陋的蜘蛛网——这是事实，也是比喻。而我们遭遇真正的精神吸血鬼时的感觉，就像是被粘在致命蜘蛛网上的苍蝇。《魔鬼在你身后》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但结果却成了我与真正的精神吸血鬼之间的搏斗，这场史诗般的搏斗定义了我的人格，也决定了我的生活和事业。
所以，尽管没有插图，尽管缺乏润色，我还是打算将《魔鬼在你身后》诞生的真实故事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们，在那既快乐又痛苦的几年里，这本书是怎样将我带入了那张精神吸血鬼的噩梦般的蜘蛛网里。
在我的所有已出版的作品中，《魔鬼在你身后》是唯一一部基于梦中形象创作的小说。现在常听到有人说，一些作家根据梦境来创作小说，但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作家。（我喜欢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打交道，他们的工作并不依赖于做梦、嗑药或是灵光乍现）一些读者和不搞文学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作家经常在梦中找到灵感。但除了偶尔提供几个鲜明的形象，梦境大多是不可靠的，不能利用它们来构思情节，讲述故事。我本人就从未靠做梦来辅助创作。
然而，《魔鬼在你身后》的核心形象却来自我的一个梦。事实上，我清楚记得的只是一小段梦，前后都被截去，只剩下这段插曲。没有情节，连荒谬的情节也没有，只是一个形象。
我梦见我看见一个老妇人在黑暗的森林里奔跑，树木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老妇人跑得不快——她太老了，动作已不灵敏——但她明显正在躲避什么。我听见震耳欲聋的噪声。梦中光线昏暗，可能是日落后，也可能是黎明前，森林幽深黑暗，老妇人正在逃避那越来越响的可怕咆哮。这时，我看见这咆哮来自于一架飞在树冠之上、正从侧面靠近的巨大的黑色直升机。直升机显然正在追击逃跑的老妇人。我看着她，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头：她不是受害者，不是被迫害的无辜者，而是一种非人类的存在，直升机里的杀手应该找到她，应该杀了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面容和善的老妇人会是恶魔，但我在梦里非常肯定，她就是恶魔，而且必须被消灭。
然后我就醒了。
这场梦发生于1982年的夏天，那时我正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迦梨之歌》。这个形象同这部小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将它存储在记忆深处，暂时忘却了。当年我还是一名全职教师，只能在不到三个月的暑假里将构思好的小说写出来。对于要当全职作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训练，因为全职作家这辈子都在一个接一个的截稿日期之间奋战。
前一年，也就是1981年，我已经开始职业写作。在那之前，我差点儿放弃了发表小说的梦想——当我妻子告诉我她已怀孕，我就决定不再为能发表小说而继续奋斗了（我已奋斗了三年）——但一件事改变了我。作为封笔前的最后一次努力，我去参加了一个夏季作家讲习班，想听听一直喜欢的作家的演讲，乔治·R. R. 马丁就是其中一位。可是，你必须提交一篇小说才能参加这个讲习班，所以我就交了一篇。然后，我遇到了哈兰·埃利斯，那天他在点评学员的作品，其中就包括我的。我们对他的点评终生难忘。
与哈兰的那次相遇，可以说谱写了一段传奇（在哈兰为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碎石祷者》写的序言，以及我的自序中，你们可以看到对这件事的描述）。我承认，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作者来说，除非发生奇迹，否则不可能发表作品，但哈兰的点评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他在讲习班上告诉我，我别无选择，我就是那种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作家。无论我是不是以发表作品为目标训练自己，我都永远是作家。于是，我又重新继续写作，同时继续从事教学。1981年秋季，我将一篇短篇卖给了《全知》杂志。同一年，在《全知》杂志发表那篇小说之前，我得知我提交给讲习班的小说《冥河逆流而上》，被选为《迷离境界杂志》首届短篇小说大赛未出道作家组的并列第一名。原来，哈兰是四位评委之一。另外三位是卡罗尔·塞林（已故编剧罗德·塞林的妻子）、罗伯特·布洛赫（《惊魂记》作者）和理查德·马西森。如果不是哈兰看到我的名字和小说后主动避嫌，我本可以一举夺魁，而不是与人并列第一。《迷离境界杂志》的编辑说，那场比赛他们收到了一万五千多篇参赛作品。
当时的写作者都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发表。现在也一样。于是，1982年，我的参赛作品《冥河逆流而上》发表在《迷离境界杂志》上。几星期后，我的另一篇短篇——《我不敢在梦中见到的眼睛》，后来我将其扩写成了长篇小说《透明人魔》——又在《全知》杂志上发表。
1982年夏天，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迦梨之歌》。它后来赢得了世界奇幻大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赢得该奖项的处女作。1982年夏天，我想起了在森林中躲避直升机的那个可怕的老妇人，于是写了名为《魔鬼在你身后》的短中篇或者中篇（我总是忘记这两者的具体字数），将其卖给了《全知》杂志。这篇小说成了《全知》杂志历史上首部分两次刊载完的作品。
那篇小说中还没有森林，也没有直升机——最初的故事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周末，老精神吸血鬼们在梅勒妮·福勒的家里重聚——但至少我明白为什么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会那么可怕。她是一个精神吸血鬼。
生活给予了我厚赠。1982年2月，就在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在《迷离境界杂志》上的时候，我们的女儿简出生了。那年夏天，我创作了《迦梨之歌》，将其寄给了我的新经纪人和朋友——理查德·柯蒂斯。虽然没有出版社愿意买这部小说，但那不是我的问题。我相信理查德早晚会为它找到出版商的。与此同时，我还是一名六年级教师，一如既往地热爱并赞美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我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写短篇小说，晚上写，早上写，周末写，尤其是在老师的特别福利——暑假里写。
到1984年，《迦梨之歌》仍然没有卖出去——这本书的加尔各答背景和悲剧基调有效地吓走了出版商——但我得到了一份新的正职工作：同另外三个老师一起，为我们的大型学区设计新的六年级天才培训班项目。这个项目规模惊人，远超我们的预期。参与该项目的四名教师负责设计项目，从数以千计的六年级学生中遴选天才学生，然后编写并教授课程。这份工作令其中两名教师精疲力竭，第二天就辞职了。但剩下的两名，弗兰克和我坚持了下去，最终设计出了APEX（Advans for Exce，优等生高级项目）。校董事会要求项目名用首字母缩写表示，而他们否定了GANDALF（Gifted and Able Learners Forum，天才超能学生论坛）和LPOP（Little ProG.R.am on the Prairie，大草原上的小项目）。
APEX旨在为数以千计的高智商儿童服务。该服务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面向从幼儿园到十九所小学的六年级学生；更令人兴奋的是第二个层级，它面向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孩子们将在APEX中心受训，每隔八个星期就学习一轮新的课程。本学区任何满足年龄条件的孩子都可以提出申请，然后参加半个小时的DAT（能力展现任务）测试。该测试旨在发现三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优等生，他们在某学科拥有优于其他学生的学习能力，包括文学、历史、科学、艺术、音乐、“演艺”、数学、海洋学、生物学、社会研究，等等。每八个星期左右，就会有几百名毛遂自荐的学生来APEX中心，学习新一轮课程。其中一些孩子有资格参加每周五个上午的APEX课程，一连八周，并持续数年。这些高级课程专门为优等生设置，在课程之间还会有独立的特殊培训。
我负责的一堂课是讲解卡尔·萨根的《宇宙》，采用的是大学水平的课程，但扩展阅读材料是我撰写的。这堂课讲授的科学知识都是高中以上的水平，而听这堂课的都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五六年级学生，他们从来没有被冠以“天才”或“神童”之类的头衔。直到今天，我都认为APEX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天才/神童”超前学习项目。在APEX中心接受培训的一批批学生（每批数百人）所完成的作品、设计的方案、展现的思维水平，足以让全国任何一位高级教师感到震惊。
设计、管理APEX项目并亲自参与教学，是我当时乃至迄今从事过的最成功、最具创造性的工作——尽管我现在已经出版过二十七本书。整整三年，我每周都会在APEX项目上倾注一百个小时的心血：开会，回顾并研究相关领域的知识，撰写高级课程，策划新课程，设计最重要的DAT测试（用于发现天才儿童），培训他人做这种设计，培训他人做DAT所需的全面能力群体评估，对八百多名在职老师进行天才/神童培训项目和教室教学的培训，以及大量行政工作。APEX项目日常服务的孩子高达数千，我还要同这些孩子的父母和相关人士会面……而在这三年里，我从未因为经常加班而抱怨过一次，因为我乐在其中。我有幸同如此优秀的孩子一起，为实现高远的目标而奋斗，我感觉就像注射了海洛因一样，兴奋又上瘾。我喜欢这份工作。
1985年，我在APEX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是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蒂斯打来的。他通知我，《迦梨之歌》终于卖出去了。被双日、兰登书屋和班坦图书等许多出版社“几乎拒绝”之后，一家名叫蓝鸟书店的出版社——由詹姆斯·法兰科创办——愿意冒险购买这部由不知名作家创作的小说，预付金为五千美元。
我当晚回到家，将这个消息告诉卡伦，我俩高兴得绕着厨房跳起舞来。三岁的简被卡伦和我先后抱起，跟着跳舞，尽管她似乎并不愿意。我当时觉得生活简直美好极了。
在1990年华纳出版公司的平装版《魔鬼在你身后》的封底上，写着一段文字，可以当作对1985年的我的告诫和警示——
所有人都以暴力为食，但只有那些拥有念控力的家伙才能品尝到终极权力的滋味。
普通吸血鬼侵占的是肉体，只有操控活人的吸血鬼才能亵渎灵魂。
他们经年累月地积聚力量。他们谋划罪恶的游戏。他们发动彼此攻伐的战争。而他们中的胜利者将对整个世界为所欲为，无人能挡。
你们看到了吧，精神吸血鬼有无穷的耐心。他们会耐心等待下去，在你最掉以轻心的时候给你猝不及防的一击。
《迦梨之歌》卖得并不太好，但获得了一定关注，最后还被提名并获得了世界奇幻奖。
没多久，我的经纪人又带来“好消息”，说詹姆斯·法兰科想买我的第二本书。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实际上，我这辈子都痴迷于用精神的力量强迫他人服从这一主题——于是我提出要写一部超长的小说，名叫《魔鬼在你身后》。
詹姆斯·法兰科同意了。这一次，蓝鸟书店愿意给我惊人的两万五千美元预付金，而且只要签合同就付一半定金。卡伦和我（还有小简）一直都靠我的教师薪水勉强度日，这笔钱让我们欣喜若狂。这一次，我们三人不仅在厨房里跳舞，还穿过了我们房子的小客厅，直接出了前门。
接下来，我开始创作史诗巨著《魔鬼在你身后》。（我从一开始就警告詹姆斯·法兰科，这会是一本很厚很厚的书。我还很年轻，至少当作家还不久，对于暴力，以及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我们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这个故事以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一直讲述到糟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暴力事件，比如1980年和1981年的谋杀约翰·列侬、枪击教皇和刺杀美国总统）
读者朋友，你遇到过的最可怕的精神吸血鬼是谁？
是你那吹毛求疵、对你指手画脚、令你痛不欲生的老板吗？
是你那心机重重、玩弄爱情的恋人吗？
是你那魔鬼般的导师吗？
是你那索求无度、喜怒无常、同你争执不下的孩子吗？
抑或是某个你从未想过会是精神吸血鬼的人？他潜伏在阴影中积蓄力量，等待着你自投罗网，然后吸干你的灵魂。
1985年到1986年，我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写作《魔鬼在你身后》。但对于一个热情勃发的年轻小说家来说，足够了。
当然，我每周还要为APEX项目工作八十个小时以上，但这不成问题。夜晚、周末、同卡伦和小简看电视，进电影院，外出游玩，短途旅行……一切休闲时间都被占用了。我在黄色稿纸上运笔如飞，写作到深夜。我一大早就爬起来——我常常不得不六点半以前离家，带着满巴士的孩子去APEX中心，然后七点刚过就得开始上课——将昨晚手写的章节用打字机疯狂地打出来。我花了一大笔钱，从文具租赁行买了一台返修过的二手IBM Selectric打字机。我下了好大决心才购入这台设备，因为以前那台Olivetti小打字机已经不能胜任新的艰巨任务——一部最终长达一千五百多页的大部头。
《魔鬼在你身后》是如此之复杂——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角色是如此之多，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卧室改装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牛皮纸纸条。我在纸条上记录了众多角色的行为、互动以及最终命运，并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勾出来。我记得，梅勒妮·福勒是红色，索尔·拉斯基是蓝色，尼娜·德雷顿是淡黄色，托尼·哈罗德是黄绿色，上校——也就是威利——是纳粹制服般的黑色。我的书房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线条，杂乱地交错着，在重要的交叉点旁还写有潦草的注释。有的线条会突然断掉，因为那条线代表的角色死了。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牛皮纸纸条，看上去就像坏掉的地震检波器吐出的纸带。
秋过冬来，冬去春至，写满字的黄色稿纸、参考书、地图和打字机打出的《魔鬼在你身后》的稿子在身边越累越高，堆成了小山。我不时会告知詹姆斯·法兰科我的这本书会有多厚，而我的出版商兼编辑的回答总是三个字：“没问题。”
这本书计划1986年秋天写完。那年夏天，我聘请APEX项目的秘书阿琳为我工作。她每天在自己家中，根据我修订过的已打出的稿子，将其重新再打出来。当时，我有五六十本字迹潦草、布满涂改痕迹的稿纸，我自己打出来的稿子也有两英尺半高。
那年夏天，我每天有十六到二十个小时用于创作《魔鬼在你身后》。简有时候会来书房找我玩，但她在那个小房间里几乎找不到落脚的空地。卡伦会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来对我说晚安。她知道，我还会继续工作四五个小时，直至寂静的凌晨。每天阿琳都会将她打出的倒数第二稿带给我，而我又会在稿子上做修改，再返给她，然后继续手写剩下的几百页。我就像疯了一样。但我喜欢这种状态。
卡伦和我本来对必须支付给阿琳的昂贵打字费而忧心，但后来我们打消了顾虑。签订合同之后拿到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不是一笔小钱，书稿交出之后，我们又能拿到一万两千五百美元。而1987年初出版精装本后，我们还能拿到六千两百五十美元。就算我必须将预付金的一半拿出来购买打字机、聘请打字员、购买记号笔，那又如何？不管怎样，我都得把书写完！
那年夏末，我终于完成了《魔鬼在你身后》，总共一千五百三十四页。我同詹姆斯·法兰科上次联系还是在好几个星期前，当我把这部巨著的最终长度告诉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真长，但别担心，我们可以出成一本书。”（法兰科一页都没读过，但他喜欢我口头汇报的故事情节）
在理论上的暑假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我夜以继日地将部分章节的最后定稿打出来，阿琳则以更快的速度将我给她的其他章节打出来。我们在学校开学、我必须重新将每周八十到一百个小时投入APEX教学之前的一天大功告成。我请了一天假，带着卡伦和简去了我们镇上的小公共游泳池。我躺在夏末的阳光中（我像蛆一样苍白），看着周围别的家庭和游泳者，我暗暗感叹：这会儿——这短短几小时——就是我的暑假啊。
但我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在我准备将《魔鬼在你身后》交给法兰科的时候，我得知了两件事：第一，我的第一部小说《迦梨之歌》入围世界奇幻奖，成为最后六个候选作品之一；第二，蓝鸟书店破产了。
“何时姊妹再相逢？”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三个女巫之一问。女巫有可能说的是人类大脑的三个主要部分。
几十年前，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脑进化和行为实验室主任保罗·麦克莱恩提出了人类“三位一体脑”理论。这个理论引发了争议，先是被认可，后来遭否定，但他提出的解剖学和进化论上的核心证据却十分明确：我们的大脑是数亿年进化的结果，今天我们的大脑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最新发展出来、也最高级的、位于外层的新皮质，只有我们人类、高等灵长目、鲸鱼和海豚拥有足够复杂、足够多的新皮质；边缘系统——该部分控制我们的肢体动作——所有哺乳动物和一部分爬行动物都有边缘系统；隐藏最深的，是爬行动物脑，这一部分早在几亿年前就进化出来了，早期爬行动物和恐龙的大脑中就只有这一部分。
这就相当于，一部iPod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台古老的odore 64，而odore 64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把锈迹斑斑的算盘。
爬行动物脑关心的是领地，是仪式和模仿，是打斗和逃跑，是愤怒、暴力和侵害，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它念念不忘的就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卡尔·萨根提醒我们，“冷血杀手”这个词十分精确，因为人类的极端暴力行为都是大脑底层的爬行动物脑所驱使的，其背后是充满攻击性的等级观念，以及“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紧迫意识。正如马基雅维利对王子的谏言，如果通过语言和其他高等大脑功能操纵他人失败，就必须“有意地采用野兽的方式”。
古代希腊人从来没有梦想过平等和博爱。他们认为，世界处在一刻不停的竞争（agon）当中——没错，agon就是agony（痛苦、挣扎）的词根——世界上的每个人、每种东西都始终处在竞争中，竞争的结果将人和物分为三等：次等、高等，以及同等。
然而，爬行动物脑——我们所有人大脑中都有这一部分，而我们当中精神吸血鬼的大脑则被这部分所占据——却没有“同等”这一概念，它只知道“高等”和“次等”。恐龙这样的原始掠食者就是这样思维的，所以，如果有必要，它们会杀了你，让自己进入“高等”之列。
在现代人类的大脑中，新皮质占了总质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但许多证据表明，我们的大部分个人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行为、性行为、官僚行为，以及无休无止的战争——都是由爬行动物脑所操控的。
G. K. 切斯特顿曾写道：“你虽然或可摆脱不兼容或偶发的规律，但……不要煽动三角形挣脱三边的捆绑，这只会叫三角形死于非命。”
作为教师（我接受过纽约州教育服务协作机构的培训，有资格测试、诊断、矫正学习障碍），我曾教过近乎自闭的孩子，以及患有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在我十八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接触过心智不健全的孩子，包括两名反社会人格分子。
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年纪不大的孩子，如果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玩玩具，就经常会表现出重复性的行为。在那些精神有残疾或心智不健全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严重。这在医学上被称为“持续重复症”，其表现是不能停下某种行为，比如在眼前挥手扇风，或者不断摇晃、哼唱。在那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复杂，比如，他们必须随时随地带着自制的硬纸板“机器”和绳子做的“电线”，不然就会变得十分消沉。
在自然状态下，所有孩子的重复性的行为——男孩身上最明显，女孩身上更隐蔽——都是在对自己进行接纳和包容，一旦这种尝试失败，孩子就会失魂落魄、孤独无助。
孩子大脑里的新皮质还在发育之中，这一部分对他们行为的控制力还很弱。
相反，爬行动物脑反而十分活跃。有时候，这部分大脑会驱使他们做出可怕的行为。
蒙田在他的《随笔集》第十卷中写道：“……经常，事情是逆向而行的；我们对孩子的喧闹、游戏和稚拙，仍然较之他们长大后循规蹈矩的行为更感到兴趣，仿佛我们爱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消遣，当作小猴，而不是当作人。”
但以专业的眼光观察，孩子自己玩耍时不像猴子，而更像迅猛龙。
精神吸血鬼是大脑新皮质先天被抑制的进化案例，他们的额叶罕见地发达，导致神经元的自转轴垂直于物理极性磁场轴，所以他们的大脑成了一种简陋的全息影像发生器，而不是波前坍塌干扰仪——我们的大脑是后一种情况。换言之，精神吸血鬼的爬行动物脑可以将纯粹的意志力“投射”到其他人脑中相对比较被动的新皮质、边缘系统和爬行动物脑中，尽管目前还不知道这种“投射”是通过电磁波谱进行的，还是某种其他范围的能量。
精神吸血鬼的大脑虽然也有高等新皮质，但那只是一种附属物。精神吸血鬼可以流利地说话，或者伪装出利他主义行为和社交礼仪，但精神吸血鬼（就像反社会人格者）真正关心的，只有打斗和逃跑、优势和劣势、等级和控制。
还有暴力。他们永远都热衷暴力。
用暴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的意志之上。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操控你。
1986年10月，我去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参加第十二届世界奇幻大会。在此之前，我很少参加科幻或奇幻大会，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囊中羞涩。
1986年，卡伦和我其实也无法负担从科罗拉多到罗得岛的机票，但几个星期以来，大会相关人士都在“强烈建议”我参加，我的经纪人和其他作家解释说，这可能意味着我的小说赢得了世界奇幻奖，所以组织者希望我去现场领奖。我之前还从未亲自领取过写作方面的大奖。（我曾经在《迷离境界杂志》短篇小说大赛中与人共同获奖，我在电视上看见罗德·塞林的老友杰克·克卢格曼替我从主持人麦克·道格拉斯手上领取了罗德·塞林纪念奖奖状。颁奖仪式前三十分钟左右，杂志社的人才打电话让我打开电视。大约一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了邮寄回来的奖状，但奖状包装得不好，镀金边框的一边都被撞掉了。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奖状上评委的签名也都看不清了。这些评委是：哈兰·埃利斯、卡罗尔·塞林、罗伯特·布洛赫、理查德·马西森——其中三人被我奉为写作偶像）
1986年10月，我们想去普罗维登斯，但我们无法负担两个人的费用。于是，尽管非常不情愿，但卡伦只好同四岁的简留在家里，我则请了一天假，飞到那里参加周末举行的活动。
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终稿带在身上，它比我的行李箱还重。
蓝鸟书店破产之后，我的手稿——尽管蓝鸟里没有一个人读过——成了蓝鸟的“资产”，被打包交给了债权人，就像办公家具和打字机一样。我宁愿相信，吉姆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给包括《魔鬼在你身后》在内的未能出版的文学资产寻找新东家。
总而言之，一个大出版社——现在姑隐其名，原因很快就会揭晓——得到了尚待出版的《魔鬼在你身后》。我的经纪人安慰我这是好事，因为大出版社的印量会更高，发行也会更好。他还告诉我，参加世界奇幻奖的颁奖宴会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我可以认识我的新出版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的新编辑。
一念及此，我就十分兴奋。法兰科是《迦梨之歌》的出版人和临时编辑，但他的编辑和修改很少很潦草。当然，这主要是我的责任。1986年之前，我发表的都是短篇小说，与我搭档的都是十分优秀的编辑，比如《全知》杂志的埃伦·达特洛，《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肖娜·麦卡锡。但我还没有同图书编辑合作过，我很期待能有这样的经历。
到了普罗维登斯之后，我仍然不相信《迦梨之歌》真的能获奖，尽管活动举办者是那么急切地要求我到场。在世界奇幻奖的历史上，还没有处女作能得奖。何况，同时被提名的作品全都来头不小，有克莱夫·巴克的《诅咒游戏》、彼得·凯里的《骗子》、丽莎·戈尔茨坦的《梦想年代》、保罗·黑兹尔的《冬王》，以及安妮·赖斯的《吸血鬼莱斯特》。《迦梨之歌》只出版发行了几千本精装书，又有几个人会真的读过呢？
不过，无论能不能得奖，只要能见到我的新编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完整手稿交给它的新主人，也就算不枉此行了。
颁奖宴会举行前一天，我和我的编辑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见面了。我之前已经见过了我的新出版商，对他很有好感。
我还记得我吃力地搬出装手稿的大箱子的样子。那一幕像极了斯波尔丁·格雷那部令人又哭又笑的独角戏电影《箱中怪物》。电影里，他的桌上也摆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着他永远都写不完的小说。
我的新编辑是个女人，刚满二十一岁，刚被出版社任命为“恐怖小说”部门的主编。我也姑隐其名吧。
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我头一个小时几乎没有说话。我的新编辑问我除了写作还干什么，我告诉她我的职业是教师，还介绍了正在进行的APEX项目。
“哦，天才/神童培训项目啊。”她轻蔑地挥了挥苍白的手，“我参加过很多次。”
我解释说，我们从不给任何孩子贴“天才”的标签，只是为他们提供学习能力超前的孩子需要的诸多领域的高水平指导。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母亲我是个天才。”我的编辑又挥了下手，“但我们天才知道自己是天才。”
我不回应，只是听她说。“我不会做被动的编辑，”我的新编辑说，“我也不会做好好先生。我们会把这看成是你的第一本小说。你会收到我写的详细修改意见，每一页都是单倍行距。我不会漏过任何一处改动。”
“太——”我说。我本来还要说“好了”两字，但我刚说出一个“太”，就又得听她说了。
“我会在我们公司缔造一个恐怖小说的新王朝，”我的编辑说，“或者说帝国。我将把整个行业的水平提升到新高度。我还没有读你的这本书，我们还没有买你的这本书，但通过我的编辑，它会达到我们的标准，否则根本就进不了待出版名单。”
“太——”我说。
“我知道，你的这本书……有点儿像是剽窃了罗宾森的《念控力》的创意……但我不相信这个设定撑得起那么长的故事。”她向我的大箱子投去恶意而挑剔的目光。
我没有接话。
“总之先看它能不能改出来吧。”她说。然后我只是默默地喝可乐，听她讲述她读书时参加的天才培训项目，以及她在出版业迅速成名的传奇经历。
第二天，《迦梨之歌》赢得世界奇幻奖的时候，我的妻子卡伦竟然出现在了晚宴上。原来，在我走后，她找她哥哥借钱买了机票。当主持人宣布《迦梨之歌》获奖时，我很开心她能在场。
下面我要写的东西，可能会让卡伦抡拳打我。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绝不写别人的负面形象（尤其是女人的），即便在小说中也不写（除了个别大反派）。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面貌、体重都无能为力，还会不时穿错衣服。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然而，在1986年的那场颁奖宴会上，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新编辑却真的很奇葩，她的奇葩着装暗喻了我以后十八个月的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讲讲她有多奇葩。
我的新编辑又矮又胖，而且非常非常苍白，这些都无关紧要。但她那天下午的穿着实在让人无语。她只穿着黑色比基尼小内裤和黑色胸罩，没有穿其他内衣。我之所以看得到这些，是因为她的“长袍”不过是菱形大网眼黑色连体丝袜，让我不禁联想到渔网。我小时候和父亲去伊利诺伊河或明尼苏达州的湖泊上捕鱼时，用的就是这种网。（有一次，我抓住的一条大鳗鱼大网眼中溜走了，但我没有发现，因为我觉得自己网到了一条大蛇，吓得转身就朝反方向全速逃跑。爸爸一把拽住我的皮带，把我甩回了船上，而那条鳗鱼已经穿过网眼溜回河里了）
总而言之，连体丝袜这种服装穿在身上，本来就让观者很不舒服，而她那天穿的这套又太小了，浑身上下的菱形网眼里都是鼓出来的白花花的肉。成年之后，为了避免成为最性感的怪胎，我学会了与女人保持礼貌的目光接触，不管对方的长相或穿着如何。但她这身黑色网眼蜘蛛网“长袍”让我着实不忍直视。这身穿着根本谈不上性感。我的新编辑看上去就像是被缠进了蜘蛛网里。蜘蛛网不断收缩、闭合、勒紧、挤压，似乎要将它的猎物置于死地。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穿这身肯定很不舒服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当天那身黑网是一个比喻。这张网网住的不是她，而是我。在未来的十几个月里，这张网将缠在我身上，越勒越紧。
卡伦和我那年秋天从普罗维登斯回来之后，我告诉她，我的书稿将面临大规模的编辑和修改。我们决定，我将尽其所能地协助编辑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1987年1月开学后，那个学期，我每天仍然要花很长时间为APEX项目工作，但每天的最后几小时，我可以去拜访由我们监督其项目进展的十九所学校中的一所或几所，所以我可以每天只坐班半天——当然，这也意味着，我的收入会减半。虽然我每天仍然有八小时、每周仍然有八十小时为APEX项目工作，但在工作日的下午，我可以抽出几个小时出来。我的新出版商和编辑将在1986年圣诞节前把修改建议反馈给我，我打算用挤出来的这几个小时处理他们的反馈。
说实话，我收入减半后，卡伦和我的生活将十分拮据——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我的工资，我们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孩要养，房贷也才刚还两年。当初我们之所以敢于贷款，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写小说可能会提高收入。何况我们还被告知，如果我的修改令新编辑满意，就能拿到剩下一半预付金的一半，并在出版之后拿到另一半——尽管我的书离出版那天似乎还遥遥无期。
于是，我做出了令教师同事和学区管理者惊讶的举动：拿着一半的薪水，却干了百分之九十该干的工作，为的仅仅是每个工作日下午能抽出两三个小时来。我的编辑承诺说，她的“详细修改建议”将在感恩节前发给我。
可是，1986年的感恩节前，我并没有收到她的建议，直到圣诞节都没有。
我继续拿着一半的薪水干着全天的活儿，望眼欲穿地等着。
直到1987年的复活节，她的修改建议都不见踪影。四月过去了，五月上旬也过去了。我仍在等待。
就在正常学年就快结束的时候（这一学年，我只拿了一半的薪水，但几乎干完了全部工作），我的编辑的信件终于雪片般飞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这种东西）。
她兑现了承诺——她的信写了很多页，全是单倍行距。第一份修改建议信长达十六页。
但我几乎无法理解她的修改建议。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我很快就明白，她的主要意图是，《魔鬼在你身后》必须大幅缩减字数，我当然知道出版商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这本书太长了，很不适合出版。不过，我大概就在那时同罗伯特·里克·麦卡蒙谈了谈——他的畅销恐怖小说《天鹅之歌》也是大部头——里克说，一本书只要上了五百页，其单位成本就会降下来。他说出版商只是习惯性地对大部头持谨慎态度，除非是斯蒂芬·金写的（就连金，出版商也让他把《末日逼近》删了六万字）。
不管怎样，我硬着头皮开始删改《魔鬼在你身后》，同时尽量完整地保留本书的灵魂。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这边还没改完，她那边又寄来了二十页的修改。这一次，我的编辑告诉我：“删掉大屠杀的情节。这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只会拖慢情节。”
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
在我看来，大屠杀这部分就是小说的核心。
自从高中以来，我就对大屠杀倍感兴趣——就算说“着迷”也并不过分。读大学的时候，我曾查阅德语文献，对特别行动队进行了独立研究。这支队伍的大部分成员是前警察、公务员，甚至还有教师，负责对东线的犹太人进行集体枪决。
现代发达国家的一群文明程度应该最高的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野蛮残暴？
德国将现代工业国家的力量同行政和技术手段结合起来，用于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这就是大屠杀。在我看来，大屠杀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对邪恶的登峰造极的崇拜。毫无疑问，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它也是《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涵、血肉和灵魂。“删掉它。”我对编辑解释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地说。
那年夏天，我都在改写、删减《魔鬼在你身后》，在不伤害或阉割小说精华的前提下平衡编辑的出版要求和我的创作理念。但无论我怎么做，我的编辑都不满意。苦苦挣扎九个月后，我感觉自己落入了一张越缩越紧的蜘蛛网中。
编辑的修改建议纷至沓来。
到1987年夏天，我收到的最新修改建议是：“分成两本书重写。”
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分拆为上下册的做法会显得太做作，就像我之前看过的那种古老的星期六系列电影，总是故意留一个所谓的悬念。我做不出这样的事。
1987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的职业生涯遭遇了新的转折。为了表示“所有的教师都是可以交换岗位的”“不需要天才来教育天才儿童”，校区管理者宣布，他们将把APEX项目的设计者/课程编写者/协调者/教师调回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中，然后随机挑选他们的继任者。
我热爱教学。我也热爱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但我知道一个校区管理者不知道的小秘密：教育天才儿童（以及为他们编写合适的课程）确实需要天才。APEX是我当时从事过的最富创造性和最成功的项目，而一旦那些没有能力或意愿为APEX项目奉献时间和创造力的老师接手负责，这个项目的生命力就终止了。
于是，卡伦和我做出了我们生命中也许是最危险也最大胆的决定：我将辞去教职，全职写作。不错，和一年前一样，《魔鬼在你身后》依然没有被出版商接纳，那六千五百美元也依然是镜花水月。而且，为了取悦我那难以取悦的编辑，我不得不经常重写，从而无法着手创作别的长篇小说，甚至连写短篇小说的机会也少得可怜。但如果我全职写作的话……
这是个疯狂的决定。但我们还是迈出了这一步。那年秋天，自从1953年去上幼儿园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九月去学校。实事求是地说，与学校的分别让我的心灵备受创伤。
时间进入九月和十月，我依然在等待明确的修改指示。我渐渐意识到，我的新出版商对《魔鬼在你身后》根本就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将其列入出版计划，没有支付预付金，他们只是将其作为欠他们债的破产了的短命出版社的一份资产接收过来。我的那位在过去十四个月里寄来如此之多（无法理解、无从着手的）单倍行距修改信的编辑也对《魔鬼在你身后》没有多少兴趣。她的工作是重塑整个恐怖小说行业，将她的出版社打造成这个行业的杰出承包商，而不是“修改”由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创作的这部冗长而凌乱的作品。
1987年10月下旬，我陷入了恐慌。虽然两个多月前学校就开学了，但我还是飞到
马萨诸塞州——这是少数几个认真对待天才/神童培训计划的州之一——在波士顿地区寻找一份天才/神童培训计划协调员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竞争异常激烈，参与竞争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往往都有博士学位。
我拿到了波士顿附近地区的三份录取通知书，但我最终选择返回科罗拉多。卡伦和我认为，既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获得比之前的教职更好的工作，那我就应该暂时放弃登上这艘救生船，转而集中精力促成《魔鬼在你身后》的出版，并创作更多长篇小说。
我们开始靠微薄的积蓄和教师退休金度日。我还记得，那年初冬，我在密苏里和纽约的教师养老金账户里发现还有几百美元之后，我们跳着舞大肆庆祝了一番，就像又卖出了一部小说一样高兴。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在寅吃卯粮了。
1988年初，在我同我的编辑相识十八个月之后，她给我提出了最后一条修改建议：“保留《魔鬼在你身后》这个书名，把其他的都推倒重来。”
我受够了。
我浪费了一年半时间来修改小说，损失了一半的教师薪水，还放弃了正式的工作，结果却一无所获。
我给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蒂斯打了个电话，说我想从这个出版商手里将我的小说买回来。我当时没有钱，我打算卖掉房子，把小说买回来，然后……
理查德解释说，我用不着卖房子。他会去同这个出版商磋商赎回《魔鬼在你身后》，争取让他们同意，在我找到新的出版商买这本书之后，再偿还他们预支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
我暂时松了口气。
当然，我不相信还会有出版商买这本书。
达尔顿·特朗勃——优秀的反战小说和电影《约翰尼上战场》的作者——没有写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野牛之夜》，就去世了。
特朗勃出生于1905年，在科罗拉多的大章克申长大。我非常了解那个地方。特朗勃在1939年出版了《约翰尼上战场》，这部小说是受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启发而创作的，那篇文章报道了一位在一战中严重毁容的英国军官。（讽刺的是，作为当时乃至迄今最残酷无情的反战小说，《约翰尼上战场》在二战之前的日本最受欢迎，尽管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了全面军国主义的道路。或者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特朗勃自己后来说，他欣喜地看到，美国参战的时候，他的书已经绝版。他后来撰写了《东京上空三十秒》的剧本，这部电影描写了1942年4月吉米·杜利特尔率领的空袭东京行动，由斯宾塞·特蕾西和范·约翰逊主演）
1943年，特朗勃加入共产党，但很快就因为太忙而无法参加会议，或担负积极角色。不过这并没有让他逃过麦肯锡的指控。他因为拒绝在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上出席作证，成了臭名昭著的“好莱坞十人帮”之一，1950年被关入监狱，刑期一年。
我认为我同达尔顿·特朗勃只有两点相同。第一，我们都是快枪手。（他创作了《罗马假日》的剧本，但伊恩·麦克莱伦·亨特“代替”他出现在职员表里，而亨特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后来特朗勃以真名创作了《斯巴达克斯》《出埃及记》《蝴蝶》等许多获奖影片）第二，我们都痴迷于将一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人这种邪恶的暴行。
《野牛之夜》在特朗勃去世后出版，而我直到写完《魔鬼在你身后》之后才读到这本书。他在书中试图解释人性的最黑暗面，正是这些黑暗面导致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且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的大屠杀。）书名中的野牛是指一种毛发浓密的欧洲野牛，现在已经灭绝。
《野牛之夜》至少有一部分是以名为格里班的年轻纳粹为第一视角的自传，这名纳粹后来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同大多数恶魔一样，格里班并不觉得自己是恶魔。他的大部分第一人称叙述是在为第三帝国的“最终解决方案”辩护，认为这同美国南方邦联试图阻止黑人与白人混血一样。在他看来，自己在捍卫种族纯洁性方面同罗伯特·E. 李没有分别。
当然，事实上，格里班是精神吸血鬼。他追求的不是种族纯洁性，而是对他人的控制。在我们物种的近代历史中，1936年至1945年的欧洲是精神吸血的灾难传播得最快最彻底的地方。
尽管我读《野牛之夜》是几十年前，但我至今仍记得全书开头不久的一个情节，那是格里班讲述的他十多岁时干过的一件事：他带着纯真可爱的雅利安金发小表妹去树林，到了那里，他发现自己可以完全操控八九岁的小表妹。
“蹲下。”他命令道。她惊恐地蹲下。“脱掉内裤。”他接着命令。她乖乖服从。“现在撒尿。”他继续命令。
她最终哆哆嗦嗦地撒了尿。
格里班看着小表妹在自己面前撒尿，竟然感到性兴奋——不是因为她暴露出的性器官，而是因为他对她可以为所欲为。他当时就意识到，在适当的条件下，一个人可以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任何事。这个想法令他产生了高潮，不仅在当时，更在之后的奥斯维辛。
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绝对的权力不仅会带来绝对的腐败，还会让我们对绝对的控制产生欲望，对鲜血带来的权力产生欲望。一旦我们品尝了这种权力的滋味，就会像吸食了海洛因一样不可自拔。让我们上瘾的，是精神吸血。
当我读到特朗勃未能完成的《野牛之夜》的初稿，我就知道自己创作《魔鬼在你身后》并争取将其出版的努力没有白废，尽管这本书可能永远都没有付梓的那一天。
1986年至1987年，当我意识到，我的编辑和出版商绝不会花时间理解并出版我的小说，我便开始忙碌起来。
早在从他们手中赎回《魔鬼在你身后》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疯狂地创作。1987年辞职后的那个秋天，对我来说最艰难的事是承认我实际上已经失业。一想到这里我就抓狂。我辛辛苦苦地念完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就从事教师工作。可是现在，我一没有班可上，二没有收入来养家——半点儿都没有——我害怕极了。（卡伦比我冷静许多，尽管我们最后连教师退休基金的养老金都花掉了。她知道，在美国三亿人口里，只有不到五百人是全职作家，可以单单靠写小说谋生。但她仍然相信，我们的状况会好起来，我的写作生涯会走出低谷。至少她是这么告诉我的……而我被她说服了）
理查德·柯蒂斯继续为我这个不怎么知名的作者服务，四处寻找愿意购买长达一千页（打印稿）的长篇恐怖小说的出版商。我则坚持创作新的小说。
我创作了《重力相》，一部充满哲理的小说，讲述“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前宇航员的中年危机。主人公曾在月面行走，却发现那感觉像是模拟出来的。
我创作了《海伯利安》——一部恢宏的杰克·万斯式的科幻小说。但彼时科幻小说已经日渐式微，大多数都在描写黑暗的未来，或者是赛博朋克风格。
我知道，如果将《海伯利安》的故事讲完，那又会是一部一千五百页的书，但我决定再也不为争取出版这种大部头而吃苦头了。我得成长为重磅作者之后，才有机会争取到将其作为单行本出版。紧接着，我开始创作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但形式上是《海伯利安》的续作，名叫《海伯利安的陨落》。
我又为《全知》杂志写了两个短篇，为黑暗丰收出版社的一个名叫《夜视5》的作品集写了四个短篇。这个作品集只收录了三位作家的作品，另外两位是乔治·R. R. 马丁和斯蒂芬·金。
《海伯利安》和《重力相》都卖给了班坦图书，前者作为科幻小说，后者作为主流小说。《重力相》还作为第一篇小说入选了名叫“光谱”的品牌书系，该品牌专攻“近科幻主流小说”。（他们后来将《重力相》重新贴上了“科幻”的标签。它也许是我最中意的一部小说，但它真的不是科幻）
然后……《魔鬼在你身后》卖出去了。
预付金非常低，还不足以支付我从原出版商手里将其赎回的钱，但我可以用别的小说的预付金弥补差额。我的新出版商——就是将我的三篇短篇小说同乔治·马丁和斯蒂芬·金的作品混合成作品集出版的黑暗丰收出版社——专注于特殊限量版图书出版，而《魔鬼在你身后》的印量很低，只有精装本三千册。
但我不在乎，因为《魔鬼在你身后》终于可以出版了。
新出版商同样没有对我的书稿进行真正的编辑和修改。我记得，我的两名男性出版商给我的全部修改建议只有两条：将“mael”，把“adrenaline”里面的最后一个“e”去掉。（我没接纳最后一条，尽管“adrenalin”也并不算错）
就在《海伯利安》快要创作完成时，他们寄来了《魔鬼在你身后》的校对稿，要求我三天之内修改完毕。我简直快忙疯了。
然后，他们给我介绍了他们唯一可以聘请的设计师——这位设计师要设计封面、扉页和内文的大概十幅插图。（为《魔鬼在你身后》设计插图？我觉得这么做怪怪的，但这毕竟是限量版，而我对这种图书的操作手法一无所知）但我有一点非常清楚：我不喜欢这位设计师的作品。
于是，在全套设计稿截稿前五个星期，我请到了本地的一位设计师朋友凯西——凯瑟琳·麦克尼尔·谢尔曼——同我一起设计封面、扉页和十幅内文插图。
出于某种原因，凯西和我决定采用刮版画作为基本的构图方式。刮版画做起来很有趣——用刀片把一张大刮画板上的黑色图层刮去，露出白底，从而形成一定的明暗效果。不过，刮版画相当于负片构图，做起来相当考验人——就像把挂车倒进弯曲的小巷。凯西和我都很久没有玩过刮版画了，所以我们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
这个过程确实很有趣。每天在楼上写十五个小时的小说之后，我会下楼进入小地下室，来到胡乱拼凑出的临时画板前，一点点地创作《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文插图。
至于封面，则是我画的图，卡西着的色。我用刮版画和彩色墨水创作了扉页。
这些插图——至少我画的插图——相当粗糙，但又透露着诡异的张力。至少我是满意的。
《魔鬼在你身后》最终出版后，我们邀请两位出版商——保罗和斯科特——参加了出版庆祝会。保罗和斯科特都拒绝坐飞机，所以他们从芝加哥开车来到科罗拉多帮助我们庆祝。我们的小房子里一下子容纳了大约六十名客人，拥挤不堪。卡伦定制了一个蛋糕，蛋糕表面用彩色糖霜完美地复制了《魔鬼在你身后》的封面。我刚购入了一台小黑白影印机（用来复印最终版的手稿，不过我得用好几个小时才能一页页地将手稿复印完毕）。我还记得，我们喝了几杯酒之后做了一个小游戏。我的客人——作家、设计师、出版商和其他朋友——分别单独进入我的小书房，影印一样东西，然后拿着自己的“作品”接受评判。
我还记得，我们七岁的女儿简一直在楼梯上看我们开庆祝会，但她参加了这个游戏，并且高票获胜。她的影印作品是她的泰迪熊。
那一天，真好。那一年，真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早年涉足的恐怖小说领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的前编辑达成了她的目标——缔造了一个恐怖小说“帝国”。她和其他出版社的编辑觉得，读者再怎么看恐怖小说都看不厌（因为读者似乎永远都不会厌倦斯蒂芬·金或者迪恩·孔茨的作品），于是出版了数不胜数的恐怖小说。然而几年之后，劣币开始驱逐良币。市场饱和了。读者先是觉得腻烦，继而开始产生戒备心理，因为他们发现充斥市场的几乎全是低质量的恐怖小说。
我看到，有一段时间，恐怖小说作为一个类型几乎彻底消亡。一些连锁书店取消了“恐怖小说”分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许多恐怖小说作家，包括我自己，都转行写别的类型小说去了。
后来，几位杰出作家的优秀作品重新定义了恐怖小说，这一门类才得以再获生机。
主约翰出版社的出版人赫布·叶林是我的朋友，应他的邀请，我曾在洛杉矶同他和他的老朋友们聚过一晚。他的老朋友有罗伯特·布洛赫（《惊魂记》作者）、喜剧演员兼广播明星斯坦·弗雷伯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热门喜剧专辑《美国》的作者兼演员），以及雷·布拉德伯里。几十年来，他们都保持着每个月抽一个晚上聚在一起闲聊的习惯。
那一晚令我终身难忘。
罗伯特·布洛赫警告我，一旦开聊，我就听不到他说话了。他是对的。（我爱罗伯特·布洛赫）整个晚上都是弗雷伯格和布拉德伯里在发言，他们那晚聊的话题是：我们生活中那些魔鬼般的导师。
对弗雷伯格来说，这个人是他的老板鲍勃·克拉姆佩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曾担任艾美奖最佳人偶剧得主《该比尼了》的编剧和人偶操纵者，而这部电视剧的制片人克拉姆佩特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甚至让他的编剧们去洛杉矶街头“朋友的车”中工作，而弗雷伯格和另一个编剧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他朋友的车。有一次，克拉姆佩特为他们安排了繁华街一座空房子里的“写作办公室”。尽管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为了省钱，斯坦·弗雷伯格和同样收入微薄的写作搭档道斯·巴特勒只好搬去那里住。
然后，一天早晨，他们醒来之后发现，他们的“办公室”和家正在被搬到同一条街上的新地点。
不过，弗雷伯格的终极导师/恶魔是百老汇经理戴维·梅里克。他同梅里克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让我忽而大笑、忽而痛哭。
然后，雷·布拉德伯里开始讲述他的终极导师/恶魔——约翰·休斯顿。
1953年，布拉德伯里还是一名年轻而无知的科幻作家，他正同好友雷·哈里豪森在长滩寻找恐龙方面的书，这时他接到消息，说休斯顿想见他。第二天，布拉德伯里前往休斯顿在洛杉矶入住的酒店，这位导演通告了布拉德伯里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已选定年轻的布拉德伯里将《大白鲸》改编为电影，但布拉德伯里之前从未有编剧经验。约翰·休斯顿坚持让布拉德伯里和他妻子去休斯顿在爱尔兰的宅邸中写作。
布拉德伯里向休斯顿先生坦白，他从没读完过那本书。“那你今晚回家就读吧，然后明天回来告诉我，你会帮我杀掉那头该死的白鲸。”约翰·休斯顿用独特的低沉嗓音说。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布拉德伯里的讲述常常被斯坦·弗雷伯格随意打断，要么是做补充，要么是大声质问。但那可以说是我听过的最有趣也最悲伤的故事，或许只有布雷伯格同戴维·梅里克之间的故事可与其相比。
布拉德伯里描述了自己在休斯顿的爱尔兰宅邸中的悲惨遭遇。休斯顿会在一群又一群来他家做客的名人面前取笑、嘲弄布拉德伯里，让这个无知的年轻作家大出洋相。那些名人有著名作家和导演，也有劳伦·巴考尔和汉弗莱·博加特这样的明星。可是，每当休斯顿喝了酒，就会变得特别尖酸刻薄。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与人分别的时候会送上祝福。”布拉德伯里说，“我现在仍然保留了这个习惯。不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爱尔兰酒吧外向朋友们送上祝福的时候，休斯顿突然大发雷霆地大声责怪我：‘你以为你是谁！该死的教皇吗？少装圣人了！’”
在折磨达到巅峰的时候，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考虑过悄悄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天黑后到休斯顿宅邸的长车道尽头接走他们，乘下一趟返回美国的飞机回家。让《大白鲸》见鬼去吧。没有人受得了那种虐待。
不过，导师/魔鬼总是知道被自己折磨的人会何时崩溃，休斯顿也不例外。
洛杉矶那晚，我看见布拉德伯里将四十多年前那晚发生的一幕幕表演出来。尽管长桌边坐着许多名人，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却打算匆匆吃完晚餐，悄悄带着行李上出租车，逃离那个魔窟。但就在这时候——布拉德伯里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约翰·休斯顿的低沉嗓音——休斯顿让在座者都安静下来，宣布道：“今晚有不少才俊到场，但只有一位称得上天才。我现在就要向诸位介绍这个天才。这个年轻人写了一个超级精彩的故事，关于一座灯塔、一只雾号角，还有一头恐龙。”
约翰·休斯顿将布拉德伯里的小说《浓雾号角》完完整整地表演出来——一会儿是灯塔守护者，一会儿是吹响的雾号角，一会儿是吼叫的恐龙。最后，休斯顿让年轻的布拉德伯里站起身，接受桌边所有人的掌声致敬。
在这之后，雷·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玛吉（玛格丽特）起身上楼，打开行李箱，取消了出租车，退掉了回美国的机票。
就这样，这位导师／恶魔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长达八个月。
我也有自己的导师，只是他当时隐于幕后。
我后来发现，一个叫迪恩·孔茨的人是1986年世界奇幻奖的五位评委之一。（埃伦·达特洛是另一位）
孔茨看到了《迦梨之歌》的闪光之处，强烈建议其他评委认真阅读这本大部头，尽管一些评委很不情愿将这个知名奖项颁给第一次创作长篇的作家。
后来，《魔鬼在你身后》由黑暗丰收出版社出版了特殊限量版精装书。（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年轻投机者卖掉了母亲的保险，买了一千本精装书，相当于总印数的三分之一。在橙县的一个书店里，当他拖着一千本书来找我签名的时候，我直接把他和他的跟班赶了出去。后来我听说，这家伙一直等着这些书升值之后脱手牟利，却付不起仓储费，于是仓库老板将书没收，并以定价出售。我尽量回购了这些书。我扯远了）虽然黑暗丰收出版社的精装本《魔鬼在你身后》在市场上来去匆匆，迪恩·孔茨却说服了华纳图书将其出版成九百多页的小号字平装本。他为我做的一切，我之前全不知情，我甚至从未见过孔茨本人。
1990年，《魔鬼在你身后》的平装本出版。同一年，《海伯利安的陨落》由双日出版集团出版，我的长中篇《午夜的熵之床》由主约翰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碎石祷者》也出版了。（诚如我前面所说，我很忙碌）
在我未曾谋面、也未曾与之交谈过的这位畅销书作家的鼎力帮助下，读者终于可以在书店找到并阅读全本的《魔鬼在你身后》。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何时姊妹再相逢，
雷电轰轰雨蒙蒙？
且等烽烟静四陲，
败军高奏凯歌回。
半山夕照尚含辉。
读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喜欢《魔鬼在你身后》二十周年纪念版。祝你们能在生活中避开真正的精神吸血鬼——他们会像猫玩毛线球一样耍弄你们。最后，读者朋友，我祝你们能战胜生活中不得不遭遇的那些恶魔……也祝你们能遇到一位给你们不断带来惊喜的导师。
丹·西蒙斯
2009年7月，于科罗拉多
不，我不会从绝望中寻找慰安，做腐朽的慰藉
不会解散（也许已松了的）人最后的缆绳
或者万分厌倦，喊一声“我不能再忍”……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