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星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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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源这个组长不算是行政职务，局长、副局长是上级任命的领导干部，白纸、黑字、红公章，在档案里放一辈子。而组长只在于局领导的一句话，让你干也行，不让你干也可，不用报批，不走形式。说白了，组长与其他参谋一样，是“革命群众”，不是“领导干部”。
张广源已经四十八岁，是个老参谋，心里什么事情都明白，看到与自己资历差不多，甚至比自己资历浅的同事，一个接一个地走上领导岗位，有时候心里也有一种酸楚的感觉，但多数时候还能够坦然面对，不攀不比，脸上不发烧，心里不着急，依然把一个只有四个成员的小组组长干得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张广源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只要不是在外边出差、开会，星期六或者星期天都要到办公室去一趟，本周没办完的事情处理一下，下周准备做的工作梳理一下，这样的双休日才过得心里踏实。
星期天的上午，张广源一进办公室，就看到陈文铭坐在办公桌前用微机打字，便奇怪地问他：“你星期五不是帮小晨把材料都搞好了吗，又在这里忙什么？”
陈文铭转过身来，对张广源说：“我想把下周随王部长出差要去的几个下属单位的基本情况综合整理一下，明天先呈给首长看一看。”
“出差的事先别着急，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可以等一等。星期天没有急办的事情就好好休息，你与我不一样，我是天天与老婆孩子在一起，你与老婆孩子周末才有机会相聚，有的人是‘两地分居’，你们是‘一地分住’，我总觉得，一家人不经常在一起生活，建立不起来感情。我老婆没有随军的时候，我儿子每次见了我，开始几天连爸爸都不肯叫，好像我是进驻他家的‘军代表’。”
“我看你儿子现在与你感情挺深的。”陈文铭说。
“他是四岁那年才和我爱人一起随的军，刚来部队时，我不知道怎么样与他在感情上沟通，不听话了就揍。我那个儿子有意思，刚开始的时候，我一扬巴掌他就拼命地哭喊，弄得我不好意思下手。到了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倔犟性格就显现出来，抗击打的能力非常强，不论你怎么揍，都是一声不吭。有一次他在学校考试没考好，我又揍了他，他揉着红肿的屁股对我说：你这个学期一共打了我九次屁股。我说：老师布置什么作业你经常记不住，我打你几次你记得倒是很清楚，我今天再打你一次，凑个整数，让你记得更清楚。儿子咬牙切齿地说：你使劲打吧，等我长大了再跟你算账！听了儿子这句话，我站在那里楞了半天没缓过神来，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他，不再以‘家长’的身份管教他，而是学着以‘朋友’的身份对待他。”
“实践证明，打孩子是失败的教育方法。”陈文铭说，“但是，咱们局是综合部门，大事多、急事多，首长直接交办的事情多，让人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工作压力非常大，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耐心教育孩子。”
张广源点点头说：“你说的对，要不然，有的人也不会说我们局是‘夜总会’——夜里总开会，不是研究工作就是讨论材料。”
“不过，工作忙不能成为推脱教育孩子责任的理由，我准备把儿子从他姥姥那里转到咱们这边的学校上学，与柳絮两个人想办法接送，孩子已经娇生了，不能再惯养。”
听陈文铭说到这里，张广源说：“我同意你的说法，觉得晨钟这小伙子就有一些娇生惯养，有些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有人对我过说他是高干子弟，我问过晨钟，他说他的父母都是一般干部。现在调到机关来的干部子女和有特殊背景的人比较多，咱们组有个郑罡就够了，要是再来一个‘公子哥’，可真是让人受不了。”
“张参谋，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陈文铭对张广源说，“郑罡有些作风懒散，生活上不拘小节。晨钟与郑罡不一样，他的求知欲很高，上进心很强，只是社会经验少，显得有些不够成熟。有些干部子弟身上有我们工农子弟看不惯的东西，例如比较傲气和过于自信、花钱大手大脚等等，但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比较聪明，思路开阔，敢说敢讲，这是我们之中的有些人所不具备的。”
张广源点点头说：“你的话有些道理，晨钟来的时间不长，虚心好学，工作认真，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对他还算是比较有好感，只是怕他坚持不长久，想给他更多的压力。说实话，我看不惯社会上那些身体严重缺钙的干部，见了领导腰都站不直，像有些讲的，先弯舌头，再弯脊梁，惟命是从，人云亦云，不敢提建议，不愿出主意。军队和地方不一样，特别是领导机关的办事人员，首长的命令要执行，自己的意见要反映，我们都知道，参谋人员有三次建议权，参谋经常深入一线，对具体情况了解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只要你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首长陈述，也就是过去讲的武能战、文敢谏。不能话要出口，一看领导脸色不对，就噤若寒蝉，屁都不敢放一个，参而不谋，还叫什么参谋？在这个问题上，干部子弟确实比我们做得好一些。”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比干部子弟做得还要好！”
张广源看到陈文铭说话时的态度很诚恳，红了脸说：“我这个人是个犟脾气，有时候认死理，这也是为什么人家都当了局长、副局长，我还在当参谋的原因之一。”
“如果仅凭群众评议的结果选拔干部，你也早就该是局长、副局长了。”陈文铭依然态度诚恳地说。
张广源听了陈文铭的话，欣慰地说：“也不能那样讲，干部部门是全面衡量考察干部，我身上肯定也有一些不符合当领导的缺陷。说实话，如果真让我当领导，也不是干不了，不让我当领导，我心里也很坦然。有时想想，当个领导也不容易，在很多场合，行动有人录像，说话有人录音，有时候还必须学会打官腔、走过场。当个参谋多痛快，有任务时干公家的事，没任务时做自己的事。我这个人奋斗目标不高，踏踏实实办事，老老实实做人，再有个结结实实的好身体，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你别笑，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
“实在人说的当然是实在话！”
陈文铭笑着说。
张广源今天来办公室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办，就向陈文铭打开了话匣子：
“我从小受我父亲的影响比较大，他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党支部书记，可以说是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替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办事。虽然老人家已经去世十来年了，群众对他做过的好事依然念念不忘，逢年过节，他的坟头旁边总有一大堆群众自发地烧过的纸灰。今年七月十六日是我父亲逝世十周年，我请假回家为他扫墓，这你是知道的。那一天，在老家的老坟地给父亲烧完了纸、行罢了礼，我一个人坐在父亲的坟墓旁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后来还躺在老父亲的坟头旁边的草地上打了一会瞌睡，先辈们怕影响我休息，谁也没吭一声气，我离开坟地时，也没有哪个老祖宗找我要一分钱的床位费。他们应该都很理解我，我没有显赫的地位，但是传承了他们朴实无华的品质；我没有太多的金钱，但是发扬了他们勤俭度日的作风。”
张广源看到陈文铭在认真听自己说话，接着往下讲。
“老一代优良的品质和作风，都是每个后来人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但是现在却成了社会上稀缺的奢侈品。我有个上中学时的好朋友，高中毕业后，我参了军，他上了大学。他大学毕业后，从县委办公室秘书干到县交通局局长。我们县交通局有一条贪官生产线，他的前三任局长后来都蹲在监狱里不花钱白吃饭。我曾经告诫过他，前车之鉴，万不能忘，他信势旦旦，说自己决不会重蹈前任的覆辙。我在北京见到过有些商场里卖跳舞毯，今年我回家时发现，我们村通往县城有一条跳舞路，路上布满了大坑小坑，汽车行驶在上边，一蹦大高，这是我那个朋友当局长后刚修了不到三年的路啊！上个月，家里人来信告诉我，我那个老朋友的政治生命即将终结，纪委的谈话把他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组织的结论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在学校时，我与他是同时加入的共青团，我们那时候都很崇拜伟人，把伟人教导的‘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做人处世的宗旨。应当说，后来他也依然崇拜伟人，只不过是在他们的头像印在钱币上之后。”
陈文铭听了张广源的话，点点头，也不无忧虑地说：“你说到这里我想起有人说的一句话，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私欲似草原溜马，易放难收。前几年是人心蜀道，世事秋云，一些本来看着很有良知、很有前途的人，经不起物质引诱，成了让别人唾弃的对象，现在比以前要好一些，组织上给每个干部头上都戴了一个‘紧箍咒’，挽救了不少处于深渊边缘的人。我的那个老同学李开华，他来机关找过我几次，你也见过他，这个人很聪明，但就是不想把心思用在正经地方，整天琢磨着钻政策的空子，找人性的弱点，不为社会创造价值，只知道昧良心赚钱，我越来越看不惯他。家乡的事就不用再说了，说起来让人生气，我的老家是贫困山区，有些基层干部是‘阎王爷不嫌鬼瘦’，总想从群众身上捞点好处，苦了百姓，肥了自己。你的老家是发达地区，干部的待遇比较优厚了，不应该再到处伸手。”
“我的老家才不是发达地区呢，目前还在进行‘土改’。”
“土改！土改不是解放初期进行的工作吗？”
“现在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土改’，有些干部不敢干坏事，也不想干好事，应付完公事就去垒长城、‘斗地主’。”张广源诡秘地笑笑说。
陈文铭也笑了，对张广源说：“你讲话真有意思，我很欣赏你豁达的性格，别人要是都有你那种‘按原则办事，凭良心做人，大不了复员转业回农村，把驴粪蛋子滚上白灰当高尔夫球打’的大无畏精神，思想上和工作上就什么顾虑都没有了。”
“你不要再吹捧‘领导’，我都有点飘飘然了。”张广源笑着对陈文铭说，“咱们商量一下眼前的事，我们组四个人，算是‘两老两新’吧，以后我与郑罡、你与晨钟分别结成对子，我们有向年轻人学习的义务，但更多的是帮助他们熟悉机关的业务和办事程序。他们各有特点，如果说晨钟思想单纯、社会经验不足，郑罡则显得有些世故、社会上关系较广，好在两个人的本质都不错，在机关好好锻炼、学习，都可以成为参谋中的骨干。”
“对，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也要学会用完善的眼光去看待并不完善的人。”陈文铭说。
张广源还想再对陈文铭说些什么，看到晨钟也到办公室来了，便问他：“你双休日不进城看望父母，也来办公室干什么？”
晨钟二十五六岁，高高瘦瘦，身子显得有些单薄，听到张广源问自己话，恭敬地站直了回答：“我的父母都到外地休假去了，我来办公室看看材料。”
陈文铭在一旁对张广源说：“小晨调局里来以后，工作日的晚上经常来办公室看文件和有关资料，有时双休日也过来，你可能没有碰见过他。”
张广源有些高兴地说：“好，新同志调到机关就应该尽快进入情况，为以后开展工作打好基础。你们俩各忙各的事吧，我先回家去了。”
张广源这个组长不算是行政职务，局长、副局长是上级任命的领导干部，白纸、黑字、红公章，在档案里放一辈子。而组长只在于局领导的一句话，让你干也行，不让你干也可，不用报批，不走形式。说白了，组长与其他参谋一样，是“革命群众”，不是“领导干部”。
张广源已经四十八岁，是个老参谋，心里什么事情都明白，看到与自己资历差不多，甚至比自己资历浅的同事，一个接一个地走上领导岗位，有时候心里也有一种酸楚的感觉，但多数时候还能够坦然面对，不攀不比，脸上不发烧，心里不着急，依然把一个只有四个成员的小组组长干得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张广源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只要不是在外边出差、开会，星期六或者星期天都要到办公室去一趟，本周没办完的事情处理一下，下周准备做的工作梳理一下，这样的双休日才过得心里踏实。
星期天的上午，张广源一进办公室，就看到陈文铭坐在办公桌前用微机打字，便奇怪地问他：“你星期五不是帮小晨把材料都搞好了吗，又在这里忙什么？”
陈文铭转过身来，对张广源说：“我想把下周随王部长出差要去的几个下属单位的基本情况综合整理一下，明天先呈给首长看一看。”
“出差的事先别着急，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可以等一等。星期天没有急办的事情就好好休息，你与我不一样，我是天天与老婆孩子在一起，你与老婆孩子周末才有机会相聚，有的人是‘两地分居’，你们是‘一地分住’，我总觉得，一家人不经常在一起生活，建立不起来感情。我老婆没有随军的时候，我儿子每次见了我，开始几天连爸爸都不肯叫，好像我是进驻他家的‘军代表’。”
“我看你儿子现在与你感情挺深的。”陈文铭说。
“他是四岁那年才和我爱人一起随的军，刚来部队时，我不知道怎么样与他在感情上沟通，不听话了就揍。我那个儿子有意思，刚开始的时候，我一扬巴掌他就拼命地哭喊，弄得我不好意思下手。到了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倔犟性格就显现出来，抗击打的能力非常强，不论你怎么揍，都是一声不吭。有一次他在学校考试没考好，我又揍了他，他揉着红肿的屁股对我说：你这个学期一共打了我九次屁股。我说：老师布置什么作业你经常记不住，我打你几次你记得倒是很清楚，我今天再打你一次，凑个整数，让你记得更清楚。儿子咬牙切齿地说：你使劲打吧，等我长大了再跟你算账！听了儿子这句话，我站在那里楞了半天没缓过神来，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他，不再以‘家长’的身份管教他，而是学着以‘朋友’的身份对待他。”
“实践证明，打孩子是失败的教育方法。”陈文铭说，“但是，咱们局是综合部门，大事多、急事多，首长直接交办的事情多，让人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工作压力非常大，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耐心教育孩子。”
张广源点点头说：“你说的对，要不然，有的人也不会说我们局是‘夜总会’——夜里总开会，不是研究工作就是讨论材料。”
“不过，工作忙不能成为推脱教育孩子责任的理由，我准备把儿子从他姥姥那里转到咱们这边的学校上学，与柳絮两个人想办法接送，孩子已经娇生了，不能再惯养。”
听陈文铭说到这里，张广源说：“我同意你的说法，觉得晨钟这小伙子就有一些娇生惯养，有些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有人对我过说他是高干子弟，我问过晨钟，他说他的父母都是一般干部。现在调到机关来的干部子女和有特殊背景的人比较多，咱们组有个郑罡就够了，要是再来一个‘公子哥’，可真是让人受不了。”
“张参谋，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陈文铭对张广源说，“郑罡有些作风懒散，生活上不拘小节。晨钟与郑罡不一样，他的求知欲很高，上进心很强，只是社会经验少，显得有些不够成熟。有些干部子弟身上有我们工农子弟看不惯的东西，例如比较傲气和过于自信、花钱大手大脚等等，但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比较聪明，思路开阔，敢说敢讲，这是我们之中的有些人所不具备的。”
张广源点点头说：“你的话有些道理，晨钟来的时间不长，虚心好学，工作认真，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对他还算是比较有好感，只是怕他坚持不长久，想给他更多的压力。说实话，我看不惯社会上那些身体严重缺钙的干部，见了领导腰都站不直，像有些讲的，先弯舌头，再弯脊梁，惟命是从，人云亦云，不敢提建议，不愿出主意。军队和地方不一样，特别是领导机关的办事人员，首长的命令要执行，自己的意见要反映，我们都知道，参谋人员有三次建议权，参谋经常深入一线，对具体情况了解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只要你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首长陈述，也就是过去讲的武能战、文敢谏。不能话要出口，一看领导脸色不对，就噤若寒蝉，屁都不敢放一个，参而不谋，还叫什么参谋？在这个问题上，干部子弟确实比我们做得好一些。”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比干部子弟做得还要好！”
张广源看到陈文铭说话时的态度很诚恳，红了脸说：“我这个人是个犟脾气，有时候认死理，这也是为什么人家都当了局长、副局长，我还在当参谋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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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源听了陈文铭的话，欣慰地说：“也不能那样讲，干部部门是全面衡量考察干部，我身上肯定也有一些不符合当领导的缺陷。说实话，如果真让我当领导，也不是干不了，不让我当领导，我心里也很坦然。有时想想，当个领导也不容易，在很多场合，行动有人录像，说话有人录音，有时候还必须学会打官腔、走过场。当个参谋多痛快，有任务时干公家的事，没任务时做自己的事。我这个人奋斗目标不高，踏踏实实办事，老老实实做人，再有个结结实实的好身体，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你别笑，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
“实在人说的当然是实在话！”
陈文铭笑着说。
张广源今天来办公室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办，就向陈文铭打开了话匣子：
“我从小受我父亲的影响比较大，他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党支部书记，可以说是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替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办事。虽然老人家已经去世十来年了，群众对他做过的好事依然念念不忘，逢年过节，他的坟头旁边总有一大堆群众自发地烧过的纸灰。今年七月十六日是我父亲逝世十周年，我请假回家为他扫墓，这你是知道的。那一天，在老家的老坟地给父亲烧完了纸、行罢了礼，我一个人坐在父亲的坟墓旁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后来还躺在老父亲的坟头旁边的草地上打了一会瞌睡，先辈们怕影响我休息，谁也没吭一声气，我离开坟地时，也没有哪个老祖宗找我要一分钱的床位费。他们应该都很理解我，我没有显赫的地位，但是传承了他们朴实无华的品质；我没有太多的金钱，但是发扬了他们勤俭度日的作风。”
张广源看到陈文铭在认真听自己说话，接着往下讲。
“老一代优良的品质和作风，都是每个后来人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但是现在却成了社会上稀缺的奢侈品。我有个上中学时的好朋友，高中毕业后，我参了军，他上了大学。他大学毕业后，从县委办公室秘书干到县交通局局长。我们县交通局有一条贪官生产线，他的前三任局长后来都蹲在监狱里不花钱白吃饭。我曾经告诫过他，前车之鉴，万不能忘，他信势旦旦，说自己决不会重蹈前任的覆辙。我在北京见到过有些商场里卖跳舞毯，今年我回家时发现，我们村通往县城有一条跳舞路，路上布满了大坑小坑，汽车行驶在上边，一蹦大高，这是我那个朋友当局长后刚修了不到三年的路啊！上个月，家里人来信告诉我，我那个老朋友的政治生命即将终结，纪委的谈话把他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组织的结论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在学校时，我与他是同时加入的共青团，我们那时候都很崇拜伟人，把伟人教导的‘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做人处世的宗旨。应当说，后来他也依然崇拜伟人，只不过是在他们的头像印在钱币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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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才不是发达地区呢，目前还在进行‘土改’。”
“土改！土改不是解放初期进行的工作吗？”
“现在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土改’，有些干部不敢干坏事，也不想干好事，应付完公事就去垒长城、‘斗地主’。”张广源诡秘地笑笑说。
陈文铭也笑了，对张广源说：“你讲话真有意思，我很欣赏你豁达的性格，别人要是都有你那种‘按原则办事，凭良心做人，大不了复员转业回农村，把驴粪蛋子滚上白灰当高尔夫球打’的大无畏精神，思想上和工作上就什么顾虑都没有了。”
“你不要再吹捧‘领导’，我都有点飘飘然了。”张广源笑着对陈文铭说，“咱们商量一下眼前的事，我们组四个人，算是‘两老两新’吧，以后我与郑罡、你与晨钟分别结成对子，我们有向年轻人学习的义务，但更多的是帮助他们熟悉机关的业务和办事程序。他们各有特点，如果说晨钟思想单纯、社会经验不足，郑罡则显得有些世故、社会上关系较广，好在两个人的本质都不错，在机关好好锻炼、学习，都可以成为参谋中的骨干。”
“对，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也要学会用完善的眼光去看待并不完善的人。”陈文铭说。
张广源还想再对陈文铭说些什么，看到晨钟也到办公室来了，便问他：“你双休日不进城看望父母，也来办公室干什么？”
晨钟二十五六岁，高高瘦瘦，身子显得有些单薄，听到张广源问自己话，恭敬地站直了回答：“我的父母都到外地休假去了，我来办公室看看材料。”
陈文铭在一旁对张广源说：“小晨调局里来以后，工作日的晚上经常来办公室看文件和有关资料，有时双休日也过来，你可能没有碰见过他。”
张广源有些高兴地说：“好，新同志调到机关就应该尽快进入情况，为以后开展工作打好基础。你们俩各忙各的事吧，我先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