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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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母亲追悼会上,湿了眼睛。他是爱我的母亲的,当时他恐怕也想到他的身世,他的母亲,他这一生经过的事,百感交集。他跟着我的亲友们,一步一步走下火葬场那个身影,仿佛又在眼前。我不止一次问自己,他与我错在哪里?他一面是一个大学问家,一面是一个让我想起就会心酸疼痛的人。他父母相继在“文革”时期惨死,弟弟也死因不明,只有一个妹妹与他相依为命。除此之外,他几乎没一个朋友。他被整到煤井里做苦工有十年之久,十年面对黑暗,受尽白眼和训斥,夹着屁股做人。那井下之黑暗,几乎是他漫长岁月的象征,看不到亮光,更没有欢乐,倍感压抑,他整个人格都扭曲了。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牺牲品,无意之中,他也把身边的人当成他的牺牲品。
可是母亲怎么知道我们两姐妹和他呢?
王孃孃没说。我也没问王孃孃。
当然,母亲不笨。小姐姐一走伦敦那么久不回中国,而我一个人在中国。小姐姐从小并不让着我,在母亲眼里,姐姐做对不起妹妹的事,所以没有脸来见她这个当母亲的人。我们共侍一夫,不管最先是如何开始,中途如何波折,最后,我是无话可说。跟母亲一样,我也习惯灾难,多一个姐姐进来算什么。母亲看着我们两姐妹,她不能做判官。要么是小姐姐不幸,要么六姑娘不幸,绝大可能是两个女儿都不幸。又不是旧社会,这可是妇女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她说,她这个母亲真是没用透了,所以,两个女儿一个也没和她说这个真相。一个也没有告诉她,那个人离开了她们。可她这个当妈的能感觉到。
两个女儿都抛弃了她这个母亲,她恨自己,认为一切都是她的错,在她无尽的悔恨抑郁之中,又添了新伤。
如果母亲死了,去了天堂,那么相对而言,这人间就是地狱,母亲最后几年过的日子就是地狱的地狱。母亲内心有多少愤怒多么屈辱,多少不平,母亲没有发泄过。尤其是近两年来母亲总以长途电话费贵为由而挂掉我的电话,她那种毅然决然,背后隐藏的是多么大的决心和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心就疼痛。
因为那个人,我的伦敦时代所有的辉煌都枯萎,只剩下失败,双眼望及之处,一片荒原。
“你妈妈要你不要恨他。”王孃孃说。
我说,“我不恨他,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到原谅他。”
渐渐地,渐渐地,我会那样做,不得不那样做,原谅他,并请求得到他的原谅,假若我有什么事做错而一直隐藏在他内心,假若我从未发觉的话。小姐姐呢,她会继续爱他或有一天忘记他?但愿时间的子宫会让她痊愈。
不管是作为我的丈夫或是作为小姐姐的情人,他都不是一个坏人,从看见他的第一眼起,我以为他会爱我,永远不变,而我不会离开他,直到生命结束。现在呢?一切恍若隔世。
母亲是对的,这不能说是谁的过错。我、小姐姐和他,只是我们三个人遇在一起,悲剧就发生了,我们在不该遇见的地点时间遇见了。要说有罪,那就是我,我是罪的源头。
9
分手时,王孃孃把我拉入怀抱,她和母亲一般高。都说人老了,会缩短。可她不,比我高出一个帽头。她的胸膛是那么温暖,我多么后悔没有在母亲生前,靠在她的身上。王孃孃说她看出我有身孕,向我恭喜。我听了王孃孃的建议,还是不要坐大巴走高速,而是坐火车回重庆,这样对胎儿来说更好。
我靠在车玻璃上,火车开出站,开始加速。窗外的树林和房屋飞驶而过。
王孃孃能瞧出,那母亲也能看出来。在一个多月前我从意大利赶回重庆看她时!母亲当时给我一顶婴儿的红帽子。她还给我唱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儿,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我从不记得小时母亲给我唱歌,可她肯定给我唱过,只是我不记得。在她临死前,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母亲又唱起儿歌。
我怎么会瞒过母亲的眼睛呢?母亲她尊重我,什么也没问我,孩子多大,父亲是谁?王孃孃半个小时前也是如此,我没说,她就不多言。
我真是个不孝女,如此大的事情不告诉母亲。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母亲也不怪罪于我,马上离开她,回到北京。不过有一点母亲未想到,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年轻时堕胎,之后也堕胎,近十年我都不曾怀孕,从没想过我会有孩子。在我生日前一天,我月经一向准时,已过了十天没来,我买来检查纸,发现是阳性,一下子呆住。第二天一早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证实了我怀孕了。
我吓坏了,不知道如何办。但马上决定要这个孩子,这是上帝最好的礼物,我要做母亲了。我全副心思投入其中,买来相关的书,上网,找最好的医院,咨询好些做母亲的人,怎么做母亲。那最好的母亲该是我母亲,孩子的外婆,我却忘掉了,我把正走向死神的母亲丢在脑后。直到四天前,我接到了母亲不行的电话。
母亲看我的神情,有些忧虑,有些关切,更多的时候她不多言。真想母亲此时在这儿,坐在对面位置上,听我亲口告诉她怀孕的消息。我会拉过母亲的手来,放在我的肚皮上,感觉我腹中的胎儿的心跳。
“我感觉到了小家伙。”母亲声音变得快乐起来。
我回不到过去。无论我怎么做,都不可能了。
火车高声鸣笛,听着在钢轨上咔嚓有节奏的声音,一下子让我回到今年一月。
他的车子在意大利中部,沿着高速公路向北部威尼斯而来。途中有车向他打灯。他不懂。那车与他并行,朝他打手势,他才明白自己车子出毛病了。他将车停在急停车道上,下车来检查,发现轮胎扁掉,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翻车。他取下备胎换上,继续朝北开来。
一月的威尼斯冰冷,吹着风,几乎没有游人,更没有卖假名牌皮货的黑人。我被出租车——在这儿是小艇,带到岛上。意大利出版社邀请我到这儿参加全意大利出版商与书店老板的会议,让我做一个与自己创作相关的演讲,最后与意大利一个著名记者对谈。还有一段时间才开会,摄影师跟着我,拍我在岛上的生活照。
我不知道怎么来修补自己破碎的心,我嗅到自己的尸体的气味,但我知道有两条路,一条是自暴自弃,到一个完全陌生世界,用酒精迷醉自己,用性忘掉自己,不把生命和感情当一回事,成为一具行尸走肉;另一条路是自救,找回那个打不垮,毁不掉的自我。
我居然遇到了W,他在意大利写书,开车到这儿来看我。我们是2004年深秋在一个住在北京的英国记者朋友的生日聚会见面的,我带了丈夫去。在英国人中,W个子偏高,五十来岁,喜欢开玩笑,刚出版了一本家族在中国的历史小说,大谈如何写书才能在英国出版,他不知我已有多本书在英国出版,我告诉他赛门·拉什狄的书不错。离开聚会后,我们站在街上等出租车,天气很冷,飘着小雨。丈夫对我说,W是那个19世纪把鸦片带到中国来的老牌英国公司在中国的总代表。他的家族从1880年来到中国传教行医修铁路。父亲是洋行大班和香港马会会长,母亲是公认的美人,二战后是伦敦著名的时装模特。他在香港出生,十岁前在日本,之后回英国受教育;W曾在一艘挪威商船上当水手,独自一人在南北美洲旅行,得过英国女王授予的OBE勋章,他居然能一边做生意一边写小说。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他补充了一句:“他对你有意思。”
我不以为然。可是我对丈夫是畏惧的。他说的任何话我都要想想。在他刚和小姐姐好时,我要他离开她,与他争吵,当时他开着车,我威胁要跳下车,他不说话。我要去扳车闸,他用手阻止,还是继续开车。我打开车门,要跳下。他马上踩刹车停下,他的惊骇也不亚于我,他惊恐地大吼,“不要命了。”
我真是不要命了。四周的水向我而来,要吞没我,而W出现了,他正是一叶小舟。这世上大多数人会看不到,只见茫茫水天,可我见到了,就不顾一切地游过去。
第二年初夏我与W第二次见面是在他的第二本书的新书会上。W发来电子信,我去时,他很吃惊,他妻子走过来,与我寒暄。九月他家有个晚宴,为远道而来的英国朋友,请中国作家与之见面。晚宴之后,再也没有音讯。没准他在什么地方旅行,进行冒险。
在这座每日下陷的水城相遇,是我与他的第四次见面。与之前不一样的是,是我写信给他,告诉他我在这儿。意大利出版社安排我住在著名的丹涅尔总统套间,所有落地窗都临河,面朝Lagoon岛,听着旅馆隔壁叹息桥的叹息声,我丝毫感觉不到贡多拉荡出的醉人波光。
我做完演讲,出版社带着我去参加一个意大利出版家、也是出版集团老板的晚宴。那是在大运河几所最著名的别墅之一,天上墙上有古老的画。那天我喝了很多酒,接到W的电话,说到了威尼斯时,我要与他见面。当我坐着水上出租回到丹涅尔旅馆大堂时,我看见了他,穿着厚大衣,一脸疲惫,不止这些,从他眼睛看进去,他是多么不快乐。
当我们步出旅馆,去找一个咖啡馆时,我告诉了他。
“你怎么知道我不快乐?”
“你不快乐已好久。”
他在母亲追悼会上,湿了眼睛。他是爱我的母亲的,当时他恐怕也想到他的身世,他的母亲,他这一生经过的事,百感交集。他跟着我的亲友们,一步一步走下火葬场那个身影,仿佛又在眼前。我不止一次问自己,他与我错在哪里?他一面是一个大学问家,一面是一个让我想起就会心酸疼痛的人。他父母相继在“文革”时期惨死,弟弟也死因不明,只有一个妹妹与他相依为命。除此之外,他几乎没一个朋友。他被整到煤井里做苦工有十年之久,十年面对黑暗,受尽白眼和训斥,夹着屁股做人。那井下之黑暗,几乎是他漫长岁月的象征,看不到亮光,更没有欢乐,倍感压抑,他整个人格都扭曲了。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牺牲品,无意之中,他也把身边的人当成他的牺牲品。
可是母亲怎么知道我们两姐妹和他呢?
王孃孃没说。我也没问王孃孃。
当然,母亲不笨。小姐姐一走伦敦那么久不回中国,而我一个人在中国。小姐姐从小并不让着我,在母亲眼里,姐姐做对不起妹妹的事,所以没有脸来见她这个当母亲的人。我们共侍一夫,不管最先是如何开始,中途如何波折,最后,我是无话可说。跟母亲一样,我也习惯灾难,多一个姐姐进来算什么。母亲看着我们两姐妹,她不能做判官。要么是小姐姐不幸,要么六姑娘不幸,绝大可能是两个女儿都不幸。又不是旧社会,这可是妇女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她说,她这个母亲真是没用透了,所以,两个女儿一个也没和她说这个真相。一个也没有告诉她,那个人离开了她们。可她这个当妈的能感觉到。
两个女儿都抛弃了她这个母亲,她恨自己,认为一切都是她的错,在她无尽的悔恨抑郁之中,又添了新伤。
如果母亲死了,去了天堂,那么相对而言,这人间就是地狱,母亲最后几年过的日子就是地狱的地狱。母亲内心有多少愤怒多么屈辱,多少不平,母亲没有发泄过。尤其是近两年来母亲总以长途电话费贵为由而挂掉我的电话,她那种毅然决然,背后隐藏的是多么大的决心和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心就疼痛。
因为那个人,我的伦敦时代所有的辉煌都枯萎,只剩下失败,双眼望及之处,一片荒原。
“你妈妈要你不要恨他。”王孃孃说。
我说,“我不恨他,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到原谅他。”
渐渐地,渐渐地,我会那样做,不得不那样做,原谅他,并请求得到他的原谅,假若我有什么事做错而一直隐藏在他内心,假若我从未发觉的话。小姐姐呢,她会继续爱他或有一天忘记他?但愿时间的子宫会让她痊愈。
不管是作为我的丈夫或是作为小姐姐的情人,他都不是一个坏人,从看见他的第一眼起,我以为他会爱我,永远不变,而我不会离开他,直到生命结束。现在呢?一切恍若隔世。
母亲是对的,这不能说是谁的过错。我、小姐姐和他,只是我们三个人遇在一起,悲剧就发生了,我们在不该遇见的地点时间遇见了。要说有罪,那就是我,我是罪的源头。
9
分手时,王孃孃把我拉入怀抱,她和母亲一般高。都说人老了,会缩短。可她不,比我高出一个帽头。她的胸膛是那么温暖,我多么后悔没有在母亲生前,靠在她的身上。王孃孃说她看出我有身孕,向我恭喜。我听了王孃孃的建议,还是不要坐大巴走高速,而是坐火车回重庆,这样对胎儿来说更好。
我靠在车玻璃上,火车开出站,开始加速。窗外的树林和房屋飞驶而过。
王孃孃能瞧出,那母亲也能看出来。在一个多月前我从意大利赶回重庆看她时!母亲当时给我一顶婴儿的红帽子。她还给我唱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儿,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我从不记得小时母亲给我唱歌,可她肯定给我唱过,只是我不记得。在她临死前,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母亲又唱起儿歌。
我怎么会瞒过母亲的眼睛呢?母亲她尊重我,什么也没问我,孩子多大,父亲是谁?王孃孃半个小时前也是如此,我没说,她就不多言。
我真是个不孝女,如此大的事情不告诉母亲。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母亲也不怪罪于我,马上离开她,回到北京。不过有一点母亲未想到,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年轻时堕胎,之后也堕胎,近十年我都不曾怀孕,从没想过我会有孩子。在我生日前一天,我月经一向准时,已过了十天没来,我买来检查纸,发现是阳性,一下子呆住。第二天一早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证实了我怀孕了。
我吓坏了,不知道如何办。但马上决定要这个孩子,这是上帝最好的礼物,我要做母亲了。我全副心思投入其中,买来相关的书,上网,找最好的医院,咨询好些做母亲的人,怎么做母亲。那最好的母亲该是我母亲,孩子的外婆,我却忘掉了,我把正走向死神的母亲丢在脑后。直到四天前,我接到了母亲不行的电话。
母亲看我的神情,有些忧虑,有些关切,更多的时候她不多言。真想母亲此时在这儿,坐在对面位置上,听我亲口告诉她怀孕的消息。我会拉过母亲的手来,放在我的肚皮上,感觉我腹中的胎儿的心跳。
“我感觉到了小家伙。”母亲声音变得快乐起来。
我回不到过去。无论我怎么做,都不可能了。
火车高声鸣笛,听着在钢轨上咔嚓有节奏的声音,一下子让我回到今年一月。
他的车子在意大利中部,沿着高速公路向北部威尼斯而来。途中有车向他打灯。他不懂。那车与他并行,朝他打手势,他才明白自己车子出毛病了。他将车停在急停车道上,下车来检查,发现轮胎扁掉,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翻车。他取下备胎换上,继续朝北开来。
一月的威尼斯冰冷,吹着风,几乎没有游人,更没有卖假名牌皮货的黑人。我被出租车——在这儿是小艇,带到岛上。意大利出版社邀请我到这儿参加全意大利出版商与书店老板的会议,让我做一个与自己创作相关的演讲,最后与意大利一个著名记者对谈。还有一段时间才开会,摄影师跟着我,拍我在岛上的生活照。
我不知道怎么来修补自己破碎的心,我嗅到自己的尸体的气味,但我知道有两条路,一条是自暴自弃,到一个完全陌生世界,用酒精迷醉自己,用性忘掉自己,不把生命和感情当一回事,成为一具行尸走肉;另一条路是自救,找回那个打不垮,毁不掉的自我。
我居然遇到了W,他在意大利写书,开车到这儿来看我。我们是2004年深秋在一个住在北京的英国记者朋友的生日聚会见面的,我带了丈夫去。在英国人中,W个子偏高,五十来岁,喜欢开玩笑,刚出版了一本家族在中国的历史小说,大谈如何写书才能在英国出版,他不知我已有多本书在英国出版,我告诉他赛门·拉什狄的书不错。离开聚会后,我们站在街上等出租车,天气很冷,飘着小雨。丈夫对我说,W是那个19世纪把鸦片带到中国来的老牌英国公司在中国的总代表。他的家族从1880年来到中国传教行医修铁路。父亲是洋行大班和香港马会会长,母亲是公认的美人,二战后是伦敦著名的时装模特。他在香港出生,十岁前在日本,之后回英国受教育;W曾在一艘挪威商船上当水手,独自一人在南北美洲旅行,得过英国女王授予的OBE勋章,他居然能一边做生意一边写小说。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他补充了一句:“他对你有意思。”
我不以为然。可是我对丈夫是畏惧的。他说的任何话我都要想想。在他刚和小姐姐好时,我要他离开她,与他争吵,当时他开着车,我威胁要跳下车,他不说话。我要去扳车闸,他用手阻止,还是继续开车。我打开车门,要跳下。他马上踩刹车停下,他的惊骇也不亚于我,他惊恐地大吼,“不要命了。”
我真是不要命了。四周的水向我而来,要吞没我,而W出现了,他正是一叶小舟。这世上大多数人会看不到,只见茫茫水天,可我见到了,就不顾一切地游过去。
第二年初夏我与W第二次见面是在他的第二本书的新书会上。W发来电子信,我去时,他很吃惊,他妻子走过来,与我寒暄。九月他家有个晚宴,为远道而来的英国朋友,请中国作家与之见面。晚宴之后,再也没有音讯。没准他在什么地方旅行,进行冒险。
在这座每日下陷的水城相遇,是我与他的第四次见面。与之前不一样的是,是我写信给他,告诉他我在这儿。意大利出版社安排我住在著名的丹涅尔总统套间,所有落地窗都临河,面朝Lagoon岛,听着旅馆隔壁叹息桥的叹息声,我丝毫感觉不到贡多拉荡出的醉人波光。
我做完演讲,出版社带着我去参加一个意大利出版家、也是出版集团老板的晚宴。那是在大运河几所最著名的别墅之一,天上墙上有古老的画。那天我喝了很多酒,接到W的电话,说到了威尼斯时,我要与他见面。当我坐着水上出租回到丹涅尔旅馆大堂时,我看见了他,穿着厚大衣,一脸疲惫,不止这些,从他眼睛看进去,他是多么不快乐。
当我们步出旅馆,去找一个咖啡馆时,我告诉了他。
“你怎么知道我不快乐?”
“你不快乐已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