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50章 河水东流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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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里的消息一直都很平淡，没有什么大的波澜，除了之前的灭门惨案和兵部失窃案，近期，京师的治安还是不错的，只是，若是有心人观察，就会发现，应天府里的衙役近来巡逻的是越来越勤了，那些拱卫京师的卫所兵，也慢慢的多了起来。
人们都知道，南方朝廷的军队与北方燕逆叛乱的军队正在大战，之前他们都有过心惊胆战的时刻，只是如今似乎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心情也一天天高兴起来，没看见方大人还在准备辩论会嘛，难道你还没有听说，小方大人现在在做货物生意了。
人们总是喜欢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也喜欢拿别人来做标杆，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做出下一步的决定，他们认为大人物还在，所以不需要逃跑，毕竟灾祸还远啊。
京师与京师周围，越来越兴旺的商业贸易，让他们的心思都很活跃，现在连对商户的低看都少了些，毕竟人家过的日子，是实打实的好，自己可是眼红的，比自己的好多了，不说人家买得起三俊楼的吃食，就是那一壶壶新酒烧刀子，就足够自己羡慕了，还有人家家里妻子儿女穿的衣服，哪一样不比自己这个好。
老拿着老眼光看人也是不对的，况且，要不是太祖高皇帝的士农工商四策，说不定白天种地，晚上行商的人多的是呢，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似乎本来就越来越多了。
现在老百姓还是停留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不管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谈不上生产，农民种出来的东西，靠着老天爷赏饭吃呢，蔬菜，粮食，自己留够吃的，剩下的都用来交赋税了，或许也还有节余的，但肯定不多，毕竟生产力低下，种子也不够好，除了人工肥料，也没有后世中的化肥，想必他们也产不出太多的东西。
但是自从三俊楼不断地开发新的菜式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能吃的东西太多了，虽然用来调味的调味料少，但是味道也还行，因此，各个地方的食材交易很多，而这又需要大量的搬运工，大量的车马行，所以廖氏兄弟新建的货栈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反正，这波生意是不亏的，走上正轨看来也不远了。
同时解决了大量无业百姓的工作问题，廖氏兄弟手下的人，也对他们加以训练，毕竟职业操守还是很重要的，况且要发薪水的，凡是中愈参与了的行业，从业人员的薪水都相对较高，当然前提是他们有本事拿到这么多，廖氏兄弟的意思也很简单，手下不养闲人，既然需要，拿出本事来。
所以呢，一大帮子人吃的饱肚子，而且还得不断的加上各种各样的训练，中愈告诉他们，以后咱们手下的人，都要拿的出手，不管是做密探，谍者，杀手，商人，工人，甚至是乞丐，除了他自己，他还要成为任何一个需要他成为的人，而这样，可能会在以后的某段时间，能救他们的性命。
在这段时间里，帝师方孝孺的同窗，同年，学生，大都陆陆续续按约来到了京师，为了方孝孺的辩论大会来，当然大部分也就是来听听，长长见识，方孝孺也没想通过一次谈论会，就让这么多人相信自己的想法，况且让他们的思想提高到较高层次，可能性也不大。
方孝孺亲自接待了他们，也和他们讨论了自己最新的想法，但是，人生，不是事事都能如人愿啊。
这些人中支持者有，中立者有，反对者也不少，有人直言反对，有人委婉劝说，有人帮忙阐释，有人开坛讲解，总之，京师里热闹非凡。
来到京师里的人，也发现了京师的变化，与以前来京师的感受完全不同，除了明面上的变化，他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却都说不上来，不过，变也好，不变也罢，生活要过，理论要增，知识要用，经验要长，说不出来也没关系，这就是生活。
河流之所以能够终流大海，是因为它懂得如何绕过障碍，中愈在考虑，要不要建议父亲迎合一下年轻儒学生的呼声，毕竟持反对声音的较多。
这几天京师的风声他也听见了，讨论的事情多半是方孝孺的辩论大会，特别是国子监入学已久的学生，还有外地来游学的年轻人，当然还有那些有志于在朝廷做官的年轻人，这些人，似乎特别的激愤，中愈听说，已经在圈子里开展了几场小的辩论了，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最后把目光都投向了方孝孺，毕竟，头是他带起来的，找到源头就好了啊，人们似乎很期待二十五号的辩论大会。
中愈知道，其实问题也很简单，前元统治中原时期，儒学的发展收到了阻碍，甚至有些学说已经或多或少的断绝。
前元延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思想。
儒家文化在元代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
元代的“儒化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统治的高层更多的信奉的是喇嘛教，对于汉学显学的接受度很低，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
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
也因此，明朝建立后，真正懂儒学的学者就少，况且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虽然也有宋濂，刘基那样的大儒，但是，指明道路，不仅需要大成者，还需要开拓者啊。
京师里的消息一直都很平淡，没有什么大的波澜，除了之前的灭门惨案和兵部失窃案，近期，京师的治安还是不错的，只是，若是有心人观察，就会发现，应天府里的衙役近来巡逻的是越来越勤了，那些拱卫京师的卫所兵，也慢慢的多了起来。
人们都知道，南方朝廷的军队与北方燕逆叛乱的军队正在大战，之前他们都有过心惊胆战的时刻，只是如今似乎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心情也一天天高兴起来，没看见方大人还在准备辩论会嘛，难道你还没有听说，小方大人现在在做货物生意了。
人们总是喜欢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也喜欢拿别人来做标杆，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做出下一步的决定，他们认为大人物还在，所以不需要逃跑，毕竟灾祸还远啊。
京师与京师周围，越来越兴旺的商业贸易，让他们的心思都很活跃，现在连对商户的低看都少了些，毕竟人家过的日子，是实打实的好，自己可是眼红的，比自己的好多了，不说人家买得起三俊楼的吃食，就是那一壶壶新酒烧刀子，就足够自己羡慕了，还有人家家里妻子儿女穿的衣服，哪一样不比自己这个好。
老拿着老眼光看人也是不对的，况且，要不是太祖高皇帝的士农工商四策，说不定白天种地，晚上行商的人多的是呢，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似乎本来就越来越多了。
现在老百姓还是停留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不管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谈不上生产，农民种出来的东西，靠着老天爷赏饭吃呢，蔬菜，粮食，自己留够吃的，剩下的都用来交赋税了，或许也还有节余的，但肯定不多，毕竟生产力低下，种子也不够好，除了人工肥料，也没有后世中的化肥，想必他们也产不出太多的东西。
但是自从三俊楼不断地开发新的菜式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能吃的东西太多了，虽然用来调味的调味料少，但是味道也还行，因此，各个地方的食材交易很多，而这又需要大量的搬运工，大量的车马行，所以廖氏兄弟新建的货栈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反正，这波生意是不亏的，走上正轨看来也不远了。
同时解决了大量无业百姓的工作问题，廖氏兄弟手下的人，也对他们加以训练，毕竟职业操守还是很重要的，况且要发薪水的，凡是中愈参与了的行业，从业人员的薪水都相对较高，当然前提是他们有本事拿到这么多，廖氏兄弟的意思也很简单，手下不养闲人，既然需要，拿出本事来。
所以呢，一大帮子人吃的饱肚子，而且还得不断的加上各种各样的训练，中愈告诉他们，以后咱们手下的人，都要拿的出手，不管是做密探，谍者，杀手，商人，工人，甚至是乞丐，除了他自己，他还要成为任何一个需要他成为的人，而这样，可能会在以后的某段时间，能救他们的性命。
在这段时间里，帝师方孝孺的同窗，同年，学生，大都陆陆续续按约来到了京师，为了方孝孺的辩论大会来，当然大部分也就是来听听，长长见识，方孝孺也没想通过一次谈论会，就让这么多人相信自己的想法，况且让他们的思想提高到较高层次，可能性也不大。
方孝孺亲自接待了他们，也和他们讨论了自己最新的想法，但是，人生，不是事事都能如人愿啊。
这些人中支持者有，中立者有，反对者也不少，有人直言反对，有人委婉劝说，有人帮忙阐释，有人开坛讲解，总之，京师里热闹非凡。
来到京师里的人，也发现了京师的变化，与以前来京师的感受完全不同，除了明面上的变化，他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却都说不上来，不过，变也好，不变也罢，生活要过，理论要增，知识要用，经验要长，说不出来也没关系，这就是生活。
河流之所以能够终流大海，是因为它懂得如何绕过障碍，中愈在考虑，要不要建议父亲迎合一下年轻儒学生的呼声，毕竟持反对声音的较多。
这几天京师的风声他也听见了，讨论的事情多半是方孝孺的辩论大会，特别是国子监入学已久的学生，还有外地来游学的年轻人，当然还有那些有志于在朝廷做官的年轻人，这些人，似乎特别的激愤，中愈听说，已经在圈子里开展了几场小的辩论了，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最后把目光都投向了方孝孺，毕竟，头是他带起来的，找到源头就好了啊，人们似乎很期待二十五号的辩论大会。
中愈知道，其实问题也很简单，前元统治中原时期，儒学的发展收到了阻碍，甚至有些学说已经或多或少的断绝。
前元延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思想。
儒家文化在元代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
元代的“儒化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统治的高层更多的信奉的是喇嘛教，对于汉学显学的接受度很低，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
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
也因此，明朝建立后，真正懂儒学的学者就少，况且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虽然也有宋濂，刘基那样的大儒，但是，指明道路，不仅需要大成者，还需要开拓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