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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天下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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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创立的新制度和新秩序,是一盘很大的棋。
一着不慎,也可能满盘皆输。对士的忽略,就是隐忧。
嫡长子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
嫡,就是正妻。妻与夫相匹敌,所以叫嫡。妻生的儿子,就叫嫡子。嫡子当中第一个生出来的,叫嫡长子。
与嫡相对的叫庶。
庶,有众多(庶众)、渺小(庶几)、庞杂(庶务)、卑微(庶民)等意思。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庶的本义既然是众多,那就意味着卑贱。
不过,庶子的地位低于嫡子,却并不因为嫡子的人数一定少,而因为庶子的母亲人数多。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若干。按照西周的婚姻制度,贵族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最低一等的一妻一妾,中高级贵族一妻多妾。这就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一妻多妾,也是宗法制的内容之一。
妾既然人数众多,当然是庶。事实上,妾这个称谓就带贬义。它的本义是女奴,最早的女奴则是女性战俘。战俘们要保命,只能做奴隶,于是“男为臣,女为妾”。原始时代的妾,很可能就是被胜利者随便占有的女人,而且仅仅因为她们是俘虏。那时,战俘可是没有什么人权的。[1]
后来的妾,也一样。
依照“一妻多妾制”,妻妾的来历就不同。妻叫娶,妾叫纳。妻,必须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才能与夫匹敌,也才能叫嫡。纳妾,则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买,可以骗,还可以死缠烂打。因为妾不必有身份和地位。她可以是夫人的陪嫁,父母的丫环,青楼的女子,朋友的歌姬。因此,父母可以赏,朋友可以送,自己可以要,甚至霸王硬上弓。妾既然如此地来路不明,其地位可想而知。
也因此,这样一种制度,就只能叫“一妻多妾”,不能叫“一夫多妻”。
结果,是她们的儿子也不平等。
实际上,不但庶子与嫡子不平等,嫡子与嫡子也不平等。地位最高的是“嫡长子”;其次是“次子”,也就是妻的其他儿子;再次是“庶子”,也就是妾的儿子。但他们的父亲却是同一个人,而且是贵族。如果父亲是周王,他们就是王子;父亲是诸侯,他们就是公子;父亲是大夫,他们就是君子。王子、公子和君子,也要分三六九等?
要的。原因,在继承权。
天子、诸侯、大夫,遗产很多。爵位、领地、财产、权力,这些都要有人继承。有权继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因为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跟全社会一样都实行“父家长制”。这也是宗法制的又一个内容。但所有的儿子都来继承,却不行。有些东西比如财产,可以分。爵位和权力,就分不了,只能传给一个儿子。
这就必须立个规矩。
没有规矩,儿子们打起来,可就无法维稳了。
宗法制,就是立规矩的。
周人立的规矩,叫“嫡长子继承制”。说白了,它就是当时的继承法,只不过不是民法,是礼法。这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我们知道,族的第一代叫祖,第二代叫宗。祖是开创者,只能该谁是谁。宗是继承者,必须有继承之法。宗法制就是规定谁为“宗”的,所以叫“宗法”。
换言之,宗法就是“定宗之法”。
这才有了嫡长子继承制。按照这种制度,不但父亲的爵位和权力,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原则上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除非没有嫡长子(正妻无出),或嫡长子无法继承。反过来,如果是嫡长子传嫡长子,一路传下来,不曾中断,那么,这样的传承就叫“嫡传”,这样的体系就叫“嫡系”,这样的血统就叫“正统”,这样的宗派就叫“正宗”。
这就是宗法三要素——
一、父家长制;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三、嫡长子继承制。
但,这跟封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大一个家
关系就在所有的贵族都是世袭。
世袭,就有继承权的问题。爵位,却只有一个。所以贵族比任何人都更重视宗法。依照宗法制,天子、诸侯、大夫,都只能传位于嫡长子。其他儿子,包括其他嫡子,连血统都不能继承。但这些公子王孙,毕竟都是“贵二代”,总不能撒手不管,让他们流离失所吧?
也只有一个办法:分封。
分封也简单。天子的嫡长子做了天子,他嫡出的弟弟和庶出的哥哥,就分出去做诸侯,或者留在王国做公卿。同样,诸侯的嫡长子做了诸侯,他的弟兄们就封土立家,分出去做大夫。宗法制与封建制,严丝合缝,合二为一了。
结果是什么呢?
天下为家。
这也是必然的。首先,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诸侯则是天子的兄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虽有嫡庶之分,却总归是兄弟。大夫和诸侯,跟天子既然是这种关系,岂能不“四海之内皆兄弟”?
当然,这里说的是姬姓诸侯。但天子与异姓诸侯,以及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之间,却有婚姻关系。比如姬姓与姜姓,秦国与晋国,就长期通婚,所以婚姻也叫“秦晋之好”。这样一来,天子、诸侯、大夫,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要不就是翁婿、郎舅、连襟、亲家。说到底,还是“一家子”。
这真是“好大一个家”。子女,就是臣子和广大民众;父家长,则是各级君主。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分别叫做子民和君父。这种称谓的起源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直到明清还在使用,思想源头则在周。
不过,周天下这个“家”是有层级的。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以下,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是“三级爸爸”,小民则是“子女”,叫“子民”。
子女也要成家立业,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以祖宗为统绪,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宗族从属和依附于大夫构成氏族,大夫是族长。氏族从属和依附于诸侯构成国族,诸侯是族长。国族从属和依附于天子,就构成民族。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周天子是总族长。
难怪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只不过这国家和民族被说成或看成一个“巨型家族”。
同时,它也是“好大一个公司”。
周天下这个公司是“家族型”的,也有总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叫“天下”,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因为天子的治权是天授的,天下的产权也是上天的。所以,天子只能算是总经理,不能算是董事长,王族也不是董事会。
子公司则有两级。天下的子公司叫“国”,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诸侯。国的子公司叫“家”,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因为大夫之“有家”,来自诸侯的授权;诸侯之“有国”,来自天子的授权。上天授权天子叫“天命”,天子授权诸侯,诸侯授权大夫,则叫“封建”,包括“封邦建国”和“封土立家”。家,是子公司的子公司。
关系 董事长 总经理 授权方式
天下 总公司 天 天子 天命
国 天下子公司 天子 诸侯 封邦建国
家 国的子公司 诸侯 大夫 封土立家
嘿嘿,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或者说,三级授权,层层负责。
因此从理论上讲,天子有权收回诸侯的封国,诸侯也有权收回大夫的采邑。这也是有文献记载和文物证明的。当然,按照同样的道理,上天更是有权收回天下。只不过,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它在历史上,就叫“革命”。
革命,会发生吗?
会。
因为“公司”有问题。
姬周株式会社
周天下这家公司,有点像“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是日本和韩国的说法。日文和韩文的“株”就是股权和股份,一股就叫“一株”。所以,株式,就是股份制;株式会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显然,株式会社的株,不是守株待兔的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周天下看作一棵“树”。井田,就是叶子;村社,就是花果;庄园,就是枝条;采邑,就是分枝;封国,就是支干;天下,则是主干。
哈哈!有这么一棵树也很好,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惜树太大,也麻烦。
比方说,树大招风。
招风也是肯定的。毕竟,周人只是得到了“中国”。周边地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风口”,谁知什么时候“风乍起”?一齐刮起来,更成了“龙卷风”。事实上,后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就因为“西北风”。
看来,如果树大,那就必须根深。
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跟日本企业家一样,都主张“和”,只不过中国讲“和谐”,日本讲“和拢”。日本人认为,从老板到员工,都应该把企业看作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发生冲突,每个人都有责任“维稳”,有义务“维和”。这样才能“拢在一起”,长足发展,共同致富。
这就叫“和拢经营”。
日本和韩国,是常常被看作“儒家资本主义”之成功范例的。这其实似是而非。没错,中华文明确实影响了日本和韩国,中华民族的许多智慧也被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契约精神、法治原则。至少,他们产权明晰。株式会社的资本,是股东们一株一株凑起来的。如果不想血本无归,那就必须和衷共济。
更重要的是,产权明晰,就责任明晰,权利明晰。大家都是公司的股权人,为公司奋斗就是为自己奋斗,谁不努力?
周天下却“产权不清”。
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资本,其实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按照“君权天授”的理论,却被说成是“天命空降,直接下载”,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也就是说,天下的产权属于天子。
这样一来,全部股权便都是周王的,只不过分给了大家。分配的结果,是诸侯和大夫得到了“原始股”,士农工商得到了“技术股”。这当然也未尝不可。既然都是股权人,就应该同心同德,才能把自己的股份变成“绩优股”。
可惜这最终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姬周株式会社既不生产,更不分红。公司总部只知道收管理费,生存发展全靠诸侯的国和大夫的家自力更生。时间长了,谁干呀?
其次,这家公司也不上市。不上市又要分蛋糕,还都想多吃多占,就只有窝里斗,结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更重要的是,你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请问有授权书吗?有产权证吗?没有。那好,我们打下的地盘,凭什么说是你的资本?我们创造的财富,凭什么说是你的股权?你能从皇天下载,难道我不能?你能把股权人从殷商变成周,难道我不行?不信革一回命试试?
于是到了战国,周天下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资不抵债彻底破产。
这就是产权不清的后果。
不过在西周初年,却没人想这些。毕竟,公司的破产要到五百年后。周人再有“忧患意识”,也想不到那么远。何况大家都吃了定心丸。嫡长子固然地位无法撼动,次子和庶子也都可以各奔前程。那就和谐吧!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天子诸侯的次子庶子可以再分封,大夫的呢?
重大失误
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做“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这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比方说,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
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但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有的袖手旁观,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变出更多的小宗,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所有家君之子,都是君子,即士。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可以叫君子,至少嫡长子可以。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子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是平民和奴隶。人与民,并不平等。
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长日久,子子孙孙,贵族们那些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就不但只能是小宗的小宗的小宗,甚至不再是“人”。低级贵族之小宗,更是如此。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
周王国其实就是周天子的采邑。它既是政治实体,也是经济实体;既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也是周天王的“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周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务则各有分工。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
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于是,爱家不爱国,便成了家臣的职业道德。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
我们知道,周公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曾经提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这个理论,从诸侯、大夫到家臣,便都应该忠于周天子。然而家臣们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3]
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先,是王土变成了国土,然后又变成了君土(家君之土)。与此相对应,王臣也就会先变成侯臣(诸侯之臣),再变成家臣(家君之臣)。这时的周天子,可真是鞭长莫及了。
因此,家臣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便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就连保家卫国也只能做到一半:他们只保家,不卫国。
周公,你想得到吗?
周人创立的新制度和新秩序,是一盘很大的棋。
一着不慎,也可能满盘皆输。对士的忽略,就是隐忧。
嫡长子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
嫡,就是正妻。妻与夫相匹敌,所以叫嫡。妻生的儿子,就叫嫡子。嫡子当中第一个生出来的,叫嫡长子。
与嫡相对的叫庶。
庶,有众多(庶众)、渺小(庶几)、庞杂(庶务)、卑微(庶民)等意思。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庶的本义既然是众多,那就意味着卑贱。
不过,庶子的地位低于嫡子,却并不因为嫡子的人数一定少,而因为庶子的母亲人数多。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若干。按照西周的婚姻制度,贵族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最低一等的一妻一妾,中高级贵族一妻多妾。这就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一妻多妾,也是宗法制的内容之一。
妾既然人数众多,当然是庶。事实上,妾这个称谓就带贬义。它的本义是女奴,最早的女奴则是女性战俘。战俘们要保命,只能做奴隶,于是“男为臣,女为妾”。原始时代的妾,很可能就是被胜利者随便占有的女人,而且仅仅因为她们是俘虏。那时,战俘可是没有什么人权的。[1]
后来的妾,也一样。
依照“一妻多妾制”,妻妾的来历就不同。妻叫娶,妾叫纳。妻,必须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才能与夫匹敌,也才能叫嫡。纳妾,则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买,可以骗,还可以死缠烂打。因为妾不必有身份和地位。她可以是夫人的陪嫁,父母的丫环,青楼的女子,朋友的歌姬。因此,父母可以赏,朋友可以送,自己可以要,甚至霸王硬上弓。妾既然如此地来路不明,其地位可想而知。
也因此,这样一种制度,就只能叫“一妻多妾”,不能叫“一夫多妻”。
结果,是她们的儿子也不平等。
实际上,不但庶子与嫡子不平等,嫡子与嫡子也不平等。地位最高的是“嫡长子”;其次是“次子”,也就是妻的其他儿子;再次是“庶子”,也就是妾的儿子。但他们的父亲却是同一个人,而且是贵族。如果父亲是周王,他们就是王子;父亲是诸侯,他们就是公子;父亲是大夫,他们就是君子。王子、公子和君子,也要分三六九等?
要的。原因,在继承权。
天子、诸侯、大夫,遗产很多。爵位、领地、财产、权力,这些都要有人继承。有权继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因为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跟全社会一样都实行“父家长制”。这也是宗法制的又一个内容。但所有的儿子都来继承,却不行。有些东西比如财产,可以分。爵位和权力,就分不了,只能传给一个儿子。
这就必须立个规矩。
没有规矩,儿子们打起来,可就无法维稳了。
宗法制,就是立规矩的。
周人立的规矩,叫“嫡长子继承制”。说白了,它就是当时的继承法,只不过不是民法,是礼法。这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我们知道,族的第一代叫祖,第二代叫宗。祖是开创者,只能该谁是谁。宗是继承者,必须有继承之法。宗法制就是规定谁为“宗”的,所以叫“宗法”。
换言之,宗法就是“定宗之法”。
这才有了嫡长子继承制。按照这种制度,不但父亲的爵位和权力,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原则上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除非没有嫡长子(正妻无出),或嫡长子无法继承。反过来,如果是嫡长子传嫡长子,一路传下来,不曾中断,那么,这样的传承就叫“嫡传”,这样的体系就叫“嫡系”,这样的血统就叫“正统”,这样的宗派就叫“正宗”。
这就是宗法三要素——
一、父家长制;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三、嫡长子继承制。
但,这跟封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大一个家
关系就在所有的贵族都是世袭。
世袭,就有继承权的问题。爵位,却只有一个。所以贵族比任何人都更重视宗法。依照宗法制,天子、诸侯、大夫,都只能传位于嫡长子。其他儿子,包括其他嫡子,连血统都不能继承。但这些公子王孙,毕竟都是“贵二代”,总不能撒手不管,让他们流离失所吧?
也只有一个办法:分封。
分封也简单。天子的嫡长子做了天子,他嫡出的弟弟和庶出的哥哥,就分出去做诸侯,或者留在王国做公卿。同样,诸侯的嫡长子做了诸侯,他的弟兄们就封土立家,分出去做大夫。宗法制与封建制,严丝合缝,合二为一了。
结果是什么呢?
天下为家。
这也是必然的。首先,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诸侯则是天子的兄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虽有嫡庶之分,却总归是兄弟。大夫和诸侯,跟天子既然是这种关系,岂能不“四海之内皆兄弟”?
当然,这里说的是姬姓诸侯。但天子与异姓诸侯,以及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之间,却有婚姻关系。比如姬姓与姜姓,秦国与晋国,就长期通婚,所以婚姻也叫“秦晋之好”。这样一来,天子、诸侯、大夫,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要不就是翁婿、郎舅、连襟、亲家。说到底,还是“一家子”。
这真是“好大一个家”。子女,就是臣子和广大民众;父家长,则是各级君主。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分别叫做子民和君父。这种称谓的起源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直到明清还在使用,思想源头则在周。
不过,周天下这个“家”是有层级的。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以下,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是“三级爸爸”,小民则是“子女”,叫“子民”。
子女也要成家立业,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以祖宗为统绪,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宗族从属和依附于大夫构成氏族,大夫是族长。氏族从属和依附于诸侯构成国族,诸侯是族长。国族从属和依附于天子,就构成民族。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周天子是总族长。
难怪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只不过这国家和民族被说成或看成一个“巨型家族”。
同时,它也是“好大一个公司”。
周天下这个公司是“家族型”的,也有总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叫“天下”,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因为天子的治权是天授的,天下的产权也是上天的。所以,天子只能算是总经理,不能算是董事长,王族也不是董事会。
子公司则有两级。天下的子公司叫“国”,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诸侯。国的子公司叫“家”,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因为大夫之“有家”,来自诸侯的授权;诸侯之“有国”,来自天子的授权。上天授权天子叫“天命”,天子授权诸侯,诸侯授权大夫,则叫“封建”,包括“封邦建国”和“封土立家”。家,是子公司的子公司。
关系 董事长 总经理 授权方式
天下 总公司 天 天子 天命
国 天下子公司 天子 诸侯 封邦建国
家 国的子公司 诸侯 大夫 封土立家
嘿嘿,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或者说,三级授权,层层负责。
因此从理论上讲,天子有权收回诸侯的封国,诸侯也有权收回大夫的采邑。这也是有文献记载和文物证明的。当然,按照同样的道理,上天更是有权收回天下。只不过,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它在历史上,就叫“革命”。
革命,会发生吗?
会。
因为“公司”有问题。
姬周株式会社
周天下这家公司,有点像“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是日本和韩国的说法。日文和韩文的“株”就是股权和股份,一股就叫“一株”。所以,株式,就是股份制;株式会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显然,株式会社的株,不是守株待兔的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周天下看作一棵“树”。井田,就是叶子;村社,就是花果;庄园,就是枝条;采邑,就是分枝;封国,就是支干;天下,则是主干。
哈哈!有这么一棵树也很好,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惜树太大,也麻烦。
比方说,树大招风。
招风也是肯定的。毕竟,周人只是得到了“中国”。周边地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风口”,谁知什么时候“风乍起”?一齐刮起来,更成了“龙卷风”。事实上,后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就因为“西北风”。
看来,如果树大,那就必须根深。
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跟日本企业家一样,都主张“和”,只不过中国讲“和谐”,日本讲“和拢”。日本人认为,从老板到员工,都应该把企业看作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发生冲突,每个人都有责任“维稳”,有义务“维和”。这样才能“拢在一起”,长足发展,共同致富。
这就叫“和拢经营”。
日本和韩国,是常常被看作“儒家资本主义”之成功范例的。这其实似是而非。没错,中华文明确实影响了日本和韩国,中华民族的许多智慧也被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契约精神、法治原则。至少,他们产权明晰。株式会社的资本,是股东们一株一株凑起来的。如果不想血本无归,那就必须和衷共济。
更重要的是,产权明晰,就责任明晰,权利明晰。大家都是公司的股权人,为公司奋斗就是为自己奋斗,谁不努力?
周天下却“产权不清”。
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资本,其实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按照“君权天授”的理论,却被说成是“天命空降,直接下载”,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也就是说,天下的产权属于天子。
这样一来,全部股权便都是周王的,只不过分给了大家。分配的结果,是诸侯和大夫得到了“原始股”,士农工商得到了“技术股”。这当然也未尝不可。既然都是股权人,就应该同心同德,才能把自己的股份变成“绩优股”。
可惜这最终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姬周株式会社既不生产,更不分红。公司总部只知道收管理费,生存发展全靠诸侯的国和大夫的家自力更生。时间长了,谁干呀?
其次,这家公司也不上市。不上市又要分蛋糕,还都想多吃多占,就只有窝里斗,结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更重要的是,你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请问有授权书吗?有产权证吗?没有。那好,我们打下的地盘,凭什么说是你的资本?我们创造的财富,凭什么说是你的股权?你能从皇天下载,难道我不能?你能把股权人从殷商变成周,难道我不行?不信革一回命试试?
于是到了战国,周天下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资不抵债彻底破产。
这就是产权不清的后果。
不过在西周初年,却没人想这些。毕竟,公司的破产要到五百年后。周人再有“忧患意识”,也想不到那么远。何况大家都吃了定心丸。嫡长子固然地位无法撼动,次子和庶子也都可以各奔前程。那就和谐吧!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天子诸侯的次子庶子可以再分封,大夫的呢?
重大失误
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做“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这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比方说,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
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但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有的袖手旁观,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变出更多的小宗,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所有家君之子,都是君子,即士。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可以叫君子,至少嫡长子可以。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子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是平民和奴隶。人与民,并不平等。
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长日久,子子孙孙,贵族们那些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就不但只能是小宗的小宗的小宗,甚至不再是“人”。低级贵族之小宗,更是如此。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
周王国其实就是周天子的采邑。它既是政治实体,也是经济实体;既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也是周天王的“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周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务则各有分工。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
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于是,爱家不爱国,便成了家臣的职业道德。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
我们知道,周公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曾经提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这个理论,从诸侯、大夫到家臣,便都应该忠于周天子。然而家臣们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3]
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先,是王土变成了国土,然后又变成了君土(家君之土)。与此相对应,王臣也就会先变成侯臣(诸侯之臣),再变成家臣(家君之臣)。这时的周天子,可真是鞭长莫及了。
因此,家臣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便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就连保家卫国也只能做到一半:他们只保家,不卫国。
周公,你想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