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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指甲和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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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上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考试，不知道发试卷的人怎么把绍振国想起来了。这种考试年年都有，不考不行，一般情况下都有标准答案。结业证（每回考试都要发结业证）是我和秘书小王填的，填好后还要加盖单位的公章，为了加快速度，我和小王一个用红把子盖，一个用钢戳子戳，这种结业证谁还会当回事呵？因此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绍振国会来找我。他一脸讨好地笑着，他变得又瘦又黑，像是从煤堆里拱出来的。外突的门牙好像长得比以前长了许多，皱巴巴的嘴皮用劲地包着它们，我觉得有点像大猩猩（我很惭愧我怎么得出这种印象）。他小心翼翼地述说着他找我的理由。他说我们发给他的结业证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的是钢印，而他的是红泥印。我嘲讽地给他解释说，只要是个章巴巴就行了，红的白的都一样。我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点了支烟，我不想再和他说别的话。他等我头脸周围的白烟散开后向我倾了倾脸。
“麻烦一下，请、请、请你给我的改成和他们一样，要、要、要得不？”
“你要这个本本有什么用？”
“嘿……嘿，反正是队上发给我的。”
我说：“有个本本就行了，表示你学习过了。”
这时有人来找我了解单位上安装内部电话的情况。绍振国很自觉地让到一边，但他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对他说，本本就像那个样子，没有必要重新盖过，我忙得很，叫他不要在这里影响我工作。
谁想就要下班的时候他又钻进来了。他不依不饶地说：“就耽搁一哈哈，戳一个钢印就行了。”
我生气地扯过他的结业证砸在桌子上。
“神经病！”
“嘿嘿嘿，一哈哈，一哈哈就行了。”
我打开柜子把钢戳子拿出来，差点给他把结业证都盖穿了。他哈着腰，一连说了几个谢谢。
他照样还是下岗职工，已经好几年了。
后来他生病了，我是去给他送毛毯和选民证时知道的。单位上那年炼出四千两黄金，就像叫花子捡银子，拿不定主意怎么用，队长想了半天就给每个职工买了床毛毯。
那只猫坐在门口晒太阳，一副心逸日休别无所求的样子。它已经老了，它周围不时飘舞着从它身上脱落的绒毛，这些绒毛很轻，没有一点光泽，所以在空气中很难让人发现。绍振国躺在床上，他在门上绑了一根竹竿，另一头搭在他的枕头边，看样子是为了方便睡在床上开门关门。我还没走拢他就把门拉开了。
“绍大炮你是不是生病了？”我问他。
他窸窸窣窣地动了一阵，嘿嘿嘿地笑着说，“不晓得是啷个搞的，周身都不安逸。”
我感到有一种东西正在他身上缓慢地发生作用，他的身体将会越来越轻。这种感觉非常尖锐，使我一下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
“你去开药了吗？”
“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哪有生病不吃药的道理？”
“我晓得，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我把毛毯和选民证交给他，要他务必在投票的时候到场。
“要得。”他说。
我看出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我便第一次有耐心地等着他。他推了一下竹竿，门关上了。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什么事你说吧。”
“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哪个地方在收指甲？”
“哪里会有收指甲的，拿去做啥子？”
“做药，”他肯定地说，“我听说过的，做药，一百二十块钱一两。”
“你存了好多？”
他神秘地移开脑壳，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面装了：半袋令人作呕的指甲。
我不愿看第二眼，我忙说我给他问问，看是不是真有人要。
“你怎么不用指甲试试你自己的病呢？”我多余地问了一句。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很难受地把头扭在一边，怎么也不理我了。我刚出门，他就用竹竿把门关上了。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把刚才的事当成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
他们说，“他还很有点经济头脑呵。”
我并没有忘记提醒工会干部，绍振国病成那样了，怎么也应该去关心一下。几天后，工会的人说，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我们便同时想到是不是和他家里的人联系一下，来个人照顾他，这之前由办公室的人轮流护理。他全身难受，那种不知所措的难受。护理他的人咳一声或者有点什么别的表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表示，是他自己觉得别人有表示），他就像做错了什么一样，干笑着，讨好地腆着脸。绍振国在医院住了四天，最后一天下午他却突然失踪了。开始我们以为他是上街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去了，可到半夜还没回来。忙派人到油库去找，我们设想他可能去的第一个去处就是油库，他不在。几天后，有人在森林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正是绍振国。
他静静地躺在一丛苦蒿里面。一对准备在那里偷偷狎戏的年轻人发现了他。他们开始还以为绍振国是有意躲在那里看，那女的骂他老不要脸，那个男的则过去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但立即他们就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人多的地方说，山坡上有个死人，他们夸大其词地描述了一通他们看见的“惨相”，使那些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那是一桩刑事案件，但法警和医院的、医生以及202地质队的人否定了这种说法。唯一不好解释的是，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因为他住进医院后就没再吃一点东西，而他此时又病人膏盲。
真没想到他会采取这种死法。我们坐待事态的发展，因为到时候他的亲属来了肯定要向单位“讨个说法”。在我们看来单位上并没有任何责任，谁也没有责任。但我们还是做了些准备，比如抚恤费的问题——如果他的子女没满十八岁的话，他们可以按月领取三十块钱。但两个月后我们却得到确信，他在别处没有家，他没有结过婚，自然也没有儿女，而且幼失怙寺。
这让所有的人又一次始料未及。
油库请理工作终于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决定由队办负责完成。队办秘书小王是个女的，这种事情自然不会落到她头上。她还没有流露出半点不情愿我就主动说：“我去，办公室有事你打手机给我就行了。能处理你就处理，不能处理等我回来再说。”
清理工作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这是我预先一点也没有料到的。有些东西丢了可惜，留着又没多大用处。我把它们通通叫鸡肋。当然同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居然清理出一整桶柴油和半桶机油，还有一台从未用过的直流电动机，还没开封。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开始时抱怨我怎么找他们来干这个活，可越到后面他们越干得起劲，一旦从里面掀出什么多少有点用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个就会兴高采烈地来向我报告。我在绍振国以前住的那间值班室安了张桌子，对清理物资进行登记。越到后面，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起步的资本家。
被清理出来的东西堆在坝子里，因此每天晚上都需要有人照看。我试图安排那四个工人轮流值夜班，我刚开口他们就鼓起灿烂的双眼：放你的狗屁！于是我在绍振国住过的屋子里住了整整四个晚上。
虽然我自认为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想到不久前睡这屋的人已经死了，还是多少有点胆怯。而且屋子里的霉味和肮脏的尘垢，老是让我想起慢慢阴阴不苟言笑的绍振国。
有一天晚上我刚睡下不久，就听见外面的席子哗啦地响了一声，好像有人在取什么东西，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我立即想起曾经听过的传说，是不是绍振国回来收他的脚印来了？据说人死了都要收脚印，要把在人间留下的脚印都收走才能过得了“奈何桥”。我睡意顿消。过了没多久，屋子里又窸窸窣窣地响起来。听了一阵，终于明白是耗子。开灯一看，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躺在屋子中间。我怕染上鼠疫，没敢用手去翻。我用一根细铁丝把它拨开，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画的符号让人莫名其妙。这显然是一个日记本，因为有日期，是1972年的，但日期下面不是写的汉字，而是简单的圈和叉。
1972.7.21．音．〇〇
1972.8.22．青天．×〇
音和青可能是阴和晴。绍振国是小学二年级文化，他画这些圈圈和叉叉肯定是只有自己能懂的文字。除了圈和叉，有些地方加有你、我、他这类的人称代词。
我索性翻身下床，看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日记本。用他原来撑门那根竹竿捣了一阵，又掏了五本出来。让人泄气的是里面写的都一样，还是叉和圈。只有其中一个本本上多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几个字。但同时我又发现，本子上每到年底，有多少个叉和圈都有统计。而且越到后面几年，圈越来越多。我想起自己和他打的几回交道，他是打圈还是叉呢？第二天我回去把自己的日记找出来和绍振国的日记进行对照。宣布他下岗那次是这样记的：
他们我〇
〇
他来找我改钢印那回是圈中间画了一个叉。我去给他送毛毯和选票那回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在此之前停止记“日记”了。
我突然间明白了，“〇”是说对了话或做对了事的意思，“×”则正好相反。
我一下觉得天地间变得很静，心中有一片风轻轻荡漾着。
开始清理油库时，绍振国喂的那只老猫还在，但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它了，它也像绍振国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单位上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考试，不知道发试卷的人怎么把绍振国想起来了。这种考试年年都有，不考不行，一般情况下都有标准答案。结业证（每回考试都要发结业证）是我和秘书小王填的，填好后还要加盖单位的公章，为了加快速度，我和小王一个用红把子盖，一个用钢戳子戳，这种结业证谁还会当回事呵？因此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绍振国会来找我。他一脸讨好地笑着，他变得又瘦又黑，像是从煤堆里拱出来的。外突的门牙好像长得比以前长了许多，皱巴巴的嘴皮用劲地包着它们，我觉得有点像大猩猩（我很惭愧我怎么得出这种印象）。他小心翼翼地述说着他找我的理由。他说我们发给他的结业证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的是钢印，而他的是红泥印。我嘲讽地给他解释说，只要是个章巴巴就行了，红的白的都一样。我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点了支烟，我不想再和他说别的话。他等我头脸周围的白烟散开后向我倾了倾脸。
“麻烦一下，请、请、请你给我的改成和他们一样，要、要、要得不？”
“你要这个本本有什么用？”
“嘿……嘿，反正是队上发给我的。”
我说：“有个本本就行了，表示你学习过了。”
这时有人来找我了解单位上安装内部电话的情况。绍振国很自觉地让到一边，但他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对他说，本本就像那个样子，没有必要重新盖过，我忙得很，叫他不要在这里影响我工作。
谁想就要下班的时候他又钻进来了。他不依不饶地说：“就耽搁一哈哈，戳一个钢印就行了。”
我生气地扯过他的结业证砸在桌子上。
“神经病！”
“嘿嘿嘿，一哈哈，一哈哈就行了。”
我打开柜子把钢戳子拿出来，差点给他把结业证都盖穿了。他哈着腰，一连说了几个谢谢。
他照样还是下岗职工，已经好几年了。
后来他生病了，我是去给他送毛毯和选民证时知道的。单位上那年炼出四千两黄金，就像叫花子捡银子，拿不定主意怎么用，队长想了半天就给每个职工买了床毛毯。
那只猫坐在门口晒太阳，一副心逸日休别无所求的样子。它已经老了，它周围不时飘舞着从它身上脱落的绒毛，这些绒毛很轻，没有一点光泽，所以在空气中很难让人发现。绍振国躺在床上，他在门上绑了一根竹竿，另一头搭在他的枕头边，看样子是为了方便睡在床上开门关门。我还没走拢他就把门拉开了。
“绍大炮你是不是生病了？”我问他。
他窸窸窣窣地动了一阵，嘿嘿嘿地笑着说，“不晓得是啷个搞的，周身都不安逸。”
我感到有一种东西正在他身上缓慢地发生作用，他的身体将会越来越轻。这种感觉非常尖锐，使我一下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
“你去开药了吗？”
“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哪有生病不吃药的道理？”
“我晓得，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我把毛毯和选民证交给他，要他务必在投票的时候到场。
“要得。”他说。
我看出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我便第一次有耐心地等着他。他推了一下竹竿，门关上了。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什么事你说吧。”
“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哪个地方在收指甲？”
“哪里会有收指甲的，拿去做啥子？”
“做药，”他肯定地说，“我听说过的，做药，一百二十块钱一两。”
“你存了好多？”
他神秘地移开脑壳，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面装了：半袋令人作呕的指甲。
我不愿看第二眼，我忙说我给他问问，看是不是真有人要。
“你怎么不用指甲试试你自己的病呢？”我多余地问了一句。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很难受地把头扭在一边，怎么也不理我了。我刚出门，他就用竹竿把门关上了。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把刚才的事当成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
他们说，“他还很有点经济头脑呵。”
我并没有忘记提醒工会干部，绍振国病成那样了，怎么也应该去关心一下。几天后，工会的人说，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我们便同时想到是不是和他家里的人联系一下，来个人照顾他，这之前由办公室的人轮流护理。他全身难受，那种不知所措的难受。护理他的人咳一声或者有点什么别的表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表示，是他自己觉得别人有表示），他就像做错了什么一样，干笑着，讨好地腆着脸。绍振国在医院住了四天，最后一天下午他却突然失踪了。开始我们以为他是上街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去了，可到半夜还没回来。忙派人到油库去找，我们设想他可能去的第一个去处就是油库，他不在。几天后，有人在森林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正是绍振国。
他静静地躺在一丛苦蒿里面。一对准备在那里偷偷狎戏的年轻人发现了他。他们开始还以为绍振国是有意躲在那里看，那女的骂他老不要脸，那个男的则过去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但立即他们就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人多的地方说，山坡上有个死人，他们夸大其词地描述了一通他们看见的“惨相”，使那些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那是一桩刑事案件，但法警和医院的、医生以及202地质队的人否定了这种说法。唯一不好解释的是，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因为他住进医院后就没再吃一点东西，而他此时又病人膏盲。
真没想到他会采取这种死法。我们坐待事态的发展，因为到时候他的亲属来了肯定要向单位“讨个说法”。在我们看来单位上并没有任何责任，谁也没有责任。但我们还是做了些准备，比如抚恤费的问题——如果他的子女没满十八岁的话，他们可以按月领取三十块钱。但两个月后我们却得到确信，他在别处没有家，他没有结过婚，自然也没有儿女，而且幼失怙寺。
这让所有的人又一次始料未及。
油库请理工作终于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决定由队办负责完成。队办秘书小王是个女的，这种事情自然不会落到她头上。她还没有流露出半点不情愿我就主动说：“我去，办公室有事你打手机给我就行了。能处理你就处理，不能处理等我回来再说。”
清理工作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这是我预先一点也没有料到的。有些东西丢了可惜，留着又没多大用处。我把它们通通叫鸡肋。当然同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居然清理出一整桶柴油和半桶机油，还有一台从未用过的直流电动机，还没开封。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开始时抱怨我怎么找他们来干这个活，可越到后面他们越干得起劲，一旦从里面掀出什么多少有点用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个就会兴高采烈地来向我报告。我在绍振国以前住的那间值班室安了张桌子，对清理物资进行登记。越到后面，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起步的资本家。
被清理出来的东西堆在坝子里，因此每天晚上都需要有人照看。我试图安排那四个工人轮流值夜班，我刚开口他们就鼓起灿烂的双眼：放你的狗屁！于是我在绍振国住过的屋子里住了整整四个晚上。
虽然我自认为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想到不久前睡这屋的人已经死了，还是多少有点胆怯。而且屋子里的霉味和肮脏的尘垢，老是让我想起慢慢阴阴不苟言笑的绍振国。
有一天晚上我刚睡下不久，就听见外面的席子哗啦地响了一声，好像有人在取什么东西，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我立即想起曾经听过的传说，是不是绍振国回来收他的脚印来了？据说人死了都要收脚印，要把在人间留下的脚印都收走才能过得了“奈何桥”。我睡意顿消。过了没多久，屋子里又窸窸窣窣地响起来。听了一阵，终于明白是耗子。开灯一看，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躺在屋子中间。我怕染上鼠疫，没敢用手去翻。我用一根细铁丝把它拨开，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画的符号让人莫名其妙。这显然是一个日记本，因为有日期，是1972年的，但日期下面不是写的汉字，而是简单的圈和叉。
1972.7.21．音．〇〇
1972.8.22．青天．×〇
音和青可能是阴和晴。绍振国是小学二年级文化，他画这些圈圈和叉叉肯定是只有自己能懂的文字。除了圈和叉，有些地方加有你、我、他这类的人称代词。
我索性翻身下床，看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日记本。用他原来撑门那根竹竿捣了一阵，又掏了五本出来。让人泄气的是里面写的都一样，还是叉和圈。只有其中一个本本上多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几个字。但同时我又发现，本子上每到年底，有多少个叉和圈都有统计。而且越到后面几年，圈越来越多。我想起自己和他打的几回交道，他是打圈还是叉呢？第二天我回去把自己的日记找出来和绍振国的日记进行对照。宣布他下岗那次是这样记的：
他们我〇
〇
他来找我改钢印那回是圈中间画了一个叉。我去给他送毛毯和选票那回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在此之前停止记“日记”了。
我突然间明白了，“〇”是说对了话或做对了事的意思，“×”则正好相反。
我一下觉得天地间变得很静，心中有一片风轻轻荡漾着。
开始清理油库时，绍振国喂的那只老猫还在，但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它了，它也像绍振国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